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长沙王的贡献

2016-11-26 14:59张正线阮崇友
长江丛刊 2016年17期
关键词:贡献

张正线 阮崇友



西汉初期长沙王的贡献

张正线 阮崇友

【摘 要】长沙王吴芮及其后代子孙在西汉初年对于长沙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在郡国并行制和黄老思想的宽松政策下,带领本国民众,致力经济的开发,使得长沙国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协助西汉王朝平定叛乱,稳定了政治局面。君臣同心协力,促进了民族融合。

【关键词】西汉初期 长沙王 贡献

高祖五年,“徒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1],始建长沙国。吴氏长沙国历时近半个世纪,在吴芮及其子孙带领下,“创造了自战国时期楚国后的湖南第二次繁荣,是‘文景之治’中最亮的一部分”[2]。这是吴氏父子和长沙国的人民共同创造的辉煌。

一、致力于发展本国的经济

西汉是在长达八年的战火之中建立起来的,先是亡秦战争,后是楚汉相争,在此场战争中,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作为长沙国的一国之长,所面临的难题是怎样发展经济,吴芮极极力推行汉初的“无为而治”的政策,实行休养生息。

首先,利用本国的农业资源的优势。长沙国是多水稻的诸侯国,“长沙马五堆汉墓发现了大量的水稻,有粳型稻等几种类型”[3]。由此可以推断,西汉初期的湖南水稻品种极为丰富,有粳、粘、糯并存。长沙国不但水稻品种丰富,而且其他种类的农产品还有小麦、粟、大豆、赤豆、麻子等,水果有梅、杨梅、梨、枣、甜瓜等,其他农产品有笋、藕等,南朝任昉《述异记》也载“洞庭多桑苎”,另《荆州记》所记郴州:“城南六里县西北有温泉,其下流有数十亩田,常十二月下种,明年三月新谷便登,一年三熟”,这表明长沙国农业的发展水平。而粮仓的构筑就更加证实了粮食产量之高,储贮粮食之多。长沙国不但农副产品丰富,而且养殖业也有了很大发展,长沙国墓葬中出土有鸡、鸭等家禽模型,和猪、羊、狗等家畜模型,《汉书》中还记载了长沙国曾向南越国输出马、牛、羊、狗等牲畜的情况。长沙国的发展固然与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分不开,更主要的是统治阶层制定的政策,吴芮为首的统治者,在长沙国这个山地多,平原少的地区发展经济,并且提高水稻的产量,大面积开发水田,大力发展生产工具,兴修水利。据《太平寰宇记》记载:“新市在县东北一里半,昔吴芮为长沙王,百姓种植,累年不熟,民乏困弊。王遣人访问,至澧州,有一道士有状闻王,云‘郡东南皆流水,此土丰,可置市’。王遂徒市以背流水。自此五谷岁熟,人无灾患”[4]。可见,长沙王吴芮是非常注重其统治区的经济开发,关心民众疾苦。在他和各王子侯的带动下,长沙国的农业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通过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丝织器的考察和鉴定,可以看出长沙国丝织技术已有了高度的发展,而许多丝织品在当时都是首次发展,有的丝织品不仅在国内达到了领先水平,而且在世界科学技术上也是一个创举,这固然与汉代织丝工匠的技术高超、纺织水平已达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有关。但是更与长沙王吴芮及其子孙在其国推行的政策措施有关,与其统治者高度重视纺织业有关,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应该是官营手工业,是长沙王和其他组织一批能工巧匠而织造的,一般老百姓是不可能织出如此精妙绝伦的手工业品的。

长沙国在吴芮及其父子的治理下,达到了农业的兴盛,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农副产品之多,简直是一个农业博物展览馆,农业的发展带动了手工业的发达。据旅游部门的统计,马王堆文物有35项被称为中国与世界之最。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也就推动了商业的渐兴。

商品流通在西前期是相当频繁的,而且遍及全国。长沙国与南越国毗连,两个国家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南越国所需的先进工具及马、牛、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高后时,下令禁止向南越国出售铁器,而南越王赵佗认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为此发兵而攻打长沙国。这就进一步说明了长沙国对南越国商业贸易之影响。另外,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漆皿,发现有烙印器戳记的共计一百多件,这一些戳印互相对照,可以认出有“成市草”、“成市饱”、“中乡饱”、“南乡口”等字样,在古籍中,常以“草”代“造”,“饱”是“厀”。这些戳印应是标明这批漆皿产地和作坊。“成市”是成都市府的简称,3号墓时的一块木牍记载有三十六个鼎,其中有“蜀鼎六”而室中正好出土六个漆鼎。这说明了蜀地与长沙国有商品往来。

