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女性作家漂泊意识的形成原因分析
——以萧红、张爱玲为例

赵玲丽



中国现代女性作家漂泊意识的形成原因分析
——以萧红、张爱玲为例

赵玲丽

摘要：“漂泊”一直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母题，尤以现代文学为盛。作品主题的形成离不开作者的主观意识，故漂泊主题的出现亦来自于作家的漂泊意识，而女性作家漂泊意识的形成又有其独特性。本文从萧红、张爱玲两位女性作家的生平经历入手，详尽剖析了女性作家漂泊意识的形成原因。

关键词：现代文学；女性；漂泊意识

“漂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文学三十年就是国人心灵漂泊的三十年。这期间作品中出现的漂泊者形象比比皆是，有鲁迅《野草》集中不能止息的“过客”、郁达夫《沉沦》中远走日本的“零余者”、戴望舒幽长雨巷中的“徘徊者”……这些漂泊者一次次地离家出走，去追求生命的意义，却又一次次地找不到出路。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只能在痛苦中挣扎徘徊。相较于男性作品中层出不穷的漂泊者，女性作家的漂泊意识显然要少一些，或者要更加隐蔽一些。而在女性漂泊意识书写之旅中，萧红和张爱玲两位女作家表现得尤为突出。以下就从两位作家的生平经历来分析她们漂泊意识形成的原因。

一、时代的变迁

每一个作家都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人，在他的作品中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换言之，每一部作品亦是作家所属时代的反映。萧红和张爱玲所处的时代都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1919年，胡适、陈独秀等受过西式教育的人发起“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打击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传统礼教。这是一个传统与现代相互争斗又并存的时代，即新旧交替的时代。萧红1911年出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城一个具有维新思想的地主家庭，在呼兰女小和哈尔滨第一女中读过书，在左翼思潮的感召下，1930年萧红从东北勇敢地走了出来，从此开始了一生的漂泊之旅，直至1942年病逝于香港。张爱玲192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在传统中式父亲与现代西式母亲的交织洗礼中长大，后又辗转香港、美国，1995年孤独地死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里，结束了漂泊的一生。

新旧的更替带来了强烈的文化冲突，她们在现实面前表现出无所事从的窘迫，只能把自己苦闷无助的情感用文学作品表达出来。时代的变迁使得居于其中的人处于一种尴尬之境——既回不到过去，又看不到未来。正如张爱玲《金锁记》开篇所言“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月亮是一样的，只是时代变了。时代的变迁渗入到了作家的生活中，再流入她们的作品中。

二、亲情的解体

时代的变迁破坏了传统的家庭关系，传统的群体伦理价值体系垮塌，“父父子子”的关系被打破，中式大家族被西方的小家庭取代。传统的其乐融融式的家庭被争吵抗争所取代，亲情的解体与破碎加速了女性出走、漂泊的进程。

萧红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家庭的冷漠。她在《呼兰河传》中曾说“我记得祖母用针刺过我的手指，所以我很不喜欢她”；《感情的碎片》中对母亲的描写是“母亲并不十分爱我，但也总算是母亲”；《苦杯》中又说：“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在萧红的童年里，并没有得到祖母以及父母的爱，她对他们的印象是冷漠的，甚至是仇恨的。唯一能让她觉得温暖的就是祖父，在萧红的作品中无数次地提到了那个鲜花盛开、瓜果飘香、鸟飞蝶舞的后花园，因为后花园包含着她和祖父相处的美好时光，只有在祖父这里她才能体会到家庭的爱。1929年，祖父张维祯的离去带走了萧红对家的唯一的依恋。对于这样一个毫无亲情、冰冷的家来说，萧红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去，就是漂泊。最终在1930年，她与父亲因为婚姻问题爆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走上了离家之路。

张爱玲的家庭同样是支离破碎的。父亲张廷重有着显赫的家世，但新时代的冲击使得家道中落，又染上了抽大烟的恶习。张爱玲的童年就在父亲与母亲无休止的争吵、离婚中度过。父母离异后，又来了一个性格泼辣的继母，张爱玲和弟弟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甚至被父亲囚禁，差点被死神带走。张爱玲的母亲接受的则是西方新式思想，她在张爱玲很小的时候就留洋，聚少离多的生活早就将亲情消磨殆尽。可以说，张爱玲的童年跟萧红一样是不幸的。世情淡薄，亲情冷漠是她人生的最初体验。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会出现那么多的家庭缺失的漂泊女性形象了。《金锁记》中的曹七巧、长安都是被家庭亲情抛弃了的女人，曹家人为了钱将七巧的幸福断送，卖给了姜家；而曹七巧也为了钱残忍地将这一切加在了女儿长安身上。《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离婚后流落娘家，哥哥花光了她的钱财，母亲以及其他人对她冷眼相向，对亲情绝望的流苏不得不以残留的青春博取一场相互算计的爱情。《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以及《大团圆》中的九莉，这些都是被亲情抛弃了的孩子，漂泊是她们注定的、不得不走的路。

