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说书艺术与市井文化初探

2016-12-19 17:11朱运桃
曲艺 2016年11期
关键词:市井扬州艺术

朱运桃

金庸的小说《鹿鼎记》塑造了一个扬州籍亦正亦邪的人物韦小宝,他本身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小混混,从小爱好听书,仰慕书中的英雄好汉,由此也具有了一种侠义情怀。韦小宝这个人物是通俗文学作品里少有的一类形象,而地道的扬州观众却大多觉得这个人物太熟悉了,他身上有着太多扬州“皮五辣子”的影子;他的少年听书经历,很多老扬州人都感同身受。

一、发达的市井文化造就繁荣的说书艺术

扬州有2500年的建城史,即便是放眼全国,也属于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全国首批24座历史文化名城即有扬州的一席之地。而扬州几度繁华,又几度衰落(宋·苏轼《和陶饮酒》之十八:“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衰落时几乎被夷为“芜城”(南朝宋·鲍照《芜城赋》:“通池既已夷,峻隅又以颓。”;宋·姜夔《扬州慢》:“废池乔木,犹厌言兵。”),繁华时又几乎领标全国,这一独特经历在国内所有城市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令人称奇的是,扬州不仅繁华时“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即便是在衰落时,“犹自笙歌彻晓闻”(唐·王建《夜看扬州市》),市井文化依然发达。

扬州兴盛于两汉,繁盛于隋唐,鼎盛于明清,它的第一次繁华出现于两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将侄子刘濞封在广陵,为吴王。当时全国有54个郡,吴就有3郡53城,逐渐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并最终引起“七国之乱”。在吴国的全盛时期,吴王刘濞利用吴地的盐铁之利铸钱、煮盐,牟取暴利,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当时扬州城“车挂轊,人驾肩”、“歌吹沸天”,有着“藻扃黼帐,歌堂舞阁之基;璇渊碧树,弋林钓渚之馆;吴蔡齐秦之声,鱼龙爵马之玩”。(均见《芜城赋》)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扬州考古人员曾在一座 汉宣帝时期的贵族墓中出土了两件说书俑,俑人“嘴唇微张,似在滔滔不绝,侃侃而谈”。(载于1985年8月22日《扬州日报》,作者吴炜)这说明至少在两千多年前,扬州说书艺术就已经开始盛行。

隋唐时期,扬州进入繁盛。隋唐时的扬州是全国第三大城市,“江都太守秩同京兆尹”;更是当时中国的经济中心,有“富庶甲天下”,“扬一益二”的说法。宋·洪迈《容斋随笔·唐扬州之盛》:“唐世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斡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谚称‘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这一轮的繁盛,不仅与扬州是盐、铁、茶等政府专营品的交易中心有关,更因为扬州较早打破了坊市制度,逐步形成一种新兴的城市格局。“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唐诗中吟咏扬州夜景、夜市的诗句比比皆是,坊市制度之下实行较为严格的宵禁,只有打破了坊市制度,扬州的夜市才能这样发达,扬州城的夜晚才能这样多姿多彩。这一时期,扬州市井文化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各类艺术形式精彩纷呈。“春风荡城郭,满耳是笙歌。”(唐·姚合《扬州春词三首》)“群戏坌入,丝竹杂遝,球蹈、盘舞、橦悬、索走之捷,飞丸、拔距、扛鼎、逾刃之奇,迭作于庭内。”(唐·梁肃《中和节奉陪杜尚书宴集序》)值得一提的是,唐代扬州参军戏名伶刘采春是这一艺术形式的代表人物,而参军戏不仅是早期戏剧样式,更与相声有着渊源关系。(注:对此,吴晓铃《略谈相声的创作问题》,董每戡《说“丑”·相声》,侯宝林、薛宝琨 、汪景寿、李万鹏《相声溯源》等均有阐述。)

五代与两宋时期,中国市井文化全面发展,扬州得风气之先,“万商落日船交尾,一市春风酒并垆。”(宋·司马光《送杨秘丞通判扬州》)宋代扬州人文荟萃,以文章太守著称,韩琦、王禹偁、欧阳修、苏东坡、刘敞、蔡京、蔡卞等先后任扬州地方官。南宋后,扬州从经济城市转变为军事堡垒,饱受战火涂炭,甚至成为“空城”(宋·姜夔《扬州慢》)。宋代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有说书艺人张显,是扬属泰州人。

