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发展框架下的“北京长城文化带”建构初探

汤羽扬， 刘昭祎， 张 曼

(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44)



区域协同发展框架下的“北京长城文化带”建构初探

汤羽扬， 刘昭祎， 张 曼

(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遗产研究院， 北京 100044)

基于区域协同发展理论，提出了以北京长城遗产及其赋存的山川地貌为核心价值体系，与其它遗产资源、景观资源、聚落资源整合，建构地景景观、遗产景观、聚落景观多层级的相互渗透协同合作的“北京长城文化带”空间构架设想，期望能够以此促进北京北部生态涵养发展功能区的建设发展.

区域协同发展理论； 北京长城文化带； 空间构架； 协同合作

1 “北京长城文化带”建构背景

在北京北部山区生态涵养发展功能区建设、京津冀一体化战略以及加强北京长城保护工作深化拓展的背景下，北京市“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推进区域文化遗产连片、成线保护利用. 挖掘区域文化遗产整体价值，制定实施北部长城文化带、东部运河文化带、西部西山文化带保护利用规划”的战略要求并明确将长城文化带的建设列入北京市“十三五”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

“文化带”是具有相似地理单位的文化区域、文化类型、文化模式[1]. 文化区域是由人、文化和自然环境等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其核心是共同性文化要素[2]. 区域协同发展是借助协同理论探讨文化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方法，强调通过文化区域系统内要素之间的合作、序参量(系统要素之间的协同合作，是所有要素对协同运动贡献的总和)的协同，以及序参量之间的竞争，实现对文化区域系统有序结构的产生、运作与演化[3].

北京市境内明长城属明长城九边十三镇的蓟州镇镇西段、宣府镇东路，蓟州镇和宣府镇长城都是为了保护京师而设的，地处京师北部，主要为抵御蒙古入侵的预备防线，与京师防守力量起到相互照应的作用. 蓟州镇是明长城九边重镇之首，宣府镇仅次之，京师北部长城的修筑也是十三镇中最为坚固的段落，材料使用最为讲究，敌台、关、堡等防御设施设置也最为密集，是明长城中长城修建等级较高的段落.

北京地区的长城横跨北京北部山区，分布在平谷、密云、怀柔、昌平、延庆和门头沟六个区县(均位于北京生态涵养发展功能区内). 该区域也是北京市的水源地和绿色生态屏障. 其中部分长城段是北京市、河北省、天津市的辖区界线.

北京是中国长城世界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目前经国家文物局认定的北京长城总长度520.77 km(包括明长城和北齐长城)，此外还包括敌台马面总计1 500余个，关隘城堡近200处，烽火台150多座. 其他相关遗存还有挡马墙、窑址、采石场等，资源十分丰富. 此外长城沿线的自然及人文景观资源也十分丰富，不仅有八达岭国家公园、各级风景名胜区，还有多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挂牌民俗旅游村. 同时民俗文化浓郁，民间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形式多样(见图1).

目前这些资源的集合效应尚待进一步深入发掘，建构以长城遗产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带对整合各类资源、彰显北部山区历史文化景观与自然景观的高度结合、促进地方各项事业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2 “北京长城文化带”空间总体构架

依据功能相关、空间相关、文化相关[4]的分类方法，“北京长城文化带”资源构成可以分解为长城遗产、景观环境(包括人文景观及自然景观)、民俗文化三类要素，并以此建构“北京长城文化带”的基础结构(表1). 该结构得以稳定运作的条件，是序参量之间的协同合作，即突破同类的界线，建立三者间的协作关联. 在此基础上，通过资源间的“竞争”，最终形成以长城遗产资源为价值主体，与区域景观环境、民俗文化资源整合，建立各要素的、更高一级的稳定结构. 基于区域协同发展框架下的“北京长城文化带”，是一个从“基础层—稳定层—优化稳定层”的由低级到高级的立体空间构架(见图2).

该空间构架的几何关系即是将原本不同部门管辖、相对独立的长城遗产、自然环境、村庄、民俗文化等各类要素“点”，以及正在逐步形成的长城景区、风景名胜区、民俗旅游村等同质要素间的协同合作“层”，予以突破和融合，促动异质要素间协同运动，交织成均质关联、稳定、立体三维的北京长城文化“网”(带). 凭借长城遗产资源的核心价值凝聚作用，使这组网架最终演化成非均质关联、动态稳定、立体三维的空间构架.

