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地方官府进呈书籍考察

吴 元

(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福州 350001)



册府说苑

四库地方官府进呈书籍考察

吴 元

(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福州 350001)

《四库全书》是清代编修的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乾隆帝利用其特殊的政治身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书。地方官府是征书的重要力量，各地官员利用州县学官、商船、书贾等人，积极查访图书，征书几乎涉及到了当时清朝所能控制的所有省份。在征书数量方面，江浙地区保持着巨大优势，是清代不同地区学术文化繁盛程度在图书方面的反映。

四库全书 书贾 江浙

1 地方官府搜求书籍途径

乾隆在三十七年正月的征书令中对搜访遗书的途径进行了说明，规定“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或官为装印。其有未经镌刊，祇系钞本存留，不妨缮录副本，原书给还”；并要求地方官员要“严饬所属，一切善为经理，毋任吏胥藉端滋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6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97页，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从谕旨可以看出，抄录、购进是地方官府搜访书籍的主要途径。征书初期确按此进行，只是随着献书数量的增加，抄录“恐稽时日”，各家才“将原书恭进”。

搜访书籍事宜主要由两部分人员组成，一部分是府州县学官，一部分则来自商船、书贾。学官主要掌管本地学务，“学臣考试与士子最为切近”，因此学官搜访遗书主要是通过“按试所到之处，士子毕集，即加谘访，随棚送验”，或“将省志及各县志内所载历代名人著述，摘出书名，分发各府州县，指名购觅，并就本人后裔及各处藏书之家，悉心询访”，或“传示书院义学，并曾叨科第之旧绅宦族，婉为购求”*《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三〇，“护理广西巡抚淑宝奏购访遗书情形并缮呈已得书目折”，乾隆三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的方式。无论哪一种方式，学官访求遗书活动均是在本省范围内开展。

由于“江浙人文渊薮，其流传较别省更多”，仅靠学官的访查，难以搜访完备，两江总督、浙江巡抚、江苏巡抚等召致书贾，给以钱两，委其访购。如浙江的湖州书船，江苏苏州的山塘书贾钱金开、城内书贾陶廷学都为采办书籍出力不少。*沈津撰有专文述钱金开与陶廷学事迹，沈津《此调书林今绝响——书估钱听默与陶正祥》，《老蠹鱼读书随笔》，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徐雁平《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传》一文，也有提到陶廷学、钱金开等人。徐雁平《书估与清帝国的书籍流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六辑，2013年。此外，两广总督也曾向书贾访购遗书，只是“粤东书贾向系贩自江浙，不过通行文籍，并无刊刻新书，大率鲜有可采”。《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五，“两广总督李侍尧奏查访遗书情形及现无购得缘由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湖州书船，又名织里书船，是明、清乃至民国湖州一种专门卖书的船。书商“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自袖中，低昂其价，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同治)《湖州府志》卷三十三，《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上海：上海书店，2003年：第628页。乾隆在给江苏、浙江的谕旨中说到:“湖州向多贾客书船, 平时在各处州县兑卖书籍, 与藏书家往来最熟。其于某氏旧有某书, 曾购某本, 问之无不深知。如能向此等人善为咨询, 详加物色, 因而四处借抄, 仍将原书迅速发还, 谅无不踊跃从事。”*《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上册，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158页。连乾隆都已知晓湖州书船之事，可见其名气之大。在乾隆的指示下，两江总督高晋“遴委能事教官，给发银两，令其亲赴各处书船坊贾，咨询购买”。*《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七，“两江总督高晋奏呈续得遗书书目并饬属购觅《永乐大典》佚书折”，乾隆三十八年四月初八日。

