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决定作用的时代境遇

苏俐晖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市场决定作用的时代境遇

苏俐晖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市场决定作用”的提出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这一理论突破是自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围绕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主线，理论和实践逐步深化的结果，有自身发展演进的历程，即从根本否定到辅助作用、从辅助作用到基础作用、从基础作用到决定作用三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变化都是由现实国情决定的，市场决定作用的提出也是以时代背景的变迁为依据的。具体来讲，时代条件的变化有三个方面：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由投资主导模式转为消费主导模式、由传统产业的发展转为“互联网+”的发展。时代条件的变化决定了市场地位和作用的增强，同时，新的时代条件也要求更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关键词：市场决定作用；内涵；演进历程；时代变化；市场机制

一、市场决定作用的内涵及其演进历程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市场决定作用”的提出是《决定》的一大亮点，改革的又一重大理论突破。根据《决定》的有关规定，“市场决定作用”的内涵可概括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要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健全市场体系，完善政府职能，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

自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伊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建设中争论的焦点，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突破口。自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对市场地位及其作用的认识与改革共有三次理论突破。

1、第一次理论突破：从绝对否定到辅助作用，节点是十二大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国实行“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持绝对否定态度。虽然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也提出了关于市场作用的建设性看法，但并未在实践中长期地贯彻实施。因此，1956—1978年是根本否定市场作用的阶段。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破除计划经济的绝对地位，逐渐承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局部性作用，直到1982年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我国第一次明确提出市场作用的问题，并将其划为辅助性地位。此后直到十四大召开，我国一直坚持此原则。因此，1978—1992年是市场发挥辅助性作用的阶段。

2、第二次理论突破：从辅助作用到基础作用，节点是十四大

1992年十四大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此后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是在强调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改革取向是不断增强市场力量。因此，1992—2013年是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阶段。

3、第三次理论突破：从基础作用到决定作用，节点是十八届三中全会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是我国首次明确提出发挥市场决定作用，是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至此，困扰我国多年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答案，这一跨世纪的难题得到了解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每一次理论突破都是对现实国情的回应。第一次理论突破即从绝对否定到辅助作用，是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不能调动人民积极性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我国物质文化产品极度落后的必然选择。这一次理论突破从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时22年。第二次理论突破即从辅助作用到基础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自此我国经济以举世瞩目的速度高速发展。这次理论转变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至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历时14年。第三次理论突破即从基础作用到决定作用，同样也是对社会现实的理论反映，是基于时代条件变化而做出的重大理论飞跃。这次飞跃从1992年十四大的召开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历时21年。

二、时代背景的变迁及对市场地位的影响

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重大理论突破，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也是由21年来我国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所决定的，是理论和实践的结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时代条件的变化可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1、发展阶段：从生存型转为发展型

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在2010年做的中国改革研究报告中提出：“从中国实际出发，可以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体划分为生存型和发展型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不同阶段。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阶段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原来以满足人自身生存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跨入以追求人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发展阶段的变化既是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贡献，又是下一步改革发展的历史起点。”

生存型阶段是中国改革发展的起步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解决广大社会成员的温饱问题。这一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生产依赖于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技术、创新等新型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有限。人们的消费需求是以温饱为特征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质需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较高，工业、服务业的比例较低，经济发展对人力资本的要求较低。多数社会成员从事农业，社会分化不明显。进入发展型阶段，全社会大多数人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因而发展的目标是保障人的发展权，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在这一阶段，社会生产不再主要依赖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等。人的劳动和学习潜能被极大地激发出来，社会政策的目标也拓展到缓解贫困、促进就业、生态与环境保护、保障人权等。

生存型阶段和发展型阶段的社会矛盾不同、发展目标相异，两个阶段的消费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特征也有明显的区别，因而对经济体制的要求也不同。进入发展型阶段后，人们需求结构的多样化、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本的高要求以及社会分工和分化的必然性都需要弱化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法律手段、计划手段、行政手段的强制性、单一性作用，加强市场机制即供求、价格、竞争三大机制在资源配置中高效率、决定性的作用。

