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节与成败: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深水层

2016-12-16 09:06王三义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期
关键词:奥斯曼帝国二世改革

王三义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44)



世界史研究

细节与成败:奥斯曼帝国改革的深水层

王三义

(上海大学历史系,上海200444)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若简单地以改革结果论成败,就忽略了改革的复杂性。有几个细节问题应当弄清楚:勇于革新的政治人物值得尊敬,但他们自身也腐化,也滥用权力;最高统治者改革的动机是维护权力而不是为民众的福祉,改革宏愿与统治者的私利并不一致;在早期改革阶段,军事和政治改革只是恢复到基本的管理常识,后来的改革才破旧立新或另起炉灶;对于奥斯曼政府的改革,西方国家有“干预”之嫌,也有“帮助”之意。这些细节问题足以说明,一个日渐衰落的多民族大帝国消除内忧外患的努力,涉及诸多因素。很显然,改革派官员任人唯亲,排斥异己,不利于净化官场风气。由于改革者掌握了实权,他们能够操纵素丹废立,又促使素丹想方设法集权。这样,以违规的方式试图建立规则,新规则不可能真正建立。奥斯曼素丹关心他的臣民,但真正关心的是“臣民是否对素丹忠诚”。一些欧洲大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而“帮助”奥斯曼帝国,是不希望看到这个地理位置优越的大帝国迅速崩溃,引起欧洲大国在近东展开争夺。从根本上说,奥斯曼帝国行政管理中的腐败,已是积重难返。持续数十年的改革使帝国的经济、教育、军事等领域发生了较大变化,但政治格局和官场规则没有改变。

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权力滥用恢复“常识”破旧立新

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常常被当作落后国家自强革新失败的例证。事实上,改革取得的阶段性成就是明显的。从1792年至1876年,改革是逐步扩展也不断深化的。起初引进西式武器和西方军事技术,后来深入到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扩展到司法、管理、税收、社会习俗各个方面。1878年之后哈米德二世专制三十年,也没有放弃经济、教育、社会习俗等改革。经过几代统治者的努力,革新和进步的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面貌发生了较大变化。尤其坦齐马特时期(1839~1876年),除了引进西方科技,还模仿西方政治和法律制度,希望使奥斯曼帝国从东方专制国家转化为现代法制国家。通过法令的形式,明确宣布保障所有臣民的生命、荣誉和财产安全;确保赋税的定期征收;改组了征兵方式。*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1998) 13.设立混合法庭、编制国家预算、建立现代银行,都是西化改革的重要成果。不过,对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局限于做定性分析,要么肯定其取得的成效,正面评价改革的积极意义,要么着眼于改革目标未能实现,批评西化改革的失误,大多属于空疏之论,不利于揭示问题的本质。在研究奥斯曼帝国西化改革时,至少有这样一些问题被忽视:其一,改革者的腐化和权力滥用;其二,统治者的改革动机和民众愿望不一样;其三,早期的许多改革措施都算不上革新,仅仅是恢复“常识”;其四,有人批评帝国政府依附西方,也指责西方国家“插手”奥斯曼政府的改革。对这样一些细节问题,本文试做分析。

一、改革者的腐化与权力滥用

改革是不容易的,因为要除旧布新,触及既得利益。推动改革是艰难的,历史上那些矢志改革的政治家,不仅具备才干,而且有魄力、有担当,史书中持褒奖倾向的较多。就奥斯曼帝国而言,自塞利姆三世改革以来,一百多年里,有数位素丹因触动旧势力而被废黜,不少改革家被流放或谋杀,为改革付出了代价。推动改革事业的政治家如雷希德、米德哈特等,不但有改革的决心,也有改革的能力,热情和胆略,加上实际的从政经验,在一个保守、落后的多民族大帝国开创出一片新天地,实属不易。关键是,改革之初支持者较多,并且都把改革的前景想象得很美好,一旦实践中遇到挫折,连当初坚决支持的人也起而反对,怀疑甚至否定改革本身。有时,改革带来的好处并不明显,问题倒是暴露出不少。对改革不满的人,就把矛头指向改革者,仿佛一切都是改革惹出的祸。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者们值得尊敬。

然而,必须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者们并非“出淤泥而不染”,行事方式并非超然于帝国体制之外。具体来说,阻挠改革和支持改革的官员,大多具有以下情形:第一,任人唯亲,重用自己的亲信和利益集团内的人,排斥异己;第二,在奥斯曼帝国官场,行贿受贿不是违规,而是官场“习俗”,改革者也一样不能免“俗”;第三,改革者也徇私舞弊,为自己牟私利;第四,掌握行政大权的改革者,也独断专行,滥用权力,甚至能够操纵素丹废立。