二、为汉王朝保驾护航,稳定政治局面

首先,大义灭亲,据《汉书·韩彭卢吴传》云:“吴芮,秦时番阳令也,甚得江湖间民心,号曰番君。天下之初叛秦也,黥布归芮,芮妻之,因率越人举兵以应诸侯。沛公攻南阳,乃遇芮之将梅鋗,与偕攻析、郦,降之。及项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诸侯,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由此可知,吴芮在番阳时,深得百姓爱戴,威望甚高,百姓乐于为用,并且黥布等人都是吴芮部将,和吴芮关系非常好,他们率领百越军队,协助沛公夺得天下,相互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作为长沙王吴芮女婿的英布谋叛,犯下了颠覆汉中央政府的大罪,作为第二代的长沙国的统治者,与英布有甥舅关系的吴臣,与其国的臣相利仓,为了维护刚刚建立起来的汉王朝,为了使百姓不再遭受生灵涂炭,在大是大非面前,吴臣态度十分明朗,决心协助中央政府铲除黥布,当黥布逃到长沙后,“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5],并让人杀死黥布了。他作为番阳县令,对民宽仁,实行安抚团结政策,被以越蛮为主的“秦民”称为“番君”。楚汉相争之际,其他手中握有权力的官员都隔岸观火,在汉朝岌岌可危的时候,南越国与刘邦讲条件,刘邦迫于压力,勉强“封疆鼓励将领,均是事非得已”。而吴芮则凭借一己之力,对刘邦忠心耿耿,直到汉朝建立后,因军功被封为长沙王。由此可见,吴芮及其子孙,对汉王朝忠贞不二,黥布之死,稳定了汉政权,使战局得以平定,江南百姓能过上安定之生活。

长沙地接南越,南越与匈奴在汉初并称为“南强北劲”,是汉血统的两个主要威胁,南越国之所以不像匈奴国那样大规模的侵犯汉边境,主要原因正如《续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中所说的“南越有事,长沙其兵卫也”。长沙王吴芮有一支适应南方气候与地形的军队,其部下将领出身越族者亦不少,尤其是士卒基本上由越人组成,这支军队起于江湖之间,习于“水斗”,久居江南,不怕卑湿,暑热之气候,而且经历了秦末战争的洗礼,战斗力较强。而长沙王的两个将领也起了主要作用,民国八年版的《大庾县志》言:“秦番阳令吴芮之将梅鋗带领部队驻守在此,因而传说此山为梅岭”。在吴芮受封长沙王后,这支军队始终追随着他,其主要将领梅鋗“当吴芮徙封长沙王时,梅鋗也率众西迁到长沙郡之新化,安化的梅山”[6]。并且参与了对南越的军事行动。另一将领利豨也是驻守长沙国南部的一员武将。南越王国因汉不供应马、牛、铁器等,认为是长沙王相依靠汉中央来吞灭南越国,南越王赵佗就自尊为南越武帝,并且以“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东西万余里。”但其发兵“攻长沙边邑”,仅能“败数县而去焉”[7]。甚至连长沙突入岭南的桂阳亦未能占领。文帝时,为了边境之安宁,结束双方的敌对状态,文帝决定对南越进行安抚,与赵佗恢复了友好的关系,同时也接受了赵佗提出的全部条件,汉王朝放弃长沙突入岭南的桂阳之地,后来,文帝撤走了屯驻长沙的将领,由利豨统兵,这样,其南境防务完全由长沙国承担了下来。可见长沙国在汉中央南部边疆有力的阻止了南越国的进攻,保卫汉政府的安全,使中原不至于遭受南越国的侵扰,可以安居乐业,从事生产,进一步保障了中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不受侵犯。

三、君臣同心协力,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长沙国的辉煌是长沙王与其大臣共同创造的。《汉书·两粤传》说:“西北有长沙,其半蛮夷,亦称王”,即汉族和诸少数民族的比例是各占一半。在这种民族参半的情况下,怎样处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使其和睦相处,就成了摆在统治者面前的一件大事。在这件事上,长沙王除了推行汉初的黄老无为的政策,积极发展经济之外,就是多利用楚人越人为官,因俗而治,吴芮手下主要将领梅鋗就是在吴芮封长沙王后,也率领其手下的将领士卒西迁到长沙的新化、安化的梅山,协助吴氏父子共同治理长沙国。另外,长沙国臣相利苍子孙也都是楚人,他们在长沙国内帮助长沙王出谋划策,发展生产。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珍贵文物达三千件,除农业、手工业方面的之外,还有十多万的帛书,有《老子》、《易经》、《战国纵横家书》、《战国策》等经书,以及医书《五十二病方》等。长沙国南部地形图,驻军图,县城平面图,还有帛画《车马仪仗图》等,这些书籍内容丰富,种类齐全,包括文艺类、诸子类、异书类、数术类、方术类等等。这些书籍的出现,说明了长沙国在当时已经使统治阶级的子弟在长沙王府读书,甚至长沙国在当时可能已有了学校的设置,为长沙国培养各方面的人才,还有就是长沙王吴芮的太傅贾谊对长沙国也做出了突出贡献。贾谊在文帝时是一个年轻有为的贤才,当时在朝廷中很多大政策及制度的制定都要倚重于贾谊。后来受到排挤到长沙国做太傅,贾谊的到来对长沙国来说,不但在经济上促进了长沙国的进步,而且在精神上对长沙国来说更是福音,他的政治抱负在长沙国得到了实践,他在长沙国开启了散体赋的先例,而且将屈原在楚国留下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湖南人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综上所述,吴氏长沙国在长沙王及其大臣联合当地百姓,共同创造了长沙国的辉煌,创造了长沙国的第二次繁荣,长沙王及其大臣对湖南、江西地区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380.

[2]罗庆康.论长沙国的历史地位[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5(01).

[3]介均若.马王堆汉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9.

[4]乐史.太平寰宇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7.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2606.

[6]何光岳.百越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9:82.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2969.

作者单位:(云南师范大学文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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