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二胡音乐研究

彭艺芳

摘 要：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思潮百舸争流时期，新旧文化之争、中西文化的冲撞和交融给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社会背景和文化基础。二胡是中国传统乐器之一，它的发展经历了多个不同时期的演变。刘天华等人为二胡音乐荣登大雅之堂和二胡音乐教育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民国时期；二胡音乐；历史地位

中图分类号：J63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1-0198-02

二胡是中国传统乐器之一，它是拉弦乐器的典型代表。二胡作为乐器，它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中国音乐史学界认为唐朝的奚琴、宋代的嵇琴、元代的胡琴是二胡产生的最初形态及嬗变过程，直到明朝，二胡的发展基于前朝演变革新的基础上构造才得以定型下来。保持奚琴的形制和“片竹弦间轧之”技法，而改用北族“弓之弦以马尾”的琴弓，饰制以“卷颈、龙首”造型，则就成为元明后定制的汉地二弦胡琴[1]。我们现在演奏所用的二胡在外观、构造和音色上与明代的二胡基本一致。

二胡音乐文化随着二胡构造的不断改进而逐渐丰富。二胡音乐作品的创作开端直到繁荣，以及二胡作为中国传统乐器进入课堂教学的发展历程主要集中于20世纪。安徽师范大学汪海元教授认为，20世纪的二胡音乐创作经历了3个发展时期，即初创时期（1915-1949）、发展时期（1950-1979）、繁荣时期（1980-2000）[2]。本文着眼二胡音乐的初创时期，该时期在中国历史上被定义为民国时期（1912-1949），结合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化发展的近况，在该时期中国传统器乐发展的大框架内来研究这一时期二胡音乐的发展特征，以及基于后阶段和当下二胡音乐的繁荣面貌来反观民国时期二胡音乐在初创阶段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一、民国时期中国器乐音乐发展概述

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动荡、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时期，中华民族遭受了继鸦片战争以后又一轮关系民族存亡的伤痛。在救国救民思潮的影响下，音乐事业却在这一昏暗的时代背景下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原因是综合的，普通民众用手中的乐器作为斗争的武器和申诉的媒介，参与民族图强的斗争，各种民间文艺社团、乐团在这一时期活动非常活跃；一批留学归来的音乐家和外籍音乐教师以国立音乐院为阵地培养专业学子或者直接参与音乐创作，为救国图强提供文化支持；殖民主义的思想的涌入使得中西文化发生冲撞，在音乐表演和创作上获得交融。此时，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真可谓是广泛的、多领域的。声乐、器乐、歌剧、音乐教育、音乐史论等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就器乐音乐来说，民国时期复杂的社会背景造成了中国器乐音乐发展呈现出双轨现象，即传统器乐音乐和新型器乐音乐同时存在且互相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传统器乐指二胡、琵琶、唢呐等历代传承下来的乐器演奏的古曲；西方器乐音乐指国外流入的钢琴、提琴、铜管乐等西洋乐器演奏的乐曲。两者在共同发展中，许多演奏家和音乐创作家汲取中西音乐之所长，改编和创作了大量在当时被视作为新型乐曲的器乐曲，并获得了民众的喜爱且传播甚广。以往传统的器乐曲主要流传于中国的农村，西洋器乐曲主要在城市流传，而新型的乐曲在农村和城市都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并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在民国时期为中国广大普通民众表达爱国热情、激烈救国斗志、申述对国破家亡的哀伤之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主要的代表作品有《病中吟》（刘天华作）、《血染卢沟桥》（杨大均作）、《牧童短笛》（贺绿汀作）、《绥远组曲》（马思聪作）等等。这一时期中国器乐音乐创作的主要特点是基于中国传统音乐的特色和元素，吸收西方音乐创作的技法，改编或创作符合中国百姓审美需求的音乐作品。民国时期的音乐创作，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只有五声音阶和单旋律的特点，创作出了多声部音乐以及室内乐、合奏音乐等多样化的音乐体裁。可以说，民国时期中国器乐音乐的发展虽然仅处于萌芽期，但是，从演奏家和作曲家的艺术成就和器乐音乐所起到的实际作用来看，这一时期中国器乐音乐的发展是时代需要的产物，也反映了民国时期真实的社会背景，它所获得繁荣景象为后来中国器乐音乐的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二、民国时期二胡音乐的特点

