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
——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

陈 淳, 朱 竑



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
——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

陈 淳, 朱 竑

采用绘制感知地图、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以广州市天河区石牌村为例，从情感的微观视角探讨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情感。带来积极感知的空间为：与父母在一起的家、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公园、配备儿童游乐设施的小区、社区购物场所、城中村的小平地和操场；带来消极感知的空间为：高档的商业化空间、本地人管理的文化站、城中村街道和街边的烧烤店。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受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的双重影响，流动儿童的主体能动性强化了他们对城市空间的积极感知。研究强调流动儿童的主体性以及他们对空间意义的重构，并借此思考城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补充了国内地理学对儿童移民研究的缺乏。

流动儿童 空间感知 情感 城中村 城镇化

一、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流动农民工不再单身进城务工，而是以举家迁徙的方式进入城市，这也造成了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参与到城市生活里来。据国家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到2013年末，流动人口中6—15岁子女随同父母流动的比例高达62.5%，比2011年上升5.2个百分比。[1]大量“流动儿童”被卷入城镇化大潮，他们不仅是中国未来20年中最重要的人力资源，也是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实践者。因此，走近流动儿童并从儿童视角了解这一群体对于城市的适应和理解，给予他们充分的发展空间与必要的扶持，对于后工业时代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日渐老龄化的城市中国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二、文献综述

迁移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全球现象。在西方语境中，“流动儿童(floating children)”即指从他国迁移过来的或者从国内其他地区迁移过来的儿童，他们也称为移民儿童(migrant children)。在国内，流动儿童是中国特定制度背景下，随着流动人口的出现而衍生的特殊群体。本文所指的流动儿童是随父母到户籍地以外生活学习半年以上的儿童，年龄界定在13岁之下的少年群体。

Laoire认为流动预示着政治和文化边界的跨越，是探讨儿童多样化和差异性生活体验的重要维度。[2]西方流动儿童研究强调儿童在迁移过程中的主体性及其在迁入地的日常生活中与环境的协商关系。[3]主要观点体现在两个方面：(1)儿童作为自身权利的能动者在迁移过程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如Orellana认为儿童是家庭决策过程的中心要素，儿童从根本上影响家庭迁移经验的性质和过程。[4]Punch的研究则展示了儿童在个体的迁移过程中拥有更强的自主性和能动性，这打破了儿童在迁移中完全依赖成年人的假设并暗示他们与成年人之间的平等关系。[5](2)流动儿童具备在迁入地日常生活中的主动协商策略。研究认为流动儿童可以积极地影响其家庭成员的生活。如Haikkola指出，流动儿童主动通过多种方式去维系家庭成员之间的跨国联系，他们在学校认识的朋友及其家庭成员构成家庭重要的社交网络。[6]在这一过程中，流动儿童积极参与到跨国文化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当中。总体来说，在“后学”思潮和日常生活哲学兴起的背景下，西方对移民儿童的研究既承认了儿童受到国家、劳动力市场和成人家庭人员的限制，也更注重从儿童自身权利出发，分析他们作为空间的主体，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与城市互动的作用和意义。儿童在研究中经历了从无话语权的“附属物”到积极能动者的变迁。国内社会学、人口学、教育学等学科的学者都对流动儿童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们的研究为人们对流动儿童在城市的社会生活状况提供了基本的认知。从人口学的角度出发，对流动儿童的规模、流动儿童的空间迁移、迁移的意愿进行分析，[7]并对流动儿童的生理问题[8]及心理和行为问题[9]等进行探讨。关于儿童与环境的研究，学者更多关注家庭、学校、同辈群体以及宏观的社会环境对流动儿童的影响，包括流动儿童的家庭[10]、流动儿童的城市认同[11]以及流动儿童的同辈群体间交往[12]等研究。尽管当前研究多基于实地调研并有数据支撑，但研究者多从成人的角度去认识、分析和判断流动儿童各方面的现状、成因以及相应的对策，在研究中将流动儿童视为客观环境面前的被动接受者，而忽略了从流动儿童自身立场出发对外界环境的积极感受，即漠视其主体性的建构，对儿童如何重构基于特定地方的身份认同缺乏关注。

