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第321窟营建年代初探

2016-12-07 04:58张景峰
敦煌学辑刊 2016年4期
关键词:经变节度使凉州

张景峰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一、问题的提出

莫高窟第321窟位于洞窟崖面南区北段第一层,与第323、332、335等窟均在一个层面上(图1)。此窟是一中型殿堂窟,前室残毁,残存有西壁门南、北两侧的初唐壁画。主室顶为覆斗形顶,西壁开一平顶敞口龛,龛内现存经过清代重修的唐塑趺坐佛一身,力士两身;清代重塑弟子、菩萨像各两身,龛外南北台上存清塑天兽各一身;南北两壁绘通壁壁画;东壁主要画说法图,其中门北画十一面观音变一铺(图2)。

学界对莫高窟第321窟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南壁内容的考证上。1983年,史苇湘先生《敦煌莫高窟的〈宝雨经变〉》一文,将该窟南壁经变画考定为宝雨经变,并确定其营建年代在武周证圣(695)到圣历(699)间。*史苇湘《敦煌莫高窟的〈宝雨经变〉》,敦煌文物研究所编《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上),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61-83页。学界多有沿用。2004年,王惠民先生重新对该窟南壁经变画进行考释,确定为十轮经变,认为其与三阶教有关,并将该窟的营建年代推定在705-720年间。[注]王惠民《敦煌321窟、74窟十轮经变考释》,《艺术史研究》第6辑,广州: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2004年,第309-336页。此文经肥田路美教授翻译成日文于2008年发表。[注]王惠民著,肥田路美译《敦煌三二一窟·第七四窟の十轮经变相考释について》,《奈良美术研究》第7号,2008年,第1-27页。2010年王惠民先生在《敦煌莫高窟若干经变画辨识》一文中,对第321窟南壁东下角的一方尚存有文字的榜题进行了释读,确认其为《十轮经》第四轮,为此经变画为十轮经变提供了确切的文字依据。[注]王惠民《敦煌莫高窟若干经变画辨识》,《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1-5页。2011年施萍婷先生《敦煌经变画》一文,在分析西方净土变中的无量寿经变时,指出了第321窟北壁的这铺无量寿经变画具有五个方面的特点。[注]施萍婷《敦煌经变画》,《敦煌研究》2011年第5期,第1-13页。

图1 莫高窟第321窟崖面位置图

图2 莫高窟第321窟全景

目前,第321窟的研究较为详细者为李玉珉先生,2002年发表《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画初探》一文,主要从壁画题材和信仰内容及艺术风格两个方面对该窟南、北两壁的壁画、东壁的密教壁画进行了研究,此文正式发表于2004年。[注]李玉珉《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画初探》,《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6期,2004年,第49-72页。笔者对第321窟主室南壁十轮经变、北壁无量寿经变以及东壁的壁画等壁画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此窟体现了十轮地藏系与净土宗两种末法思想的阐释与对抗,这种对抗以净土宗的胜利而告终。[注]张景峰《佛教两种末法观的对抗与阐释——敦煌莫高窟第321窟研究》,《敦煌学辑刊》2014年第3期,第60-73页。

由于南壁经变为十轮经变的确认,使我们必须对第321窟一些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而洞窟的窟主及营建年代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

二、第321窟窟主之讨论

第321窟,《总录》定为初唐时期。[注]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1-132页。樊锦诗、刘玉权二位先生在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的分期中将其确定在高宗至武则天时期。[注]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150-159页。马德先生认为此窟为初唐时期的阴家窟。[注]马德《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敦煌学辑刊》1997年第1期,第90-95页。张清涛对武周时期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进行了简要论述,认为第321窟为阴家窟,并推测此窟为阴守忠升迁后所建。[注]张清涛《武则天时代的敦煌阴氏与莫高窟阴家窟浅议》,敦煌研究院编《2004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5-430页。

