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理教育从无到有并达到国际水平的历程（中）

作者简介：赵凯华，男，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58年在莫斯科大学获得博士学位，随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78年起任教授。于1983—1990年间担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1991—1999年间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在50多年的任教生涯中，撰写过23本各类物理教材，获得过三次国家级奖励、两次教育部的奖励。作为中国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最早的组织者之一，主持在北京承办了第25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赛，扩大了中国物理教育的国际影响。2016年7月，在巴西圣保罗举行的世界物理教育大会上，获得国际物理教育委员会奖章。

摘 要：本文中篇叙述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战爆发前，民国时期中国物理教育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期间一批优秀的大学建立起来， 物理教育初具规模，且有很大的发展。大批毕业生出国留学， 归来後成为我国物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一批物理学家献身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事业，做出了很大的努力，甚至牺牲。

关键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蔡元培；胡适；梅贻琦；司徒雷登；胡刚复；王守竞；叶企孙；吴有训；赵忠尧；熊大缜

中图分类号：G63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148（2016）11-0001-6

1 民国初年创办大学物理系

1.1 北京大学 [2]

民国元年（1912）京师大学堂改北京大学，大学堂总监督改称校长，严复任校长。从严复起北京大学校长幾经更替，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次年1月4日到任。蔡先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大焕然一新。（1）明定大学的性质。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2）解聘不称职的教师，聘请有学问热心于研究的教师。“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他认为，“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聘请一批具有新思想、了解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新学说、新理论的学者，对国学的传承和整理、研究也不放弃，尊崇天赋人权，实践理性批判。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在北大得到发扬，成为我国思想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面对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的欺凌，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北大学生奋起发动五四爱国运动是必然的结果。民主和科学的精神互为表里，传遍中国。其核心，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解放思想，不受任何思想桎梏，独立思考，对已有的理论和观点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吸收，对不同意见采取尊重和兼容，这是一切学问得以发展和创新的正途。（3）改革学校领导体制，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这是蔡先生又一重大贡献。他改革原有的评议会，建立各学科教授会和全校行政会议，采取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教授代表。（4）蔡元培在蒋梦麟协助下改年级制为选课制。为学生和青年教师能提前进入研究，开设各学科的研究所和研究（生）院。他还关心美育，招收女生入学，关心刊物出版、学生社团活动、平民教育等。校评议会和系教授会的设立是贯彻教授治校方针的具体措施。蔡元培上任後即改组1915年11月选出的评议会，制定了“评议会简章”，并将简章及新选出的评议员简历上报到教育部，于1917年4月获教育部批准。评议会成员除校长、各科学长外，其余评议员由各科教授互选产生，每科选出2人。1919年10月改为：不分科系，全校教授、副教授互选五分之一为评议员。全校重大事项（如教授聘任，财务等大权）均由评议会讨论议决，交校长办理。教授们对这一做法极为重视。1924年教育部颁布的《国立大学条例》规定大学中设董事会，董事会由教育总长指派或聘任，其权力高于评议会。北大胡适等十位教授联名反对，几次上书，要求撤消《大学条例》，认为条例“为摧残大学教授制之萌芽，而以校外之官僚财阀组织董事会或理事会，以处理学校之大政。夫大学为研究学术之机关，教授为研究学术之专门人才。今必以研究学术者，听命于非研究学术者，于情为不堪受。”由于这种反对，1929年立法院通过的《大学组织法》中不再有董事会之设置，而只有类似于评议会的“校务会议”，内有由教授互选的代表16人。蔡先生这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方针奠定了北大的优良传统，後来为清华大学所接受，再经西南联大传承，一直延续到全国解放。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後，经科并入文科，格致科改称理科①，教学全部照原定方案进行。文法理工农商6科、12学门。学生218人于1913年3月毕业，成为我国最早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其中理科毕业生仅有2人，均属地质学门。1913年北京大学文、法、商、理、工、农理科开始招生，未设实验物理学门，理论物理学门与数学门合在一起招生，一年级课程相同，入二年级时分开，理论物理学门改称为物理学门。三年後物理学门学生5人于1916年7月毕业，其中丁绪宝、孙国封二人赴美留学。 1918年物理学门改为物理系，是为中国大学设立物理系的肇始。物理系是建立起来了，但最初二十年规模很小，教授二人（南开大学物理系创办时只有教授一人），每届学生三五人到十几人。就这么几个教师，一个人开几门课，所有那个时代重要的理论课程（包括刚创立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逐步开出来了，但实验课就困难多了。经过多任系主任的努力，到了20年代中叶以後，基础物理的实验课已经相当充实完备了。特别是1921—1925年任系主任的颜任光，他积极争取经费，购买仪器，建立图书室、金工车间和小型修理工场，对物理系的实验建设厥功甚伟。