本文选取广州市石牌城中村这一典型的城市移民聚居区，关注居住其中的流动儿童群体，探讨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及情感类型，并分析影响流动儿童空间感知的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研究从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出发，描述了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流动儿童的生活状态及心理轨迹，并借此思考城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与城市之间的关系。研究对拓展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领域具有积极意义。

三、研究方法

已有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广州城中村是移民聚居的主要场所[13—14]，它承载着最为剧烈的“城—乡”蜕变，被赋予多彩城市想象的同时，也留存和发展着不少流动儿童的成长故事。因此，本文选择广州市最大、也是历史最长的城中村——石牌村作为研究案例地。石牌村(图1*图片来源：http://news.ycwb.com/2013-12/12/content_5619125.htm。)位于繁华的广州中心城区——天河区，与两所全国重点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暨南大学相邻。有石牌东路和石牌西路两条繁华的商业街平行围绕。周边毗邻IT销售圈、多家星级酒店、天河娱乐城、天河电影院、中山大学第三医院等城市配套设施。交通便利(图2*图片来源：作者自绘)，邻近地铁口、BRT车站。随着广州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用地的迅速扩张，原先位于城乡结合部的石牌村周围地区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了广州城市新的中心。这也导致大量外来人口的迅速聚集。目前村里居住着不到1万的本地人和近8万的流动人口。为了反映大部分仍然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流动儿童的生活情境，以及考虑到调研的可行性，文中将流动儿童界定为年龄8—13岁，就读于广州普通民办学校三年级至六年级，随父母租住在广州石牌村三年以上，具备一定语言表达能力和绘图示意能力的儿童。*在预调研中发现，能入读公立学校和私立贵族学校的流动儿童，其空间感知与本地儿童差别不大。就读于普通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则与本地儿童存在显著差异性。

图1 石牌村外观图

图2 石牌村区位示意图

空间感知(Spatial cognition)是对结构、实体和空间关系的内心描绘或认识。换言之,是对空间和思想的重建和内在反映。感知地图(Cognitive mapping)通常被认为是空间感知的一个子集,同时又被作为研究城市空间感知的一个最有效的手段。[15]Matthews认为儿童的感知地图不仅可以用于解释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还可以用来了解哪些地方对儿童来说是重要的，以及他们如何使用城市的空间。[16]Punch认为地图绘制活动是一种有趣的，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友好型的研究方法。[17]Young 和Barrett也认为，研究者作为局外人，通过民族志的田野工作观察儿童的城市空间使用情况，在可进入性和研究伦理方面存在困难；而采用地图绘制的方法，可以解决该研究方法论上的争论。[18—19]因此，研究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让流动儿童参与到研究过程中来，在绘制感知地图的基础上，通过标记“情感符号”和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真实全面地了解他们的空间感知，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文化意义。具体做法为：以研究者的公开身份参与华南师范大学在石牌村开展的以“服务外来工子女”为主题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获得流动儿童的信任后，请他们参与到研究当中。每位流动儿童在一张A4纸上画出以下内容：(1)他们居住的周围或者在广州他们曾经去的地方，即城市中他们比较了解和熟悉的地方；(2)从他们的家到学校的路线图，画出印象深刻的物体或者地方(选择这条路线是因为孩子每天都要去上学，这是他们日常的路线；(3)要求儿童用三种“情感符号”在图上不同地方分别标记他们的情感感知，即用心形标记出喜欢的地方，用圆圈标记出他们经常去、可以称之为他们专属“领地”的地方，用叉叉表示她们不喜欢的地方。之后，通过深度访谈和实地考察的方式，进一步理解儿童绘制的图画内容。本次调研共收回51份儿童绘图，其中有效图画43份，男生20份，女生23份；将相近图画进行归类，并对其中15名流动儿童进行深度访谈。从调研过程来看，访谈人数信息已经饱和，达到确定标准的要求。

