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规则影响下法医学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研究进展

2016-12-16 13:39王建军裴军昌邱云亮
法医学杂志 2016年5期
关键词:证据规则法医体位

王建军,裴军昌,邱云亮

(1.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司法鉴定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上海 200063;2.泰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江苏泰州 225300;3.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系,江苏南京210046)

证据规则影响下法医学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研究进展

王建军1,裴军昌2,邱云亮3

(1.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上海市司法鉴定专业技术服务平台,上海200063;2.泰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江苏泰州225300;3.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系,江苏南京210046)

随着DNA检验及影像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以及各种证据规则的演变,引发了影像资料个体识别是否过时的讨论,以及影像学证据能否适用于当代证据规则、能否解决放射体位差异等诸多争论。本文结合近20年来国内外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的研究,对以上问题进行综述。

法医学;影像学;综述;个体识别;证据规则

法医影像个体识别是指通过影像学方法对骨骼进行检验,对其个体来源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判断。早在1921年Schuller等就尝试用颅骨X线片上观察的额窦进行个体识别[1]。国内外通过影像资料进行个体识别在法医人类学、法医临床学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用其他方法不能鉴别尸体身源时,更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方法。但目前因受国内外各种证据采信标准的影响,特别是指纹作为鉴定中“证据之王”在个案中出现的误判[2],更是加剧了证据采信标准的热议,法医学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的科学性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法庭科学界的质疑[3]。本文通过汇集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旨在对该领域新研究进展及其如何适应新证据规则的要求进行综述。

1 法庭科学证据规则的历史变化

以美国法庭为代表,自1993年来,因受多伯特诉梅里尔·道制药公司案的影响,对弗莱依“普遍接受”的规则逐步进行了变革,法官不再盲目采信鉴定意见,在鉴定方法科学性方面有了更合乎理性的认识[3]。以多伯特诉梅里尔·道制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诉乔伊纳及锦湖轮胎有限公司诉卡迈克尔三个案件为标志,专家证词采信标准在美国判决中得到确认和进一步完善。同期,加拿大等国家亦确定了莫汉等证据规则[4]。

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新的证据规则强调以下几个要求[3]:(1)鉴定所依据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必须能够得到检验;(2)该项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必须经公开发表,且得到同行认可;(3)有基础研究证明其误差率;(4)鉴定专家必须有能力保证鉴定质量,鉴定的结果是否可由其他专家用同样方法获得;(5)专家必须能够以通俗、简洁的语言向法庭解释该科学原理和鉴定的结果,使法庭和陪审员能够正确理解。新证据规则的核心体现在第(1)条和第(3)条,就是鉴定方法的可检验性以及潜在的误差率问题。按照新的证据规则,包括指纹在内的形态学鉴定项目受到系统性的质疑[2-3,5]。因为法医学影像资料个体识别采用传统的科学方法和观测方法的结合,对其作为证据进行具体审查操作时,判断其准确率或者科学性是困难的,不可避免成为争论的焦点[3]。为了更客观地认识法医学影像资料个体识别这种技术手段,我们有必要在按照新的证据规则的框架下,从司法鉴定技术的角度对其原理和方法进行剖析。

2 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的基本原理

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的基本原理起源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中的形态学多样性。客观上,体质人类学形态多样性的存在常常超出人们的主观认识,如法国人阿尔方斯·贝蒂隆经过大量分析、研究后得出“世界上没有身体各部分尺寸都相同的两个人”,与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只要科学地利用个体特征的组合,是可以实现个体识别的。

通常,影像资料个体识别中的比较特征多源自于人体骨骼、牙齿,这些组织器官在发育过程中由于受遗传基因、环境因素、后天的机械应力等因素作用呈现出表型多样性[6]。许多法医人类学家通过大量研究亦证实了各种骨性特征存在个体特异性,如1965年Asherson研究74对孪生者(单卵双生或双卵双生)的额窦形态,发现每对孪生者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7]。Sekharan观察521例人类颅骨骨缝结构,发现其各不相同,就连同卵双胞胎的骨缝形态亦有细节上的差别[6]。Scott等[8]对通过影像资料与医疗手术记录能否进行个体识别进行了研究。Simpson等[9]在对影像资料中观察到的人体植入物,如人工假体、固定材料、人工血管、心脏瓣膜、腹膜修补片等进行研究后,认为各种医疗植入物也可在以后的影像身份鉴定中发挥作用。据上可知,形态学鉴定的基本原理其实是一种概率性排除,仅从这一点,其原理就与新证据规则之间不存在矛盾,亦是形态学的认定理论可以适用新证据规则的理论依据。