1.2 江南诸校

在北京大学设物理系之後，1919年上海私立大同大学、1920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天津私立南开大学、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燕京大学、1926年四川大学、1927年广州中山大学、1928年浙江大学、武汉大学、1930年及以後山东大学、交通大学、安徽大学等等，先後设立数理系、理化系或物理系。到30年代中期，设立数理系或物理系的高等学校已超过30所。这里我们单说知名物理教育家胡刚复参与的一些学校。

如前所述，胡刚复是1909年首批庚款留美的学生。他1913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14年获硕士学位，1918年获博士学位，旋即回国。鉴于当时国内尚不具备科研条件，他就一心扑在教育上。1918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并兼职上海大同大学。那时全系只有他一个教授，讲课带实验全由他一人担任。二校在1920年已有供学生用的很好的物理实验室。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称国立东南大学。在他的学生中，有一大批後来为中国科学和科学教育做出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如南高师的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大同大学的顾静徽、钱临照。1926年胡刚复任厦门大学理学院院长。聘姜立夫（数学）、张子高（化学）、秉志（生物）等主持各系工作，同年，鲁迅亦受聘于文学院，这些知名学者，使厦门大学立时名声大振。

在胡刚复的学生中，我们要特别提到吴有训和赵忠尧。吴有训是1920年南京高师毕业，1922年出国的。他在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康普顿（A.H.Compton）。1923年康普顿发现，X射线经石墨散射时波长发生细微变化。这是经典物理理论完全不能解释的现象，康普顿尝试用量子论来解释。他的这个发现遭到许多重要的物理学家怀疑。他的学生吴有训把散射物质扩充到15种，重复康普顿散射实验，在精密度和可靠性方面都无可挑剔。康普顿的发现和理论解释得到普遍承认，获得1927年诺贝尔物理奖。赵忠尧1925年东南大学毕业，在清华大学任二年助教，1927年自费留美，入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密立根。导师给他一个仪器比较现成的题目他不要，他要了一个独立性比较强的题目：物质对硬γ射线的吸收系数。赵忠尧的实验发现，硬 γ射线通过重元素（譬如铅）时吸收系数比康普顿散射的理论公式大40%，即硬γ射线的反常吸收。起初导师密立根不大相信。他们师生当时都不知道，这实际上是硬γ射线经过重原子核时转化为正负电子对造成的。作为学位论文这已经够了，赵忠尧不甘心，进一步努力做实验。1930年他发现伴随着硬γ射线的反常吸收，还存在一种能量等于0.5 MeV的特殊辐射。这能量正好相当于一个电子的质量，这种特殊辐射实际上是正负电子对湮没造成的，是正电子存在的重要实验证据。在赵忠尧工作的启发下，他的同学安德森（A.D.Anderson）于1932年在宇宙线的云雾室照片上直接观察到了正电子的径迹，从而验证了狄拉克的理论。为此1936年安德森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半个世纪後诺贝尔奖评审情况解密，人们了解到，1936年的那次评审会上曾议论过赵忠尧所做的工作，但因另外两组学者发表不同的实验结果，而对赵的工作的可靠性发生怀疑。事後表明，那两组实验工作是错的，而赵的工作确凿可靠。赵忠尧本人对此事始终处之淡然②。赵忠尧是敲过诺贝尔物理奖大门的第一个中国人。

2 30年代物理人才辈出

下面分几个学校来论述。

2.1 北京大学[2]

