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搜救的道德困境

宋金波

核心提示：对遇险驴友的救助，不仅是一种人道主义救助，更是对国民权利的保障。

我们经常会看到驴友野外徒步遇险事件。不久前，在“广东女生任安儿新疆喀纳斯徒步遇难”后，我谈到，作为景区，既然收了门票，就理应对在景区中的游客承担相应的安全责任，其中包括有一定的安全指引，以及特定天气状况下的针对性保障措施。

但随即有网友反馈，说这条线路的很多驴友，实际上是逃票进喀纳斯景区的，至少，没有买全票，因为喀纳斯景区很多地方是一地一票。后来的新闻，并没有进一步对任安儿有没有买票调查。我觉得，这很可能是喀纳斯景区比较厚道的原因。

“山东驴友亚丁遇险”事故，情况就比较清楚了，遇难的驴友没有买票，其放弃了景区的有偿营救且试图与警方联系，尽管最后通过“有关部门协调”，景区救援人员仍然出动了，但遇险驴友没有撑到最后一刻。

近些年类似的事件不少，比这两次更严重的也有。一般来说，问题多出现在“救援支出谁来买单”。但亚丁的情况，却将冲突进一步强化了，甚至很容易给人以“要么给钱要么送命”的观感。

生命当然是最大的。理论上，不要说一个机构，就是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遭遇险境时，也不能眼睁睁看着。重者，可能是违法的，轻者，也要遭到道义上的谴责。亚丁景区管理部门显然是属于有能力救援的，也毫不意外地遭到了道义谴责。

说实话，直到现在，我还是更同情任安儿。因为喀纳斯景区确实可以做足够多的预防措施，花不了几个钱，就能防范很多危险状况的发生，而他们没做得那么好。而对亚丁景区管理机构，我则更倾向于理解。很简单，换位思考，假如我是景区负责人，我没办法从两难的困境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出路。

大部分驴友遇险，都会挖出类似的道义陷阱，这当然并非出于驴友的本意。但对于当事的管理机构来说，道义压力始终存在，特别是当遇险者最终不幸遇难的情况下。

救或者不救，这不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国内外有很多经验。但你可以看到，在最成熟的社会里，悖论与困境仍然存在，要么没钱不救人，要么救了人没人出钱。社会中有效的那些杠杆与限制因素，在一些驴友特别是探险者这里，实际上已经不起作用了。要么是由于探险者的自负，要么是意外极端的事件，“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

假如有这样一种保险，驴友都应该购买，即发生危险后获得花费不小的营救。但毕竟谁也无法强迫驴友购买，这和组团旅游毕竟不同。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或公民，实际上驴友已经拥有了一种跨区域、几乎无限责任的保险，也就是由政府财政支出的救援。

亚丁的事态发展，基本符合常理。景区管理机构是营利机构，无力营救或者不可能不计代价营救。驴友放弃了这种专业机构，转而报警，即向公共安全部门求救。

国外很多探险者的民间自助式营救，需要很多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当下社会，多数都不具备。在救助渠道单一的情况下，又要鼓励有偿救助的发展，政府的角色就不能那么机械地看待了。很多民众特别是对户外不感兴趣的民众，动辄以“不要吃饱了撑的拿纳税人的钱去玩探险”，来指责对遇险驴友的救助。不应忘记的是，对遇险驴友的救助不仅是一种人道主义救助，更是对国民权利的保障。在现有的条件下，假如这种权利不能得到保障，我们面临的远远不是“要钱还是要命”的道义陷阱，而是更深更彻底的社会公器信任危机。（支点杂志2016年12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