3 构架的主体“线”：长城遗产线核心价值的凝聚作用

选择长城遗产作为“北京长城文化带”空间构架主线的原因有三：第一，长城是世界上建造历史最长、分布范围最广的世界文化遗产，有极高的世界知名度. 除其自身独特的历史、艺术、科学与文化、社会价值外，长城遗产对“北京长城文化带”区域内的聚落体系、建筑艺术、纪念物艺术、风景景观及民俗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重要影响. 这是其他资源无法比拟超越的. 第二，长城及其赋存地貌的大尺度线性空间结构，为联系文化带内各资源要素提供了物质的以及精神的条件. 长城在文化带内的影响力与凝聚力使整合各资源要素成为可能. 第三，长城是一种共享资源，且资源对象调查清晰，保护体系成熟完备，能够在区域景观环境、民俗文化保护利用上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表1 “北京长城文化带”基础构成

*作者编制

长城遗产资源要素包括依山川地貌走势建造的高大墙体、墙体上的敌台与关隘、沿墙体或垂直墙体分布的烽火台，具有军事指挥和屯兵作用的城堡等. 总体看这些资源少部分得到了保护修缮，较为安全，但大部分尚需陆续完成本体的保护.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北京市6个区县现已开放的长城点段和城堡计约100余处. 主要为地方政府管理的景区(约34处)和村民自行开放的景点(约28处)两种形式，其他有38处城堡作为民俗旅游村进行接待. 目前这些开放点段还没有建立相互照应的阐释体系，其利用方式、接待设施、服务能力也有很大差异. 总之，北京长城的军防特点、层级关系，线性遗产的整体价值未能充分体现.

凸显长城遗产资源在“北京长城文化带”的核心价值作用，首先要加强长城本体的保护，强调其作为明代京城军事防御工事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通过对重要关口、险要地段、主要战事地点等的总体安排，塑造长城军事系统主题展示与阐释. 其次应结合长城与周边城堡、传统村落以及其他文化遗产的联动，塑造城堡主题、山村体验主题、民俗文化主题等活动；并与生态环境资源协同，塑造山川登临、生态休闲等活动，共同形成长城文化带的整体序列.

4 构架的支撑“点”：各类资源整合为重点段的支撑作用

“北京长城文化带”空间构架的支撑点，是由长城遗产、景观环境以及民俗文化要素独立或集合构成的重要点段.

1) 北京北部山区景观资源现状

据统计，北京北部山区现有16处风景名胜区，其中8处景区内有长城或与之毗邻；18处森林公园中10处有长城或与之毗邻；3处地质公园内均有长城；19处自然保护区中7处有长城或与之毗邻；3处矿山公园中2处内含长城或与之毗邻；5处湿地公园中3处与长城毗邻. 可见，北京北部山区各公园景区大多处于长城沿线，或与长城有较好的视线通廊关系(见图3).

虽然长城是各公园景区的资源要素，但目前各景区尚未充分重视对长城遗产的展示与阐释，更谈不上相互关联的建构. 即使是这7类公园资源，在分布上虽有交叉，但其之间的良好的协同也待加强.

除长城外，北京北部山区现有全国、市、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约1 850处，另有4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10处传统村落、165处市级民俗旅游村，以及上百个一般村镇与现代著名景点. 这些丰富的人文景观资源推动了京郊民俗旅游业的迅速发展(见图4、图5). 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京郊已有几百个市级乡村民俗旅游村和上万个市级乡村民俗旅游

户，初步形成了由乡村景区、民俗旅游村、休闲度假村、观光农业示范园以及乡村节事构成的北京乡村旅游产品体系. 在众多民俗旅游村中，与长城相关的军事城堡及民堡的历史文化特色还有待发掘. 围绕长城军事防御功能开展聚落选址、重要事件、民俗活动特色建设，将会对长城遗产保护和特色村庄建设上起到双重作用.

