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门外的互联网技术反思:《Daedalus》互联网专辑剖析

2016-12-20 09:45刘兢
新闻界 2016年15期
关键词:传播学互联网技术跨学科

刘兢

摘要:本文聚焦2016年《Daedalus》互联网专辑。终端、数据与关系革命,是专辑中论及的技术更新给当前互联网带来的三大变化,而随之而来的“权力集中化”又让学人们期待更新的技术能改变现状。该专辑讲述了一个与技术有关的“从解放到束缚再到解放”的线性互联网演化故事,它们提示传播学人:只有熟悉互联网设计理念和流程,才可能超越当下,展望未来可能涌现的互联网技术更新对人类沟通行为的影响。

关键词:传播学;互联网技术;权力集中化;跨学科

自从互联网的前身阿帕网(ARPA net)在1969年诞生以来,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奇妙演变,互联网已经从一个主要在学者之间传送邮件的内部网络进化为当今世界最核心的全球性沟通基础设施,被嵌入了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在线视频、移动网络和数据计算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更让互联网成了各大学门热议的焦点议题。传播学门的互联网研究自然不甘人后,有学者整理后发现,“传播学者所关注的并不是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发展,而是互联网作为传播媒介的本质以及基于互联网的传播行为对人类社会、特别是人际和大众传播的行为和方式的影响”,英语世界学人的综述也显示,“互联网的媒介属性、互联网与公共领域、互联网社区(eommunity)是最流行的理论主题”。在我们看来,上述传播学门的主流互联网研究的最大局限,是将互联网技术设计本身预设为无需讨论的前提,多聚焦人类沟通行为在过去或当前互联网技术条件下的形态,而鲜有人从互联网技术设计本身人手,想象未来可能出现的互联网技术更新对人类沟通行为的影响。

已有传播学人试图在技术哲学谱系下为同仁理解互联网提供了新刺激,这提示我们打破自我设限,从传播学门外的互联网讨论中汲取营养。克里斯琴斯(Clifford G.Christians)告诫我们,互联网框定了我们对应然生活的想象,“当今天的网络技术为我们描绘世界、影响我们的决定、塑造我们的认同之时,它其实在决定我们生活的方向。技术告诉我们新闻应该是什么样子、广告应该被设计成什么样子”。孙玮也指出,微信这一中国移动互联网新宠的意义不仅限于连接和交流,而是“呈现了群体的共同在场,创造了人类社会一种崭新的‘共在感”。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跨学科院刊《Daedalus》“互联网”专辑更为我们了解传播学门外学人的互联网讨论推开了一扇新窗。该学刊在2016年初推出了由哈佛大学互联网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本科勒(Yochai Benkler)与美国科学院院士、互联网名人堂成员克拉克(David D.Clark)联袂主持的互联网专辑,汇集了来自互联网设计、网络安全政策、信息管理等领域的前沿学人的讨论,期待“对快速变革的互联网进行现实(real-world)分析,坚持公开、理性地探讨前人所做的互联网设计抉择对展望互联网之未来的意义,进而理解并批判性反思这些变化给互联网设计者们带来的挑战。”本文试图梳理这些讨论,为大陆传播学门同侪拓展视野、深化对互联网技术更新的了解提供参考。

一、终端、数据与关系革命:技术更新给当前互联网世界带来的变化

当前的互联网世界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本科勒和克拉克做了如下概括,“借助物联网,互联网正迅速发展成现实环境(physicalenvironment)的重要控制系统与组织平台。通过移动及可穿戴计算(mobile and wearablecomputing),互联网与每个人日常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在我们看来,终端、数据与平台等方面的三大革命,是在《Daedalus》“互联网”专辑中亮相的学人眼里当前的技术更新正在给互联网世界带来的最显著的变化。

(一)互联网接入终端的移动化和智能化与早期只能借助被安放在特定地点的特定台式机上网冲浪的网民不同,今天的绝大多数网民都有通过个人移动终端里的App接入互联网的体验。2014年《美国移动App报告》显示,“大部分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户都利用App而非浏览器上网。通过台式机上网的网民的年增长率只有1%,而通过移动App上网的网民年增长率超过了52%”,装有App的可移动掌上设备将成为未来最重要的互联网接人终端。与移动化相伴而来的是智能化,以iPhone为代表的智能手机成了主流设备。克拉克讲述的智能手机成长史成了一场终端制造商向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叫板、谋取更多分红的互联网江湖大戏。过去互联网江湖里的重头戏是应用软件设计者们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博弈,终端制造商只是配角。“应用软件设计者们向往的是一个开放、中立的创新场所,而网络服务提供商们则只醉心于掌控他们提供的服务,以期更有效地将用户体验变现(monetize the userexperience)。个人电脑制造商们看似中立,其实只是因为无力置喙,缺乏能让专利应用软件与单机捆绑销售的赚钱模式。”智能手机则让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终端制造商们全面翻身。有了捆绑在智能手机上的App Store襄助,苹果公司也能打造用户体验并将其从容变现。用户每通过AppStore下载一款付费应用软件,该公司就可分到30%的费用。