钱金开是不同于湖州书船的另一种书贾。钱金开，名时霁，字景开，一字听默，浙江湖州人，在苏州虎丘太子马头设萃古斋书肆。钱氏为世代书贾，“其述古堂原本，系金开故父经手代买”。俞樾《武林藏书录题辞》有“山塘书贾推金氏，古籍源流能偻指”之说，可见其鉴别古籍之名远扬。乾隆指示江苏巡抚“闻苏州有一种贾客, 惟事收卖旧书, 如山塘开铺之金姓者, 乃专门世业, 于古书存佚原委, 颇能谙悉”。*《清内府刻书档案史料汇编》上册，第158页。对此，萨载称“臣等前此祇知访购旧家佚书，而不知得其书目，方可寻求。山塘书贾铺内，屡经向其购觅，而不知其能悉古书存佚之原委。今蒙圣慈提命周详，益知有所遵办”。*《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一，“两江总督高晋等奏续得各家书籍并进呈书目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后随即“传唤到署，率同两司面询”，据其所开“购得《述古堂书目》，又钱谦益家《绛云楼书目》前来”。并要求“除通行及已购各书外，将所佚何书，另关目录，即令钱金开等分投随处踪觅借抄。如有情愿售卖者，给银购买。其《永乐大典》剩本及此外流传已少并家藏秘本，亦令其一体访求，许给重价，并令先将《传是楼书目》上紧购送查对”。*《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一，“两江总督高晋等奏续得各家书籍并进呈书目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对于钱金开搜求遗书的协助，萨载认为“伊等代人收买旧书，原系本业，今嘱其搜寻，甚为乐从”，同时“通饬所属，各于本境逐细访觅，不得稍有滋扰”。*《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一，“两江总督高晋等奏续得各家书籍并进呈书目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

陶正祥，字庭学，号瑞庵，苏州人，家贫，无以为养，遂以卖书为业，设五柳居于京都及吴门。孙星衍曾撰《清故封修职郎两浙盐课大使陶君正祥墓志铭》云“会开四库全书馆，安徽提学朱君筠言于当道，属以搜访秘书，能称事焉”。*孙星衍《五松园文稿》卷一，《清代诗文集汇编》43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1页。搜购书籍事迹不见于档案。

两淮盐政李质颖还选派晓事总商江广达等八人访购遗书。*郭伟章撰有《扬州徽商江春及其受命为四库馆征书考述》一文，郭伟章《书林丛考》(增补本)，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江春，字颖长，号鹤亭，又号广达，出身盐商世家，父亲江承瑜为两淮总商之一，其父死后，江春继为总商，“身系两淮盛衰者垂五十年”。“江广达人老成, 可与咨商”，从乾隆的评价，可见皇帝对他的重视。江春参与四库征书活动，并非出自两淮盐政李质颖的举荐，而是由乾隆帝亲自指派的。乾隆在谕旨中要求李质颖“止须派总商内晓事之人，如江广达等，令其因亲及友，广为访借，不必假手吏胥，更可不致滋扰”。*《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五二，“两淮盐政李质颖奏解送马裕家书籍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由于江春广于接纳，喜好招集名流，由其访购书籍自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江春共访购图书932部，占两淮盐政进呈图书的一半还多。*据两淮盐政寅著奏“乾隆三十八年李质颖先后进呈六次，共钞、刻本书一千七百八部，内九百三十二部系总商江广达等访购”。《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三九二，“两淮盐政寅著奏发回书籍请留馆阁之储折”，乾隆四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四库全书》收录江广达献书《证类本草》一部。此外，江春还“兼托本地读书渊博之人，代为访觅”。

乾隆在谕旨中要求各省督抚对搜访而来的书籍或抄录，或刊刻，原本发还各家。但是各省督抚在征书奏折中均未对抄录、刊刻书籍的情况作详细说明，只是含混的称“家藏钞本未经刊镌者，雇人代缮副本，将原书给还；或遗留藏板者，官为饬匠装印”。*《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八，“云南巡抚李湖奏访遗书情形折”，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初八日。直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乾隆制定发还书籍政策，要求“总裁督同总纂、提调、纂修等，即通行查检各书，开列清单，行知该督抚等，酌委妥便之员赴翰林院领回，给还藏书之家，俾得将原献书籍永远珍藏”，*《乾隆朝上谕档》第8册，第622页，乾隆四十二年四月十二日谕。“其中有经该督抚自行购进及借本钞誊毋庸给还本家者，亦著于收到书籍后再行查明送缴，留备馆阁之储”。*《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40辑，台北：国立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46—47页。谕旨将进呈书籍分为自行购进、借本钞誊、呈献原本三类，这也成为之后各省督抚对本省进呈书籍进行分类统计的指导原则。

