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善与大善

刘丽波，任职于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学中心，主要负责公益慈善管理人才培养项目，致力于公益慈善行业的研究

在孔子看来，子贡所做善事，看似高尚，恰恰是过犹不及的典型做法。试想一下，如果子贡的“善事”为人称颂，原本有心赎人的鲁国人，面对异国为奴的老乡，即便有心，也会睁眼闭眼，装作无人可赎

子贡是孔子的得意门生，位列“孔门十哲”。他不仅能言善辩，办事通达，具有理政和外交才能，还颇具经商才能，为孔门首富。在从政方面，曾为鲁国、卫国之相，挽救鲁国于危难之中；在经商方面，他位列《史记·货殖列传》十七富商中的第二名，太史公对他赞赏有加；在德行方面，他跟随孔子周游列国，多次救老师于水火。孔子逝后，他坚决捍卫老师的道德学问，成为孔门实际上的“掌门人”。客观地说，子贡是孔子三千弟子中的全才，孔子对他颇多倚重。孔子重病，子贡求见，孔子柱杖徘徊，说：“赐，汝来何其晚也？”（注：子贡名为端木赐）个中深情，不难体味。

可是，这位孔子的得意门生，也挨过老师的批评，而且还是在做善事之后。《吕氏春秋·察微篇》中记载了子贡赎人的事情。“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于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鲁国法律规定，鲁国人在外沦为奴隶，如有人能把他们赎回，回国后可以从国库中报销赎金。子贡赎回奴隶而不要赎金，孔子因此批评子贡说：“你做错了啊！从今以后，鲁国人不再愿意赎回奴隶了。领赎金无损你的善行，不领赎金则会让人再不敢赎人了。”

在常人看来，子贡拿自己的钱财救赎鲁国在外的奴隶，且不让国家报销，应该是很高尚的善举，值得大大表扬。可是，深邃的孔子见微知著，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或言看到了更实质的一面。作为一个富商，子贡可以不在乎一点钱财，但是鲁国毕竟富人少穷人多，让大多数鲁国人饿着肚子自掏腰包赎人，确实很不现实，也有违孔子一向倡导的仁政，更有违他所说的中庸之道。

在孔子看来，子贡所做善事，看似高尚，恰恰是过犹不及的典型做法。试想一下，如果子贡的“善事”为人称颂，原本有心赎人的鲁国人，面对异国为奴的老乡，即便有心，也会睁眼闭眼，装作无人可赎。因为，在道德高地面前，只有沉默、躲避，才不会被人标上“见利忘义”“为富不仁”“斤斤计较”之类的标签，才是明哲保身的最好办法。此情此理，古今一样。子贡这种“赎人不要钱”的高尚行为，恰恰成为规则的破坏者，成为阻碍更多的人参与赎人的绊脚石。如此一来，这个造福鲁国民众的法律，必将成为一纸空文，而被子贡救赎的奴隶，可能不过是少数的幸运儿罢了，更多的人只能在异乡继续为奴。

大哉孔子！作为一个先哲、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以小仁害大善，正是孔子的深邃。这种深邃，正是建立在他通达世事人情、洞察世道人心的基础之上的。在这件事上，子贡应该服气，也肯定服气。事后子贡的言行，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子贡因为其政治、商业上的成功，到许多诸侯国，都能与诸侯“分庭抗礼”。当时有很多大人物认为他“贤于孔子”，对此，他坚决反对。他说，孔子就像日月，没有人可以超越他，自己跟他根本没法比。他正告世人，孔子不可诋毁。孔子逝后，三千弟子守墓三年各自散去，只有子贡，在孔子墓前守墓六年。

众人拾柴火焰高。做公益慈善事业，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引导民众乃至全社会积极参与。过去街头打场子卖艺的人有句口头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富人或名人，尤其是巨富者或大名人，因为经济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关系，他们从事慈善事业的示范或带动作用巨大。但是，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一个人包打不了天下，几个人也不行。

对于行善者而言，善行要彰显的并非行善者自身的高尚道德，而是其是否具有感召力，是否能够激励更多人向善行善。尤其是那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人，更应注重自身善行对普通大众的影响。但是，现实中却经常出现效果相反的善行或观念，甚至包括很多公益慈善组织，做了和子贡一样“高尚”的“好事”。

在现代社会，“独行侠”式的行善方式，已经撑不起庞大的公益慈善事业。公益慈善事业的推进，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参与，依靠专业的组织运作。这些组织的运作，要有一定的管理成本。但是，在一段时期，公益行业曾一度盛行所谓的“零管理费”，即提供专业公益服务而不收取成本费用。一些公益慈善组织甚至是一些知名机构，把零管理费当作对外宣传的法宝，并以此吸引捐款，扩大自身在业界的影响。殊不知，暂不论零管理费是否真的可能（实际上，所谓的零管理费，只是将成本以其他形式如定向捐赠等来承担了），其宣扬的看似更高尚的善行，和子贡“来而让，不取其金”何其相似！此种“善行”，或许给自身赢得一时的赞誉，却误导公众，成为公益慈善界的“劣币”，破坏了慈善组织的运营规则，损害公益慈善的发展秩序。

这些“高尚”行为往往乱花迷眼，颇能吸引眼球，其危害一时难以察觉。可是，一个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法院判决，让我们直接体味到破坏规则的可怕。2006年11月，南京彭宇案轰动一时。彭宇乘公交到站后第一个下车，出于善心，扶起一位摔倒在地的老人，并在老人家属的要求下将其送到医院。在得知伤势严重后，老人及其家属一口咬定是彭宇将其撞倒并将彭宇告上法院。法院以“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为由，裁定彭宇补偿原告40%的损失，即45876元。

彭宇案影响甚巨，自此之后，遇老人跌倒，众人避之唯恐不及。有评论认为该案将影响几代人。自古行善，虽不一定要得到褒扬，但是，一般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人们之所以关注此次判罚，并不是人们都认定彭宇没有撞到那个老妇人，而是感受到做善事的可怕。就是说，在没有摄像资料和直接证据的情况下，做善事可能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如此一来，套用孔子言恐怕就是：“自今以往，国人不扶人矣。”

据考，在许多国家，为了防止行善反而被判罚的事情出现，都有保护行善者的法律和判例。在笔者看来，这些做法，无疑是为了保护和鼓励善心，鼓励人们大胆积极地参与慈善事业。

慈善是冬天里的一把火，寒冷的人会因此感受到社会的温情。慈善不是一件高高在上的事情，不需要过高的门槛。尤其在现代社会，慈善已经成为影响广、规模大的事业。它的健康发展，既需要法律保障，更需要有专业素养的慈善工作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跳出“小善”的狭隘，消除对慈善的误区，维护有利于“大善”的行业规则和社会规则。不要用高不可攀的道德标尺评价捐赠人，也不要用完全牺牲奉献的要求衡量慈善工作者。用道德绑架慈善贻害无穷。在这点上，圣人仍然可以做我们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