3 方法的完善及科学检验

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的传统方法是靠特征进行的分类,如在法医病理学领域,通过对被检尸体影像资料和失踪者影像资料的特征进行分类后识别,通过排除相似客体,最终达到同一认定。同一认定中对于特征分类和比对细节的把握,往往依赖于鉴定者的经验,也可以说是其主观上的判断,鉴定者的个人水平很大程度上可能影响到同一认定的准确率,正因为有经验因素的参与,在新证据规则的考量下,引起了法科学领域对该方法如何适用于新证据规则的讨论[3,10]。

3.1分类特征的频率量化

经验性的分类判断能否被客观量化?特征或特征组合数量如何才能达到统计学上的要求,进而适应当代证据规则的需要?不同专家观点不一:Brogden建议当一个独有的特征被认为是唯一的,就足够肯定死者身份,Morse和他的同事建议使用至少两个相对少见的特征来进行认定,Manu则建议至少有四个点的对应关系[6]。根据目前的资料,在司法鉴定领域,尚无权威的并能被广泛接受的影像个体识别匹配点的最低数目,这需要大量的统计学数据进行理论上的支撑。从新证据规则的视角来看,这是因为过去很多研究并没有特征相关频率数据,鉴定所依据的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也没有得到检验。在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袭击中丧生的两名消防队员影像个体识别的案例就暴露了这个问题[11]。法医们通过影像资料上两处颈椎的先天性畸形和一件珠宝认定了一名消防队员的身份,随后的检查却发现另一个消防队员也具有类似的两个畸形椎体,同样佩戴了一件类似的珠宝,可见根据检查者经验所认定的特征不一定是可靠的,随着新证据规则颁布,这些建立在检查者经验基础上的鉴定意见受到质疑就在所难免[3,10]。

3.2新的测量技术和统计分析方法

随着近20年来国内外的研究进展,先进的测量技术被应用到人类学领域,以具体的数据评估人类影像形态可以找出能量化的特征,包括额窦等一直被认为是相当主观、难以量化的结构。其实这些定量分析并不局限于线性或角度的测量,例如Cox等[12]运用椭圆傅里叶分析法(Elliptical Fourier analysis)评估了额窦边缘轨迹的同一性。采用新的统计分析方法亦是较好的解决途径。谭秋丰等[13]通过二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对比研究,实际观测值能远离临界,有良好的区分度。笔者在工作中延用该方法,并论证了统计模型中EXP(B)可以用于表达同一个体假设与不同个体假设之间的概率比,鉴定意见得以量化[14]。人工神经网络、判别分析等统计方法亦在该领域有不错的尝试[15-16]。

3.3放射体位调整和重合比对

如何解决不同批次摄片之间存在放射体位差异,亦是影像资料个体识别实践中一直面临的问题。传统的特征分类法并不能完全回避放射体位差异,Tatlisumak等[17]提出了FSS分类识别系统。这些分类系统根据额窦是否对称,额窦上缘弓形弯曲数目、分隔数目等将颅骨结构分类编码,进行辨别。但笔者在观察额窦CT影像时发现,当拍摄层面、体位发生变化时,一侧额窦可出现缺如或者分隔数目改变的情况[14]。Kirk等[18]设定了一个5mm的测量误差作为放射体位变化引起的测量差异,两次测量差值小于5mm记为相同,大于5 mm则记为不相同,其研究结果表明,以5mm作为前后两次摄片体位不同而引起的测量差仍是不够的。如果两次影像资料的放射体位能够完全一致,进而在形态学上能够影像重合(radiographic superposition),便可以得到肯定的个体识别结论。研究者们对此并无疑议,早在1989年,Brandt-Casadevall等就通过多次选择适当的角度对遗骨进行试验拍摄,获得可以和生前X线片重合的影像,从而认定遗骨和可疑人生前X线片都来自同一人[19]。但对尸体进行拍片时体位更难掌握,可因尸体腐败、肢解等因素不容易摆正体位,Goldstein等[20]甚至设置了定位尸体的装置,通过多次摄片减少体位差异。笔者受此启发,采用区别于正交截面的斜截面体素三维重建算法,用死后的三维CT体数据重建生前CT的放射体位和截面,生成的影像与原影像片放射体位趋于一致,甚至能实现重合对比,为同一认定的肯定结论提供直观的图像证据,影像指标测量差值亦明显小于既往研究[13-14,18]。