江苏省的征书情况比较复杂，在《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出现的与江苏省献书相关的奏折分别由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萨载、两淮盐政李质颖上奏，其中两江总督高晋负责江宁书局之事，江苏巡抚萨载负责苏州书局之事，两淮盐政李质颖负责扬州征书事宜。两淮盐政李质颖呈送的书籍主要来自居于扬州的马裕献书和盐商江春的搜集。江春访书事宜前文已述。至于马裕献书由两淮盐政负责的原因，乾隆在谕旨中有明确说明“莫若令该盐政就近借抄，于事更为便捷。其中或有不用者，即可随时检还，亦不致于散佚”。*《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第332页，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八日谕。同时，乾隆还要求此前马裕所献之书“所有高晋等原发苏州书局之六十八种，及交扬州府检阅之六十五种，并著归还李质颖一处汇办”。*《乾隆朝上谕档》第7册，第332页，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八日谕。此后，马裕又多次献书，均交由两淮盐政李质颖办理。因此，统计江苏省献书数量时应将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两淮盐政所呈送书目合起来进行考察。

不同省份官府购进、抄录书籍的情况存在差异，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类是地方进呈书籍中官府购进、抄录书籍占多数，有陕西、山东、河南、山西、福建、广东各省；一类是地方进呈书籍中献呈原本者占多数，有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直隶、奉天、浙江、江苏各省；一类是两者比例相当，有云南省。其中，前两类省份存在一定的聚居特征，长江中下游是私人献书较多的区域，华南、北方则多为官府购进、抄录的书籍。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图书数量众多，且多聚居在书坊、藏书家中，坊肆售卖的图书尚可按价购买，但藏书家收藏的大量图书，只能以抄录的形式获得。征书高潮阶段，大量的私人藏书呈送至书局，地方官员无法及时对藏书家的私人藏书进行誊录，只得先以原本进呈。

虽然各省督抚均在奏折中对本省征书情况有大致说明，但囿于资料限制，无法对各省不同途径进呈书籍的著录情况做详细的了解。以湖南为例，湖南省共进呈书籍四十六部，据湖南巡抚颜希深奏，“自行购进者系《明辨录》《易经告蒙图说》《诗深》三种，借本钞呈者系《圭斋文集》《文选补遗》《子苑》《春秋四传质》《明世说逸编》《全史日至源流》《易深》七种，共书十种，恭请留贮内廷馆阁。此外，原进《古乐义》等书三十六种俱系藏书家呈献”。*《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39辑，第816页。结合《四库采进书目》“湖南省进呈书目”条目，可以对湖南省的征书情况做出较为详细的分类：

自行购进：《明辨录》《易经告蒙图说》《诗深》

借本钞誊：《圭斋文集》《文选补遗》《子苑》《春秋四传质》《明世说逸编》《全史日至源流》《易深》*下划线的书籍为收入四库者，下同。

呈献原本：《古乐义》《楚宝》《龙湖集》《湘洲集》《尚书引义》《春秋家说》《周易稗疏》《书经稗疏》《诗经稗疏》《春秋稗疏》《说文长笺》《史折》《史取》《史贯》《沧州集》《春秋深》《考古略》《考古原始》《榴园管测》《周易本义拾遗》《春秋集传》《周礼集传》《太极通书西铭解拾遗》《正蒙集解》《近思录集解》《律吕新书笺义》《洪范图说》《雅俗稽言》《孔子家语注》《虚籁集》《易笺》《余冬叙录》《易经辨疑》《周易剩义》《易解拾遗》《尚书剩义》*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