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家雷希德(拉希德)帕夏,有担任外交官的经历,也有行省任职的经历,属于思想开明、有改革魄力的高官,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本人容易受贿”。至于他的用人方式,也是受到非议的。一心帮助雷希德改革的英国人斯特拉特福德·坎宁博士,起初对奥斯曼政府的改革抱有很大希望,但看到“周围都是些贪污腐败的官员,连他的朋友雷希德本人都已腐化堕落,并任命了一些不称职的和臭名昭著的人担任高级官职”。*[美]西·内·费希尔著,姚梓良译:《中东史》(上),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411、413页。失望之极的坎宁博士决意返回英国,不再到奥斯曼帝国去了。从官员腐败来看,阿卜杜·麦吉德时期已经比较严重,到阿卜杜·阿齐兹时期更糟。出好主意的官员,被那些贻误国事、贪污腐化的人弄得哑口无言,雷希德帕夏有时是软弱的,未能激浊扬清。

尽管“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效果明显,但行贿受贿之风蔓延。《在君士坦丁堡四十年》的作者埃德温·皮尔斯1873年初到奥斯曼帝国首都,吃惊地发现,整个城市普遍流行的是行贿受贿。几乎每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都要送礼,不行贿办不成任何事。皮尔斯和他的同伴在这座城市生活不久,每个人能讲出许多行贿受贿的有趣故事。皮尔斯印象最深的是两件事:政府要在君士坦丁堡的港口投放浮标,购置浮标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经过几个中间环节,每个浮标竟然花费150英镑,等待安装时发现,浮标存在质量问题,根本不能用。在君士坦丁堡不远处搭建了一座木桥,耗资8千英镑,建成不到两周就塌了。*Edwin Pears,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 (England: The Anchor Press,Ltd.,Tiptree Essex,1915) 6-7.这种情况,到哈米德二世时期更严重。皮尔斯的回忆录里描述,一位律师告诉他:“如果你想与法官取得联系,你要找到这个人并与他做交易,法官就从他们自己人当中选出。”*Edwin Pears,Forty Years in Constantinople,p.226.连主持公正的法官都是这样,立法机关也成为严重腐化的机构,整个官场的情况可想而知。

从马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开始,奥斯曼政府就推行官制改革,除了把旧衙门变成新的政府机关,还有一个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裁撤冗员是其后历次改革的重要议题,但官员数量有增无减。到哈米德二世时期(1876~1909年),奥斯曼政府核心机构中,带有高级职衔、官衔、荣誉头衔的高官就有数百名(有40位元帅,60位维齐,13位部长,180名高级官衔的职员,390名增补的高级职员,21位有帕夏头衔的副职,125位名誉副官,31名担任实职的侍从)。*Sultan Abdülhamit Siyasi Hatiratim (Hareket Yaynlar,stanbul,1974) 71.这么多高级官员,人人享有高级待遇,人人想得到更大的私利。哈米德二世发现,素丹的政令不能到达各个行省尤其边远行省,而且,社会上弥漫着奢侈风气。哈米德二世也想反对奢侈,反对官场不良习气,但他明白,精简行政机构几乎是办不到的事,索性放弃官制改革。

奥斯曼帝国在改革之前政治腐败,宫廷阴谋不断发生,自从塞利姆三世倡导改革之后,“改革”变成国策,也成为整个国家的“大事业”,权力斗争从后宫转移到前台,每次政权更迭均“伤筋动骨”。塞利姆三世在1807年5月的政变中被废黜,由他的堂兄继位,称穆斯塔法四世。改革派和保守派争权,新素丹不能操控政局,第二年7月,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率领军队进入伊斯坦布尔,迅速控制了局面。在军队围攻皇宫时,穆斯塔法四世派人在宫中杀死了塞利姆三世。王子马哈茂德设法逃出王宫。1808年7月28日穆斯塔法帕夏宣布拥立马哈茂德为素丹,称马哈茂德二世。于是穆斯塔法帕夏一派因“拥立”有功而得势。三个多月后,这位实权人物穆斯塔法帕夏在镇压叛乱时身亡。改革派官员聚拢在马哈茂德二世周围,继续推行改革。1839年马哈茂德二世病逝,传位给年仅16岁的阿卜杜·麦吉德。阿卜杜·麦吉德坚持改革,把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推向高潮。不过,史书上说他“被国内有势力的大臣所左右”。客观地看,阿卜杜·麦吉德在宫女和宦官的陪伴下长大,未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对国内政治和社会状况了解不多。*Cyrus Hamlin,My Life and Times (Boston: The Pilgrim Press,Chicago,1893) 199.依靠他身边的一批改革派大臣,才能延续他父亲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事业,尤其是保持了政局的稳定。阿卜杜·麦吉德努力限制自己的权力,他在位时没有处决任何一个大维齐。*Tezcan,Baki,“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5.3 (May 2009) 485.这位素丹38岁时死于肺结核病,由阿卜杜·阿齐兹即位。当政十五年后(1876年5月),正处于壮年(46岁)的阿卜杜·阿齐兹在政变中被废黜,穆拉德被拥立为新素丹,称穆拉德五世。6月5日阿卜杜·阿齐兹死亡,死因不得而知(或自杀,或被谋杀)。8月,在素丹宝座上未坐稳的穆拉德五世被宣布“神经失常”而废黜。体弱、胆小的阿卜杜·哈米德被扶上素丹的宝座,称哈米德二世。除了1807年的政变之外,其他的几次政变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往往不是旧势力、反对派或阴谋家,而是掌握实权的改革派人物。比如米德哈特,他能在一年内先废黜阿卜杜·阿齐兹,扶持穆拉德五世,三个月后又废黜穆拉德五世,把哈米德二世推上台,可见他完全能够操纵素丹的废立,权力之大可想而知。

