一场哀悼的仪式
——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仪式书写背后的文化意涵

李 欢



一场哀悼的仪式
——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仪式书写背后的文化意涵

李 欢

【摘 要】《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于2005年发表的描述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困境与沧桑历史的长篇小说。小说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女人的叙事口吻讲述了本民族的生存史和文化史。文中有许多关于鄂温克民族仪式的书写，通过这些书写一定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记忆。本文以仪式为切入点，探讨仪式所承载的信仰与情感、所蕴含的作者的民族认同以及对文本叙事的进程与结构上的重大影响，呈现出一场哀悼的仪式。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 仪式书写 信仰

小说当中有许多关于鄂温克民族仪式的书写内容，一定程度上让我们看到该民族的历史文化状况，成为反映民族文化、历史记忆的载体。仪式研究历来是宗教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领域。在西方，涂尔干、特纳等人对于仪式的研究颇有建树。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当属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他认为“宗教现象可以自然而然地分为两个基本范畴：信仰和仪式。信仰是舆论的状态，是由各种表现构成的；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1］33仪式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承载着某种信仰，并且具有一种特殊的社会记忆功能，将这一功能运用于文学领域，成为另一种形式的叙事——仪式叙事，它是指“仪式具有记忆、存储历史文化信息的功能”。［2］3学界对仪式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有广义狭义之说，由于本文重在描写鄂温克族的民族日常生活和宗教上的礼拜仪式，在这里使用的即是仪式狭义上的概念。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仪式书写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关于仪式的书写笔墨颇多，在特定时空环境下的仪式书写营造了仪式所承载的鄂温克民族文化的神秘氛围，同时，仪式情境中使用的不同行为语言，包括祭供、跳神、葬礼等仪式当中的带有民族文化气息的行为语言也向我们展示了独特的鄂温克文化。

（一）仪式与时空

“一个完整的、公开的群体仪式，总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环境、场景中的一系列行为的综合展现，我们可以把这样一个在特定时空环境中综合展现出来的仪式的情形称作‘仪式情境’。”［3］33在小说中，仪式的举行总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内进行，最为鲜明的是跳神和祭供玛鲁神仪式总是在人即将面临死亡时刻或者进行搬迁、出猎等于鄂温克民族而言最为重要的时间进行。这一系列行为是由尼都萨满跳神而展开的。跳神仪式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九次，其中除了为新萨满上任举行的两次跳神仪式外，其余七次均为拯救人、动物以及最后一次跳神求雨。每一次跳神仪式需要在夜幕降临后，或需要在一个封闭的空间进行（在救马粪包跳神时，虽然接近黄昏，但天仍然亮堂着，为了制造黑暗，妮浩让人把冬日才用的兽皮帷子罩在轻薄的桦皮帷子上，防止它透光［4］159），需要宰杀驯鹿或者羊等来作为祭品。另一重要仪式的进行则是在搬迁和出猎时举行的祭供玛鲁神仪式。小说写到，当鄂温克人“捕到熊、堪达罕等大型猎物时，就要在乌力楞外搭三角棚子，将猎物的头，切下风葬，将内脏取出祭玛鲁神，次日在神偶嘴上涂上猎物内脏的血。”［4］41-42搬迁和出猎对于鄂温克游牧民族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活动。这样，祭供玛鲁神以求搬迁、出猎顺利则尤为重要。就时间而言，跳神仪式总是在救人救急的关键时刻进行，祭供玛鲁神的仪式也是在搬迁和出猎这样在民族生活中重要的时间维度进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仪式作为萨满连通神和人活着人的活动之间的工具，体现对神和祖先的尊重与怀念，反映神的力量与人的渺小。就空间而言，仪式中一定的空间氛围设置体现了跳神和祭供仪式的神圣性，对神灵的保护欲崇敬。同时也由于仪式并不任意出现于日常生活中使得小说因此更具神秘色彩。