从各部分情况来看，呈献原本的书籍被《四库全书》收录的比例最高，其次是借本抄誊的图书，自行购进的书籍无一入选。其中，借本抄誊的书籍大多来自藏书家的献书，可与呈献原本一并笼统归于私家藏书。从湖南省进呈书籍的情况可以看出，各省督抚所述“书坊货卖，不过经史、时文、唐诗、韵府之类”的情况基本符合事实。

2 征书涉及省份考察

地方官府搜访遗书活动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开展起来，几乎所有省份都参与其中，政令所能波及的地域范围也是考察地方官府征书情况的一个方面。《四库采进书目》中未出现的省份有甘肃、广西、四川、贵州四省，黄爱平教授将其具体又分为两种情况，“广西、贵州始终无书可采，四川、甘肃未搜访书籍”。*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各省进呈书籍总数统计表”说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39页。谢灼华也认为甘肃、四川、贵州等省未有进书，谢灼华《清代私家藏书的发展》，《图书情报知识》，2000年第1期。

广西省呈送书目虽然没有出现在《四库采进书目》，但是《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有关于广西巡抚呈送书目的记载。在各省掀起征书高潮的时期，乾隆三十八年正月，广西巡抚淑宝上折奏称“(广西)并无旧书撰述，惟据桂林府查有原任大学士陈宏谋辑有《养正遗规》等书八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七，“广西巡抚熊学鹏奏查明粤西实无遗书折”，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这八种书均由在籍刑部主事陈兰森所呈。但是馆臣“未奉行文调取，当经淑宝将原书发还在案”。*《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二五，“广西巡抚熊学鹏奏给还遗书折”，乾隆四十年正月初八日。也就是说，虽然广西籍刑部主事陈兰森“呈伊祖已故大学士陈宏谋所辑《养正遗规》等书八种”，但四库馆臣并未调取，原书发还至陈兰森。这是关于广西省唯一一次献书记录。此后，虽偶有上奏，但陈述内容大多是“粤西边陋，士子诵习，书坊货卖，不过经史、时文、唐诗、韵府之类，实无历代旧书内有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并发挥传注，考核典章”，*《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二七，“广西巡抚熊学鹏奏查明粤西实无遗书折”，乾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未有书籍呈送至四库馆。

《四库采进书目》中同样缺少贵州省呈送书目的清单，但《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关于贵州巡抚说明“黔省实无遗书”的奏折，从乾隆三十七年十月延续至三十八年十一月。可见，贵州省并非没有征书的活动，只是由于“僻处边徼，代无宿学撰述，间有绅士远宦外游者，该处即有藏书，不能经见，无从购访。且黔省舟楫不通，书贾难于运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三二，“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奏遵旨再行查访黔省实无遗书折”，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的原因，导致“限期已届，各属仍无书籍呈送”。*《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三二，“贵州巡抚觉罗图思德奏遵旨再行查访黔省实无遗书折”，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四库采进书目》收录的只是有献书清单的省份，从而掩盖了广西、贵州等“无书可采”省份的访求遗书活动。虽然广西、贵州两省没有书籍进呈，但是在查缴禁书的过程中却不遗余力，根据宁侠的统计，贵州省送缴禁书809部，广西省送缴禁书434部。*宁侠《四库禁书研究》，2010年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之前学界研究大多认为，甘肃省并未开展征书活动，*黄爱平、李常庆等人持此种说法，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李常庆《四库全书出版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四库全书史话》《四库全书答问》将甘肃省没有进献书籍的原因归结为镇压少数民族起义，影响了图书的搜集活动。*任松如《四库全书答问》，上海：上海书店，1992年，第201页。但是，甘肃回民起义爆发于乾隆四十六年，距离下诏征书有九年时间。因此，这一说法难以成立。仔细翻检《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宫中档乾隆朝奏折》，我们还是能够找到甘肃省献书信息的。征书初期，陕甘总督就在奏折中提到“凡陕甘两省购获书籍，俱随棚寄交学政衙门，以专校核之责”，*《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九，“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奏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随后的征书也是“统计陕甘两省各属详送及生童呈献各项书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一九，“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奏购访遗书情形并进呈书目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直至乾隆三十九年陕甘总督勒尔谨上奏说明给还各家遗书情形，提及“重复琐小及残缺不全之书，共六十六种，内甘省二种，陕省六十四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二〇四，“陕甘总督勒尔谨等奏遵旨给还各家遗书折”，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初十日。说明甘肃省至始至终都参与征书活动，甘肃省的献书活动通常与陕西省相连，统归陕甘总督负责，陕甘总督在奏折中也通常是甘肃、陕西两省并提。笔者认为，之所以无法清楚的在档案中看到甘肃省的献书情况，其原因在于陕西省在清代经历了分省的过程，地方官员设置也随之发生变化。清初甘肃为陕西省一部分，康熙初年，陕西省一分为二，设立甘肃省，陕甘总督统辖陕西、甘肃两省，驻兰州府。*关于陕西分省的时间，傅林祥有详细论述，傅林祥《江南、湖广、陕西分省过程与清初省制的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4月。江庆柏在《四库全书地方采进本的地域性问题》中将部分甘肃人著作误认为陕西人著作，正是因为未能搞清楚陕西分省的经过，江庆柏《四库全书地方采进本的地域性问题》，《图书馆杂志》，2007年第8期。从征书伊始，乾隆帝针对各省督抚发布征书诏谕，就将陕西、甘肃视作一个部分，两省的访书事宜也均由陕甘总督负责，上书乾隆的奏折中也仅列陕甘总督、陕西巡抚之名，导致了长期对于甘肃省未进呈书籍的错误认识。*徐亮也认为陕甘总督代管了甘肃的图书征集工作，徐亮《〈四库全书〉西北文献研究》，兰州大学2006年硕士毕业论文。