由于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在1931年以前北大物理系教授们着力于课程建设，特别是教学实验室的建设，基本上没有科学研究，但教学实验日趋完善，为开展研究必需的期刊及书籍的购置和服务于实验室的金工车间均为开展科学研究创造了一定的条件。1931年王守竞任系主任後，在两年的时间内与助教一起建立了真空系统、阴极溅射设备和磨制光学平面的设备，制出直径十余厘米的光学平面，不平度小于1 μm，并从理论上得以测定玻璃不平度的方法，在1932年中国物理学会年会上宣读。他还与王季同合作从理论上研究任何复杂电网的简单方法，研制改进型康普顿静电计，用改进的迈克耳孙干涉仪测定金刚石的弹性系数等。1933年饶毓泰任系主任後，原子、分子的结构及其光谱的研究就成为北大物理系的主要方向。饶毓泰扩建金工车间。他从德国购进Steinheil大型摄谱仪，有玻璃和石英光学元件各一套，可轮换使用。为充分发挥其效率，金工车间复制了一套机械部件，从而装成两台可同时使用的摄谱仪，还配备了石英汞灯、氦辐射灯等光源和由交流电机驱动的直流电源。真空系统是教师自己吹制的，扩散泵和机械泵是外购的。还委托吴大猷从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R.W. Wood教授处洽购得一块高分辨率凹面大光栅，球面直径28英尺，刻线面宽6英寸，每英寸刻线3万条，分辨率达1.8×105。为此光栅专门建造了光栅室，室内有室，以减少光栅所在的内室温度的变化，光栅和照相底版所在处的地基与周围地基之间用沙层隔开，以减少周围震动对实验结果的影响。饶毓泰还设计制造了磁场可达6000高斯的线圈和另一个较小的线圈。这些设备为开展光谱学研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自1933—1938年，北京大学物理系教师根据在国内所做的研究工作在国内外物理期刊上发表理论及实验论文21篇，绝大部分是光谱学和原子、分子结构方面的。吴大猷还进行理论研究，包括氦原子的双激发态、原子的自电离、原子的电子亲和性等，他引入了原子激发态的电子亲和性的概念。马仕俊作为学生参加了氦激发态的理论研究。吴大猷力图将理论研究与实验研究结合起来，工作十分活跃，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他单独和与他人合作发表的论文达15篇之多。总的说来，在抗战前北京大学物理系已成为我国物理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物理学报1933—1937期间刊载的42篇论文中，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12篇，北京大学9篇。当时很多论文送国外发表，未作比较统计。

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成立的比北大晚，但招收研究生都比北大早（燕京1927， 清华1930），因为北大是国立的，必须有国家颁布的学位法。1935 年教育部颁学位法，北京大学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马仕俊、郭永怀、卓励、赵松鹤被录取为理科所物理学部研究生，後卓励未入学。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马、郭、赵等人未能完成研究生学业，後来马仕俊、郭永怀均成为卓越的科学家。赵松鹤後任西安交通大学教授。1936年虞福春、马大猷又被录取为研究生，按当时规定，需要工作一年始能入学，虞福春去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一年，马大猷考取公费留美，到清华学习一年後出国。他们後来都成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

2.2 清华大学 [3，6]

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学堂。1908年美国退庚子赔款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後，清廷1909年设立了游美肄业馆， 1910年改为“清华学堂（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辛亥革命後停课几个月，1912年5月重新开学，10月更名为“清华学校（Tsing Hua College）”，英文名去掉Imperial。清华学校办有中等科和高等科，高等科毕业後直接留美。1916年後经十年的酝酿和筹备，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开始招生大学本科生。1928年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9年5月清华大学改为隶属教育部，不再受外交部的管辖，由减赔庚款拨付的清华基金改为委托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1929年留美预备班结束。每年在全国范围内招收留美学生，用清华基金支付赴美费用，这就是大家常听说的“清华留美”或“中美庚款留美”。

清华大学仿效北大，也实行“教授治校”体制，不过建立的过程与北大不同，不是由校长提倡的，而是由开明的教授和学生促成的。早在1926年设立大学部之初，师生就迫使当时的校长成立教授会和评议会，反过来评议会又纠正了校长的一些决策的错误。从1926—1930那个时期北平的政权频繁更迭，领导上派到清华的校长也不断更换，甚至校长席位有长达一年处于真空的状态。但清华大学校内运作正常，秩序平稳，且有所发展，皆“教授治校”体制之功。1931年12月梅贻琦到校任校长。他在就职典礼上说：“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校长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民主办学”的理念，将“教授治校”体制规格化，合法化，固定化，在他长达17年的任期内，坚持到底，直到1948年终。