2)“北京长城文化带”各类资源关联性与重点段建构

“北京长城文化带”内资源要素得以协同合作的前提，是要保持其开放性，以及差异性和不平衡性[3].

加强长城文化带内资源要素的开放性，旨在与长城遗产资源建立关联，并形成开放系统. 这需要整体统筹长城文化带各类资源的功能协同，包括展示、教育、休闲、村镇发展、生态涵养等.

根据北京长城的军事防御特点，结合现代村镇建设提出建立“长城文化带”的5处重要支撑点和20个一般支撑点. 5处支撑点即京津冀三省交界的红石门至将军关区段；司马台至古北口、卧虎山区段；慕田峪至“北京节”九眼楼区段；南口向北沿关沟(含居庸关、八达岭)至延庆连墩区域；沿河口至黄草梁区段. 以南口向北沿关沟(含居庸关、八达岭)至延庆连墩区域为例，这里不仅有居庸关、八达岭为代表的著名关城和砖石长城、敌台、敌楼，还有土长城、烽火台、连墩，以及岔道城、里炮等军事城堡. 同时这里也是建设中的国家公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元代就已出名的弹琴峡、仙枕石、过街塔等景点；还有京张铁路詹天佑纪念馆；以及南口抗日战争遗址等，区域内风景景观独特，文化内涵十分深厚. 其他20个一般支撑点为重要支撑点的次一级重要点，如长城军防线上的重要关口将军关、墙子路、古北口、白马关、慕田峪、黄花镇、居庸关、沿河口等.

各重点段的建立一方面是考虑了资源的类型，同时考虑各点之间的差异性，以及同一点中各类资源的差异性及互补关系. 其目标是选取优势资源进行整合，重点利用，错位发展，形成紧密联系而又各具特色的功能区. 在同一大目标下丰富长城文化带的利用形式，减缓人流集中带来的部分点段利用强度，提升各类资源的整体利用水平.

5 构架的联系“网”：多样出行方式形成的网络联系作用

北京长城沿北部山区分布长度有500多km，且多位于交通不便的山地，只有通过多样的交通方式建立各要素之间便捷的联系，才能够为“北京长城文化带”的保护、利用和管理提供基本保障.

1) 北京北部山区道路交通网络现状

北京北部地区现有交通是以连接中心城区的南北向放射性道路为主. 因长城呈东西向线性布局，故有多条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由地上或地下穿越长城. 省道多为中心城区与各区县的连接线，而北部6区县之间东西向的交通并不十分顺畅. 整体看公共交通分布不均匀，知名且开放早的景区公共交通较为方便，前往长城周边城堡、传统村落与旅游民俗村，更多依靠游客自驾车出行. 此外，北京各区县修建了一些骑车系统，如延庆推出的八大骑游区域很受骑车族的欢迎. 北郊的徒步系统也有几条. 但无论是汽车行、自行车行、步行线均缺少围绕长城主题展开的案例. 单目的地旅行模式或多目的地途经模式导致文化带内各要素之间较难形成多景区、多主题的整合关联.

2)“北京长城文化带”多样化出行网络建构

以长城为主线的“北京长城文化带“，使建构长城为主题的网络交通及游线成为可能. 首先，可沿长城文化带分布方向对现有道路进行梳理和沟通，串联长城遗产资源及相关景观环境、民俗文化资源点. 并以上述重要支撑点为枢纽，呈放射状连接周边资源，交织各节点形成次一级交通网络.

对于山区来说，大规模的开路对环境是一种破坏，因此特别需要强调道路的优化整合，以及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以形成文化带各点的贯通，逐步建立营区基地、完全环游、目的地区域环游、旅游链、复合目的地区域环游等多种线路模式[5].

沿长城文化带部分区域设置自行车骑游线，将线路与长城历史和景观资源进行组合，能够增加线路的文化感. 部分有条件的区域可设置以长城军事设施为主题的徒步道，使历史文化体验、民俗文化体验、休闲养生完美结合. 例如，“沿河城—斋堂—黄草梁长城—小龙门“线路；”中国延庆世界地质公园—永宁—柳沟—岔道城“线路；“南口—居庸关—八达岭—岔道城—连墩”线路；“青龙峡—黄花城—雁栖湖—红螺寺”线路；“古北口—司马台—雾灵山”线路；“金海湖—大峡谷—红石门—将军关—黄松峪森林公园”线路等，并在线路上选择合适的资源设置接待点、休息点、观景点.