4 方法的科学检验

虽然目前影像学的基本方法有所改善和调整,但仍存在争议。例如,Grivas等[3]认为人类学家在努力满足证据规则时,可能会把“权效强大的定性分析技术强迫纳入定量范畴”。在缺乏实证假设检验的情况下,如何评价方法的“权效”成为研究者和(或)鉴定者们不容回避的问题。作为专业人员,首先应该确保我们的方法是透明和可靠的,尽管个人的经验在解释分析结果时相对重要,但经验不应支配方法的“权效”,否则必将因方法不具可检验性导致鉴定意见不符合证据规则而丧失证据的功能。在得出鉴定意见时,经验并不能代替规范化的程序,只有经过科学的方法及规范化的程序检验,才能从根本上避免一个所谓“有经验的执业者”犯经验性的错误。

方法的科学检验通过多层面构成了质量保证体系,至少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鉴定中的验证研究。验证研究将有助于确保人类学研究的质量,协助实现方法的透明度,并为法医人类学在法庭中的应用提供稳定的基础。与初始研究相比,验证研究更注重样本量大小、适当的统计方法、不同检查者和多次检查之间的观测误差。在统计学上,影像资料个体识别方法的验证研究,应包含偏差、精度、准确率、误差率等结果,从而根据统计学的理论确定该方法的信度。测量和估算偏差通常导致真实值的不足或高估[21];精度表示多次度量或计算的结果一致程度,精度的大小与真实值无关,是指随机误差,偏差和精度的水平会影响方法的准确性。在鉴定实践中应注重鉴定过程、变量、准确性和偏差值等,其实就是验证研究在实践中的运用。

(2)鉴定中概率检验与误差率。Konigs和Jantz建议在报告中将分析结果以概率计算的方式表示出来,似然比是通过确定特异的相互依存程度和各个特征的人群频率计算出的数值[6]。利用似然比来量化专家意见,得到了业界人士的普遍认同,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DNA鉴定中。因为其既符合形态学鉴定概率性排除的原理本质,亦符合证据规则的要求。误差率指的是方法和操作的误差率,包括置信区间、结果的统计学意义、误差的可能性等内容。解决法医人类学技术误差问题,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实践中,鉴定人往往错误地认为暴露方法的误差率可能会使科学证据受到质疑而不被法庭接受。Slobogin[22]认为,根据多伯特标准的解析,一个方法误差率的高低不应成为鉴定意见不予受理的理由,需通过法官和陪审团的审议。

(3)研究成果和鉴定方法的专业标准化。如前所述,好像多伯特证据规则与方法误差具有紧密关联,很多人忽视了该标准还涉及标准的维护和执行方面的内容,并借此来控制方法的具体操作。笔者认为,上述内容可以解释为多伯特证据规则已考虑到了不同方法的误差,这是因为影像资料个体识别方法的应用会依赖于鉴定人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存在着一定的主观因素。Hogge等[23]研究表明,专业水平不同的人员选择特异性识别标志会有所不同,对骨骼的熟悉程度及日常训练效果都会影响比对的准确性,相应的,他们鉴定意见的准确率必然存在着差异。即使都是专业人士,对特征的强调也会有所不同,如人类学家更注重骨骼形状和外观等形态学上的特征,而法医病理学家更强调内固定物、骨折、退行性变化等诊断性特征。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司法鉴定界普遍认为应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鉴定方法并以标准的形式进行规范化,既有助于确保人类学研究的质量,为个体识别证据在法庭上提供稳固的基础,亦可以减少鉴定人的操作误差,提高不同检查者和多次检查之间的观测信度。北美法医人类学科学工作小组(Scientific Working Group for Forensic Anthropology,SWGANTH)讨论和解决的“最佳做法”,其目的就是创建和维护具有专业性和科学性的标准。美国法医人类学委员会(The American Board of Forensic Anthropology,ABFA)所提供的实验室自愿性认证、认可计划,其目的也是通过检查法医人类学家的个人能力以及设备是否符合既定标准,来保证鉴定意见的准确性,这些都是值得借鉴和推广的。

