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王莽改制看中国士大夫阶层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

林铭辉

西周建立了中国最大的封建制国家，这种封建制最大的一个支柱就是“宗法体系”。正是在这种制度下，第一次出现了“士”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士”积极寻求自身的变化，从传统的贵族化教学中走出，根据现实情况的需求，开始了新的学习。他们普遍把侧重点放在政治权术与军事技术的学习上，以适应当时的需求。因此，“士”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产生了所谓的“诸子百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汉代，儒生公孙弘出任宰相，进入决策的核心机构，设立“五经博士”，品学兼优者可为官，开启了文学之士可入仕途的先河，并逐步取代了以往的遴选制，这一系列举措都极大地催生了士大夫阶层的形成。经过了一定时期的选择和重组，一个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以现行政权有密切联系的新阶层最终形成。士大夫阶层的特点为通经史、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与官僚体系有一定的联系、讲究道德修为，成为中国两千多年专制社会的主流。

一、士大夫阶层思想体系的核心命题

这个核心命题就是儒家思想中最基本和核心的“内圣外王”精神，而这几乎就成了几千年来士大夫阶层们孜孜不倦追求的“乌托邦”。

儒家“内圣外王”的思想体现了道德与政治的直接统一。儒家是一种道德哲学，而它更是把道德学说注入政治当中，认为政治只有以道德为指导，才有正确的方向，道德只有落实到政治中，才能产生普遍的影响。没有道德作指导的政治，乃是霸道和暴政，这样的政治是不得人心的，也是难以长久的。《论语》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就是对这种思想的完美概述。

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从个人的修身出发，接着进一步转化成家庭的和谐、社会的安定、国家及天下的太平。这实际上是一种坚信个人道德力量的自我纯净必然会有实效性的思想。正是从这种“实用主义”出发，儒家往往承认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常常和现实政权进行妥协，必要时甚至会致力于论证其存在的意义，因此儒家思想带有很大的“中庸”色彩。但是这种所谓的妥协性并不是儒家思想的全部，恰恰相反，儒家思想的内部具有很大的张力，它既属于现实世界，又高于这个现实世界，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它存在于这样一个政治体系中（指的是汉以后的儒家），但又不全盘接受它所代表的一种游戏规则，相反，在其思想的内核中另有一套理想的规则要改变这些现实的权力结构。这种从其思想内部转化出来的抗议精神不仅是具体的，而且相当强烈。儒家思想的终极关怀是要在复杂的人际关系、政治网络、有权力存在的凡俗世界中另外创造出一套精神领域。儒家的思想既在这个世界中，又不属于这个世界；既和现实的政权、社会发生着各种各样的联系，又和现实社会、政治权力结构有着相当的距离。这不仅表现为孟子的“大丈夫精神”，荀子所体现的“儒效精神”（也就是儒者在社会中发挥的实际功能。），更集中地体现在儒家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命题，同时是士大夫阶层最大的精神追求——“内圣外王”精神。

二、王莽改制及其所体现的意义

（一）王莽改制的理论支持

士大夫阶层形成以后，他们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充分发挥着作用。特别是在政治层面，他们更是把儒家的“内圣外王”精神作为他们孜孜不倦的奋斗目标。在汉代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更是把这种精神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让贤论”。

所谓的“让贤论”是根据当时的权威理论学家董仲舒及以他为代表的公羊春秋学派的“通三统”的学说，并结合早期儒学的一些理论思想衍生而来的。它主张天人相应，政治教化也应该随着时代的演变而发生变革，并不认为有万世一统的王朝，亦不认为有亘古不变的政治制度。士大夫阶层正是从这样的一种理论思维出发，推演出了政治变迁的脉络和进程。

1.圣人受命。国之君主皆符应于天上某帝之某德（如：青帝木德，赤帝火德等）而降生。

2.天降符瑞。君主受命必有符瑞显现。如：以土德为王者并有黄袍见之。

3.推德定制。君主受命之后需要在政治上有所行动，包括易服色，更制度，改正朔等。

4.封禅告成功。圣人受天命为地上君，天下治平后则必举行封禅大典以向天复命。

5.王朝德衰，天降灾异。天运循环，成功者去。一个王朝德兴衰成败实际上是注定的。

6.禅国让贤。见灾异降，知天命改。就应早物色贤人让国。否则革命起，终无以保其位。

7.新圣人受命。从而开始一个新的循环。

汉王朝时期的士大夫阶层，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学说以期与专制君主相抗衡，实践着他们的“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到了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则是这种思想发展的巅峰时期，同时是它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具体实践。

（二）王莽改制及分析

王家初为汉王室的外戚，西汉自元帝后的成、哀、平三君寿命都较短，王氏家族凭借其身份地位逐步掌握了朝廷的实际控制权。到了王莽时期，其名望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可以说，这为其改制奠定了坚实的实力基础。

我们不应该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王莽实际上也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员，甚至可以称之为当时的“士林领袖”，在他身上不失一种书生本色。治礼求经，务恭为俭，迂执信古而负大志，王莽用实际行动在实践着一个士大夫所应该做的一切。汉代士大夫一直提倡“让贤论”，以期实现他们的“内圣外王”理想，但一直苦于没有适当的时期和恰当的制度。王莽的出现则满足了他们的一切需求，因此，当时的士大夫对于王莽改制采取的是一种普遍积极的态度。