维果茨基的儿童心理发展理论认为，人的意识是通过活动得以形成和发展的，是客观的和以目标为中心的，通过内在(心理)或者外在的形式展示出来。[20]根据这一理论，儿童选择在地图上画出某种物体，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与之相关的活动感知。如在本研究中，儿童绘制的画面经常出现有运动设施的地方，这是因为他们经常会在那里玩耍，或者跟朋友在那里聊天。即使他们是因为空间审美的原因而喜欢这个地方，那也意味着他们已经参与到关于形状、颜色和符号的心理比较活动中。因此，图上所展示的空间可以反映出儿童对于该地点的情感。

四、结果和讨论

(一)城中村流动儿童空间感知的情感类型

从整体上看，流动儿童的图画呈现以下特点：(1)从性别来看，女生的画面比男生的画面丰满，空间的类型也较多样化，在情感上对空间的感知显得更为细腻；(2)画面所呈现的空间大多以家为中心，其他空间呈点状分布在家的周围，空间距离都比较近，没有形成点线面的整体空间感，大部分是石牌村附近的微空间，如一块小平地、某个小超市或者公园；(3) 画面出现了非城市的空间，如远方的故乡，在她们心里这是在情感上最近的空间。根据儿童在画面上对不同地方标记的“情感符号”，再结合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得到的资料分析，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如表1所示，主要有积极和消极两种情感感知。带来积极感知的空间为：与父母在一起的家、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公园、有儿童游乐设施的小区、社区购物场所、城中村中的小平地和操场。带来消极感知的空间为：高档的商业化空间、本地人管理的文化站、城中村街道以及街边的烧烤店。流动儿童在画面上标记的心形多于打叉，在访谈中也更倾向于讲他们喜欢和经常去的地方，体现出流动儿童空间感知的积极情感多于消极情感。

表1 城中村流动儿童空间感知的情感类型

1.积极的空间感知

流动儿童绘制的图画中，家的图案是画得最认真的，并郑重的标上心形代表是他们喜欢的地方(图3-a)。流动儿童N在A4纸上首先画的就是她的家，她家是卖鸭脖子的，她不但画了门口挂的招牌，还详细地画出冰箱里正在卖的东西。那里既是做生意的地方，也是她们一家人日常生活的地方。根据实地考察，孩子们对家的空间的描绘往往都有些夸大，有些流动儿童画的是一栋漂亮的楼房。之前有研究将城中村类比为“贫民窟”，将其形容成建筑物密度大、房子阴暗潮湿、卫生状况差的“石屎森林”。[21]但在流动儿童心里，城中村的出租房就是他们可以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家，是温暖又安全的所在。她们喜欢自己的家，也喜欢这个租来的家所在的石牌村。

“有时候老鼠会在窗户上钻个洞跑进来，房子有点小，有点压抑，但是可以看到爸爸妈妈，就很好了。”

(流动儿童F)

“喜欢石牌村，因为可以跟妈妈在一起。”

(流动儿童B)

在儿童图画上出现频率居第二位的空间是石牌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简称家综)*石牌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是由广州市启智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办，建立以社区服务为核心，提供家庭、外地人士及外籍人士(简称“新广州人”)、儿童及青少年、长者和义工等多元化服务的社区综合服务机构。下面简称“石牌家综”。(图3-b)。这里专门针对儿童和青少年开展的常规活动有430课堂和小学生课后兴趣小组，主要辅导小学生的课后作业并开展乒乓球、绘画等课外兴趣的培养活动。虽然，这个空间是面向石牌街道的22个社区开放的，但实际上到这里来参加活动的全部是住在石牌村的流动儿童，做完作业的孩子们就在大课室里自由地追逐玩耍。志愿者社工对参加活动的流动儿童态度很友好，活动内容的安排也符合儿童的特点。

“我喜欢家综，放学后我就来这里做完作业才回家。这里的姐姐们(社工)对我很好，我也喜欢她们。”

(流动儿童C)

“这里经常有华师附中的大哥哥和大姐姐们来教我们做作业，不懂就可以问他们。”

(流动儿童E)