我们在翻检解放前外国探险队对莫高窟调查时所拍摄的照片与文字资料时,在俄国人奥登堡拍摄莫高窟的照片中发现此窟西壁龛内、外原塑的照片。西壁龛内南侧的这张照片,不仅保存了南侧的原塑力士像,而且龛外台上的这身动物塑像更引人注目,而另一张照片还保存了西壁龛外北侧台上动物塑像的特写(图3)。可见第321窟龛外两侧原来各存一身动物塑像。[注]伯希和《敦煌石窟图录》中保存有第321窟洞窟南壁和北壁的全景照片,在两张照片的最里端也保存有这两身动物塑像的局部,只是由于保存的塑像画面太少而很少引人注意。参见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 Carnet de Notes Paul Pelliot, Inscriptions et Peintures murale, Ⅰ-Ⅵ,Paris, 1921-1924.此据甘肃五凉古籍整理研究中心《伯希和中亚之行:北魏唐宋时期的佛教壁画和雕塑》,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第301、304页。

第321窟的这两身动物塑像,见于奥登堡拍摄的照片中,说明在俄国人奥登堡考察团对莫高窟进行调查之前,这两身塑像还完好地保存于窟内。在奥氏之后,张大千先生等也对莫高窟进行过系统的调查,但这两身原塑均不见记载,所载与《总录》相同,都是现存塑像。可见,第321窟的这两身动物塑像在奥登堡调查之后,就消失了。我们在《俄藏敦煌艺术品》中找到了这两尊动物塑像的彩版照片。[注]魏同贤、[俄]孟列夫主编《俄藏敦煌艺术品》(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图版22至图版23。从图版来看,动物塑像四肢蹲伏于地,抬头,双眼圆睁、俯视下方,双耳似狼似犬,耳呈三角形支起,鼻大似狼似狮,嘴巴宽大且张开,有獠牙,似狼或狗,背部毛发成波浪漩涡状,身体无毛或少毛处,露出红色胎体体色(今已变色),表层涂有一层白色,整体造型特征狼或狗的成分多一些(图4),另一尊塑像除了嘴巴张开,一只眼睛有人为的损毁外,其余特征与上面塑像相同(图5)。

图3 莫高窟第321窟西壁北侧龛外原塑白狼塑像

图4 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第321窟白狼彩塑1(左《俄藏敦煌艺术品》一,图22)

图5 现藏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第321窟白狼彩塑2(右《俄藏敦煌艺术品》一,图23)

这两身塑像与第321窟现存塑像完全不同。现存的两只动物塑像,头部微微抬起,面部整体像狮,鼻子、嘴巴似虎,露出两只獠牙,腹部有红白相间的花纹,皮毛松弛贴身,尾巴紧贴西壁墙面,一左一右趴伏在台上,两只前爪搭扶在台沿上(图6)。

由于在开窟时没有留下供养人画像及题记等任何有关窟主的直接信息,使得第321窟的窟主(功德主)一直不明。王惠民先生推测,第321窟可能为李庭光的功德窟,[注]王惠民《敦煌佛教与石窟营建》,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85页。但是,没有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笔者对第321窟主室西壁龛外两侧“力士台”上的动物塑像及现藏于俄罗斯的莫高窟第321窟的两尊动物塑像进行了详细地考察,认为这两尊动物塑像是原塑,位置原应在第321窟龛外“力士台”上,应定名为祥瑞白狼,

图6 莫高窟第321窟 西壁龛外南侧现存天兽像

其进入莫高窟的洞窟中与敦煌阴氏家族的阴守忠有关。[注]张景峰《莫高窟祥瑞塑像白狼考察》,《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第31-39页。由此可以推测,阴守忠应为该窟的窟主之一。白狼像入塑第321窟,应是在阴守忠发现白狼并献给沙州刺史李无亏的天授二年(691)后。

祥瑞白狼塑像的出现,向我们展示了敦煌阴氏,特别是阴祖、阴守忠家族在唐代崛起的发家史。据《沙州都督府图经》知,天授二年阴守忠是敦煌百姓,而据《名族志》载,阴守忠已经升任为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又改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献祥瑞是唐代敦煌阴氏家族从当地百姓向敦煌大族转变的一种手段。因此,祥瑞白狼是阴祖、阴守忠家族崛起于敦煌的标志,从这一点来说,第321窟的开凿起着政治与社会风向标的作用。阴守忠将其所献祥瑞白狼入塑洞窟,说明敦煌阴氏家族是尝试佛教新信仰、新思想、新图像的代表,体现出了其善于引进新造像、新图像的个性。