5 应用前景

通过上述的讨论,不论是站在历史的成功经验上,还是为了适应当前证据规则的新要求,都应当科学地审视影像资料个体识别这种方法。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和以色列等国家对身份不明遗骸的身份识别中,用影像资料进行的个体识别曾占80%[24]。而自1985年英国学者Jeffery提出DNA个体识别技术以来,影像学身份鉴定用于法医病理学中个体识别的传统地位受到挑战,该方法是否过时,还有无应用价值引发了巨大争议。而法医放射学家们并没有为此停滞不前,开始把重点放在那些不能用DNA识别身份的案件中,主要有以下三种:(1)DNA被降解或被破坏的案件;(2)缺乏参照DNA的案件;(3)DNA不能提供高似然比的案件。Campobasso等[25]报道了对CGS 2级烧焦尸体的影像学身份鉴定,Goodman等[26]报道的对下水道中发现尸体的影像学身份鉴定,都是基于以上这些应用背景。我国法医放射学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未能被刑事侦查领域广泛采用。近年来,临床法医学家开始对不同时期的放射影像资料进行个体识别,以解决利用他人影像资料进行损伤鉴定的案件[27]。同期国外亦有利用他人影像资料骗取保险理赔的报道[28]。随着司法鉴定改革的深入,诉讼中影像材料的身份认定成为鉴定人难以回避的问题,预示着影像资料个体识别在法医鉴定中仍负有重任。

总之,证据规则的变革对影像资料个体识别技术带来了巨大冲击。为适用证据标准,在法医学影像资料个体识别领域中,研究者采用了更多定量的分析方法,对这些方法的应用进行了大量验证研究[29-30]以明确方法的信度,并通过标准化的形式,建立了该领域质量保证体系。在放射体位差异的问题上,统计方法的进步和图像重建技术使得放射体位差异得到了更好的解决。我们相信,经过新证据规则的洗礼和检验,法医影像学家可在该领域开展新的研究,寻求更好的方法技术,达到更高的标准,从而确保影像资料个体识别的质量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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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王亚辉)

Research Progress on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Using Forensic Imaging Data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vidence Rule

WANG Jian-jun1,PEI Jun-chang2,QIU Yun-liang3
(1.Shanghai Key Laboratory of Forensic Medicine,Shanghai Forensic Service Platform,Institute of Forensic Science,Ministry of Justice,P.R.China,Shanghai 200063,China;2.Institute of Crimi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Taizhou Public Security Bureau,Taizhou 225300,China;3.Department of Crimi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Nanjing Forest Police College,Nanjing 210046,China)

With the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NA test and imaging technique,and the evolution of evidence rule which bring the discussions about whether the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using imaging data is outdated,and other disputes such as whether radiologic evidence could be suitable for contemporary evidence and be used to solve the posture difference of imaging test.This article summaries the domestic and foreign researches of individual identification using imaging data in the past 20 years and reviews the problems above.

forensic medicine;radiographic;review;identification;evidentiary standards

DF795.1

A

10.3969/j.issn.1004-5619.2016.05.012

1004-5619(2016)05-0367-04

上海市法医学重点实验室资助项目(14DZ2270800);上海市司法鉴定专业技术服务平台资助项目(16DZ2290900)作者简介:王建军(1981—),男,硕士,主检法医师,工程师,主要从事事故技术分折和法医学鉴定工作;E-mail:jianjunchina@ foxmail.com

邱云亮,男,硕士,副主任法医师,主要从事司法鉴定与教学工作;E-mail:qiuyunliang70@163.com

(201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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