《四库采进书目》“陕西省呈送条目”中也有不少甘肃籍人著作，如表所示：

此处所述作者籍贯均按清代政区划分。雍正三年六月，庆阳卫归庆阳府管辖。《清世宗宪皇帝实录》第7 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5 年，第512 页，卷三四，“雍正三年六月癸巳”。

陕西省共献书103部，其中15%是甘肃籍人著作，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怀疑《四库采进书目》中的陕西省进书中有可能包括了甘肃省采进遗书，并与陕西省献书一同由陕甘总督上奏，进呈至四库馆。

上述广西、贵州、甘肃三省虽在《四库采进书目》中未见其身影，但仍可爬梳出征书线索，相比之下四川省的情况较为特殊。四川是雕版印刷的发源地之一，唐五代时期四川已经刻印了不少图书，至宋代，蜀地刻书之风仍然延续，蜀本享誉全国，是三大刻书中心之一，承担了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卷帙浩繁的大型书籍的刻印工作。刻书事业的繁盛，也使得四川地区藏书家大量涌现，影响了当时全国及此后各代的私家藏书。但是四库编纂初期，档案中没有任何关于四川省征书情况的奏折，第一次出现四川总督的奏折时间是乾隆五十一年二月，此时四库征书活动早已结束，转入禁书阶段。四川虽位于西南之地，学术文化方面无法与人文荟萃的江南地区相比，但在清代也有如李调元、李化楠等不少为人所熟知的藏书家。此外，乾隆时期四川历任总督阿尔泰、文绶、刘秉恬、富勒浑均是乾隆的得力干将，能力出众。无论从当地的藏书情况，还是官员的办事能力来看，四川省无书可献的原因不同于贵州、广西各省，应从其他方面进行考察。清代四川经历了被乾隆帝列为“十全武功”之首的金川战役。乾隆十二年正月，大金川安抚司莎罗奔发兵攻打革布什咱的正地寨, 随之又劫杀明正土司所属的鲁密、章谷, 公然纵兵进攻坐汛此地的清军把总李进廷部, 清军“不能抵敌，退保吕里”。随后，乾隆帝命令督抚等迅速派选官兵、将弁，统率前往，相机进剿。平定大小金川战役进行了两次，前后绵延近二十年。第二次战役的时间是乾隆三十六年七月至四十一年二月，这正是四库征书活动的密集时期。由于大小金川位于四川省境内，四川总督忙于战争，无力顾及其他事宜，因此，未在征书阶段有过任何上奏。乾隆四十一年，金川战役结束，朝廷对这一地区的建置重新做了调整，将原来对金川土司辖区的间接统治改变为与内地州县相同的行政区划进行直接管理。之后，四川省对于四库编纂的回应开始出现在档案中，而此时征书的高潮已经过去。四川省和四库编纂的互动更多的反映在随后的查缴禁书中。至于《四库全书》收录的川籍著述21部，均为其他省份进呈。

