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智慧

蒋子龙

中国的许多皇帝几乎从登基的第一天起，就开始筹划为自己建陵，以期死后能进入一个万年牢固的地下宫殿，永远不被盗掘，继续享受无上的尊荣和奢华。然而，大多数皇帝的陵墓都被盗过或开掘过，即使还没有被挖掘的，人们也知道其所在位置。唯成吉思汗陵，竟成为千古之谜，令各国考古专家绞尽脑汁，仍不得其解。尤其是近二百年来，在现代科技无所不能的情况下，全世界至少有一百多个考察队，像篦头发一样，把所有认为能埋葬成吉思汗的地方都找了一遍，却无果而终。

至少在对待死亡的智慧上，“一代天骄”远远高于其他帝王。关于这一点，“现代死亡学”的奠基者、美国生物学家刘易斯·托马斯，事隔近八百年才悟到。

有一天，他忽然对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他的后院里到处都是松鼠，一年四季在树上和草地上蹿来蹿去，但他从来没有在后院里看到过死的松鼠。难道它们会不死吗？

显然不是，万物都有生有死。这就是说，松鼠们是偷着死的，死到了被人类看不到的地方。

那它们又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仿佛是不经意地这么一问，使他以后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动物比人类更会跟这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死得自然而聪明。它们不像人类那样，大哭大闹地张扬死亡，借最后的告别搞排场。

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事，知道自己快不行了，就找个偏僻的地方，独自悄悄地死去。即使体型最大、最抢眼的动物，到死的时候，也会隐藏起自己。假如有一头大象，因意外事故死在明处，象群也不会让它留在那儿，一定要将它抬起来，找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象群如果遇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也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捡起来，疏散掩藏到邻近的大片荒野之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地球上的各类动物加在一起，比人类要多得多，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其数量跟每天早晨、每个春天让人炫目的新生一样多。但我们看到的，并非到处是残肢断臂。假如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死亡的事都公开进行，死尸举目可见，那阳世岂不跟阴曹地府一般？

人类最会在死亡上做文章，出大殡、办国丧，甚至也可以秘不发丧，或借死人整活人……这一切都源于人类对死的恐惧，认为死是灾难，是反常，是伤害，是痛苦，是惩罚，是机会，总之是不自然的。

有人死了，活着的人总要议论纷纷，死于什么原因、多大年纪，等等。不管真的假的，都要惋惜感叹一番，同情一阵，亲的近的，还要掉几滴眼泪。实在挤不出泪来，也得拉长脸做悲痛状。然后，就是送花圈，举行葬礼，安置遗体或骨灰，修墓立碑。如果人类继续这么搞下去，早晚会有一天，地球的土地都将变成墓地。

死的伴随物，比死本身更令人沮丧和恐惧。一个人的死，与其说是他自己的事，还不如说是他活着的亲友们的事。于是，人类夸大了对死的恐惧。这源自对死亡现象的困惑，把死亡看得过于孤立了。人类应该为有死这件事而庆幸，是死解放了生。

生——死，死——生，不过不断往复而已。人知道该死，才懂得该生。平时用不着老顾虑死，倒应该多考虑生。能体味死的平和，就能透彻生的意义。人生其实就是“至死方休”。

蒙古的“秘葬”习俗，成就成吉思汗陵之谜。据说，在他葬后要驱赶马群在葬地狂奔，泯灭埋葬痕迹，然后用千骑守护，不许任何人进入禁地。等到来年密林如旧，别人无法看出大汗葬在.哪棵树下；或者青草丛生，草原如旧，让人再也看不出埋葬的迹象，千骑方才散去，从此也使墓地成谜。

其实，在成吉思汗之前，道家更早地洞悉了生与死的转换。庄子出生在两千三百多年以前，当他妻子死后，他蹲在地上敲着瓦盆唱歌。有人责怪，他还振振有词：“想她现在安睡在天地的大房间里，我若在旁边哇哇地哭泣，实在太不明生命的演变过程。”

轮到庄子自己也快要死的时候，弟子们商议要厚葬他，他却拒绝道：“我用天地做棺木，日月做璧玉，星辰做葬珠，万物来送葬，这不是一个很壮观的葬礼吗！还有什么可求的呢？”

弟子说：“我们怕老鹰来吃先生啊。”

庄子答道：“在地上会被老鹰吃，埋在地下又会被蚂蚁吃。把我从老鹰那里抢过来，送给蚂蚁，你们不是太偏心了吗？”

既以生为善，又以死为善。现代人反而没有这样的洒脱了，活得越久，越不想死。看见别人还活着，也不愿自己先死，特别是知道有人永生，就更觉得自己死得亏。岂知世界最平等的事就是死亡，它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生命，早晚都会轮上，该轮上的时候一定会轮上。

在这一点上，无法不高看成吉思汗。即便学不了“一代天骄”，总还可以借鉴动物对待死亡的智慧吧。

（摘自《青年博览》2016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