（二）仪式的行为语言

仪式的行为语言，或者说仪式的交流媒介，在荆云波的著作《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仪礼>的文化阐释》中有明确的指向：主要指控制和影响仪式进程的、传达信息、烘托氛围的语言、歌唱、音乐、舞蹈、物质礼物等具有较强交流能力的形式。［2］185这些媒介的运用常常预示着开始或者结束一个神圣的时间范围和一种超长的状态，这便是整个仪式的过程。

仪式的行为语言方式各具特色，作为载体传达着仪式所特定传递的信息符号。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仪式的语言行为除了文章描述的特殊场合所运用的特殊词汇或说话方式外，最为显著的则是特殊的语言——唱神歌，身体的姿态语言——跳神舞蹈。神歌在文本中主要指富有神圣权利的萨满所唱的歌。在文本中，所主要介绍的两个萨满——尼都萨满和妮浩萨满都有唱过神歌，并且都是祭奠亡灵的歌曲。尼都萨满全篇中只唱过一次神歌：为母亲达玛拉的灵魂过血河唱神歌。神歌里所传达的是鄂温克祖先流传下来的血河传说。［4］95-96妮浩萨满先后唱神歌七次，分别为：死去的玛鲁王驯鹿，祭熊，为从树上摔下来的儿子果格力，为了中蜂毒女儿交库托坎，为被河水卷走的儿子耶尔尼斯涅，为那个未出世就死去的腹中之子和为祈雨唱的最后一支神歌。这一只只神歌皆是萨满于葬礼上唱的，送葬的歌用声音的形式开启仪式的阀门，并用声音的形式举行了一场场葬礼仪式。神歌的内容意象也多为山川、日月、星辰或带有传说，通过声音追悼逝者，祈求逝者于另一个世界能过上幸福生活。跳神舞蹈在文本中也是仪式进行的必要元素，在小说中穿插了多次的跳神仪式，以跳神舞蹈这样特殊的身体姿态语言与神明沟通，分别通过跳神舞蹈的仪式救回了姐姐列娜的“乌麦”，抚平了日本人吉田的伤口，挽回了气若游丝的马粪包，抢救了危在旦夕的汉人少年以及最后一次跳神求来的一场大雨倾盆。笔者发现，跳神舞蹈是在救人，而唱神歌却是在送葬，二者间都由萨满来实施，每一次在进行跳神救人仪式时都会宰杀驯鹿来祭奠玛鲁神，祈求玛鲁神保佑，而每一次救人又总是以一个生命的离去来换取另一个生命的留存。一只灰色驯鹿仔代替列娜去了另一个世界；百合花交库托坎替代马粪包而凋谢；黑桦树耶尔尼斯涅替代额尼妮浩而死；那个待产的腹中之子则替代汉人少年面对黑暗；而最后一次跳神祈雨的甘露则是妮浩萨满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的。生命搭起了跳神仪式和神歌仪式的桥梁，同时也建立了救人仪式与葬人仪式平台。在这里，仪式作为媒介沟通两岸世界，是挽回生者的欢歌，也是护送逝者的悲歌。

二、仪式书写背后的文化意蕴

仪式承载着信仰与情感，蕴含着作者的民族认同，并对文本的叙事进程及结构有着较大的影响。仪式穿插在整个文本之中，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如果将仪式作为一种意象，在这里整部小说似乎可以看作是一场仪式，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哀悼仪式，小说以妮浩萨满祈雨灭火救山林做结，那是鄂温克人一百年的风雨。到最终生活在山上的猎民屈指可数，故事接近尾声，鄂温克民族的历史也接近尾声，哀悼仪式便画上了句号。