民国时期二胡音乐的发展历程经过从民间自娱自乐的演奏到各种文艺社团有组织的演出再至高等学府国学系列课程之一，在这一过程中，二胡音乐的发展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和二胡专业演奏家及创作者的乐曲编创和推广。这一时期二胡音乐的创作特点，可以简要的论述为：融合中西、反映时代。一批二胡的专业演奏家在二胡音乐的推广和传播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刘天华、阿炳的二胡音乐创作推动这一时期二胡音乐的繁荣。

1.音乐元素来源于民间、体现生活。二胡作为民间传统乐器，它的产生而发展由来已久。民间各类戏曲、说唱音乐都需要二胡来演奏，因而，二胡音乐从开始就植根于民间，是极富有“草根性”的音乐之一。刘天华在二胡音乐的创作和演奏实践中，注重向民间学习，他自己曾在北京向民间艺人学习“打擂拉戏”，收集民间锣鼓音乐的曲谱，从中汲取民间艺人演奏独特的演奏技法和民间传统音乐的精华。刘天华在北京10年中创作的10首二胡曲一直以来是二胡音乐的经典之作，这与他创作思路始终融合民间传统音乐、反映社会真实现象息息相关。阿炳的二胡音乐与他常年流落无锡街头卖艺的身世相关。虽然阿炳的二胡音乐创作是无意的、即兴的，但是他的音乐深受无锡百姓的喜爱是与他常年聆听无锡市井音乐并与之相融合密不可分。

2.演奏和创作手法贯通中西。民国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为二胡音乐的在演奏和创作技法上立足本土、学习西方成为可能。一批西方的传教士和部分西方音乐家此时来到中国，和许多中国留学归来的青年音乐家一起带来了西洋乐器和西方音乐，同时也带来了西方音乐审美和创作手法。西方音乐和中国传统音乐以上海国立音乐院为平台开展音乐普及、传播音乐文化。此时，中西文化的交流促成了在音乐创作和演奏技法上的融合。刘天华对二胡音乐的革新是中西音乐文化交流的典范。他兼用古琴、单弦和小提琴的演奏、把位和弓法特色来提升二胡的表现力。在二胡曲的创作上采用多段体的结构、和弦琶音的技法、近关系转调以及变奏曲式等西方音乐的特色，给予二胡音乐耳目一新的感觉。主要代表作有《光明行》《空山鸟语》《良宵》《悲歌》《烛影摇红》等[3]。《光明行》是阿炳1931年创作的二胡独奏曲。全曲一改以往传统的一个调子到底的特点，采用西方作曲技法中的近关系转调和分解主和弦的手法，让传统中国二胡曲舒缓的风格一下子流动起来，音乐的表现力也随之增强，更加富有感染力。阿炳在二胡创作上的“中西结合化”的思想使得他的作品经久不衰、流芳百世。

3.音乐主题单一。民国时期的二胡音乐，无论是刘天华、阿炳还是他们的弟子，作品的取材都与自身的生活经历、生存现状或自身内心情感有关，音乐主题相对单一，没有错综复杂的情节和感情交织。刘天华在《病中吟》中表现了自己在1911-1915年间颠沛流离的生活处境，以及内心对生活前景一片茫然的忧伤之情。阿炳的名作《二泉映月》是他双目失明后，流落在无锡街头时即兴创作的二胡曲。此时的阿炳心里落差相当大，原本是受人尊敬的道士，因为眼睛的失明而被迫离开道观流亡街头，心中的悲痛之情不能言语，只有通过手中的二胡来诉苦；刘修堂在1936年创作的《怀乡行》表现的是自己回故乡时看到美丽的家园那一刻心中愉悦之情油然而生，而此时国家受到倭寇的侵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回想起家乡的美好景色，心中无比悲痛。这种情感在抗战之时也是全国民族共有的情感，与陆华柏的声乐曲《故乡》如出一辙。总之，民国时期的二胡音乐除了联系生活之外，忧伤、悲痛是此时二胡音乐作品的主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民国时期二胡音乐对社会、对人的一种深描。安徽师范大学汪海元教授对这一时期的二胡音乐的音乐主题总结为“写实”。他认为，这阶段无论是知识分子刘天华、陆修棠还是民间艺人华彦钧，其作品都是立足于现实生活，并以此为创作内容，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一种体验和感受[4]。

