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一书中感知钱穆

袁星宇（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00）



从《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一书中感知钱穆

袁星宇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100000）

钱穆（1895.7.30 -1990.8.30），男，江苏无锡人，吴越国太祖武肃王钱镠之后。字宾四，笔名公沙、梁隐、与忘、孤云，晚号素书老人、七房桥人，斋号素书堂、素书楼。中国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教育家。历任燕京、北京、清华、华西、四川、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6年，钱穆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1990年在台北逝世，1992年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钱穆与七房桥世界》作者邓尔麟先生夫子自道有云，他得到钱穆先生的回忆录《八十忆双亲》，原本只想把它当作研究无锡地方史的参考资料，但是读了之后思索了几个礼拜，突然领会到这本书原来竟然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实地调查之后，作者写成了这本书，试图通过对钱穆先生老家风土人情的记述，“说明地

方风俗是如何体现文化准则并如何使它们合理化的”，同时也解释“为什么钱穆先生这样一位现代知识分子能笃信某些真理并且毕生致力于传播这些真理”。

我才疏学浅，读完之后没发现作者是否真正回答了他自己所提出的问题。书中有革命、有学界争论、有七房桥的风俗人情，说来说去拉拉杂杂就复述了钱穆先生的思想而已。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与西方不同，中国史有如一首诗，西洋史则如同一出戏剧。前者总是遵循着和谐的节奏按照同一个规律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其中出现的波折只能视为小小的插曲，正如钱穆先生对于闻一多的死的看法；而后者，则是从一幕到另一幕，剧情时时转换，在动荡中前进乃至到达悲剧的结局。五四之后乃至今天研究中国史的中国人或多或少的有西洋史的模式作为背景底色，以西洋史的模式作为批判中国史的绝对标准，这是大大不合适的。

钱穆在我印象中一直是繁华的，几乎繁华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他不过中学毕业，却自修成为国学大师，从容执教北大；他的著作几乎部部为经典，不唯畅销而且常销。然而在阅毕《钱穆与七房桥世界》，我心目中繁华的钱穆印象，竟悄然生出重重落寞来，细细品味，至少有三重。

第一重落寞是家庭生活之落寞。钱穆1949年离开大陆，避难港岛，虽然避免了被“思想改造”的劫难，但同时也付出了远离故土、抛妻弃子的代价。钱穆初到香港时，曾经观看一场有关亲子之情的电影，向来能够“以理驭情”的钱穆，禁不住想起在大陆的儿女，悄然泪下。中国传统文化甚重父子之情，而此时已中年并且毕生信仰中国传统文化的钱穆，其落寞可想而知。又有一次暑假，钱穆犯胃病，学生前去探望，发现“他一个人孤零零的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而此时想读《王阳明文集》，也只有靠学生代买。一个人，孤零零，空教室，地上，我读到这些词汇不禁唏嘘。所幸的是，随着新亚的崛起，钱穆在香港社会的地位也遽然上升，物质环境不再窘迫，生活亦因觅得胡美琪为伴侣而得到照料，然而这一切，真能弥补远离故土、儿女的落寞？

第二重落寞是游离于“新儒家”之外的落寞。“新儒家”是近二十年来甚为风行的一个概念，设问钱穆是否属于“新儒家”？则恐怕大多数人会回答“肯定属于”，盖因钱穆一代通儒，岂有不是的道理？“新儒家”在现实中的三种用法，即我国大陆流行的“二十世纪对于儒家深有研究的中国学人”、“以哲学为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发展的人”和海外流行的本义“熊十力学派中人”。并认为第一种用法空洞而无意义，第二种用法因其哲学家标准而不适用于作为历史学家的钱穆，第三种用法则更不适用，因为钱穆与熊十力乃是“论学之友”，并非其学派中人。然后更进一步指出，钱穆虽然入学功底深厚且毕生尊奉儒家为人生信仰，但是与当代新儒家存在原则性分歧，即钱穆并不认同由韩愈创立并为新儒家所信奉的哲学家式的道统说，而是坚持“整个中国文化即为道统”的历史学家道统观，这种分歧甚至到了“千古不合之异同”的地步，故钱穆并非新儒家。我对于相关人士打起“新儒家”大旗并努力形成门户的行为表示理解，甚至支持。须知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西学东来，势不可挡，儒家被国人认为是“弱国愚民”之根源，信徒日减，元气大伤，由原来的官方主流沦落为边缘。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延续儒家一脉，儒教所要做的基础性工作就应该是组建门户以凝聚人心，如此则进可利用组织的力量摄取生存资源，退可消除成员之孤寂感。事实也证明，“新儒家”的大旗下确实招揽凝聚了一批儒学人才，儒家影响力也得到部分复兴。然而，钱穆恪守的是“学必不可有门户”，毕生致力于破除门户之见，自己不肯建立门户，自然也不会侧身新儒家行列，故他的学问虽高、名声虽大，却无可避免同道知己寥寥的落寞。

第三重落寞乃是根源性落寞，即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落寞。保守主义是一种强调既有（传统）价值或现状的政治哲学，原本是中性词汇，但在中国近代语境中，“保守”与“传统”“反革命”“右派”等词汇一样，被人为赋予了道德上恶的因素，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承认自己是“保守的”，更没有出现像英国那样以“保守”命名保守党。造成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清末以降的近百年中国政治现实，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军阀体制以及国民党训政，都不是值得维持的现状，因而保守主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土壤，而激进主义却在毫无约束的情况下迅速激烈化，而各种激进势力都不约而同地把矛头尖锐的指向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似乎只有破除一份“传统”，才能换来一份“现代化。”而钱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高呼“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近乎偏激地为传统文化辩护，虽然本意是警告人们不要为一时之快而毁掉长期积累下来的一切文化业绩，但却无可避免的成为逆乎潮流的行为。故当时的共产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视之为封建余孽，不约而同的攻击与封杀他。于是，就有了建国后钱穆著作被禁直到改革开放，就有了向来标榜“宽容”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生前封杀钱穆进入“中研院”的举动。另外，即使是钱穆的粉丝，大多也并非他理想中的读者，因为钱穆毕生辛勤著述，是为故国招魂，是培养对中华传统文化抱有信仰的读者，但现实中大多数读者，是抱着一种“鉴赏古董”的心态去对待日益衰微的传统文化，离信仰还很遥远。故而作为保守主义者，钱穆注定要落寞。所以有人也不无叹息的说“钱先生无疑是带着很深的失望离开这个世界的”。

当然，落寞的色调并非总是悲凉，钱穆之所以能造就生前身后之繁华而成为一代宗师，是因为他能独立特行、不畏流俗亦不被流俗引诱，故能忍耐消磨了这些落寞，这其间繁华与落寞之关系，对于有志学术者，确实值得琢磨。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 -864X（2015）05 -0009 -01

作者简介：袁星宇（1982.01 -），男，藏族，青海玉树，编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在读，明清涉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