公园是在儿童图画上出现频率居第三位的地方。天河公园和珠江公园因距离石牌村较近，是居住在石牌村的流动儿童较为熟悉的空间，较远一些的公园是动物园和白云山。他们认为白云山是可以代表广州的地方。广州动物园因其鲜明的主题和动物们可爱的形象给大多数去过的孩子留下了深刻印象。

另外，流动儿童的图画上还出现了石牌村附近的居住小区。如南苑，小区里面有简单的儿童游乐设施，如秋千、滑梯和跷跷板，是儿童游戏的小乐园。石牌东街的胜佳超市、女人街和红岛商场*女人街是由多家销售女性和儿童衣服的小店组成的，红岛是一家销售男性、女性和儿童衣服的商场，价格都比较便宜。是流动儿童的父母经常去购物的地方，也成为流动儿童较为熟悉和亲近的空间。比较特别的是流动儿童的图画中经常出现一块空旷的平地(图3-c)，据访谈了解，这块平地是由一座老旧的房子倒塌后填平而成的，经常有小孩子在那里玩耍。石牌村里的临时操场也是流动儿童的活动地盘。他们在那里可以很放心地追逐玩耍、进行骑自行车比赛等，不必担心被大人斥责太吵闹。在成人看来平淡无奇的地方，却成为孩子们觉得自由的重要社交场所。

“平时啊，我们去她(朋友)房子后面的一个平地上玩，很多小朋友在那里玩，还可以在上面滑冰。我们就是在那里玩的时候认识的。”

(流动儿童H)

“我知道啊，那个操场是吧，我们经常去那里打羽毛球。”

(流动儿童I)

2.消极的空间感知

石牌文化中心是石牌村里最大的公共空间，门口挂牌显示该中心是石牌街青少年活动基地。中心共四层楼，在参与式观察中发现：一楼有本地老太太在看电视和外地的年轻妈妈带着刚学步的小宝宝在聊天；二楼设有阅览室，每天有三五个成年人在里面看书；三楼是老人活动室；四楼的大课室门口挂着“少儿活动室”的牌子，但平时只有一些中年妇女在里面跳舞。活动中心的管理员是石牌村本地人。研究者在实地考察时发现他只讲粤语，言语之中往往不自主地流露出对外来流动儿童的厌烦之情。因此，孩子们并不喜欢到这里来(图3-d)。J的家就在文化站附近，她对文化站非常熟悉，通过她我们了解到，除了暑假期间华师的大学生在这里进行社会实践活动，平时基本没有针对青少年而举办的活动。所谓的青少年活动基地形同虚设，在这里找不到玩耍的伙伴，孩子们就自然疏离了该空间。

“那个人(中心管理员)很凶，我们在这里玩，他就吼，去去去，吵什么吵！”

(流动儿童L)

“不喜欢去文化站，都是些在学走路的小孩子，没意思。”

(流动儿童J)

流动儿童在图上还画出石牌村的狭小街道，街道拐角处堆满垃圾的垃圾车，街边烟雾缭绕的烧烤店，全都打上不喜欢的符号。他们认为这些地方比较脏，污染了环境。

“空气不好，很不喜欢。这些烧烤店(气味)更加难受了。”

(流动儿童G)

石牌村位于广州的CBD天河区，周围是繁荣的商业圈，距离摩登百货、太古汇、天河城、广州百货等中高档购物中心距离都不远。但在访谈中发现，广州本地儿童非常熟悉的商业空间对于流动儿童来说却是非常陌生的地方，他们普遍没有在这些购物中心购物的经历，对这些地点也没有清晰的概念。

“不知道天河城，我们一般都在红岛买衣服，很多衣服的。”

(流动儿童D)

“摩登百货，坐车的时候经过有看到，那里的东西很贵吧，妈妈没带我去过。”

(流动儿童N)