2、发展模式：从投资主导转为消费主导

投资、消费、出口一直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然而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三者所起的作用也不同。在资本短缺的经济起飞初期，由于生产能力不足以及计划经济的残余，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是必要的。在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则难以为继，以消费拉动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成为根本出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投资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且不断增加，而消费率则长期滞后于投资率，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而进入发展型阶段后，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则越来越显现出它的弊端，主要包括：边际投资产出率持续下降、产能过剩的压力不断增大、产业结构扭曲的矛盾日益突出、银行呆坏账及地方政府债务加大金融系统性风险等等。根据林毅夫、樊纲、刘世锦等学者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的判断，如果有效释放消费潜力，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将逐步缩小，社会压力将得到有效释放，经济社会将进入良性发展阶段，由此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否则，我国将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促进消费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2006年“十一五”规划中的重要内容。“十一五”规划纲要曾指出，把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促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向消费与投资、内需与外需协调拉动转变”，是“十一五”期间对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角色定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更使我国认识到转变经济增长由投资出口拉动向内需拉动的迫切性。2010年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首次居首。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号召要“着力扩大消费需求”，坚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立足点。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将由过去的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

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需要发挥政府的政策优势以及宏观调控能力，而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则是经济内部的个体行为，需要运用经济利益的调节机制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因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主导转为消费主导客观上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释放市场经济的活力。

3、发展内容：从传统产业转为“互联网+”

“互联网+”是以互联网平台为基础，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与各行业的跨界融合，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并不断创造出新产品、新业务与新模式，构建连接一切的新生态。由此可见，“互联网+”是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融合，实现生产与服务的智能化、网络化、个性化等，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互联网+”的概念与美国提出的“工业互联网”，德国提出的“工业4.0”内涵相近，因此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共同的时代背景，是由互联网自身的发展历程决定的。

1966年阿帕网（ARPANet）出现，1969年投入使用，ARPANet成为计算机网络诞生的标志。1994年人们开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互联网进行文字搜索、电子商务和社交等活动，直至近几年，智能终端、云计算、SDN、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发展成熟。2007年之后，互联网的服务模式逐步被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所采用，教育、交通、医疗、制造、能源等行业与互联网结合得越来越紧密。从互联网的发展历程看，经历了学术研究、工作生活服务、产业平台三个阶段，其服务对象也由国家、个人转向了传统产业。

2015年3月5日，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将“互联网+”行动计划从民间智库提升为国家战略：“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互联网+”上升为国家战略，意味着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

“互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意味着生产要素的结构由原来的“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知识）”演变为“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信息、知识）+数据”。生产要素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同。数据要素的投入，意味着互联网时代信息的传播将会更加迅速、公开、透明，政府行政计划式的配置方式难以及时反映市场变化。因此，互联网时代的到来，需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三、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1、发展阶段的变化，反映了需求结构的变更，要更好发挥供求机制的作用

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阶段后，产业结构和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的需求结构由原来的单一性转为多样性、由基本的物质需求转为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求，因而必须更好发挥市场供求机制的作用。

所谓供求机制，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商品的供给和需求矛盾与影响其形成和变动的各因素（如价格、竞争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基本规律。供求机制是市场机制的主体，在市场机制中，首先必须有供求机制，才能反映价格变动、发挥竞争作用，因此供求机制是市场机制的保证机制。供求机制对社会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具有重要功能，它可以调节商品价格，调节生产与消费的方向和规模；供求结构的变化能调节生产与消费的结构变化。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供求关系的机制。健全市场机制，使产业结构的调整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淘汰落后产业；使生产结构调整以人们需求结构的变化为根据，生产多样化、个性化的商品；使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人们需求层次的变更提高为准则，优化经济结构、促进可持续发展。

2、发展模式的变化，突出了调动消费的必要，要更好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

由投资主导的发展模式转为消费主导的发展模式，需要充分调动人们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因此，扩大内需要更好发挥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

所谓价格机制，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的形成、变动与影响其形成和变动的各因素（如供求、价值、货币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基本规律，以及运用这种规律管理价格变动、调节社会经济的方式和途径。价格机制是市场机制中最敏感、最有效的调节机制，是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发挥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因此在市场机制中居于核心地位。价格机制可以调节社会生产，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影响消费者购买行为；调节多次收入分配。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完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注重发挥市场形成价格作用。

3、发展内容的变化，表明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要更好发挥竞争机制的作用

我国由传统产业的发展内涵迈入了互联网时代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发展内涵，这表明数据信息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信息的快速、公开、透明将打破以往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壁垒，对竞争机制的发挥起促进作用。

所谓竞争机制，是指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实现优胜劣汰的手段和方法，反映竞争与供求关系、价格变动、资金与劳动力市场流动等市场活动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基本规律。竞争机制是市场经济的关键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有竞争才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竞争机制作用的发挥，可以充分体现价值规律的作用；促使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使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和安排生产，使生产与需求相适应。在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条件下，要更好健全竞争机制的作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也为竞争机制的发挥提供了信息基础。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阻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健全优胜劣汰市场化退出机制，完善企业破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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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琼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