(二)数据规模海量化、存储远程化和应用行动化(actionable)

数据规模的海量化与物联网(Internet ofThings)的飞速发展有关。物联网可利用传感器、控制器等设备,将人员、物体和环境联结在一起。随着传感器成本的降低,与互联网相连的传感器可能无处不在。它们可被安装在轮胎、桥梁、田间、手腕、驾驶室等一切可安置传感器的地方,记录轮胎胎压、桥梁安全指数、菜地土壤湿度、起夜独居老人走动轨迹、司机开车时违规打手机时长等一切能被记录的数据。这对任何试图驾驭这些数据的系统来说喜忧参半,“它们可以读取所有被联网的信息,并根据这些数据预测甚至干预相关事件进程”,但应付汹涌而来的海量数据流及潜在攻击漏洞却并不容易。数据存储的远程化则是“云计算”(cloud computing)的直接产物。云计算让我们能远程操控我们放在由服务商提供并管理的网络“计算及存储集群(storagecluster)”上的数据。此举貌似可以节省数据存储成本、并为我们提供大大超出个人计算机处理极限的计算、存储和应用能力,但实则风险重重,“云计算服务商甚至第三方都可以对用户存储及处理数据的行为进行技术控制,而在数据和软件都存储在用户个人计算机终端的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任务”。数据应用的行动化则是“大数据”结出的果实。大数据的关键不在于“大”而在于“全”,我们被互联网嵌入的生活里的蛛丝马迹(BBS留言、还款信用记录、发微信地址等)都是有机会被抓取的“大数据”。通过统计、建模、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等“计算性推理”(computational inference)技术,这些碎片化的“大数据”可以被用来拼接出我们的个人特征,甚至被用来预测甚至引导行动。已经出现的应用,如从选民的“数字记录”中推断政见、精确预测投票行为,或根据用户购物记录自动推送相关产品网页广告,催生用户的“针对性购买”(targetedpurchasing)行为。用本科勒和克拉克的话说,日益行动化的数据正成为互联网的核心应用,“数据不再只被用于监测,还可被用于自动控制围绕被联网的各种装置的诸多行为。”

(三)网民关系被少数站点“中介化”

“对于越来越多人而言,Facebook和Google就是互联网”,这是多弗奇(Zeynep Tufekci)引述的一份2015年美国Facebook用户调查中的结论。她据此推断,由Facebook、Twitter和Google等排名靠前的极少数站点掌控的互联网世界将成为“围墙高耸的算法花园”(algorithmic walledgarden),“互联网的力量,源自我们在它上面的关系。可是,我们的关系正日益被那些站点‘中介化(mediated):它们搜集网民的数据,决定哪些(数据)有关、重要及可见”。Google检索结果排序背后的细微调整都会对举棋不定的中间选民的抉择产生重大影响,而选民们对此却浑然不觉。Facebook设置了“互动须双方同意”规则,这让其用户形成了以熟人为主的小朋友圈;而Twitter则允许用户“无须对方同意便关注对方”,更适合明星维系与粉丝的关系。

既然如此,人们为何还会对排名靠前的极少数互联网站点趋之若鹜呢?一方面,害怕网络病毒和钓鱼软件等安全隐患的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选择Google,Facebook等相对安全、貌似友好的知名站点,“Google致力于让那些看似永远混乱不堪的链接更为有序,而Facebook则提供了一条管理用户社交网络里的信息流的法子”。另一方面,喜好扎堆的他们其实懒得选择,往往主动对极少数知名站点投怀送抱,“人人都想和其他所有人呆在一起(everyone wants to be where everyoneelse is)……多数人只选用户更多的服务,而非更适合自己的服务”。

二、走出“权力集中化”的迷障:用更新的技术照亮互联网的未来?

