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小学百年嬗变管窥
——基于山东省莒南县的考察

刘擎擎，陈文娟

【基础教育研究】

我国乡村小学百年嬗变管窥
——基于山东省莒南县的考察

刘擎擎，陈文娟

我国现代小学教育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新世纪以来，随着“撤点并校”政策在广大农村的开展，乡村学校在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这要求我们以更广阔的视野审视乡村学校的发展。山东省莒南县乡村小学的发展轨迹基本体现着我国乡村小学的百年嬗变进程，可为当前乡村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镜鉴。

乡村小学；庄户学；百年

乡村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学校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撤点并校”政策在广大农村的开展，我国乡村学校尤其是乡村小学的数量逐年减少，对乡村教育的改进和优化产生了积极影响，但与此同时也造成学生求学不便、安全隐患增加、家庭经济负担加重等诸多困难。近年来，国家及相关部门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并从教育均衡发展的角度重新审视乡村教育的整体发展。本文以山东省莒南县为例，从历史的角度梳理我国乡村小学的嬗变历程，以期更清晰地把握乡村教育的百年历史演进，为当前乡村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镜鉴。

山东省莒南县地处鲁苏交界处，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早在旧石器时代，山东的原始居民便在此地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文明。春秋战国以来，莒地深受齐鲁文化影响，民风淳朴，尊师重教，人才辈出。尤其自明末以降，莒南大店的庄氏家族利用庄园田舍开办私塾、书院，传道授业，对莒南的近代教育影响深远。抗战时期，作为沂蒙革命老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莒南既是山东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也是当时山东省的文化中心，被誉为“齐鲁红都”、山东的“小延安”。1943年，莒南县创办的庄户学更是成为山东省抗日根据地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引得各地教育人士慕名来访，传播广泛。解放后，莒南县的乡村小学积极转变学校教育体制并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得到相应发展。莒南县乡村小学的发展轨迹基本体现了我国乡村小学的百年嬗变进程，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一、乡村小学的兴起(1912—1936)

表1 1912-1948年莒南县乡村小学基本情况统计表

(数据来源：莒南教育志编委会．莒南教育志[Z]．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32、133.)

早在清朝末年，清政府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局面颁布了一系列兴学措施，发展新式学堂。然而此时的新式学堂多开办于县级以上，广大农村“风气未开，学生乐于就私塾，不肯入学堂”。[1]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政府先后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和《小学校令》，改学堂为学校，并将私塾纳入正规学校体系，要求各地开设新式学校，乡村小学由此开始兴建。山东省紧跟教育革新的步伐，广立新式小学，据统计，1912年其小学数量为5195所，在校小学生118376人。[2]在莒南，其境内最早的两处乡村小学分别为1913年十字路商号出资建立的十字路商办初级小学和板泉崖(时属临沂县)赵化玉创办的板泉镇私立初级小学。该两处学校在成立之初仅有学生58人(见表1)。随着私塾改良和集资办学的盛行，莒南县良店、大店和许口等地的乡村小学陆续兴办。至1928年，莒南县乡村小学数量增加到54所，在校学生1664人(见表1)。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的乡村小学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乡村教育仍是弊病丛生，师范生“都跑到城市谋个位置，死不肯到乡村去办学校”。[3]师资紧缺问题严重阻碍了乡村学校的进一步扩大。面对这种窘境，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等志士仁人纷纷投身于广袤的乡村土地，为我国乡村教育注入了新的活力。

1931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邀请梁漱溟等人以邹平为实验区进行乡村建设研究，并于当年6月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山东省的“乡村建设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1934年夏，山东省政府又进一步划以济宁为中心的鲁西14个县为一个大的实验区，推广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经验，实验遂呈现迅速扩大之势。[4]梁漱溟本着“让乡村人发生自觉，并有齐心合力解决问题的机会”之目的积极创办乡农学校并制定《村学乡学须知》，倡导村民合力办学。发轫于邹平的这场“乡村建设运动”为山东省的乡村教育事业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极大地激发了村民的办学热情。在这一背景下，莒南当地的乡村小学迅速发展，截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其数量已增加到93所(见表1)。

二、乡村小学的多元维系(1937—1949)