6 构架的承载“层”：地景景观、遗产景观、聚落景观的渗透作用

基于“北京长城文化带”资源类型，确认承载其空间构架的面层，可以考虑为地景景观、遗产景观、聚落景观的生态涵养区.

1)地景景观：山、峪、水等长城选址地的自然景观系统展示

结合长城选址的代表性地点以及沿线的自然景观，或开发一些典型地貌地点，对长城赋存环境的自然生态景观系统进行展示，同时设立解说系统，将有利于加强观者对长城军事防御选址特征、历史背景、长城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等方面的认知.

2)遗产景观：长城及其相关军事防御设施、区域内各类遗产利用

北京的长城并未经过全面的维护，大多数长城墙体目前尚不适合开放登临，建立长城文化带的目的并非是让大家都去“爬”长城，其主要工作之一是有计划实施长城维护，保证其延续生存. 除将长城作为直接登临对象外，目前对长城文化，及其作为人工与自然完美结合的大地艺术的背景作用，在认识和表现手段上都较为欠缺. 因此，对长城遗产的景观作用需要多方位发掘，使其开放和展示的方式更具多样.

此外长城文化带区域内的存在有诸多文物建筑、遗址，传统建筑，且一些还在使用中，一些已经成为旅游景点，它们与长城共同构成了区域的历史文化景观. 对区域内遗产的总体利用与安排，是深入阐释长城文化带文化内涵的不可或缺的内容.

3)聚落景观：传统村落保护与现代村庄发展

北京长城周边分布有许多军事城堡和民堡，多数城堡的生产生活延续至今. 同时也有不少现代村落. 这些村落类型丰富，是地方文化传承的活载体，也是使区域具有活力的主要因子. 在北京长城文化带建设中特别需要重视对城堡、村落中长城遗存的保护与阐释，实现长城城堡保护与民俗文化保护的统一. 这些村落同时还能够为长城文化带的山村生活体验、餐饮住宿等提供多项服务. 建构多座城堡及村落之间的东西向关联，可以为长城文化带提供更为丰富的活文化的体验.

7 结论

“北京长城文化展示带”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作，其目的是保护长城和优化生态环境，活跃山区经济，传承地方文化. 在传达长城遗产价值的同时，促进北部山区资源整合；在彰显长城文化特质的同时，带动区域文化和生态涵养发展. 使历史上拱卫京城的军事设施在当今北京北部的生态涵养功能区建设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

[1] 余同元. 明代北京长城文化带的形成与演变[J].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3):42-50

[2] 游俊. 文化区域的经济协同发展机理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 经济地理,2013,33(11):35-39

[3] 王力年. 区域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理论研究[D].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2

[4] 张镒,柯彬彬,苏欣慰. 海上丝绸之路遗产廊道构建设想及原理——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背景[J]. 云南地理环境研究,2015,27(5):20-26

[5] 史春云,朱传耿，赵玉宗，等. 国外旅游线路空间模式研究进展[J]. 人文地理，2010(4):31-35

[责任编辑：牛志霖]

Construction of the Great Wall Culture Presentation Belt in Beijing under the Framework of Regional Synergetic Development

Tang Yuyang, Liu Zhaoyi, Zhang Man

(Academy of Architectural Heritag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Beijing 100044)

Based on the theory of regional synergetic development, a space frame of the Great Wall Culture Presentation Belt in Beijing i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which takes the Great Wall heritages and topography as the core value system, integrating with other heritage resources, landscape resources and settlement resources, in order to build a multi-layer, mutual penetration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Through building this construction，it is expected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Beijing.

theory of regional synergetic development; Beijing Great Wall Culture Presentation Belt; space frame; cooperation

1004-6011(2016)03-0001-05

2016-07-28

北京市文物局项目：北京长城保护总体规划

汤羽扬(1954—)，女，教授，博士生导师，硕士，研究方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历史城市与建筑保护设计、乡土建筑研究等.

K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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