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震云的家规：一句顶一万句

依江宁

2014年，一个27岁的中国女孩执导的短片《门神》获得了奥斯卡奖（学生单元）最佳叙事片奖，这个叫刘雨霖的女孩成为李安之后又一位捧得奥斯卡小金人的华人导演。消息传到国内，人们对刘雨霖的名字还稍感陌生，但随后，面纱揭开了——刘雨霖是著名作家刘震云的女儿。

2016年11月11日，这对父女联手创作的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上映影院，刘雨霖执导，父亲刘震云担任编剧。刘雨霖说，能拿到父亲的剧本，也是她一路努力的结果。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刘震云从来不给她加菜、盖被、嘘寒问暖，但是在她人生的重要时刻，父亲永远陪伴在她身边。虽然父女俩交流不多，不成文的家规和几句简短的话，对刘雨霖来说，都是一句顶一万句。

刘雨霖和父亲

既然是自己的选择，难关就要自己去闯

从小到大，刘震云对女儿一直采取“放养”的形式，对她的人生规划不干涉。考大学时，刘雨霖最初的梦想是当一名访谈类主持人，谈笑风生，挥洒自如，倾听那些成功人士的故事，于是，她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的播音系。可是到大二时，看了很多电影后，刘雨霖心中的电影梦却如脱缰的野马，怎么也拽不回来。于是，刘雨霖向父母表达了自己想当导演，到国外的艺术学院进修的想法。

刘震云给她的建议是：“你做饭不错，可以当厨师，如果能把羊肉烩面做好，我去吃的时候还能免单;你喜欢当导演，这当然也是可以的，看你自己怎么选。你要走多远，我们就支持你走多远。”

刘雨霖坚持自己的选择，2011年，她顺利考取了纽约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这所学校以培养了李安、马丁·斯科塞斯、伍迪·艾伦等多位大导而声名远扬。

但刚到美国，没有专业基础，语言也不过关，刘雨霖的课业一下子被同学甩出很远。为了跟上课程，她永远是在图书馆待到最晚的那一个，没有一点儿闲隙社交。

有一节录音课，刘雨霖只听懂了60%。下课后，她抱着一大摞书准备去图书馆，一个加纳女孩和一个英国男孩走在她前面，聊晚上去哪儿喝一杯。在她即将走进电梯门的时候，加纳女孩和英国男孩却把门关上了。刘雨霖看着他们愉悦的脸，那一刻的失落感无法形容，前面的人并没有看见她，她觉得那种隔阂，是真的把自己心里的门关掉了。

刘雨霖产生了挫败感，情绪失控的时候，她不想洗脸，不愿意见人，一想到要上课就特别痛苦，她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来美国？做电影真的开心吗？为什么放着安逸生活不过跑来折磨自己？

妈妈通电话时发现女儿不对劲，开始了解女儿的情况。刘震云很少给女儿打电话，这一次，也是女儿有事主动打过来。拿起话筒，他并没有陪着女儿抱怨，而是几句话就把刘雨霖骂醒了。他问：“到美国这条路是不是你自己选的？”刘雨霖说：“是。”刘震云说：“你接下来就两条路，要不然想清楚自己到底要干嘛，把学上完，要不然回来。你永远不要奢望我和你妈去美国陪你，这个难关必须你自己闯。”

刘震云让她想想她母亲郭建梅年轻时的经历，刘雨霖一下子就懂了。作为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母亲郭建梅在36岁时找到自己的信仰，专门帮偏远贫困山区的妇女打官司，其中不乏敏感案件。为此她辞去公职，失去丰厚收入，面对众人的猜疑。刘雨霖从9 岁开始跟着郭建梅到乡间调研，18 岁上大学前，她又拿着摄像机跟着母亲去了贵州、广西农村，看到母亲工作时坚毅的眼神……回忆起这些，失落中的刘雨霖很快振作起来，既然自己选择了人生方向，就要去克服一切困难和负能量。

把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

遇到困难，最先想到的是自己解决，这是刘雨霖从父母那里得到的“习惯”。她想起自己来美国学习的初衷：学会拍电影的方式，关注普通人的情感。而她失落、自卑的这段经历，对今后写故事、拍电影，真不能不说是件好事。

她记住了父亲的话，接下来的一切顺理成章。这时，刘雨霖得知冯小刚导演要拍电影《一九四二》，于是决定休学1年，去剧组实习。这次，刘震云很支持她，冯小刚则很痛快地给她安排了场记的工作。日复一日与导演、演员待在一块儿，面对的是11架35mm胶片机同时开拍、几百上千名群众演员的大场面。电影杀青，再回到30多人围着一台16mm胶片机的课堂，她一下子找回了自信，发现以前的难题都变成了小事情，内功大涨的她自信了很多。她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在年轻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路，在这条路上会遇到很多挫折，但心里有个太阳在，就不惧怕。这个太阳是父母点亮的。

父亲从来没有教过刘雨霖怎么去拍电影，但他对身边小人物悲天悯人的情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刘雨霖。研究生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布置了一项拍短片的作业。不知为什么，她脑海中浮现的一幕总是她5岁到8岁时，父亲带他回河南老家的情景。在麦收时节，看到邻居家同岁的小姑娘站在村口等妈妈。爸爸和奶奶也不忍说出妈妈弃家不顾的真相，总说麦收的时候妈妈就回来。于是小姑娘一年年等着，也一年年失落着。小姑娘等妈妈回来的画面一直盘桓在刘雨霖脑袋里，于是她决定拍成电影。