清华大学物理系设立于1925—1926年，是叶企孙一手创办的，1925年他任清华大学副教授，1926年升教授并任系主任，1929年兼任理学院院长。1925年前留美预备班物理学课程由梅贻琦讲授，在1925—1928年期间物理系全部物理类课程都由叶企孙讲授。在教课方面叶企孙认为，只授学生以基本知识，科目之分配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他说话略有口吃，讲课时慢条斯理。听过他上课的胡宁回忆，他讲课时引导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每得到一个重要结论或公式时，学生都像有共同发现这些结果那样的新鲜感。叶企孙在回国之前历时4个月赴欧洲考查，剑桥的卡文迪许实验室给他的印象最深刻。他在1925年刚到清华筹建时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科学馆内建金工和木工两个车间。叶企孙一到校就物色聘用名师，如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等，师资阵容在各大学中是最强的。1930届毕业生请叶师的告别宴上，他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的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叶企孙礼贤下士，将吴有训的薪水订得比自己高。他避位让贤，1934年主动将物理系主任之位让给吴有训，1937年又把理学院院长的职位让给吴有训。

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特点是每位教师既做科研又搞教学。没有纯教学的教师，也没有只科研不教课的教师。从1929年到1938年的十年间，清华物理系毕业生中许多成为大师级人物， 如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钱三强、何泽慧、李整武、施士元，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王竹溪、胡宁、张宗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专家王大珩、龚祖同，固体物理学家陆学善、葛庭燧，气象学家赵九章，地球物理学家傅承义、翁文波、秦馨菱，电子物理学家陈芳允、冯秉铨、戴振铎，波谱学家王天眷，冶金学家王遵明，物理海洋学家赫崇本等。清华大学物理系从1930年起招硕士研究生，到1936年共六届，名单多数包括在上述优秀本科生名单里，他们研究生未竟业，都出国留学去了。这一时期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科研有如下几个方面：（1）吴有训指导的X射线散射方面的工作；（2）赵忠尧指导的反常γ散射和中子共振吸收方面的工作；（3）周培源的广义相对论宇宙膨胀论与引力场的定常各向异性解等方面的工作，以及湍流理论的研究；（4）萨本栋指导的双矢量方法解决电路问题和各种真空管性质效能的研究；（5）叶企孙指导施汝为研究氯化铬及其六水化合物的磁导率，指导赵忠尧研究清华大礼堂的声学问题。这些研究工作中许多不过是导师们在国外留学时工作的继续，但当时在国内高校中却是首屈一指的。

1933年清华大学恢复以美国庚款派留学生去美深造，这项工作由叶企孙负责，他制订了三项改革计划：（1）根据科学发展趋势和国家的急需，确定招考的专业和名额；（2）面向全国所有大学，统一招考；（3）所有录取生在国内补修专业基础知识一年後放行。本校毕业的龚祖同修应用光学，北大毕业的马大猷修电声学，上海交大毕业的钱学森修航空空气动力学，都是在清华补修一年专业知识後出国的。中英庚款留学生考选工作也请叶企孙参加，抗战前考取英庚款留学的物理学界名人有钱伟长、王大珩、彭桓武、林家翘、钱临照、王竹溪、余瑞璜等。

清华大学在短短的十年里一跃成为国内第一流的大学，在人才的培育上硕果累累，美庚款的经费支持固然是重要原因，先进的科学精神和教育理念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名师如云，吸引了大批优秀学生报考清华大学。

2.3 燕京大学 [4]