公元8年，王莽登上了皇帝宝座，根据“更受命”的原则，改国号为“新”。为了缓和当时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在第二年下诏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历史上称为“托古改制”。

如今，当我们回头看待这场以托古为旗帜，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变革时，不能仅仅从其结果去判断它的得失优劣，而应该从其变革的目的及它所要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去更加客观公正地评价它。

应该看到，“王莽改制”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和建立的政治制度，不仅仅只是新王朝建立初期的一种“缓和之计”，在它背后有着更为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

1.推行“王田制”，主张把天下之田全部收为国有，尔后平均分配给人民耕种。在实现“王田制”的同时，主张“废奴”，解放奴隶阶层以增加更多的自耕农。这一系列举措的用意是要解决当时严重的社会兼并问题，消除贫富不均的现象。这一直就是汉代以来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一种目标。

2.实行“五均六筦”，限制商贾兼并及物价波动，以保证人民的生活生产所需，这一政策与武帝时期由儒生所提出的“罢盐铁、酒榷、均输”等主张相类似，实际上也是体现了儒家“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思想。

3.改革币制。王莽当政时期曾四次改革币制，这也是其最为史学家所诟病的重要因素。这一举措，使得民间的经济根本发生了动摇，极为扰民。然而分析其原有的用意，仍是为求达裁抑兼并，平均社会财富之目标而起，体现的仍然是士大夫阶层一直以来的一种政治理想。

王莽改制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客观原因而言，是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过于恶劣所致。如：政治腐败，官风败坏，政敌作对，豪富反抗等。就其主观原因而言，东汉史学家班固在《王莽传》中已经作出了详尽的论述。

班固点出了王莽改制失败的几大主观原因：

（1）王莽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只用心于定制，而不着力于兑现，故改制多停留在纸面上。

（2）王莽改制往往“讲合《六经》之说”，尽管他也针对时弊，但不无儒家教条的本本主义。

（3）所用官吏乃原班人马或阿谀奉承之徒，多非于才，而善于为非作歹，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4）王莽因阴谋而篡权，故防备臣下效法，“畏备臣下”而操纵一切，独木自然难支大厦。

（5）王莽专权，其臣下受信用者可以上下其手，被疑忌者则“为奸寝事”，故政事不理。

（6）王莽“好”改变制度，政令“烦多”，朝令夕改，不讲功效，故变得快，吹得也快，花样多，收效少。

从“王莽改制”所推行的一系列制度和政策，再加上班固对于王莽的评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式的政治”。它更多的是为了实践而实践，更多关注的是进行理想的制度设计，而忽视实际的政治操作技术，理想追求与现实状况严重脱轨。他们把希望更多的是寄托在人民对于他们所描绘出来的“理想图景”的心悦诚服，却没有真正考虑并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其结果往往只是犹如西方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短暂尝试，留下的只有乌托邦式的迷梦。

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这样一种尝试和努力，因为在它背后隐藏着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重要的思想内涵和精神特质。

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罗近溪曾说：“真正仲尼临终不免也叹一口气。”他的这句话恰如其分地点出了儒家的道德哲学与现实政治那种格格不入的对立面。儒家所要求的是一种以个人道德出发，通过不断修养，达到从家庭到社会，乃至整个国家和天下共治局面。实际上这种以自我的要求，特别是道德的转化要求，希望在社会上发生实效，这中间是有距离的。真正的儒者或者说士大夫，他们都是不能完满自身的人格，有的更多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精神。他们不愿意对现实妥协，而是寻求对于现实的改变，而且要按照一个永远无法彻底实现的理念来改变现实。从“王莽改制”中那些“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举措，还有王莽自身所代表的人格形象，就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士大夫阶层身上那种“内圣外王”精神追求。

王莽是一个儒生化的贵族，是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具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理想就是要建造一个理想国，在这个理想国里，君王以儒家学派的观点规范自己的行为，并依照《周礼》的描绘规范次序实现社会大一统，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王莽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实际上都是儒家经典中对盛世描绘的翻版，是一种复古的改制。各方各面的原因导致王莽的改制和政治理想遭受了失败的命运，但无可否认的是，王莽的政治理想是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一次伟大实践，同时代表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境界和理想追求。

20世纪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历史从来只是一个沉默者，需要我们去探寻和挖掘它背后的秘密和真相。”当我们从历史的迷雾中走出，再重新审视“王莽改制”的真正意义时，不禁看到了中国士大夫阶层那熟悉而又陌生的形象。他们是一群有着崇高追求的知识精英；是一群“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贵族；是一群有着道德理性的思想者。他们实践着对于自身、家庭，乃至国家社会的承诺。“内圣外王”也许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他们却愿意为此付出自己的全部。

参考文献：

[1][宋]朱熹撰，陈戌国标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1987.

[2]张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曹德本.中国政治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4]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

[5]二十四史.中华书局，1984.

[6]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