明清时期,扬州达到鼎盛。康熙将漕、盐、河作为“东南三大政”,扬州“地兼三者之利”,漕运繁荣、盐业经济发达,是两淮盐业管理中心(明:两淮盐运使司;清:两淮都转盐运使司、两淮巡盐御史),当时中国赋税四分之一强来自于扬州的盐税。经济的繁荣带来扬州市井文化繁花似锦的状态,扬州因此成为一座“梦幻之城”(澳大利亚·安东篱《说扬州》),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深情吟咏道:“我梦扬州,便想到扬州梦我。”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被誉为是一部文学的“清明上河图”,以细腻的笔触记载了扬州这座城市的富足与休闲,对市井的茶楼、饭馆、澡堂、书场等无不涉及。明清市井文化的发达,为扬州说书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沃的土壤,不仅百姓喜好听书,政府官员和文人学者也不以说书为贱业,吴伟业、黄宗羲、张岱、俞樾、钱谦益、龚鼎孳、陈维崧、阮元、焦循等或与说书艺人相唱和,或为说书艺人作传写诗,清代乾隆年间扬州府学教授金兆燕更将说书与圣贤书籍相提并论:“贤者好读书,不能读书亦好听书,耳治与目治一也。”(金兆燕《国子先生全集·?子传》)这一时期,扬州已经成为说书艺术的中心,扬州说书艺术达到鼎盛。(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说:“继承宋元讲史的评话,清代特别发达,最初中心是在扬州,其后全国不少地方均有以方言敷说的评话,而扬州仍是主要的中心。”)“评话盛于江南,如柳敬亭、孔云霄、韩圭湖诸人,屡为陈其年、余淡心,杜茶村、朱竹退赏鉴。次之季麻子平词为李宫保卫所赏。人参客王建明瞽后,工弦词,成名师。顾翰章次之。紫瘌痢弦词,蒋心畲为之作《古乐府》,皆其选也。郡中称绝技者,吴天绪《三国志》、徐广如《东汉》、王德山《水浒记》、高晋公《五美图》、浦天玉《清风闸》、房山年《玉蜻蜓》、曹天衡《善恶图》、顾进 章《靖难故事》、邹必显《飞驼传》、谎陈四《扬州话》,皆独步一时。近今如王景山、陶景章、王朝干、张破头、谢寿子、陈达三、薛家洪、谌耀廷、倪兆芳、陈天恭,亦可追武前人。大鼓书始于渔鼓简板说孙猴子,佐以单皮鼓檀板,谓之‘段儿书;后增弦子,谓之‘靠山调。此技周善文一人而已。”(《扬州画舫录》卷十一)

清乾隆晚期以后,扬州逐步衰落、乃至残破。但扬州的市井文化在这一时期非但没有随之衰落,反而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扬州说书艺术也稳步发展。赵昌智《对复兴扬州评话的观察与思考》一文提到,“以晚清及民国为例,其时,扬州经济已衰落,而扬州评话艺人仍有二三百人之多,且流派纷呈,同光年间最著名的有龚午亭的《清风闸》、金国灿的《平妖传》、邓光斗和宋承章的《水浒》、李国辉与蓝玉春的《三国》、邓明阳的《八窍珠》、王坤山的《绿牡丹》等等。嗣后,《水浒》更有堂门章门、王派马派,《三国》有‘八骏马、康派吴派,《清风闸》有文辣武辣,《八窍珠》、《绿牡丹》、《施公案》等各有不同派流和师承。”

二、扬州说书艺术尽显市井风情

“王派《水浒》”的《武松》是扬州评话当之无愧的艺术形态典范。老舍先生曾盛誉:“《武松》是一部大著作,字数虽多,读起来却不吃力;处处引人入胜,不忍释手;这真是一部大著作!无以名之,我姑且管它叫作通俗史诗吧!”(老舍,《谈<武松>》,《王派<水浒>评论集》中国曲艺出版社,1990年)

“通俗史诗”这一说法简直妙极了,既是对《武松》全书的高度评价,也是对《武松》内容的极佳注脚。《武松》取材于《水浒传》,所说内容占《水浒传》全书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一部《武松》的文字,就与《水浒传》相当,等于扩展了十倍。可以说,多出来的文字,除了文字的润色、细节的刻画之外,大量都是对市井生活的描写。

如《景阳冈打虎》一段,对应《水浒传·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里面有一段不足百字的插曲:

武松吃得口滑,只顾要吃;去身边取出些碎银子,叫道:“主人家,你且来看我银子!还你酒肉钱够麽?”酒家看了道:“有馀,还有些贴钱与你。”

评话《武松》则由此衍生出一段四五千字妙趣横生的小故事,其中多出了小老板和店小二两个角色:

……银子称过了,(小老板)低头望望武松的脸色:“爷驾,你老人家这块银子是一两……还欠一分呐!”