将档案中所提及的征书省份和《(乾隆)大清一统志》所划分的省份罗列出来制成表格，*《大清一统志》将全国政区按统部划分，以往关于《大清一统志》的研究均将统部等同于省。如下：

②黄爱平“各省进呈书籍总数统计表”列有奉天，但根据《大清一统志》奉天府隶属于盛京统部。下文在叙述各省征书情况时，凡涉及奉天之处均以盛京代之。③王大文认为，乾隆续修《大清一统志》中所记内容大多还是属于顺、康、雍三朝，乾隆年间各地的行政区划沿革、历史人物、文化风俗变迁等内容并未得到充分反映。但是，从统部划分来看，与乾隆年间的行政区划基本保持一致。王大文《文献编纂与“大一统”观念: 〈大清一统志〉研究》，中国人民大学2014 年博士论文。

从表中可以看出，四库征书几乎涉及到了当时清朝所能控制的所有省份，从素以藏书著称的江浙地区，到“僻处边徼”的贵州、广西，征书活动波及几乎当时整个清王朝版图，征书活动收到了良好的预期效果，乾隆为纂修《四库全书》所发布的征书令在地方得到了切实的反映。这一效果也反映在档案中，乾隆三十八年、三十九年，档案中出现的地方献书奏折频率增加，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有献书的情况汇报，甚至一天之内有多个省份上折奏报。

3 各省征书情况总结

四库征书活动虽波及全国，但不同省份的献书情况又略有不同。郭伯恭、黄爱平等先生均对各省进呈书籍数量作过统计，虽然在具体数字的考察上存有差异，但对不同省份进呈书籍的整体认识保持一致。*郭伯恭《四库全书纂修考》，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黄爱平《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以长江为界区分，长江以北献书省份共八个，献书数量近千余部；长江以南献书省份10个，献书数量逾万余部。长江以北区域不仅在征书的范围上小于长江以南地区，在征书数量上更是无法与其相提并论。地方献书在数量上呈现阶梯化趋势，以江浙地区为第一阶梯，

长江以南的其他地区为第二阶梯，长江以北区域为第三阶梯。具体而言，江苏、浙江献书数量与其他省份相比存在巨大优势，两省献书数量占全部进呈书籍的一半还多。作为江南文化代表的江浙地区，自元末以来就占据了全国学术文化中心地位，“大江下游，南北岸，及夹浙水之东西，实近代人文渊薮；无论何派之学术艺术，殆皆以兹域为光焰发射之中枢”。*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清华大学学报》，1924年第1期。与之相邻的江西、安徽紧随其后，但从献书数量看，与江浙地区存在较大差距。其他各省献书数量的差距不太明显。这种差距是清代不同地区学术文化繁盛程度在图书方面的反映。

Study of the Collected Books by Local Government inSiKuQuanShu

Wu Yuan

SiKuQuanShuis the largest series of books in ancient China, which was compiled in Qing dynasty. Emperor Qianlong used his special political status to collect books nationwide. Local government was an important force and local officials made use of teachers, merchants, booksellers and others to actively acquire books, covering almost all the provinces the government could control. In terms of volume amount, Jiangsu and Zhejiang area maintained a huge advantage, reflecting the academic status in the Qing dynasty.

SiKuQuanShu; Booksellers; Jiangsu and Zhejiang

G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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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元(1986-)，女，河南安阳人，福建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