可以说,马哈茂德二世、阿卜杜·麦吉德、阿卜杜·阿齐兹的改革,主要依赖得力的改革家,如穆斯塔法·雷希德帕夏、阿明·阿利帕夏、富阿德帕夏、侯赛因·阿维尼帕夏、尼迪姆帕夏、米德哈特帕夏等,*Sina Akin Dexter H.Mursalogˇlu,Te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 (Hurst & Company,London,2000) 29.没有这些改革家,就没有奥斯曼帝国的西化和进步。同样应看到,这些改革家滥用权力,任人唯亲,有的还贪污腐化,行贿受贿。改革达不到预期目标,可以找到许多原因,改革措施不力,或是改革不彻底,或是客观环境影响,但也不能忽视,支持和参与改革的官员也有操守问题和权力滥用的问题。

让人吃惊的是,1908年恢复宪政之后,掌权的青年土耳其党人公开行使权力,树立威信,以强硬态度治理国家,清洗哈米德二世时期提拔的官员,没收皇室的财产,*Erik J.Zürcher,Turkey: A Modern History (London,New York,1993) 105.强硬、专断的作风,比哈米德二世专制有过之而无不及。青年土耳其党人擅长的是恐怖行为、暗杀活动,*Sina Akin,Dexter H.Mursalogˇlu,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p.66.执政后依然热衷于“非正常手段”,不完全相信议会的作用,把议会变成一个摆设。

二、改革的宏愿与统治者的私利

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是从上层开始的,是“逼”出来的西化改革。比如1792年塞利姆三世提出改革军队,各个政治派别一致同意,臣民也是支持的,因为俄国人已经打到黑海了。奥斯曼帝国与俄国打了一个世纪的仗(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几乎每一仗都失败,若不改革军队,就要亡国了。所以,塞利姆三世的改革得到一致支持。而马哈茂德二世小心翼翼地进行改革时,埃及行省穆罕默德·阿里的改革已经取得明显成效,亚历山大造船厂已能造出大型战舰了。1839年阿卜杜·麦吉德继任素丹时,埃及的军队已经威胁到帝国的安全了,不改革不行,颁布《古尔汗法令》也是让西方人看的。1876年颁布宪法、实行宪政,也是1875~1876年巴尔干地区的严峻形势催逼的结果。所以,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几乎每次都在内忧外患,危险迫在眉睫时进行的。因为改革的动力来自外部压力,一旦危机解除,改革就会松懈。

如果把“富国强兵”作为改革目标,那就要努力发展经济和军事,实际上,改革过程中为了保持稳定,或者权力斗争,把维护素丹权威放在了首位。最初的改革是上层推动的,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后来的改革触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民众都盼望改革立竿见影,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新变化。在改革中得到好处、得到实惠的毕竟是少数,人口占主体的穆斯林对改革感到不满,统治阶层中也有人对改革不满。客观地说,改革虽未达到富国强兵的预期目标,并不能表明改革没有推动奥斯曼社会的进步。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经济没有因为改革而迅速发展,政治局面没有出现良性循环,但是,军事、经济、司法、教育等领域有不少建设性的成果,到19世纪晚期奥斯曼社会的许多方面明显进步了。