辛亥革命前後在中国开办了许多教会大学，如东吴大学、震旦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华中大学、辅仁大学、岭南大学等，这些大学中都有物理系，其中最有名的是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成立于1919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d）是燕京大学首任校长，1929年校长由德高望重的华人吴雷川担任，自己改任教务长。司徒雷登是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伟大的教育家。司徒雷登看到当时在中国教会大学的状况：不信仰基督的优秀教师进不来，中国教师和西籍教师的待遇差别很大，学校的高层管理人员全由西方人士担任。司徒雷登决定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向纽约托事部提出申请，要求给燕大聘任教师的自主权；第二，不过问教师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和学术观点，只要有真才实学，燕大都可聘用；第三，从燕大自筹的经费中拿出一笔钱，大幅度提高中国教师的待遇，与外籍教师同工同酬。到20世纪30年代，燕园内已经是大师云集，其中既有国外归来的博士、硕士如洪业、赵紫宸、冯友兰、吴文藻、雷洁琼等，也有国内享有盛名的学者如陈垣、周作人、郭绍虞、容庚、顾颉刚、钱穆、朱自清等，还有燕大自己培养并选送出国深造後学成归来的学者，如谢冰心、许地山、齐思和、严景耀、侯仁之等。燕大的教师队伍，一下子变得人才济济，星光璀璨，大大提高了它在中国学界和社会上的地位。

燕大物理系成立于1926年。燕大本科教育的特点与北大、清华相似，只是外籍教师比较多，学生的外语水平非常高。燕大1927年设研究部，招收硕士研究生，比北大招收硕士研究生要早8年。这是因为国立的北京大学授学位要政府批准，而民国教育部1935 年才颁布学位法，而燕京大学的学位制是在美国备案的。从1927年到1941年物理系共毕业了研究生33人，居全国之首，远超过北大和清华，其中孟昭英、褚圣麟、张文裕、陈尚义、毕德显、袁家骝、陈仁烈、王承书、葛庭燧等，後来都成为知名的物理学家。

3 科学救国 实业救国

一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口号“德先生，赛先生”首先是陈独秀提出的，其实更早提出“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并身体力行的，是一批曾游学国外的科学家。1915年留美的中国学生任鸿隽等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旨在“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领导人中知名的有赵元任、秉志、竺可祯、胡明复、丁文江、马相伯、蔡元培、熊希龄等。叶企孙1916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决定了他人生的价值观，为此奋斗终生。“科学救国”的理念中重要的一条是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决裂。叶企孙在清华大学创建的“科学会”六戒之一是“不问政治”。不问政治不是不关心政治，而是不要为了升官而违背真理去阿谀奉承掌权者。

下面举几个物理学界献身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事例。

3.1 颜任光办仪器公司

1921—1925年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的并对实验室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颜任光，後来放弃大学教职，与丁佐臣一起创办上海大华科学仪器公司，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生产的物理仪器和仪表，我们的实验室里也有了大批国产的设备，对此颜任光是功不可没的。遗憾的是他晚年在文化革命中惨遭迫害，未得善终。

3.2 王守竞奠定中国机械工业的基础[5]

1931—1933年任北大物理系主任的王守竞是一个理论物理学的奇才，在美国攻读博士时用刚建立的量子力学改进了氢分子离子结合能的计算，使理论值和实验值的差别从1.58 eV降到0.96 eV；分子间的范德瓦尔斯力之一的London力其实是王守竞告诉London的。在“九一八”事变後他抱着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投入应用光学研究，1933年得到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的赏识，亲自登门请他到兵工署工作。1935年蒋介石接受翁文灏的建议将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翁文灏乘机将王守竞调入资源委员会。1936年王守竞受命筹备机器制造厂。战争局势严峻，机器制造厂在湘潭尚未建好又要迁昆明。1939年重建告成，改名中央机器厂，王守竞被任命为总经理。可以想见，在那个战争年代，从资金到设备和原材料，从厂房建设到搬迁，从人员的招募到培训，所有工作有多么困难。这一切都是在王守竞的策划下团结一帮人完成的。到了1943年中央机器厂达到鼎盛时期，产品总值比1939年增长了一百多倍，其规模全国首屈一指，大大支援了抗日战争。

3.3 叶企孙建研究所用科学武装中国[6]