三、第321窟营建年代再论

莫高窟第321窟,《总录》定为初唐时期。[注]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第131-132页。樊锦诗,刘玉权二位先生将其确定在高宗至武则天时期。[注]樊锦诗、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唐代前期洞窟分期》,第150-159页。史苇湘先生认为此窟年代在武周证圣(695)到圣历(699)之间。[注]史苇湘《敦煌莫高窟的〈宝雨经变〉》,第61-83页。王惠民先生认为此窟建窟应该在705-720年之间。[注]王惠民《敦煌321窟、74窟十轮经变考释》,第309-336页。

莫高窟第321窟没有明确的纪年题记,只能根据洞窟内容及相关的历史信息对营建年代进行考证。

第321窟南壁十轮经变,中央绘佛说法以及宝雨供养、渴仰菩萨、三天女请问等画面,属于《序品》内容;右侧画面主要表现地藏化现及以沙门像救难的场面,仍属《序品》,其中部分画面表现象王本生,属于《剎利旃陀罗现智相品第六》的内容;经变左侧上方内容仍然属《序品》,画面中不仅绘出了毁坏佛像、僧人破戒、杀生、斗殴及淫秽等十业恶轮所表现的末法景象,也画出了敬佛、斋僧、抄经、诵经等宣扬和保护佛教等内容。经变左侧和说法图下方画面主要表现《发问本业断结品第三》及《灌顶喻品第四》的内容(图7)。由于经变下方残损较严重,给画面释读工作带来困难,目前我们只识别出十轮中的灌顶大王第二、第四轮及疑似第五轮的内容。

图7 莫高窟第321窟南壁十轮经变

十轮经变,除了敦煌石窟第321、74窟外,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也有记载,其卷三东都洛阳敬爱寺有十轮经变两铺:

东禅院殿内十轮变,武静藏描,东壁西方变,苏思忠描,陈庆子成。……山亭院十轮经变、华严经,并武静藏画。[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68-69页。

《历代名画记》成书时间为唐大中元年(847),在敬爱寺壁画中,唐代这个名叫“武静藏”的著名画工,画过两铺十轮经变。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敦煌石窟的十轮经变与《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十轮经变孰前孰后?这不仅涉及到十轮经变的流传敦煌的时间早晚的问题,也是第321窟营建年代的关键。

敬爱寺,由皇太子李弘于唐显庆二年(657)为高宗、武太后建。据《唐会要》载:

敬爱寺,怀仁坊,显庆二年,孝敬在春宫为高宗武太后立之,以敬爱寺为名,制度与西明寺同,天授二年改为佛授记寺,其后又改为敬爱寺。[注][宋]王溥《唐会要》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484页。

孝敬为“孝敬皇帝”,是唐高宗在李弘死后对其的追赠。而《历代名画记》中所载“敬爱寺是中宗皇帝为高宗武后置”的记载不是很准确,应当是中宗即位之后,又恢复了敬爱寺的原名。在“敬爱寺”词条里记录了以下几个纪年:

佛殿内菩提树下弥勒菩萨塑像,麟德二年自内出,王玄策取到西域所图菩萨像为样。[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67页。

麟德二年为公元665年。

大殿内东西面壁画刘行臣描。维摩诘卢舍那、并刘行臣描。赵龛成。自馀并圣历已后刘茂德皇甫节共成。[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68页。

圣历年间应指公元698至700年间,圣历以后应该是700年后。

西禅院北壁华严变,张法受描。北壁门西一间佛会及山水、何长寿描。人物等,张法受描,赵龛成。东西两壁西方弥勒变,并禅院门外道西行道僧,并神龙后王韶应描,董忠成。[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68页。

神龙指公元705至707年,神龙后当指707年后。

禅院内西廊壁画,开元十年吴道子描,日藏月藏经变及业报差别变,吴道子描,翟琰成。罪福报应是杂手成,所以色损也。[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68页。

开元十年指公元722年。

讲堂内大宝帐,开元三年史小净起样,随隐起等是张阿乾,生铜作并蜡样是李正、王兼亮、郭兼子。[注][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第68-69页。