三、爱情的幻灭

爱情对于女性来说尤为沉重，女性往往把爱情视作生命的全部。现代女性作家漂泊意识的来源是复杂的，而对理想爱情追求的失败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现代社会的转型把作家与居于社会底层的女性分离开来。她们受过新式教育，希望能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但女性作家想获得成功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代价。在这漫长的路上，她们心中积淀下来的是无尽的忧伤和痛苦。在爱情上也是如此，“痴心女子负心汉”的模式不断重现。她们渴望的是完满的爱情，而现实却给予她们沉重的打击。婚恋未能给她们带来预期的效果，相反，它加深了女性生命的漂泊感。

萧红的爱情很悲凉，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里遇到了三个负她的男人——汪恩甲、萧军、端木蕻良。1932年与萧红同居的未婚夫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将怀有身孕的她抛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中，随之而来的还有巨额的住宿费；她和萧军的爱情起初是美好的，但萧红成名后，萧军对她越来越冷淡，随之而来的家庭暴力和婚外恋给了萧红深重的屈辱和伤害。1938年在西安，她终于与萧军分道扬镳。对于爱情怎样的绝望才能让萧红明知道已经怀了萧军的孩子，仍然不愿回头。萧红本来以为后半生可以和端木蕻良过着普通夫妻的幸福生活，但爱情再次戏弄了这个可怜的女人。骆宾基在《萧红小传》中，写到端木蕻良对她的两次“遗弃”：一次在武汉，他拿到一张船票以后抢先撤退至重庆，留下萧红一个人；第二次则是在香港，端木蕻良将病重的萧红一个人留在医院。林贤治在《漂泊者萧红》中说“在文化圈里，恐怕没有别的女性比萧红的认识更深，因为她在男人世界中所受的伤害是过于惨重了。”［1］萧红为了逃避萧军远赴日本，后又去西安，直至重庆、香港，越走越远，又在漂泊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1944年，张爱玲在最好的年华遇到了胡兰成，她在送给胡的照片后面题下了这样的句子：“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可见她对这段爱情寄予的希望有多大。然而，岁月静好的生活很快就被胡兰成的风流多情所打断。逃亡武汉不久，胡就另觅新欢周训德，甚至还娶她为妻子。终于在1947年6月，张爱玲与这段痛苦的爱情做了诀别。继亲情的解体后，张爱玲再次遭遇了爱情的幻灭，所以在她笔下描写的感情都是“千疮百孔”的，而之后张爱玲远赴香港、美国也与爱情的幻灭有一定的关系。

四、自身的迷茫

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女性不再是男性的依附，她们要争取自身的独立与人格的平等。一大批女性作家开始参与到社会中来，开始以女性为主体进行文学书写。然而，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同时也是迷茫的，正如著名评论家张柠认为的“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一种历史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常常表现为一种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悬空状态，它既失去了从前的幸福感，也没有对未来幸福的憧憬。”［2］现代女性一方面渴望独立的自由与人格，同时自身携带的传统又牵制着她们。她们像娜拉一样勇敢地走出了家，决绝地跟旧的精神家园告别，可是又不知道该去向何方？回不去旧的家，又找不到新的出路，漂泊就成为她们无法逃避的宿命。萧红曾说过：“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3］就像她笔下的马伯乐一样，萧红是“套着枷锁的灵魂”，既渴望自由，又担心掉下来。正是女性这种自身的迷茫促成了漂泊意识的形成。

现代女性小说中充满了肉体与灵魂痛苦挣扎的漂泊者形象，这是作家心灵深处发出的最真最深的呼喊。萧红和张爱玲这些优秀的女性作家忍受着身心的煎熬，用自己的笔写下了属于女性自己的漂泊感受。这是女性独立意识发展的深入，也是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关注。

参考文献：

［1］林贤治.漂泊者萧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

［2］张柠.文化的病症:中国当代经验研究［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

［3］聂甘弩.在西安［A］.季红真编.萧萧落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作者简介：赵玲丽（1982-）山西平遥人，讲师，文艺学硕士，山西大学商务学院文化传播系教师，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与批评。

基金项目：山西大学商务学院2015年科研基金项目《大众文化背景下的文艺生产价值多元化研究》（项目编号2015015）。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商务学院030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