上述终端、数据和网民关系等方面的变化让人应接不暇,它们在本科勒眼里则成了让本来以“去权力集中化”为设计指向的互联网趋向“权力集中化”的推手。这些变化让“某一实体(entity)改变其他实体的行为、信仰、结果或结构的能力”剧增,而最让本科勒等人担心的“实体”,除了曾在斯诺登事件之后进入Google用户数据库搜罗资料的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破解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凶手的iPhone手机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等政府机器,就属苹果、Facebook、Google等在互联网时代迅速崛起的商业巨头了,它们让被本科勒等人奉为圭臬的自由民主等西方价值观遭遇了空前威胁。

互联网商业巨头们正在全面监视作为“用户”的网民们,形成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笔下的“监视资本主义”fsurveillance capitalism)。一方面,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发展,让互联网商业巨头们得以将用户的上网浏览记录、所在位置及购买记录等信息勾连起来,形成有效的“(行为)转换追踪”(conversion tracking)。显而易见,“当网络接入、用户位置信息上传、支付行为都在同一设备上进行时,网络服务商及广告主们就更易判断某则广告的有效性”。例如,某位用户先是在将手机连人附近的WiFi基站的过程中曝光了其位置信息,然后在使用某款手机App时浏览了弹出的某款轿车广告,不久又通过手机银行在其所在地附近的车行订购了该款轿车,这些行为都被记录在案,成为在互联网商业巨头的平台上投放该款轿车广告的广告主们判断广告效果的依据。另一方面,互联网商业巨头们开始向四周张开触角,拓展它们已有的用户数据库。例如,Facebook就利用其庞大的用户群招揽合作商。用户可用自己的Facebook账号登陆合作商们开发的App,合作商们获得了Facebook用户的姓名、性别、好友圈等信息,Facebook则可通过了解用户使用各类App的情况完善其通过用户“关注对象”(Likes)对用户“种族、宗教观念、个性、智商、喜好、父母婚姻状况”等信息的推测。毫无疑问,这些被更新的用户数据很可能被滥用。有报告显示,研究者只需调出某用户的社交媒体使用痕迹(imprint)(无需再靠传统问卷调查帮忙),就可在临床症状出现前预判该用户的抑郁倾向。与此同时,广告商们发现那些有抑郁倾向的女性更易成为疯狂的化妆品买家。既然如此,“不难想象,(化妆品)广告主们将利用在线站点搜集的数据锁定那些有抑郁倾向的女性网民,并不失时机地向她们展开营销攻势”。

互联网空间内的“权力集中化”现状让人担忧,这可与早期互联网设计者们“去权力集中化”的初衷大相径庭。本科勒们试图进入历史,在对互联网设计史的追溯中找寻互联网未来的应然出路。早期的互联网设计诞生于1960年代,顺应了当年美国随着反越战、争取黑人民权等社会运动而兴起的“反叛权威”思潮。早期互联网的设计师们多出身于计算机行当,“大多数计算机的设计并无特定目的,该心态左右了互联网设计”,这让互联网成了一个兼容各类数据而非某类特定数据的“通用网络”(general purposenetwork),与当年只为承载电话数据而服务的“专用”(classical)电信网络分道扬镳。早期的互联网设计并不追求所谓的完美和最优配置,而是敞开胸怀,“包容开放性和松散连接(loose-coupling),并允许持续不断的试错、学习和反复适应。未来的互联网也应如是”。早期的互联网设计更笃信“工作无政府状态”(workinganarchies)的力量。多项国际互联网技术标准的制定者IETF及无数知识人膜拜的维基百科都是传承了这一精神、独立于市场或国家的典型自治组织,这表明“同侪生产及社会组织就能为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及落实组织效率提供一个多元而丰富的设计空间,既不用担心会落入国家或市场的窠臼,又无须轻易允许不负责任的寡头(unaccountable oligarchies)插足。”本科勒号召人们找回初心,应对当前互联网空间中的权力集中化之势,“让权力形式(无论新旧)在出现伊始就被打破,以允许一定程度的自由,让个人和组织能在互联网正在展现出的权力的缝隙间闪转腾挪(bob and weave)”。