开元三年为公元715年。

绘制十轮经变的东禅院殿内与西禅院相对,与禅院内西廊的绘画时间当同时。山亭院十轮经变也是由武静藏画,因此这两铺十轮经变的绘画时间应该与西禅院相同,绘制于神龙后。

唐中宗在位有神龙(705—707)、景龙(707—710)两个年号,在位时间为705—710年。

十轮经变的入绘和三阶教有关,三阶教从创立之初到开元以前,已经受到公元600、695、699年等三次禁断,武周以后三阶教恢复。据《旧唐书》载:

(景龙四年)正月乙卯,于化度寺门设无遮大斋。[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中宗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页。

可见,三阶教在此之后可能得到正式恢复,而敬爱寺中的两铺十轮经变当绘制于景龙四年(710)后。

开元九年(721)四月,唐玄宗开始禁止三阶教,可见这两铺十轮经变的年代应该绘制于中宗景龙四年至开元九年间。在绘制东禅院殿内十轮经变之后,《历代名画记》中又提到:

讲堂内大宝帐,开元三年史小净起样,随隐起等是张阿乾,生铜作并蜡样是李正、王兼亮、郭兼子。

由此推测,绘制东禅院十轮经变的时间可能与开元三年绘制讲堂内大宝帐的时间相去不远。那么可以将这两铺十轮经变绘制时间的上限确定在开元三年前后,而下限在开元九年前,即(715—721)间。

既然敬爱寺的十轮经变绘制于开元九年前,那么第321窟的十轮经变绘制时间会比敬爱寺的早吗?《历代名画记》中与这两铺十轮经变对应的经变画分别是西方变和华严变。同时,从三阶教的发展与传播来看,第321窟十轮经变的绘制时间不会早于敬爱寺十轮经变,应该在其后。

根据第321窟东壁十一面观音造像也可以判断第321窟营建年代的上限。

图8 莫高窟第321窟东壁门北十一面观音造像

关于十一面观音经变,松本荣一先生对十一面观音像研究时,主要针对藏经洞出土的艺术品,而涉及到洞窟中的此类图像只有76窟。[注][日]松本荣一《敦煌画の研究》,京都:同朋舍,1985年复刻,第682-700页。彭金章先生对敦煌石窟中的十一面观音经变进行了全面的统计与研究,涉及到此窟的这铺观音图像。[注]彭金章《敦煌石窟十一面观音经变研究——敦煌密教经变研究之四》,敦煌研究院编《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第72-86页。王惠民先生对武则天时期的密教造像进行了研究,针对敦煌十一面观音造像,将第321窟的这铺造像归于武则天时期。[注]王惠民《武则天时期的密教造像》,《艺术史研究》第1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1-265页。李玉珉先生也认为此铺十一面观音变是武周时期的作品。[注]李玉珉《敦煌莫高窟第三二一窟壁画初探》,第49-72页。王惠民先生通过对第321窟南壁经变画的重新定名与考释后,将此窟的营建年代推定在705-720年间,而依据该窟十一面观音像,将武周时期确定为该窟开凿年代的上限。[注]王惠民《敦煌321窟、74窟十轮经变考释》,第309-336页。

敦煌石窟唐前期的洞窟中,出现十一面观音造像的洞窟有第331、340、321、32及榆林23等窟,现对这些洞窟的此类造像列表于下。

窟号时代位 置数量臂数姿 态眷 属331初唐东壁门北2均2臂坐像,左手持净瓶,右手施无畏印(图9)为说法图中的2身胁侍观音334初唐东壁门上12臂坐像,左手与愿印,右手施无畏印(图10)2胁侍菩萨340初唐东壁门上12臂坐像,左手持净瓶,右手施无畏印(图11)6胁侍菩萨321唐前期东壁门北16臂立像,上双臂双手结印;中右手作安慰印,左手结印;下双臂左手提净瓶,右手持杨柳枝(图8)2胁侍菩萨榆23唐前期东壁门南北2均2臂立像32盛唐东壁门北16臂立像菩萨弟子各1