问题在于,改革的宏大愿望与统治者的私利并不完全一致。富国强兵是统治者希望的,但素丹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臣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而是臣民是否忠诚于素丹。素丹要求各级官员的,并不是独立办事,而是俯首听命。透过改革的表象,可以看到每位素丹眼睛盯着“君主权力”。由于帝国与俄国进行战争,素丹不得不依赖地方贵族的帮助,不得不笼络贵族,助长了地方贵族的力量。马哈茂德二世时期,主要的目标是恢复中央集权。旧军队的威胁解除了,地方的反抗势力出现了。马哈茂德二世进行改革得到乌勒玛及社会上层支持,但也遇到反对,例如反对派指责他1829年败给了俄国,指责他没有能阻止希腊1831年的独立。*Itzchak,Weismann,Fruma Zachs,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 (I.B.Tauris; St.Martins Press,London; New York,2005) 23.对素丹来说,如何掌握和运用权力,比改革本身更要紧。他的改革措施中,人口和土地的普查登记、税制改革、道路修筑,是为了在整个帝国建立直接控制。“马哈茂德二世的臣民们,无论穆斯林还是非穆斯林,都极大地承受了他的集权政策带来的恶果:成百上千的人应征入伍,有的未上战场就死于军营中的流行病;成千上万的士兵在镇压起义的战斗中死在了伯罗奔尼撒半岛、塞尔维亚、瓦拉几亚、阿拉伯半岛、埃及。”*Gábor goston,Bruce Nasters,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Facts on File (New York,2009) 347.马哈茂德二世在执政后的若干年里,尝试用各种办法削弱地方贵族的权力。对那些忠于素丹的贵族给予奖赏,允许贵族子弟继承父辈在当地的权力,条件是接受中央的严格控制。忠于素丹的贵族,他们的子弟也可能被任命到政府重要部门担任公职,于是贵族子弟变成了政府的官员。*M.ükrü.Haniogˇ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2008) 60.对那些与中央政府不合作的贵族,素丹采取威吓和惩治的方式。素丹会指示行省的管理者压制不服从的贵族,对他们造成威慑。有些不忠诚的贵族,素丹会毫不心慈手软。有的贵族被处死。马哈茂德二世在剥夺那些军队独立、财政和司法独立的贝伊和帕夏的权力的同时,也努力削弱宗教势力,从根本上提高中央政府对行省的控制,重申素丹对全国的统治。对马哈茂德二世这种不惜一切手段集权的做法,后世有人批评,说他开创的是“独裁式的现代化”。*Tezcan,Baki,“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 45.3 (May 2009) 477-478.到坦齐马特时期,君主权力并未削弱,仍然是延续了“独裁式的现代化”。

坦齐马特时期颁布《古尔汗法令》和《改革法令》,宣称帝国臣民“平等”,其实,所谓的“平等”也大打折扣。一位外国观察家讽刺说:“在他看来,奥斯曼帝国存在的唯一理由,似乎是要保证四五十家土耳其富豪以及同样数目的富裕的亚美尼亚、希腊和犹太银行家能够榨取农民辛勤劳动的果实。”*[美]西·内·费希尔著:《中东史》(上),第415页。例如,《古尔汗法令》宣布服兵役是帝国所有居民的义务,为建立公平的征兵制度提供法令依据,但这一制度没有完全推行,只有少数基督教青年被纳入奥斯曼帝国的军队系统。坦齐马特时期的兵役制也不规范,从一些地区大量征兵,另一些地区则不征兵;职业兵制度也只是局部实现了。*Sina Akin,Dexter H.Mursaloˇlu,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p.28.

西化改革在政治上就是引进西方的制度,包括限制君主的权力。但奥斯曼素丹拒绝限制自己的权力。哈米德二世上台推行宪政后发现:设立议会,实行选举,就是要让议员们参与国策,这就意味国家大事不能由素丹一人做主,宫廷不再是帝国唯一的权力中心。这个结果令哈米德二世不能接受,于是解散议会,把国家权力重新收回到自己手中,推行三十年的专制。素丹集权后,各省总督就争相表现对素丹的“忠诚”,基层官员就要热切表现对省部级长官的“恭敬”,花钱买官,各级官员为升官而行贿,必然变相敲诈勒索下层民众,大大削弱了改革所宣扬的积极意义。

除了牢牢掌握最高权力,素丹及其宫廷还不忘享乐。改革过程中,军事技术的引进是有限的,西方生产技术并没有引进多少,但是,西方的建筑风格、家具、装潢技术、制作肖像的时尚等,很快就引入伊斯坦布尔。*Wayne S.Vucinich,The Ottoman Empire,Its Record and Legacy (Princeton,Van Nostrand,1965) 89.例如,马哈茂德二世大兴土木,修建新宫殿——道尔马巴赫彻宫(Dolmabahçe Saray)。可惜他在1839年病死了,继任素丹阿卜杜·麦吉德于1853年放弃托普卡帕宫,搬到道尔马巴赫彻宫。这座宫殿很豪华,是法国风格,宫内的一些摆设和装潢也模仿凡尔赛宫。素丹阿卜杜·阿齐兹访问巴黎和伦敦后,把他从欧洲看到的礼仪引入宫廷,也让大臣们实践。而且,按照他在西欧看到的那些建筑物的风格,在伊斯坦布尔仿制建造。19世纪奥斯曼的素丹们还修建了其他宫殿,如,1856~1857年建造了库楚克苏宫(Küçüksu Kasr),1865年建造了贝勒贝伊宫(Beylerbey Saray),1874年建成彻拉昂宫(Çragˇan Saray),后来哈米德二世时期还修建了耶尔德兹宫(Yldzale)。有宫廷的示范,欧式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如欧式的桌椅等,堂而皇之地摆在官员和富裕市民的家里,大家互相攀比,奢侈风气蔓延。