4.传承中国文化，反映时代特点。民国时期的二胡音乐在早期刘天华、阿炳音乐创作的引领下，始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点，创作不抛弃民间音乐元素，又发扬西方音乐创作的优势，更好的反映时代的特点。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二胡音乐也鼓舞和激励着中国民众抗击倭寇，英勇参战的精神和对国破家亡的悲愤以及向往和平、美好生活的愿望。主要代表作有刘北茂的《汉江潮》、杨大均的《胜利曲》和黄锦培的《阳光华想曲》等[5]。1940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之时，大片国土沦落在日军的铁蹄之下，敌后民众看到国家和民族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义愤填膺，心潮澎湃。这一年，刘北茂用音乐的武器完成了二胡曲《汉江潮》的创作，通过对二胡演奏激昂的旋律来描绘江中潮水的涌动，借此抒发敌后百姓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慨，和誓死保卫国家抗击倭寇的决心。杨大均的《胜利曲》和黄锦培的《阳光华想曲》也同时是在抗战时期创作的二胡曲。这两首乐曲明快的旋律配以二胡柔美的音色，表达了民众对抗战胜利早日来到和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渴望。总之，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的二胡音乐创作，紧紧围绕抗击外来侵略的主题，表达忧国忧民、抗击倭寇、向往和平的情感是当时二胡音乐创作的主旋律。

三、民国时期二胡音乐发展的历史地位

回眸20世纪二胡音乐的发展，总的来说是呈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之所以这一百年二胡音乐能得到繁荣，离不开民国时期即二胡音乐发展萌芽期一批二胡艺术家的辛勤耕耘和努力创作。也就是说，民国时期的二胡音乐创作开创了近现代中国二胡音乐发展的良好开端。这一时期，刘天华、阿炳等二胡演奏家和创作家不仅改良了二胡构造，使其能发挥出更好的声音效果，又革新了演奏技法，重视中西并蓄，使二胡作为一件乐器能发挥出优美的表现力。同时，他们还创作了大量的新型二胡器乐曲，传统的创作技法与西方作曲技术的融合在这一时期得以开创，并成功获得验证，也为后世二胡音乐及其它民族乐器的改编和创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另外，刘天华一生为二胡演奏能进入高等学校课堂积极争取，后经萧友梅的同意成为北大音乐传习所的专业课程。这是国乐教育地位的第一次提升，也为二胡这一中国传统乐器的“本土化”身份被认可而做出的努力。刘天华还培养了许多二胡演奏和创作的弟子，比如陈振铎、储师竹等[6]，他们在二胡音乐发展的道路上不懈努力，他们的演奏和创作延续了刘天华、阿炳的演奏和创作思路，奉献了许多经典的二胡器乐曲。后来的二胡演奏家和作曲家在二胡音乐的演奏和创作上也纷纷效仿前人，他们的孜孜不倦使得二胡音乐百年来经久不衰。

民国时期二胡音乐的发展始终与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相联系，在刘天华、阿炳等一批优秀的二胡音乐演奏家和作曲家的改良、改编和创作之下，二胡的演奏技法不断优化，创作手法逐渐新颖，作品数量日趋丰富，形式逐渐多样化，音乐内涵与时代相结合。民国时期是20世纪二胡音乐发展的萌芽期，这一时期二胡音乐发展的艺术成就为建国以后乃至新时期二胡音乐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李葆嘉，岳峰.奚琴、秘琴、胡琴名实考论[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2，（1）：61.

〔2〕汪海元.二十世纪后期二胡音乐创作的四种样式[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2）：123.

〔3〕〔5〕〔6〕孙继南，周柱铨.中国音乐通史简编（修订版）[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249，251，2352.

〔4〕汪海元.20世纪二胡音乐创作的历史分期及其艺术特征[D].福建师范大学，2006.13. （责任编辑 姜黎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