敦煌石窟唐前期十一面观音造像统计表

关于十一面观音的造像方法,北周保定四年(570)耶舍崛多译《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中,观音的造像为二臂;[注]《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大正藏》,第20册,第150页。唐永徽四年(653)阿地瞿多译《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中,观音的造像为也二臂;[注]《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大正藏》,第18册,第824页。显庆元年(656)玄奘重译《十一面神咒心经》中,观音的造像也为二臂;[注]《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大正藏》,第20册,第154页。大约译自749至771年左右不空译《十一面观自在菩萨心密言念诵仪轨经》中,观音的造像为四臂。[注]《佛说十一面观世音神咒经》《大正藏》,第20册,第141页。

十一面观音造像方法在这四部经典中都有记载,除不空译本造像是四臂外,其它记载均为二臂。而敦煌石窟初唐洞窟十一面观音的造像中除了第321窟是六臂外,其它洞窟无论是坐姿还是站姿均是二臂。这首先说明初唐时期其它洞窟基本都符合前面三部经典的造像方式,而第321窟的六臂观音既不符合前三部经典中的二臂造像方式,也不符合不空译本的四臂造像方式。可见,此铺观音造像,应是介于不空译本前的造像模式,借鉴并吸收了其它观音的造像方式。

图9 莫高窟第331窟十一面观音造像

图10 莫高窟第334窟十一面观音造像

图11 莫高窟第340窟十一面观音造像

十一面观音经典被翻译出来后不久,更多的变化观音汉译经典也随即出现,最具代表的应属不空羂索观音。不空羂索观音经典在隋开皇七年(587)由阇那崛多首先译出,到了唐代,先后有玄奘、菩提流志、李无谄、宝思维等人重译或新译出各种与不空羂索观音相关的陀罗尼经典。[注]阇那崛多《不空羂索咒经》,《大正藏》,第20册,第399-402页;玄奘《不空羂索神咒心经》,《大正藏》,第20册,第402-406页;菩提流志《不空羂索咒心经》,《大正藏》,第20册,第406-409页;菩提流志《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大正藏》,第20册,第227-399页;李无谄《不空羂索陀罗尼经》,《大正藏》,第20册,第409-421页;宝思惟《不空羂索陀罗尼自在王咒经》,《大正藏》,第20册,第421-432页。而菩提流志于709年翻译的《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涵盖了各种变化观音的神咒,修法最为严密。此经中变化观音的臂数就有四臂、六臂、八臂等造像方式。

第321窟之前洞窟中的十一面观音像均是二臂,符合不空以前译本的造像方式,而第321窟的这铺六臂观音造像可能受到《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中变化观音的影响,此像应是菩提流志在709年翻译成《不空羂索神变真言经》后的作品。可见,第321窟的开凿年代至少应该在709年后,而不会是武周时期。

我们已经确定了第321窟西壁龛外的两身白狼塑像的入绘与阴守忠家族有关,根据阴守忠家族成员的活动情况,来推定此窟的营建年代也是可行的。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完整记载了神龙以后敦煌阴氏家族成员的情况。在记载阴祖家族时,其子守忠及长孙修己的情况均有记录。据《名族志》载,阴守忠任职期间得到当时凉州都督郭元振的评价:

祖子守忠,唐任壮武将军、行西州岸头府折冲兼充豆卢军副使,又改授忠武将军行左领军卫、凉州丽水府折冲都尉摄本卫郎将、借鱼袋,仍充墨离军副使、上柱国。以父老请侍,孝诚恳切。蒙凉州都督郭元振判录奏:谋略克宣,勤劳久著,当王凉之西面,处四镇之东门,弹压山川,控御缓急,寇不敢犯,尘不得飞。将士有投醪之欢,吏人承狭纩之惠。防授既众,功效实多,利润倍深,孽课尤剩,赵充国之为将,省而成功,甘延寿之居边,惠而能利。

在对制剂进行质量控制时,选择合适的检测方法是关键,既要准确、可靠,又要方便、快捷。通常,对有紫外吸收的成分,其含量测定的首选方法是UV法或HPLC法[11]。由于2015年版《中国药典》未收录米索硝唑及其制剂,因此,对米索硝唑及其制剂中主成分的含量测定方法没有现行的标准。