改革数十年,行政管理效率没有提高,各级长官仍滥用职权,损公肥私。改革并没有使社会财富增长,也没有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不是没有人认识到西方物质的进步根源于西方人接受了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原则。萨杜拉帕夏(Sadullah,1838~1891年)就把西方的成功归结为“科学的胜利,法律原则,教育的普及”。*Wayne S.Vucinich,The Ottoman Empire,Its Record and Legacy,p.91.但学习西方的观念,搬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引起奥斯曼社会的混乱甚至政治震荡怎么办?所以,西化改革的调子无论多高,最高统治者所想的是权力不被削弱,这是动不得的“私利”。指望上层推进政治制度的变革,本来就是错误的期待。

三、恢复“常识”与“破旧立新”

改革无非是“治病疗疾”或者“破旧立新”。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主要是“治病疗疾”,同时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法律制度,目标是成为西方式的现代国家。从改革的实际情况看,早期的改革几乎没有新举措,许多方面的措施都是为了恢复“常识”,把被破坏的制度和规则复原。例如,“军队要进行严格训练”,“武器要统一配备”,“要加固边塞,保证军火及物资供应”,哪一样不是基本常识?既然是国家军队,“薪饷正常发放”,“士兵要穿戴统一的军服”,“缺乏能力的军官要撤换”,这些规定有何新意?可是,长期以来这些常识性的规则被破坏了。素丹下大力气改革军事,就是要使旧军队恢复到“正常状态”,只有达到“正常状态”,才能提高军队战斗力。经济改革中,恢复币值,稳定物价,也不是什么新鲜措施。政治改革中,要求地方贵族服从中央政府,希望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也不是什么高要求。

从塞利姆三世和马哈茂德二世改革所受的挫折可以看出,恢复“常识”并不比“破旧立新”容易。塞利姆三世军事改革,无非是这样几项:士兵要经过选拔和培训,军官的任用要经过严格考核;军队组织和管理方面的规定要制度化;颁布相关的法令,保证军官晋升的公正、有效等等。目的是淘汰那些缺乏能力、缺少忠诚、办事不讲效率的官兵。派出督察人员检查海军管理状况,是为防止舰长以职权谋取私利,确保舰艇上的食物、设备、薪金公正地分配到各级海军军官和士兵手中。这样的改革,算不得革新,但足以说明奥斯曼帝国的军队腐败到何种程度。问题是,恢复常识的工作,效果也不明显:改革之后,军事管理没有改善,军人的素质没有提高,战斗力并未增强;部队各级长官继续滥用职权,损公肥私,隐瞒军队内部的实际情况。旧军队不可救药,马哈茂德二世才痛下决心,彻底解除旧军队,组建新军。可见“另起炉灶”的做法才有成效。

马哈茂德二世的政治改革,重要措施是将原有的帝国行政机构改换成西欧模式的政府部门,设立内政部、外交部、财政部、农业部、外贸部、公共工程委员会,分别设立内务大臣、外交大臣、财政大臣等职位,这算是新举措。经济领域的改革,值得一提的是1829年实行了全国人口普查,较为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报送中央政府,这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有了统计数字,中央政府就可以设计一套切实的税收制度。有了对居民财产的确切数据,政府就能事先对征税日期和应征税额进行估算。*M.ükrü.Haniogˇ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61-62.本来一个国家实行人口普查是正常不过的,在奥斯曼帝国却是新鲜事,另一个方面也反映出,以前的税收多么混乱。还有一项成功的改革是废除了“蒂玛”制度,没收封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削弱封建主阶级,拆除了改革道路上的深层障碍。*Alfred Bonne,State and Economics in the Middle East,A Society in Transition (London,1998) 10-11.这些算是“除旧”或“破旧”。真正的“立新”,是建立了工厂(军事工业为主),设立各类学校,开展西式教育,培养了社会所需的人才,还鼓励开办印刷厂,出版书籍,发行报纸,进行社会习俗改革,包括服饰改革等,许多方面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不过,一些表面的东西改革了,而实质性的问题并未改变。例如,政府机构只是换了门面,各级官员穿着统一的大礼服,有自己的办公室,服务人员也是穿着整齐的西式服装,但官僚机构的传统习惯和作风、办事方式、等级和特权,依然没什么变化。社会习俗的改革有雷声有雨滴,但财产继承、婚姻、妇女地位等几乎没有触动。