（一）仪式与信仰

仪式行为建立在一种信仰之上，这种信仰是人们经过生活传统的细致观察，确信人类可以影响自然的过程，控制命运。［5］34我们知道，迟子建是一位汉族作家，却在写东北少数民族之时显得如鱼得水。她自己也曾坦言“没有大自然，没有我的故乡，也就不会有我的文学。”［6］《额尔古纳河右岸》虽然是一篇小说，多少存在小说这一问题形式虚构性的成分，却包含着作者迟子建对于故乡和自然的感知。我们暂且不讨论小说虚构与真实成分的多少与否，作者的确借用了诸多的神话、传说等带有强烈民族特征的故事、语言，在东北的少数民族生活中似乎能够找到一些内在的相似之处。在《北方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变迁》中，东北的鄂伦春族与小说中描写的鄂温克族有着许多相近的风俗习惯及精神信仰：书中写到鄂伦春族有一些在嫁妆、彩礼、求婚仪式等方面特别的婚姻习俗；火葬、水葬、风葬等不同的丧葬习俗；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和祖先崇拜、萨满崇拜等精神信仰。［7］246-250与小说中的一些风俗、信仰不谋而合，文本中所展现的以萨满为中心的仪式行为也反映了小说所展现的鄂温克人的精神信仰。包括体现出的灵魂崇拜、自然崇拜、萨满崇拜等。

有宗教学家定义“灵魂是寓于个体之中，赋予个体以生命力，并主宰一切活动的超自然存在。”［8］109小说中的跳神仪式在上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叙述，其中生病、生命危在旦夕之时都要跳神，并且多以驯鹿为祭品，像救姐姐列娜时小说就叙述用“白色驯鹿仔代替列娜的灵魂去了另一个世界”［4］7。鄂温克人相信灵魂的存在，他们相信人死后，灵魂还会在另一个世界继续存在。这是典型的灵魂崇拜，尊崇一种“万物有灵”的观念，这一点在仪式进行的过程中都将这些族人默许的观念潜移默化到仪式当中。

小说中提到了许多传说，传说中也包含着对动植物，对大自然的崇拜。小说中向读者展示到鄂温克猎民们祭“白那查”山神的仪式。“猎人行猎时，看见刻有白那查山神的树，不但要给他敬奉烟和酒，还要摘枪卸弹，跪下磕头，祈求山神保护。”［4］40通过酒、烟等仪式工具以及摘枪卸弹、下跪磕头等一系列仪式行为达到对山神对自然的崇敬，由各样的仪式传达出鄂温克人自然崇拜的精神信仰。

萨满崇拜信仰在文中随处可见，一系列的祭拜供奉、婚丧仪式都是由萨满来主持和实施。搬迁的方向、时间等由萨满决定。与安达交换什么物品交换多少也由萨满来定。另外，萨满还要为治病救灾跳神，为自己的乌力楞，也为其他相邻的乌力楞。通过萨满所做的一系列救人救灾的仪式行为，萨满事实上成为沟通人神两界的人神边缘化的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神的化身，受到猎民们的崇敬。

或许，以上鄂温克人的精神信仰与情感内涵可以从其他更多的层面向我们展现，而仪式作为传递信仰的载体，仪式背后这些神灵观念、精神信仰方面的存在才是祭祀等仪式举行的真正动力。

三、结语

仪式打开了探寻小说中鄂温克文化的大门，通过对各类仪式的时空与仪式的特殊语言的书写反映仪式行为所承载的信仰与情感，饱含着对于灵魂、自然、祖先、萨满的崇拜。同时，仪式对于小说文本的推进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叙述者对仪式事件的表述推动“我”叙述的鄂温克民族历史得发展进程，仪式行为的逐渐淡化隐藏着整个民族文化的衰落，暗含着叙述者以及作者的惋惜之情，成为一曲文化的挽歌。

参考文献：

［1］［法］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2］荆云波.文化记忆与仪式叙事：《仪礼》的文化阐释［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10.

［3］薛艺兵.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

［4］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5］彭兆荣.文学与仪式：文学人类学的一个文化视野——酒神及其祭祀仪式的发生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迟子建，胡殷红.人类文明进程的尴尬、悲哀与无奈——与迟子建谈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J］.艺术广角，2006：34～45.

［7］南文渊.北方森林——草原生态环境与民族文化变迁［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8］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李欢（1992-），女，土家族，重庆石柱人，西南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与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