3-a. 11岁的湖北女孩画了她的家，她家卖鸭脖子，她仔细地画了正在卖的东西。超市是一家小士多店，医院是私人诊所，配有电视。她不喜欢垃圾场。

3-b. 8岁的江西男孩画了石牌家综，因为喜欢所以画的像童话里的城堡，并用一棵树代表天河公园。

3-c. 11岁的湖南女孩画了石牌村里的一块平地，流动儿童在那里滑冰，踢球和结交朋友。

3-d. 12岁的河南女孩画了她家旁边的文化站，打上叉表示不喜欢。老人活动中心和小操场是喜欢的地方。

(二)影响城中村流动儿童空间感知的因素

近年儿童地理学的研究多强调儿童生活的多样化的社会空间环境和他们生活中存在的差异性。[22]一方面，流动儿童从农村来到城市，跨越了政策和文化的边界，他们的空间感知应该放在社会和家庭、成人和儿童的权力关系背景下去理解。[23]另一方面，不能将流动儿童视为社会结构和历程的被动影响者，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应从流动儿童自身出发来研究。Jenks称此为“部落的儿童”(The tribal child)，以强调流动儿童的心灵和行为或许受到成人世界的许多影响，但他们仍会在过程中发展主体的想法和策略，在城市的空间里构建出属于自己的“领地”。[24]

1.影响城市流动儿童空间感知的结构性因素

与西方关于流动儿童在迁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话语[25]不同，文章所关注的流动儿童是在农村出生，来到父母打工的城市读书和生活，他们是被迁移的对象。他们忽然离开熟悉的家乡，被放置于世界都市广州的“城中村”。他们对广州的感知仅限于城中村及其周围的空间，并没有整体的城市概念，流动儿童所处的社会和家庭环境限制和影响了他们对空间的感知。

首先，阶层分化明显的城市社会带来儿童活动空间的分化。以流动儿童画面上的景观为例，大多数孩子认为白云山是可以代表广州的地方。白云山作为广州的代表性景点之一，门票价格适宜，活动空间较大，成为父母带着初到广州的孩子游玩的首选景点。山上的自然风景给孩子们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并将其默认为广州的地标。而目前媒体宣传的广州新地标如广州塔、广州歌剧院、新图书馆等标志性建筑并没有进入孩子们的图画。主要原因在于新地标集中位于广州的新CBD珠江新城，在访谈中流动儿童的父母认为“珠江新城是给有钱人住的”，交通也不便，存在“自愿性隔离”的心理[26]。大部分流动儿童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在访谈中只有两位父母学历为高中，其余的都是初中和小学。他们并不了解广州适合儿童活动的免费公共空间，如省博物馆和广州市新图书馆等。对于中高档的购物中心，流动儿童的父母也普遍认为，那些地方去了也消费不起。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中普遍存在一种“道德恐慌”[27]，即父母担心儿童在公共空间里的安全问题。这种恐慌也传递给流动儿童的家长们。大家都认为只有学校和家才是比较安全的空间。由于昂贵的培训费用，流动儿童无法像本地城市儿童一样被安排丰富的课后活动，参加各种兴趣班。因此，石牌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作为一个提供免费服务的空间，深受流动儿童和家长的欢迎。已有研究认为对于在德国的弱势青少年儿童来说，青少年俱乐部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虽然他们大部分人在那里并没有做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只是在一起玩游戏或者聊天。[28]Ren也强调了公共青少年俱乐部对柏林青少年移民社会化的重要性。[29]石牌街道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等同于免费的儿童俱乐部。对于缺少其他玩耍和课外学习机会的流动儿童来说，这里是一种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空间。但这里每天能容纳的儿童数量有限，大部分的流动儿童课后只能在家里或者在家附近跟同伴玩耍。家庭环境所带来的城市空间进入性的不平等限制了流动儿童对城市的多层次感知。

最后，在陌生的城市社会里，城市人获得了乡村人所没有的自由，但是也使得人与人之间变得冷漠与“腻烦”。有研究指出，市民对流动人口的态度会再生产或复制到流动儿童群体中。[30]文化站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训斥流动儿童时，设施齐全、环境优越的文化站便成为具有排斥性的场所。相反，流动儿童在城市的家——阴暗潮湿、条件恶劣的出租房却成为流动儿童觉得亲密的空间。相对于恶劣的物质环境，有亲情的环境对于他们来说更重要，家成为他们逃离外界排斥和压力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家被表征为一个积极的地方，是流动儿童建构日常生活的关键场所[31],也是他们维护个人身份和尊严的地方[32]。