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破旧”较少而“立新”较多。《古尔汗法令》和《改革法令》承认所有奥斯曼臣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尤其给予非穆斯林重要的权利,这是极大的进步;《古尔汗法令》中规定要限制素丹—哈里发的权力,国家的权力中心要逐步从皇宫移向政府*Itzchak,Weismann,Fruma Zachs,Ottoman Reform and Muslim Regeneration,p.24.。《改革法令》“把人权、法规、自由、民主等观念引入奥斯曼土耳其社会,使土耳其人从此告别中世纪,进入新时代。”*Sina Akin,Dexter H.Mursalogˇlu,Turkey: From Empire to Revolutionary Republic,p.20.具体的司法改革措施中,1840年颁布新的刑法(仿照法国刑法制定的),1841年讨论制定一部新的商法(原来的商法被停止执行),1850年颁布了商法,在此前后颁布新的民法,还建立民事刑事混合法庭。行政管理方面,1840年建立奥斯曼政府的邮政部,1855年在伊斯坦布尔建立“现代市政组织”,仿照法国的府县制在省以下设立“桑贾克”、“卡扎”、“纳赫伊”三级建制。经济方面,富阿德当政时期建立财政预算制度,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编制行政开支的预算*Gábor goston,Bruce Nasters,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e,p.554.,1840年建立了第一个欧式银行,定期发行纸币。帝国在1840年创办土耳其语报纸,1855年有了电报,1856年开始修筑铁路。

真正把许多改革计划落到实处,是在哈米德二世时期。哈米德二世是有名的专制君主,但他坚持经济、教育、司法等领域的改革。哈米德二世时期帝国政府不断引进外资。外国资本投入公用事业,如铁路、公路、水、气、电等行业,新兴行业大多是外国公司承办和创建的,用的是外国技术。欧洲公司也主导奥斯曼帝国的资源开发。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里不但出现许多西式银行、电话局、报社,还出现新式学校、孤儿院、诊所和医院,社会上吹进文明之风,民众感受到生活的便利。

总体来看,改革若以消除奥斯曼政治管理中的一些腐败因素为目标,困难重重而最后的效果有限;若在空白领域新起炉灶,往往会取得明显成效。在奥斯曼帝国这样积重难返的国度,恢复“常识”难,“除旧”难,“立新”反而容易一些,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当然,推行一项新政策,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穆斯林、基督徒和犹太教徒是社会基础,政府的改革要考虑平衡各种力量,正视各派的反映,还要考虑欧洲人的态度。”*Irvin C.Schich & Ertugrul Ahmet Tonek,Turkey in Transition: New Perspective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10.奥斯曼帝国地域广阔,交通运输落后,各地联系不紧密,经济落后,文化不普及,民众的信仰、习俗、语言的差异明显,改革确实不容易。

四、西方国家“干政”还是“帮助”

坦齐马特时期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达到高潮,取得的成就较多,但后来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者批评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指责热心改革的大臣们“亲西方”,说改革的结果使奥斯曼帝国更加依附于欧洲国家。由于每次改革都能看到西方人的“身影”,于是有人指出,西方国家“插手”甚至“干预”帝国的内政,包藏祸心。

客观地说,坦齐马特时期的改革得到西方支持,与西方交流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改革派大臣,大多是留学西方国家,或担任过使臣、外交官的“洋派”人物,改革要仿效西方国家,也需要西方政治家、军事家的实质性帮助,对欧洲大国的“依赖”不断增加是事实。民族主义者的批评也不是无的放矢。帝国的改革就是在19世纪欧洲外交中所谓的“东方问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帝国历史上的改革,往往为欧洲的压力所驱使。具体来说,1839年《古尔汗法令》的颁布,前提是1838年《奥斯曼——英国贸易协定》签订,英国愿意帮助奥斯曼帝国政府反对埃及。1856年帝国《改革法令》的颁布,也与《巴黎条约》有关。当时欧洲国家期望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来改善境内非穆斯林臣民的待遇。坦齐马特时期结束的这一年(1876年)颁布的宪法,是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国际会议期间草拟的,而这次会议是讨论“巴尔干问题”的会议。可以说,不同时期法令的颁布,都是欧洲国家所“需要”的,最终有利于巩固欧洲大国在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帝国的政治改革像是对“东方问题”的回应,与奥斯曼帝国推进民主化不相关。*Tezcan,Baki,“Lost in Historiography: An Essay on the Reasons for the Absence of a History of Limited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Modern Ottoman Empire,” Middle Eastern Studies,45.3 (May 2009)487-488.比如,《古尔汗法令》的颁布,重要的是“法令的内容欧洲人直接听到了”。在某种意义上,法令可以看做一个向欧洲强国的保证。为了使奥斯曼帝国得到认可,奥斯曼帝国国内会做相应的改革,与欧洲国家保持一致。*M.ükrü.Haniogˇ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73.以这些事实看,西方国家“插手”了奥斯曼帝国事务内政,有“干预”内政之嫌。