1934年叶企孙辞去清华物理系主任後，立即筹划建几个特种研究所，为抗日战争做准备。为了防止日本间谍的刺探和破坏，特种研究所是严格保密的。研究所有三：（1）无线电研究所，由北平转武汉，再转长沙；（2）航空研究所，设在南昌；（3）金属研究所，设在长沙。抗日战争时期，这三个研究所外加另外两个研究所随西南联大转昆明，但行政管理和经费支出独立于西南联大。这些研究所实现了叶企孙“用科学武装中国”的理想。

3.4 熊大缜身殉冀中抗战[6]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当时清华校长梅贻琦在正在南京，叶企孙代校长主持紧急校务委员会安排应急事宜後，欲赴宁找校长，因交通断绝而滞留天津。不久梅校长告知：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嘱叶在津设清华临时办事处，作为师生南撤的安全转站。叶由于工作太累而病倒。幸亏他有两位助手：美籍教授温德和物理系七级高才生熊大缜。

孙鲁原是辅仁大学学生，後转入清华，与熊大缜同宿舍楼。1938年春节，在清华同学会上孙熊相遇，已是中共地下党的孙劝熊到冀中参加抗战。经过幾日的认真思考，熊大缜向叶师辞别。叶大惊，因为不久前他们还商量过熊出国留德和结婚之事，但熊的爱国热情不宜阻止。

熊大缜到冀中军区改名熊大正，任修械所工程师、军区印刷所所长，军区供给部部长等职。他通过各种渠道为军区购买了几十部电台的原材料，装备了部队；成立技术研究社研制烈性炸药，制造手榴弹、地雷，炸毁日军火车。他还为部队购买了不少医药和医疗器械。熊大正为冀中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8年5月，熊大正派人到天津找叶师求助搞烈性炸药，正值清华化学系研究所林风来，叶劝林暂不去投八路军，而留在天津制造炸药。借租界内一家油漆厂作掩护，林制成TNT炸药，做成肥皂模样，由人经水路秘密运到根据地。在此期间叶企孙还潜回北平找清华化学系八级学生汪德熙，劝他去根据地看看，那里的人没有化学知识，搞炸药时经常出事。汪德熙二话没说，化装成传教士潜入冀中根据地。叶企孙对他推荐到根据地去的人，让他们预先写好一批家信，注上不同日期，叶按月附上生活费给这些家庭寄去。这些费用是叶自己掏腰包或从清华公款垫支的。

汪德熙改名汪怀常，经常到天津找叶企孙，把预先购置的器材带回冀中。一次他回冀中时带了两大坛腐乳，同行的李广信好奇，汪让他看一个坛内是什么，李谓是蜂蜜。错了！是TNT。1938年9月夜，汪怀常带了一帮人在保定南平汉线顺桥附近将12个炸药筒埋在铁轨下。一声巨响，日军的一列火车炸毁了。

1939年9—10月份叶企孙的活动已引起日方注意，加之筹款即将告罄，适逢梅校长来信着其赴西南联大，叶即由沪转港赴滇。在香港途中叶恳蔡元培介绍进见孙夫人（宋庆龄）为冀中抗战筹款，未果。1940年初坏消息不断传来，熊大缜被诬为国民党特务，遭拘捕下落不明。3月叶乘赴重庆开会之机，托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求中共代表董必武促冀中军区释放熊。其时冀中军区锄奸部怀疑，严刑逼供取证，逮捕了熊。在军区机关转移途中，锄奸部押解熊大正的史某视熊为汉奸而拿他泄愤，熊不断否认，使史一怒之下举枪，熊急叫“暂停”，请求史用石头砸死自己，省下子弹去打日本鬼子。二十七年以後，文化大革命中当年冀中军区的司令吕正操遭批斗，因熊大正案之累，叶企孙1968—1969年繫狱一年多，出狱时叶已重病缠身，走在路上形同乞丐。叶企孙终身未婚，无儿无女，最後在失去生活自理能力时，于1977年在家中冻饿而死。迟至文革结束後十年，1986年河北省党委才肯正式开具熊大正平反证明，熊大缜和叶师的罪名终于得以彻底洗净。

参考文献：

[1]沈克琦，赵凯华主编.北大物理百年[M].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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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余少川. 中国机械工业的拓荒者王守竞[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

[6]虞昊. 叶企孙[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1.

（栏目编辑 廖伯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