抗日与解放战争时期，我国的教育事业遭受严重破坏，许多乡村学校被迫停止办学。在经历了抗战初期学校的短暂停滞后，莒南县积极改变教育体制，灵活办学，抗日小学和庄户学应运而生，乡村小学的数量在恶劣的办学条件下不降反增。1945年，莒南县共有乡村小学745所，在校学生31000人(见表1)，创历史新高。

(一)抗日小学的建立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进犯鲁东南，莒南县的大多数学校停办，只有良店、环河崖、聚将台等地坚持办学。1941年1月，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贯彻执行《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以“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为宗旨普遍创立抗日小学。抗日小学灵活开设早班、午班、半日班、全日班以适应战时需要。在教学内容上，学校注重政治教育，以培养学生抗日爱国精神为主要目标。此外，学校还积极组织学生参与社会活动，如莒南县抗日模范小学的学生要到村里教唱抗日歌曲、给前线战士写慰问信或者参加慰问演出，等等。总之，围绕当时的抗战形势，全县的抗日小学在学校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措施，体现出“教育为战争服务”的方针。

(二)庄户学的兴办

持续战乱导致农民生活困难，大多数学生不仅要上学还要参加家庭劳动以减轻生活负担。为了解决这一现实问题，莒南县刘家莲子坡村的小学教师张建华于1943年创办庄户学，采用全日制、半日制、小组教学(如割草组、拾粪组、放牛组等)或中午歇晌时间对儿童进行教育。通过当时孩子们传唱的歌谣，可见其教学方式的灵活性，“小黑板，黑又亮，放牛挂在牛角上，锄地插在地边上”。庄户学的教材内容也根据战时形势随编随教，富有生活化，如“南风吹，麦子黄，快收快打又快藏，防备鬼子来抢粮”；“去年打开石沟崖，活捉汉奸朱信斋。今年打开赣榆县，活捉汉奸李亚凡”。庄户学满足了广大群众劳动和学习的双重需求，在当地受到一致称赞。1944年10月5日，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下达将全县小学改为庄户学的指示，庄户学在全县普遍建立。随后，庄户学又被逐渐推广到整个沂蒙地区，最后几乎遍及整个山东解放区，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堪称全国之最。总之，抗战后期发源于莒南的“庄户学”切合农村实际，具有很强适应性，对普及大众教育、鼓励群众为战争服务作出了很大贡献。[5]

(三)正规小学的恢复

随着国民党在山东省政权的摧毁，解放区政府努力恢复老解放区的教育，莒南县的正规小学也得以复建。1948年，山东省第三次全省教育会议顺利召开，会议强调恢复普通教育体系，小学、中学、师范学校都必须建立“正规制度”，成为“新型正规化学校”。莒南县积极贯彻落实会议要求，决定在全县恢复并发展教育。通过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49年全县共恢复和建立乡村小学209处，在校学生5307人，一律公办，春季始业。[6](130)

三、乡村小学的转型与扩张(1950—1965)

图1 1950-1965年莒南县乡村小学数量变化折线图

(数据来源：莒南教育志编委会．莒南教育志[Z]．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33、134.)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面临体制转型与重建。建国初期，国家在接管旧学校的同时鼓励支持群众办学，全国各地呈现出人心向学的景象，学校教育尤其是小学教育发展迅速。莒南县的人民群众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掀起自办小学的高潮，乡村小学如雨后春笋般兴盛。到1952年，全县乡村小学有412所，在校学生27700人，比1949年分别增长79.9%和279.1%(见图1)。学校教育的发展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但过猛的涨势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师资紧缺、教学总体水平下降，管理方面也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小学毕业生升学和就业压力增大，等等。[7]为此，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3年发布《关于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指示》，要求“对乡村公立小学，除在学校较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老革命根据地应作适当发展外，其他地区均应以整顿提高为主，一般不作发展”，山东省人民政府也随即下达了《关于纠正学校混乱现象的指示》。在一系列政策的影响下，莒南县政府压缩当地学校的发展规模，截至“大跃进”前，其乡村小学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1)。