不过,19世纪的国际环境对奥斯曼帝国推进改革是有利的。奥斯曼帝国衰弱,欧洲大国有瓜分它的打算,但西欧大国利益并不一致。俄国和奥匈帝国想肢解奥斯曼帝国,不希望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而强大。英国、法国、荷兰等国的态度不同,既不希望奥斯曼帝国被俄国和奥匈帝国肢解,也不希望欧洲国家为争夺奥斯曼帝国而引发大的冲突,所以支持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自强而保持帝国完整。当然,法国境内反对和敌视穆斯林的一部分人,不断进行反面的宣传和破坏,和政府的主张相反。

史实是,英法等国几十年来一直抵制俄国和奥匈帝国,使奥斯曼帝国几次躲过了危机。例如,19世纪30年代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挑战素丹马哈茂德二世的权威,发生过两次“埃土战争”,英国和法国坚决打压埃及总督,迫使其让步。又如,70年代巴尔干民族闹独立,俄国从中挑拨,但英、法、德等国支持奥斯曼帝国。而且,每次俄国军队南侵,英、法等国均不惜与俄国动武。在1877~1878年的战争中俄国打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奥匈帝国立即干预,德国首相俾斯麦极力斡旋,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并签订条约,试图化解矛盾。

在奥斯曼帝国的改革过程中,有不少法国、英国、普鲁士(1871年后为德国)的军事顾问、经济顾问、法律顾问,他们直接指导改革,而且奥斯曼帝国改革每取得一些进展,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识界总表示赞赏。例如,1839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古尔汗法令》时,帝国所有达官显贵和外国使节聚集于古尔汗宫,听雷希德帕夏宣读这篇“上谕”。在场的除了素丹阿卜杜·麦吉德,还有宗教领袖、政府要员、各界头面人物、贵族、外国使节和代表。*Gábor goston,Bruce Nasters,Encyclopedia of the Ottoman Empirm,p.554; M.ükrü.Haniogˇlu,A Brief History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p.72.法国报纸上说,《古尔汗法令》为土耳其进入现代文明奠定了制度基础,是西方文明的胜利。1856年颁布《改革法令》时,欧洲大国的外交官正聚集在巴黎讨论如何结束克里米亚战争和安排近东事务。奥斯曼帝国颁布改革法令的消息,引起代表们极大的兴趣,“《改革法令》承诺在巴尔干行省实行改革”被写进《巴黎条约》中。所以,奥斯曼帝国的史书中有“向全世界宣布《改革法令》”的说法,也有“《改革法令》是《巴黎条约》(1856年3月30日签订)的基础或组成部分”*Yaar Yücel,Ali Sevim,Türkiye Tarihi ,Vol.Ⅳ,Osmanl Dönemi (1730-1861) ,Türk Tarih Kurum Basimevi—Ankara,1992,s.289.的说法。187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历史上第一部宪法后,西方媒体做了积极的报道。

也就是说,英国、法国并不希望奥斯曼帝国迅速衰亡,对奥斯曼帝国的改革和进步表现出的热情,并非都是虚情假意。英法两国主观上未必考虑帮助奥斯曼帝国,客观上还是帮助了奥斯曼帝国。1888年威廉二世上台后,德国积极发展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给予奥斯曼帝国极大帮助,这是历史事实。当然,欧洲大国的“帮助”是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并不是为奥斯曼帝国的民众。奥斯曼帝国位于欧亚非三洲的交界处,战略位置过于重要,这才幸运地得到欧洲大国的“帮助”。

五、结 论

君主专制的大国有一个通病,就是社会问题堆积、国家机器锈蚀,几乎寸步难行时才想到改革;或者外敌入侵,甚至有亡国之忧时才下决心改革。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一方面,国家遇到很大难题,着手改革就是庞大的工程;另一方面,改革者总想走捷径、抄近路,或者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立志改革的君主大多迷信自己的魄力,只想成功不想失败,信誓旦旦,到最后往往收效不大,与最初的目标相距甚远。