“这个中国乡村小姑娘的悲伤被大家忽略了，她亲人的悲伤也被大家忽略了。像这样被忽略的情感，在故乡有很多。我想把这些被忽略的情感告诉大家。”2013年1月，刘雨霖让父亲陪她回老家一趟，来到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进行拍摄。

刘雨霖想通过《门神》，打开全世界共通的情感大门，事实证明，她确实做到了。在《门神》成片后的一年里，刘雨霖带着这部电影参加了39个电影节，其中包括戛纳电影节、东京电影节、意大利圣兰托电影节、百慕大电影节、金棕榈国际电影节等，并在各大电影节荣获包括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最佳女演员等多项大奖。

研究生快毕业时，在纽约的刘雨霖又怯怯地给父亲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想拍摄他的代表作《一句顶一万句》。在家里，她一直喊刘震云为刘老师，之所以胆怯，是因为刘老师脾气急，并不好说话。他对于自己作品的被改编有着严苛的标准。以前经常和他合作的是冯小刚，凭什么让他接受初出茅庐的新导演？

果然，刘震云提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想怎么拍这部电影？”其实筹备这部电影时，刘雨霖把《一句顶一万句》当作枕边书，读了十几遍。原著分上部《出延津记》和下部《回延津记》，人物关系繁复庞杂，故事从民国讲到现代。刘雨霖只选择了《回延津记》中牛爱国与牛爱香这一条线索——现代故事离刘雨霖的生活更近。她对刘震云说：“我知道自己现在的能力在哪儿，选择我能把握的人物，才有把故事琢磨透的余地。其实这部书的精髓是渴望，这些寻找者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被我们忽略，但他们内心波涛汹涌。我要用干净、温暖的镜头语言，把这些人内心的洪流拍出来。”

冯小刚拍《一九四二》，打动刘震云靠的是一句“用幽默写灾难的很少，我就喜欢这个。”刘雨霖则是说到了关键的“想拍无处诉说的情感。”刘震云认可这个选择，他决定将作品交出去。

这一次，刘雨霖不敢犯错，她的任务就是把导演工作认真做好，不犯低级错误。刘震云交给刘雨霖的话还是一句简单的家规：“把会的事情一次性做好。”之后，剧本筹备耗时两年，勘景三四次，筹备工作细致入微。冬天才开机，夏天已经确定具体某场戏的某个机位怎么摆。全部演员提前两个月体验生活，打火烧的和修鞋的，都真的打过火烧、修过鞋。刘震云偶尔去现场探个班，找个地儿围着火炉跟人喝酒聊天，也不多管。

不着急，不要脸

刘震云对女儿拍电影的态度是：一个事情你要是做着累，牢骚满腹，那就别做。让他欣慰的是女儿做导演真的是享受其中。没有过多的名利心，没有患得患失，女儿的这个状态让刘震云很放心。

刘雨霖是一位出生于大都市的85后，且是无忧无虑带着光环长大的名人二代，怎么会对农村中小人物的故事感兴趣？别人眼中的“不可思议”，刘雨霖却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小时候父母虽然给我足够空间，可是我没觉得自己比别人优越。所谓名人，是社会对他们的认可，而不是对我的认可。”

刘雨霖曾经跟刘震云说，她最喜欢的导演是李安。李安同样毕业于纽约大学，在上海电影节上，他说到自己“36岁才开张”，而“任何东西要感人、要成立，本身有自然的力量，需要花时间孕育。”刘雨霖和刘震云都深以为然。进入娱乐圈这个浮躁的圈子，没有强大的定力，人是很难扎下根来的。刘雨霖颜值高，又拿过奥斯卡奖，这次拍摄《一句顶一万句》，更是声名鹊起，于是就有一些电影圈同行建议她，转型当演员吧，这对你来说是很容易的事，而且名利双收。刘雨霖果断地拒绝了，一辈子只能干好一件事，这辈子做好导演就行。因为刘老师早有家训：不着急，不要脸。有家训在，刘雨霖对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充满自信：“着急是看你想要什么，不能受外界影响。我觉得我踏实，我定力强，是因为我心中有很多好故事，它们足够把我镇定在这，不受外界影响。”

什么是“不要脸”？刘雨霖的解释是“不耻下问，也不耻上问”。一家人的行事之道都能在这14个字里找到对应。刘雨霖从小牵着父亲的衣角，和村里的叔叔阿姨们聊天，从生活中汲取写作的智慧和营养。无形之中，刘雨霖投向生活的目光，也像父亲刘震云一样敏感透彻。

留学时，有一天，刘雨霖要去林肯中心看演出，之前在星巴克咖啡店逗留了一会儿。她看到窗外有位30多岁的乞讨者，外表穿得特别邋遢，可是当她捧了杯特别干净的冰镇咖啡和一块曲奇时，眼中充满感激，仿佛这杯咖啡让她看到生活的希望。这时，有位掏垃圾的黑人大叔走过来，这个女人召唤大叔，然后把曲奇掰了一半，分给对方。那一刻，夕阳的光打在她的脸上，刘雨霖觉得她是那天出现在自己生命中的天使，她呈现的是非凡的奇迹时刻。

刘雨霖赶紧把星巴克剩下的点心都买了，还有一块带着中国结的小桌布，一起送给了乞讨者。那位女士看着刘雨霖，一副震惊的样子，对刘雨霖说：“你是我的天使，让我看到了人间的温暖和爱。”但她不知道，对刘雨霖来说，她才是自己的天使。当刘雨霖拐过街角回头看她时，她已经把礼物打开了，红色的小桌布映着她的脸，那幅画面之震撼，不亚于世界上任何美景。而这就是生活，时时给她课本上没有的启迪。她要像父亲一样，活到老，学到老。

（责编/邓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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