《名族志》的年代,郑炳林先生考定在开元十一年(723)至开元十五年(727)间。[注]郑炳林、安毅《敦煌写本P.2625〈敦煌名族志〉残卷撰写时间和张氏族源考释》,《敦煌学辑刊》2007年第1期,第1-14页。

郭元振担任凉州都督,见《旧唐书·郭元振传》载:

大足元年,迁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先是,凉州封界南北不过四百余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频岁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于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界碛中置白亭军,控其要路,乃拓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虏不复更至城下。元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旧凉州粟斛售至数千,及汉通收率之后,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粟数十斛,积军粮支数十年。元振风神伟壮,而善于抚御,在凉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注][后晋]刘昫《旧唐书》卷97,第3044页。

《新唐书·郭元振传》载:

郭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人,以字显。……久之,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后方御洛城门宴,边遽至,因辍乐,拜元振为凉州都督,即遣之。初,州境轮广才四百里,虏来必傅城下。元振始於南硖口置和戎城,北碛置白亭军,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无虏忧。又遣甘州刺史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旧凉州粟斛售数千,至是岁数登,至匹缣易数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凉五岁,善抚御,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举遗。河西诸郡置生祠,揭碑颂德。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安西大都护。[注][后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22,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60-4361。

可知,郭元振在大足元年被任命为凉州都督,神龙中迁左骁卫将军,兼检校安西大都护,说明郭元振在701至705年任凉州都督,写阴守忠判录当在此时。又据“以父老请侍,孝诚恳切。”知阴守忠在此期间得到凉州都督郭元振判录后回敦煌侍奉老父阴祖,其任职在武周时期。

据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天授二年(691)阴守忠为百姓,说明阴守忠任职当在691至郭元振任凉州都督期间。第321窟开凿时间的上限当在武周后。

另据《名族志》阴守忠长子阴修己曾被任命为“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那么阴修己究竟何时任此职?节度使当指河西节度使,而这个任命阴修己为“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的节度使又是谁?

据《资治通鉴》载:

景云元年(710),置河西节度、支度、营田等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注][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10,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660页。

《新唐书·方镇四》云:

河西 景云元年置河西诸军州节度、支度、营田、督查九姓部落、赤水军兵马大使,领凉、甘、肃、伊、瓜、沙、西七州,治凉州。[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67,第1861-1862页。

《唐会要》载:

河西节度使,景云二年(711),贺拔廷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之号。至开元二年四月,除杨執一,又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营田等使。十一年四月除张敬忠,又加经略使。十二年十月,除王君,又加长行转运使。自后遂为定额也。[注][宋]王溥《唐会要》第73卷,第1428页。

《新唐书·兵志》云:

景云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注][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0,第1329页。

河西节度使设立时间,多数学者认为是景云二年。吴廷燮罗列出了唐代前期的河西节度使,其中开元中期以前的历任河西节度使为:

景云二年至开元二年(714)河西节度使为贺拔延嗣,开元二年至四年为杨执一,开元七年至九年为杨敬述,开元九年至十一年为张敬忠,开元十二年至十五年为王君。[注]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8《河西》,北京:中华书局,第1216-1218页。

据《唐会要》载:

至开元二年四月,除杨執一,又兼赤水九姓本道支度营田等使。[注][宋]王溥《唐会要》卷73,第1428页。

《通鉴》载:

(开元二年七月,714)壬寅,以北庭都护郭虔瓘为凉州刺史、河西诸军州节度使。[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1,第14册,第6703页。

可见,开元二年四月至七月间应为杨執一,七月后为郭虔瓘。

据《通鉴》载:

(开元三年,715)四月,庚申,以右羽林大将军薛讷为凉州镇大总管,赤水等军并受节度,居凉州。[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1,第14册,第6710页。

其实就是河西节度使。据吴廷燮研究,开元七年杨敬述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

《旧唐书·玄宗上》载:

(开元八年,720)秋九月,突厥欲谷寇甘、凉等州,凉州都督杨敬述为所败,掠契苾部落而归。[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第181页。

《通鉴》载:

(开元八年十一月)辛未,突厥寇甘、凉等州,败河西节度使杨敬述,掠契苾部落而去。……(九年)春,正月,制削杨敬述官爵,以白衣检校凉州都督,仍充诸使。[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2,第6742-6743页。

杨敬述在开元七年至九年间任河西节度使,开元八年因突厥来犯兵败,九年正月而被削去官爵。

据《通鉴》载:

(开元九年,721)十月,河西、陇右节度大使郭知运卒。知运与同县右卫副率王君,皆以骁勇善骑射著名西陲,为虏所惮,时人谓之王、郭。遂自知运麾下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判凉州都督。[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2,第6747页。

据《唐会要》记载:

十一年四月除张敬忠,又加经略使。[注][宋]王溥《唐会要》卷73,第1428页。

开元十一年四月,张敬忠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又加经略使。十二年十月为王君。可见开元十一年四月至十二年十月前河西节度使为张敬忠,而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这一段时间均由副使王君代河西节度使。

开元十一年(723)九月,敦煌地区发生了吐谷浑投唐事件:

先是,吐谷浑畏吐蕃之强,附之者数年;九月,壬申,帅众旨沙州降,河西节度使张敬忠抚纳之。[注][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12,第6757页。

据《唐会要》记载:

据《通鉴》载:

《旧唐书·玄宗上》载:

(夏五月)癸酉,以庆王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九月丙子,吐蕃寇瓜州,执刺史田元献及王君父寿,杀掠人吏,尽取军资仓粮而去。(闰月)庚申,……回纥部落杀王君于甘州之巩笔驿。制检校兵部尚书萧嵩兼判凉州事,总兵以御吐蕃。[注][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8,第190-191页。

开元十一年四月张敬忠被任命为河西节度使,九月发生了吐谷浑投唐事件,十二年十月正式任命王君为河西节度使,至开元十五年五月,任命庆王李潭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诸军节度大使,九月王君被杀,兵部尚书萧嵩兼判凉州事。可见王君任河西节度使的时间应该在开元十二年十月至十五年五月前。

通过以上来看,景云二年至开元二年河西节度使为贺拔延嗣;开元二年四月至七月间为杨執一,七月后为郭虔瓘;开元三年是薛讷;开元七年至九年间是杨敬述;开元九年元月至十月为郭知运;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这一段时间由副使王君代河西节度使;开元十一年四月至十二年十月前河西节度使为张敬忠;开元十二年十月至十五年五月为王君;十五年五月为庆王潭,九月萧嵩兼判凉州事。

据《名族志》知,阴修己被“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的时间在文书写成之前。而开元十三年(725),三阶教被第二次禁断,遭到沉重的打击,因此,在开元十三年后,三阶教及其图像不可能流传到敦煌。那么第321窟的十轮经变只能绘制于开元九年至十三年(721—725)间。

通过阴修己的活动来看,其任“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之职的时间当在王君任河西节度使期间。王君有两个时间段任河西节度使,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间暂代,开元十二年十月至十五年五月为正式任命。我们认为,阴修己任“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当在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间王君代河西节度使时。由于没有得到正式的任命,所以只称“节度使”,而无其名。

那么,第321窟的开凿时间也当在开元九年至十一年四月阴修己被任命为“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的这一时间段,即721—723年间。

由此可推测第321窟的实际窟主应是阴修己。武周后,阴守忠已经回敦煌侍奉其父阴祖,第321窟的窟主当是阴守忠、阴修己父子。首先是为了其家族发家史的回顾,即对阴守忠献白狼的事迹的回顾,另外,修己任“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实际掌握着沙州的军事指挥权,可见阴修己是第321窟修建的实际功德主。也是对其父及其家族发家的纪念。

结语

我们通过对南壁的十轮经变入绘敦煌的时间、东壁门北十一面观音变的造像样式,敦煌文书P.2625《敦煌名族志》中的“阴守忠”“阴修己”“河西节度使”及“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等相关信息进行了分析,认为莫高窟第321窟是盛唐时期的阴家窟,由敦煌大族阴守忠、阴修己父子开凿,时间当在阴修己任“节度使差专知本州军兵马”之职时,即开元九年十月至十一年(721—723)四月间王君代河西节度使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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