既然奥斯曼帝国是危机关头才推行改革的,必然带有极强的功利心。既然奥斯曼帝国强盛时期的制度和规则已经破坏,积弊已深,就不能指望依靠一两道改革法令解决问题。从某种意义上,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不能达到预期目标,应在意料之中。所以,在学术研究中,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或挖得太深,都是不合适的。比如,把“改革未达目标”表述为“改革失败”,等于是把改革当作一场战役,似乎就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厮杀:失败了,说明保守势力或反对力量太强大;胜利了,表明改革家英明。又如,分析奥斯曼帝国自强革新不成功的原因,一下子挖掘到这个帝国没有中产阶级、没有自由制度的基础,像威廉·耶勒说的,“根本的因素是自由制度没有基础。只要农民、非工业化的城市工人仍然贫困,仍然受到压迫和奴役,自由制度不可能实现”。*William Yale,The Near East: A Modern History (Mayflower.London,1959) 43.这样的说法似乎是诠释过度了。

本文分析的只是几个细节问题,但足以说明改革过程的复杂,也说明一个落后的多民族大帝国推行西化改革的难度。勇于革新的政治人物腐化和滥用权力,似乎不是大事,但它表明改革者认可原来的办事方式,不打算破坏那些“潜规则”。总不能你自己在滥用权力,却要求别人约束权力、接受监督吧?以违规的方式建立规则,新规则不可能建立起来。从改革的动因看,统治者的目标和普通民众的愿望不可能一样。为了改革而失去权力,最高统治者当然不愿意。维护了权力而牺牲臣民的利益,这是专制君主随时都做的事情,和改革不改革没关系。一位专制君主,不能因为他愿意实行改革马上就变成明君,没有私心了。奥斯曼素丹也很关心他的臣民,但真正关心的是“臣民是否对素丹忠诚”。仅从本文中所分析的这两个细节看,奥斯曼帝国要实现“国强民富”,几乎没有可能。

本文分析的第三个细节,是改革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恢复“常识”比“破旧立新”或“另起炉灶”更难,不再赘述。第四个细节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西方国家“插手”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不算什么秘密。西方的政治家关注奥斯曼政府的进步(西化程度),也在情理之中。西方的军事专家、经济专家、法律专家帮助奥斯曼帝国推行具体的改革项目,也是历史事实。帝国境内不断有人批评政府“依附西方”,也不奇怪。改革是在欧洲国家强势的压力下开始的,目标是“西化”或欧化,手段是学习和模仿欧洲先进国家,改革的各个环节都扯不断与欧洲大国的关系。是东方大帝国的宿命?还是机遇?这取决于怎么看待国际局势和奥斯曼帝国的处境。“插手”还是“帮助”,怎么理解都说得通。但是,把改革的不成功主要归咎于“外因”,肯定是不恰当的。

[责任编辑陈文彬]

Details and Success or Failure: The Deepwater Zone of the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

WANG San-yi

(Department of History,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 200444,China)

The abundant contents of the Westernizing reform would be neglected if we simply judge the success or failure by the result of reform in the Ottoman Empire.There are a few detailed questions to be figured out: The respectable politicians who were as corrupt as the other officers also involved the abuse of power; The reform motivation of supreme ruler was to maintain power rather than for the welfare of the people,and the aspiration of the rulers was not consistent with their selfish interests; In the early stages of reform,military and political reforms merely returned to common sense in management before it really reestablished;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high hopes for the reform of Ottoman government so that they interfered in the affairs of the imperial government where they did play a helpful role to the reform.These details are sufficient to show that the reform in a multi-ethnic empire involved many factors wi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disadvantages.Obviously,the officials committed to reform did not evade cronyism or selfishness,which were not conducive to purge away the air of officialdom.Some reformers who took control of the real power could manipulate the Sultan crown and dethronement.As a result,the Sultan had to find ways to strengthen centralization.Thus the new rules could not be really established because they tried to establish the rule by means of irregularities.The real concern of Ottoman Sultans was “whether their subjects loyal to Sultan”.A few European powers had “helped” the Ottoman Empire for their own interests because of the important location of the Ottoman Empire.If the Empire had quickly collapsed,the major European countries would have conflicts in the Near East.Fundamentally,the administrative corrup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was deeply embedded for decades and became a chronic disease.After sustained reforms,there were great improvement in economic,educational,military and other fields in the Ottoman Empire,but the political structure and the official regulation had not been changed.

the Ottoman Empire; Westernizing reform; abuse of power; restoration of “common sense”; elimination of old and establish new

王三义,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奥斯曼帝国政治制度研究”(项目批准号:16ASS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猜你喜欢
奥斯曼帝国二世改革
奥斯曼帝国后期为何要囚禁继承人
改革之路
评《阿拉伯的劳伦斯:战争、谎言、帝国愚行与现代中东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奥斯曼帝国儿童职业教育
改革备忘
改革创新(二)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90岁生日
先做“贼”再劝贼
瞧,那些改革推手
他们拒绝做“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