具体而言,本科勒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设计更新,期待让未来的互联网空间重新成为拥抱自由的应许之地。其一,培育“由用户所有及共享的基础设施”(user-owned and commons-basedinfrastructure),摆脱无线网络服务商对移动互联网络的掌控。美国移动互联网的发展证明,移动计算并非离不开大型网络服务商,中小组织及个人所有的小型蜂窝网络(small-cell network)的角色吃重,它们常常是“数据收发始末两端的基础设施”。为今之计,乃是发展一套技术及协议系统,“让人人都能相互接人他们各自拥有的无线网络站点”。其二,利用开源软件(FOSS)开发新的掌上操作系统,遏制苹果App Store在手机应用市场中的一统天下之势。开源软件的威力不容小觑,早在微软IE浏览器如日中天之时,横空出世的火狐浏览器就是利用它们开发出来的。若仍无法阻击苹果公司,则不妨尝试立法,“勒令App store采用一定形式的非歧视政策。”其三,采用一套“由用户控制”的终端加密技术,应对物联网时代针对用户设备的恶意入侵。当前的不少数字版权管理(Data Rights Management)软件也涉及终端加密,但它们保护的保护对象是版权所有者而非用户,甚至视用户为有解密倾向的潜在威胁。“由用户控制”的终端加密技术则“只向已加密设备的拥有者开放,而限制他人在设备上的操作”,这让保护目标落实到成千上万台个人用户设备层面,“大大增加了破坏这些设备及存储的数据、干预这些设备上的操作的成本和难度”。其四,甚至可以构思一套针对互联网巨头的监察和问责(audit and accountability)系统,追踪并确认互联网巨头的滥权行为并问责。本科勒提出,比特币交易网络内的数据区块链(Blockchain)技术可为范本。该技术记录了整个比特币网络的交易情况,每块比特币的交易史都可被追踪到。

谁是上述设计更新的推动者?早期那些在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下只关心设计、不关心赚钱的互联网缔造者们的身影已经远去,本科特们只能寄望那些受“有关方面”(interested party)资助的新一代非盈利行动者。这些“有关方面”是谁并不重要,它们既可能是良心发现的商业巨头,也可能是摆出合作姿态的各国政府。本科特们重视的是那些不愿再沉默的普通网民们,“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来自用户世界里的声音如何被注入(injected into)那些塑造互联网的未来的决策之中。”普通网民们的创造力常常让互联网设计专家们惊叹,他们能让某项应用一夜成名,更能创造出专家们从未考虑过或忽视的应用,如红极一时的P2P音乐共享软件就是典型的网民自造软件。

三、结论与讨论:与技术有关的线性互联网演化故事及其对传播学门的意义

上述技术更新建议能否落实并遏制互联网世界里的权力集中化之势,本科勒们也无把握。身居经院里的他们心知肚明,这可不是学者所能左右的,但学者有责任指出他们眼中当前互联网的病灶并开出药方,“鼓吹那些有助于(互联网)权力分化的设计选择,为去集中化、自发的有机集体行动(organically chosen collective action)留下火种”。他们理想中的未来互联网世界是一个既统一又多元的世界,“互联网平台是通用的,但这不应意味着人人的玩法一致……它应能容忍其大多数用户的上网体验展现出多元面貌,同时也能让那些有意沟通者无障碍地相互交流”。

在我们看来,本科勒等人基于美国经验对互联网技术的反思讲述的是一个被简化的与技术有关的“从解放到束缚再到解放”的线性故事。早期互联网技术的核心设计承载着设计者们“去权力集中化”的梦想;互联网日益彰显的巨大潜力,却让它逐渐沦为政商巨头们竞相染指的控制之网,当前的多项设计更新都指向了“权力集中化”;走出“权力集中化”迷障的希望,又被落在更新的技术设计身上。他们对互联网技术的反思以捍卫人的自由为目标,与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40多年前对“巨机器”的批判遥相呼应,“自主性、自我定向和自我满足是有机体的恰当目标;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人类发展的每一阶段中,发挥人类个性每一方面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发挥那些服务于巨机器的科学和技术所要求的功能作用”。大道不过三两句,美国知识界对自由、权力与技术之间的纠葛的探讨还将延续下去,至于技术与人类社会之间关系的故事是否只有这一个版本,那就见仁见智了。

我们认为,上述互联网讨论之于传播学门的最大价值,在于提示我们用关于互联网的“技术理论”丰富我们对关于互联网与人类沟通行为的“科学理论”的想象。邦格(Mario Bunge)对此早有洞见,“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技术理论比科学理论内容更丰富,因为它远远不是仅限于说明现在、过去和将来发生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要寻求为了按预定方式引起、防止或仅仅改变事件发生的过程,应当做些什么”。若传播学人对互联网设计者们的理念和做法一头雾水,又怎能寄望他们能超越目力所及、展望未来可能冒出的技术更新对已身处网络化社会的人类的影响?2016年5月,复旦学人将中国虚拟现实技术的重要实践者翟振明引入传播学讲坛,他们的努力值得借鉴。只有了解虚拟与现实的技术连接原理,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虚拟现实系统如何把主体连同环境空间的一切都实时跨越传送,使传播达到终极状态”这一愿景对围绕媒介做文章的传播研究的颠覆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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