1958年开始，“大跃进”运动席卷全国，教育领域也在“左”倾错误思想指导下，大行浮夸之风，盲目冒进。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即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扫除文盲，普及教育”。可以说，该指示是“教育革命”的一个指导纲领。“教育革命”中的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可以从中找出行动依据。[8]为了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莒南县政府通过发展民办小学、招收插班生和在偏僻农村增设公办小学等方式普及小学教育。据统计，1958年莒南的乡村小学多达715所，在校学生78936人，短短一年时间内增长了58%(见图1)。

受“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影响，我国的经济状况出现严重困难。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同年2月7日，中共中央转批中共文教小组《关于1961年和今后一个时期文化教育工作安排的报告》。该报告提出，当前文化教育工作必须贯彻执行八字方针，教师和学生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要适当减少。莒南县开始对学校教育作出调整，注重因材施教，千方百计地提高教学质量。1963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了指导小学教育工作的《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小学四十条》)，该条例对恢复和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育质量起了积极的作用，把学校教育改革向前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使各级学校教育出现了新的气象。[9]莒南县的乡村小学也一改几年来的萧条局面，增长势头迅猛。据资料显示，1965年其乡村小学有865所，比去年增长53.9%(见图1)。

四、乡村小学的急剧膨胀(1966—1976)

图2 1966-1976年莒南县乡村小学数量变化柱状图

(数据来源：莒南教育志编委会．莒南教育志[Z]．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34.)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要求学校放假闹革命，全国各地的教育工作几近停顿，莒南县也未能幸免。1967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大、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莒南县政府立即响应国家政策号召，恢复了学校教学工作。但是，由于当时动乱局面正在发展，相当多的学生仍散在社会没有返校，学校的干部和教师也普遍受到批判和审查，不能恢复正常工作，因而这一通知实际上难以普遍执行。[10]在“闹革命”浪潮激荡下，全国各地的乡村小学徒具其表，复课也流于形式。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山东省嘉祥县两位小学教师《建议所有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革命群众来信”。[11]莒南县按照该建议将全县的公办小学教师强行下放回原籍，造成许多学校的师资紧张。这一举动更是加剧了当地乡村小学的混乱局面，导致教育质量严重下降。

1972年5月10日至6月20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革命座谈会。会议提出：要全面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发挥教师的业务专长，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人民日报》也相继发表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调动教师为革命而教的积极性》等文章，呼吁提高教师地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饱受极“左”思潮之苦的广大教师来说，犹如久旱逢甘霖，使他们精神为之一振。[12]在一系列政策和舆论的影响下，莒南县部分教师的工作得以恢复，学校数量也在相对宽松的氛围中骤然上升。1973年，全县乡村小学增至932所(见图2)，达到历史最高峰。然而，随着“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展，“破师道尊严”、“读书无用”等思想疯狂蔓延，学校教学秩序再度陷入瘫痪。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使已经初具规模的乡村学校遭受重创，我国教育事业走向正轨势在必行。

五、乡村小学的改造与整顿(1977—1995)

图3 1977-1995年莒南县乡村小学数量变化折线图

(数据来源：莒南教育志编委会．莒南教育志[Z]．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34、135.)

“四人帮”粉碎后，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加大了对学校的调整力度。198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在全国范围内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莒南县把普及小学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当年，莒南县小学招生人数高达33660人，成为有史以来小学招生人数最多的一年。[6](131)针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和基本技能缺乏的现状，莒南县加强双基教学，改进教学方法，使遭受十年浩劫的乡村小学教育渐入正轨。1985年春，经省政府检查验收，学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12-15周岁儿童普及率均达到并超过省定标准，批准为普及初等教育合格县。[6](134)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学龄人口也相应地有所减少，各地开始重新调整学校布局。莒南县在扩大学校招生规模的基础上，合班并校，撤销多处学校。据统计，1985年莒南县乡村小学缩减到805所(见图3)。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1987年，国家教委和财政部又联合发出《关于农村基础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对农村基础教育，省、地(市)必须加强领导，同时，应把县、乡两级职责权限的划分作为工作重点”。随后，莒南县对学校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县、乡(镇)分级办学，中、小学分部管理。该举措有利于教育计划的层级制定与落实，加快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步伐，但由于这一阶段我国的教育经费匮乏，县乡财政紧缺，划拨给农村的财政拨款更是少之又少，也给不少学校带来了一定的财政压力。此时莒南县的乡村小学虽然在数量上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教育质量却不容乐观，同时也折射出我国乡村学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六、乡村小学的撤并与优化(1996至今)