哪晓得这个小二老早就站在柜台外面,眼睛眨都不眨,也望着这块银子。看见小老板要朝匾子里头撂,忙说:“哎,小老板,这块银子莫忙撂哦,客家说了,多余的赏给我的,你东家不领赏,该我小二领赏呀。客人刚才吃了四钱五,这银子不是九钱九嘛,你把这块银子直接给我,我把四钱五分银子酒账给你。”“你这个人太啰嗦了!我告诉你,他这块银子九钱九,吃了四钱五,多余的赏给你,我找五钱四给你不是一样吗?”“喂,不,不不不!小老板,你把这块银子给我,我找给你。”“你找我,我找你,不是一个说法吗?”……

这个故事原书中虽然没有,但说书人却做了合理的想象,为观众描述了一段活脱脱的市井情景剧,将小老板、小二的市侩气演说得让人又好气又好笑。

扬州评话的另一部代表书目《皮五辣子》,更直接是一部以市井生活为主题,以市井人物为主角的书目,其塑造得可爱又可恨、可惜又可敬的皮五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第一个。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杨明坤口述版《皮五辣子》共刻画了有名有姓或有代号、有语言活动的各色人物近400个,包含了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如泼皮无赖,除了主人公皮五,还有王二、杨盘、齉鼻子、哭宝子、贾油、史半吊子等;官府人物有包公、县太爷、孙大理、衙门大爷、执刑小伙等;市井商贩有卖菜的倪四、杀猪的倪三、张三辣,卖粉团的王有才,卖绷床的王义顺,开当铺的汪朝奉等;女性有孙孝姑、孙强氏、张妈妈、倪四妻子、买菜的女奶奶等。此外,书中的人物还有媒婆、轿夫、工匠、厨师、跑堂的……大部分是市井人物。

《皮五辣子》对扬州市井生活的刻画是不遗余力的,几乎可以称作是扬州市井文化一部活的《百科全书》,是一幅鲜活生动的口头版《清明上河图》。

《皮五辣子》故事发生地名为定远,实为扬州,对最能体现扬州市井文化的教场,该书不惜笔墨,洋洋洒洒,让听众顿生神往之感。

要问定远什么地方最热闹,那就是教场。教场啊,就是过去城守营的教军场。这个地方在县城中心,是一踏平阳,一片广场。哪晓得在那个太平年间,教军不教军无所谓,城守营的大老爷对这事也嫌烦,几乎是长年不教军。来哟,这么大个地方成年空着派什么用呢?江湖上的客人,江湖上的朋友,找到这个地方了。一开始,什么算命的、打卦的、测字的先生,到这块来摆摆摊子。接下来,打拳的、唱小唱的、玩杂耍的,也到这块撂个摊子。来的玩意多了,看闲的百姓就多了。人一多,商机就出现了,什么做买的、做卖的、挑担的、推车的、卖桶的、卖菜的,都到了。到了小中,或者到了下午,又是下馄饨的,又是卖汤圆的,又是烙烧饼的,又是卖洋糖芋眼粥的,五花八门全有了。有些大商家看到了:咹,这个地方人多,是风水宝地,就到这块开茶馆,接着又有人开酒楼,这一来教场这一带热闹起来了。每天是人来人往,特别到了四时八节,乖乖隆的咚,直接是人山人海!这定远人没得事都欢喜到教场转转。转什么?好玩啊。有事路过这个地方,过来转转。没得事不路过这个地方,也过来转转。

无独有偶,李真、徐德明新创作的扬州评话《王少堂》,(广陵书社,2008年,曾获中国曲艺牡丹奖文学奖)对扬州教场也是情有独钟:

明朝江山稳定了以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教场没得用了,有钱的户家就动脑筋,忙圈地,砌房子。没钱的人就在教场中间,搭小棚子摆吃食摊子、打卖拳、玩猴把戏、做小本生意。经过一二百年的经营,那么大的一个教场,慢慢儿的变成了辕门桥街、教场街……这些人就这么在教场凭本事谋生,渐渐的在四周砌了不少房子,有的开茶馆,有的开澡堂子,有的卖烧饼油条、油滋子、糖三角,有的开雀笼子店、摆小书摊子。中间这一块空地,哪个都不许占用,留把左近的住户来谈闲、游玩。会踢毽子的比踢毽子,什么偷、跳、独、环、岔,播掼、四鸡、触。会玩抖抖嗡子的来抖两把。还有人在这个地方练气功,玩五脏搬家,胃子肠子搬到胸口去了,肚子前皮后面贴在一起。这一块地方逐渐成了扬州人休闲娱乐、品尝各种美味的场所。

两者详略有别,各有侧重,却一样鲜活生动,让今天的听众能从书场中体会出百年前扬州教场的别样风情。

三、扬州说书艺术与市井文化结合的余韵

笔者无从考证,金庸先生塑造韦小宝这个人物的时候,有没有受到扬州说书艺术的影响,但他将这个人物的籍贯设定为扬州,却是那样的贴切。

说书艺术是通俗文学的一种,提起通俗文学,不能不说“鸳鸯蝴蝶派”。令人惊讶的是,李涵秋、毕倚红、贡少芹、张碧梧、张丹斧、程善之等扬州籍作家竟撑起了“鸳鸯蝴蝶派”的半壁江山。为此,2016年,海峡两岸学者还特地在扬州举办了“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与通俗文化学术研讨会”和“扬州现代通俗作家作品学术研讨会”。这么多通俗文学作家涌现于扬州,与扬州市井文化的滋养和说书艺术的发达是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李涵秋的代表作《广陵潮》即是以扬州社会生活为背景,里面还记载了一段妙趣横生的扬州说书人充当历史教师的故事:

至于那历史的教习……柳春急不过,便有人荐给他在校场里一位讲评话的先生。这先生名字叫做康国华。康国华平时讲说的评话,却是《三国演义》,在各书场之中要推他为通场巨擘。这一天他上了讲台,学生正在那里交头接耳,他却冷不防从腰里掏出一块非金非玉的玩意儿来,狠命地向桌上一拍,果然将那些学生喧嚣镇住,他遂整顿喉咙,从赵子龙当阳救主说起,一直说到张翼德用树枝子系在马尾上,向密树林中来往驰骋,假作疑兵。一霎时曹操率领大兵漫山遍野的追来,却都畏惧张翼德威名,一字儿排列在灞陵桥北,互相观望,兀的没有一个人敢过来同老张战三百回合。张飞见这光景须发倒指,不由虎吼了一声。康国华讲到此处,忽然耸着肩儿,咧着口儿,顿时从舌尖上迸出一个春雷:“呀,曹贼快来纳命!”这一声真喊得出色,活是张翼德在此处一般。那些学生在先却听得津津有味,冷不防备从讲说之间,骤闻虎吼,有几个胆小的学生,早吓得哭起来,一时间学堂大乱。

让表演《三国演义》的康国华先生去充当历史老师本是异想天开,但李涵秋描写的康国华说书时的场景,却是真真切切的,若没在现场听过康派的《三国》,是断然写不出来的。

李涵秋还与扬州弹词前辈张丽夫有过交往。1944年的《扬州新报》刊载《李涵秋拜倒张丽夫》一文,说李涵秋很爱听张丽夫的弹词,每日风雨无阻,按时必到。甚至,李涵秋对友人说,假使张丽夫愿意提笔卖文的话,我一定搁笔,不敢与他争衡。

今天,扬州说书艺术不仅依旧活跃于书场、茶楼,更走进了社区、学校。目前扬州市共有16个曲艺书场、先后开设6个曲艺兴趣班,学生不出校门,老百姓不出小区门,就可以欣赏到地道的扬州曲艺,扬州说书艺术与扬州老百姓的生活联系更为紧密了。扬州市曲艺研究所还与扬州电视台合作,先后开辟了《今日生活》《绿杨茶馆》《皮五新传》等栏目,以扬州话演说扬州老百姓的故事,可谓扬州说书艺术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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