2.城市流动儿童空间感知的能动性

在日常生活中，居住在城中村的流动儿童极少主动与本地儿童来往。访谈中发现，流动儿童会应邀去参加广州本地同学的生日晚会，但是不会邀请本地同学到自己的家里来玩。城中村建筑物密度大、巷子小、楼距近，很少有适合儿童活动的宽敞空间。流动儿童发挥其能动性，将一块荒废的小平地开辟为他们的专属领地，成为他们游戏和结交朋友的重要空间。与外界社会空间交流的有限性促使同住在城中村的流动儿童之间培养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穿过小巷就可以到达对方的家，在楼下呼喊几声便可让朋友出来一起玩。利用生活的空间接近性而建立的同伴友谊，是影响城中村流动儿童产生积极空间感知的重要因素。从石牌村流动儿童自我建构的空间以及在有限空间中结成的友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城市空间在情感上的小尺度协商。Besten的研究同样强调了一些特定的地方在流动儿童情感感知上的重要性，例如公寓楼下的小院子，常被成人看成是“不受欢迎的地方”，对于使用它的儿童来说却是一个玩耍和闲逛的关键地点。[33]White认为对于那些住在难民收容中心的儿童来说，收容中心特定的地方和空间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那里他们与其他儿童建立了友谊或者逃离了成人的监视。[34]因此，尊重流动儿童的主体性，承认他们不同于成人的空间感知，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流动儿童在城市生活的体验。

五、结 论

在城镇化大潮中，众多的流动儿童来到城市，跟随父母居住于城中村中。从情感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空间感知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类型。带来积极感知的空间是温暖的、友好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快乐和自由；带来消极感知的空间是排斥的、脏乱的，让他们感觉疏离和陌生。城中村流动儿童的空间感知受到结构性因素和能动性因素的双重影响。来自社会及流动儿童家庭等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因素限制了流动儿童对城市空间的多元感知，流动儿童即使生活在大城市中，也无法与本地儿童一样享受城市丰富的公共资源；来自流动儿童自身的能动性因素则促使流动儿童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属于他们和同伴的游戏空间，流动儿童之间的情谊强化了他们对城中村这一小尺度空间的归属感以及对城市空间的积极感知。

有学者以广州越秀大东街文化站为对象研究外来工的文化融入和文化身份的构建时就发现，外来工对城市微空间的认同能够强化他们对城市整体的归属感。[35]当下，广州市正在开展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流动儿童在城中村小尺度空间的情感体验值得重视。李志刚在对北上广城市新移民的研究中指出，流动人口被动的“无根”状态带来这一群体对于地方认同和归属感的强烈追求，在满足基本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上，地方归属感所带来的精神愉悦可以超越任何其他社会经济地位获取(包括户口)所能带来的满足感。[36]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儿童友好型空间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归属感，促进他们与城市的融合。新型城镇化强调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将流动儿童作为新型城镇化中“人”的部分的重要主体，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流动儿童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去；在研究中重视流动儿童的表达，理解与分析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正确认识他们童年经验的多样性，可以挖掘这一特殊群体在城镇化中的真实境遇及诉求，并力所能及地给予他们市民的待遇和成长的呵护。将来他们才会成为对这个他们所生活的城市具有责任感和认同感的主人，并为其持续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儿童地理学理应受到包括城市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等在内的人文地理学科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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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建平；实习编辑：杨孟葳】

国家重点基础研究项目(973计划前期)“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人文响应—以广东省为例”(2014CB4606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何处安放的童年？城镇化背景下流动儿童的日常生活与空间协商研究”(15YJCZH009)；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别样童年：新型城镇化下流动儿童的地方建构与政策启示——以广州为例”(2016A030313427)

2016-07-07

C912.6;C913.5

A

1000-5455(2016)06-0110-08

陈淳，广东揭阳人，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朱竑，甘肃临夏人，理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