图4 1996-2008年莒南县乡村小学数量变化折线图

(数据来源：莒南教育志编委会．莒南教育志[Z]．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135；《莒南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莒南县教育志(1998—2008)[Z]．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313.)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人心，我国农村人口进一步萎缩。农村的适龄儿童数量持续下降，绝大部分行政村出生人口已不足以支撑一座完整的小学，甚至连教学点的维持都比较困难。[13]针对上述形势，全国各地逐步加大对乡村学校的改革力度。1996年，莒南县人大、县政府在对全县基础教育比较薄弱的相邸、板泉、坊前等乡镇的农村小学进行视察的基础上，召开了教育工作会议，掀起优化乡村学校的热潮。1998年，本着“方便入学，便于管理，节约投资，提高效益”的原则，莒南县进一步加大了对乡村小学的调整力度。特别是坪上镇，动手早，行动快，力度大，调整工作一步到位，全镇农村小学调整为8处，为全县农村小学布局调整提供了成功经验。[14]到2000年，莒南县的乡村小学数量锐减至244处，在校学生63786人(见图4)。

2001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提出“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对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适当合并”，国家对农村学校进行撤点并校的“教育改革”正式拉开帷幕。莒南县在对乡村小学进行布局调整的同时，重视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双管齐下”提升全县教育质量。在县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全县办学水平有所提高，办学条件大力改善。2006年，莒南县人民政府制定印发了《莒南县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实施方案》，作出“从2007年1月起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杂费”的决定。此后，全县乡村小学实现了真正意义的初等义务教育。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莒南县一方面努力提高乡村小学的教学质量，一方面合理规划学校发展规模，截至2011年，全县的乡村小学数量已降至103所。当然，在乡村小学萎缩和走向衰亡的过程中，城镇小学的办学规模急剧膨胀，大班额教学问题开始凸显出来。[15]

七、结语

通过对山东莒南县的乡村小学百年嬗变管窥，可以看出，乡村学校的演进历程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乡村小学不仅为国家发展培养人才，还在传承乡村文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处于村落之中的学校，实际上处在村落规范、外部空间(如国家、政治等)的紧张之中，不仅仅是单方面的深入村落之中的国家力量。[16]随着“撤点并校”政策在我国的大力实施，乡村学校的布局得到调整优化，但其中产生的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陶行知说过，乡村教育应该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乡村学校应当是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17]我们相信，通过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努力，乡村学校的建设会逐步走上科学合理的轨道，并为当地的人文教化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陈元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普通教育卷)[Z]．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132.

[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Z]．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368.

[3]胡汶本，田克深．五四运动在山东资料选辑[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467.

[4]赵承福．山东教育通史(近现代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185.

[5]吉标．20世纪上半叶我国华北地区社会教育发展变迁——以山东莒南为中心[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06)：133.

[6]莒南教育志编委会．莒南教育志[Z]．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

[7]高奇．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12.

[8]李庆刚．“大跃进”时期“教育革命”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49.

[9]郭笙．新中国教育四十年[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26.

[10]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160.

[11]周全华．“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育革命”[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236.

[12]程晋宽．“教育革命”的历史考察：1966-1976[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415.

[13]吉标．中国村落小学的百年兴衰[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04)：86.

[14]莒南县教育志编纂委员会．莒南县教育志(1998—2008)[Z]．北京：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2010：310.

[15]吉标．制度视野中的教学改革[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3.

[16]司洪昌．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9：424.

[17]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一卷)[C]．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653.

责任编辑：刘升芳

教育格言

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

—— 乌申斯基

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学生不应当专读书，他的责任是学习

人生之道。

—— 陶行知

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农村建设背景下乡贤文化传承和培育研究”(16BSH051)

刘擎擎，山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乡村教育研究(山东 济南 250014)；陈文娟，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主要从事中小学管理、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山东 济南 25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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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277-(2016)05-006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