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革命的视角

王 雅 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革命的视角

王 雅 丽

供给侧问题是产业发展滞后于新一代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供给侧改革应与新一代产业革命同步。三次产业革命的更迭进化，遵循着“脑体劳动分离——体力劳动替代——规模化体力劳动替代——脑力劳动替代”的逻辑路线，每一次更迭都对人类劳动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替代。从劳动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看，产业革命的起点是“工具机”的出现；从科学技术与演进逻辑的关系来看，产业革命或工业化的实质是基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机器体系对人类劳动的替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第四次产业革命为改革目标，应从三方面着手：重视科学技术变革，以创新要素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给，促进供给侧生产能力的提升；营造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实现供给侧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革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工具机 技术创新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面临着生产成本上升、产品供需错配、结构性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失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生态危机等挑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了适应经济新常态、引领中国制造走出泥潭的必然选择。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扩大有效供给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是切合实际的。但必须深究的问题是，供给侧问题的成因是什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逻辑思路是怎样的？如何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本文尝试从历次产业革命的更迭进化中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供给侧问题是产业发展滞后于产业革命进程的必然结果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旨在通过消除过剩产能以促进生产要素流动，实现传统产业更新和经济转型升级。探寻产生供给侧问题的原因，应从目前全球产业革命的发展历程与发展格局进行探究。

目前，全球经历了三次产业革命。第一次产业革命从1760年延续至1840年，由蒸汽机和煤炭开采触发的此次革命实现了工厂的机械化生产；第二次产业革命始于19世纪末，延续至20世纪初，通过电力、化石能源和生产线实现规模化生产；第三次产业革命始于20世纪60年代，借助信息技术、互联网络实现制造业的自动化生产。从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涌现了一大批以原材料、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为主导部门的新兴产业，实现了以流水线作业为代表的大规模批量化生产方式，推动了产业从以纺织业为代表的轻型产业结构向以制造业为主的重型产业结构发展；从以重工业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向以轻工业、信息产业、服务业为代表的消费资料生产部门发展。

无论是对生产资料还是对消费资料的生产，第二、三次产业革命下的生产均呈现一定的盲目性，造成了产能过剩、库存积压等问题：一是这两次产业革命引发的新经济生产部门必须实现规模化生产，不断扩张产能以降低成本；二是规模化生产要求企业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投入，产业退出障碍高，难以针对市场进行灵活的生产调整；三是国际化的分工协作使中国企业成为全球产业链上的一部分，企业缺乏调整产品结构、化解产能过剩的能力；四是规模化生产迫使消费者被动消费标准化产品，企业缺乏对市场的感知，无法有效地对现有产能进行利用。

从第三次产业革命开始，发达国家把产业链的低端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构建全球化的产业发展格局，优化本国产业结构，解决本国产能过剩问题。而中国则通过承接这种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导致产业结构发展失衡。目前，中国工业化道路所选择的产业体系仍然是以重工业为主，特别是以传统产业为主导，诸如钢铁、水泥、电解铝、造船、建筑等行业的产能严重过剩。当然中国也有风电设备、光伏、高铁等先进制造业，部分先进制造业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中国的制造业仍然没有摆脱“为出口而进口”的代工模式，生产所需要投入的成套机器设备和核心零部件(如从圆珠笔的笔珠到国产飞机的发动机)，依然要依靠进口。中国产业发展仍具有明显的第二次产业革命的特征，结构性产能过剩、库存积压是必然结果。

而在发展中国家吸收消化全球过剩产能的同时，第二、三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发达国家也在寻找经济持续发展的道路。过去的20年以来，许多国家都在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入，但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与新经济泡沫的破裂使政治家与企业家们认识到，强大的工业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维持社会结构健康稳定的首要保障，强有力的工业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基石。人们意识到，如果生产制造环节能够由更多、更高效、更智能的工具机和机器系统进行，则不仅能进行简单劳动，还可完成更为智能化、系统性的精密劳动，生产出更符合消费需求、更具竞争力的产品；同时，智能化的生产制造成本也将比使用劳动力更低，而利润却将更高。这是制造业开始回流发达国家的重要驱动因素，也是实施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驱动逻辑。2009年，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概念，并在2013年4月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推出相应发展计划；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打造美国工业互联网，出台了一系列发展制造业的战略指引政策，以重振美国制造业；同期欧盟委员会也计划将工业在欧盟的经济总量份额从16%提升到20%(2020年)。以智能制造业、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业已在发达国家展开，全球经济开始进入第四次产业革命阶段。

可以说，供给侧问题是中国产业发展滞后于新一代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解决传统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供给侧问题，不能重蹈西方国家“去工业化”的覆辙，而是要抓住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毫不犹豫地加入智能工业化的行列中，加入全球产业分工和市场体系。第四次产业革命将从劳动资料、劳动力配给、生产组织方式和需求模式等方面超越前三次产业革命，为有效化解产能过剩提供长效机制，提升供给方资源的配置效率，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消除发展新产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的体制机制障碍，优化产业结构，培育经济发展新动力，为实现第四次产业革命奠定基础。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遵循产业革命的内在逻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实现第四次产业革命为改革目标，这就要分析产业革命的更迭演变规律，厘清产业革命的起点和实质，进而遵循产业革命的演进逻辑，以顺利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中均对产业革命进行了阐述。所谓产业革命“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一种改变生产方式、因而也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这里的劳动资料变革，是指手工工具被工具机、动力机和传动装置组合而成的机器体系所取代；生产方式的变革，是指社会生产力的技术方式和社会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从而，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取代了手工业方式或工场手工业方式。历次产业革命均是基于科学技术进步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革命，起始于劳动资料的变革。

在18世纪，随着数学、机械物理学、力学、化学以及博物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劳动资料开始从简单工具转化为发达的机器。马克思认为：“……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资本论》，第1卷，第429,430—43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一个工人的手工业工具所受到的器官的限制。”*《资本论》，第1卷，第429,430—431页，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如最早的珍妮机能用12—18个纱锭纺纱，织袜机可以同时使用几千枚织针。在动力方面，马克思认为工具机的使用推动了动力革命，“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机器替代人的体力作为动力实现生产，“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作机……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资本论》，第1卷，第432,427,436,435,487页。工具机、动力革命使生产方式发生了变革，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资本论》，第1卷，第432,427,436,435,487页。。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由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不同种类的工作机进行生产，生产方式从空间上的集结发展到时间上的顺次生产，机器大工业建立起与机器体系相适应的新的分工协作形式，逐步形成了真正的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资本论》，第1卷，第432,427,436,435,487页。“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3，570，570，570，569页。由此可见，从劳动资料、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来看，产业革命的起点是“工具机”的出现。

马克思认为，现代工业之所以区别于工场手工业，是由于机器替代了人的劳动，从而改变了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在跟工场手工业进行对比之下，马克思把机器替代人的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整个产品是由同一台机器完成的，工人们进行“简单协作”，即仅仅是“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资本论》，第1卷，第432,427,436,435,487页。；机器使用着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源，实现了对人的手工作业和简单体力劳动的替代。在第二个阶段形成了自动的机器体系，第一次产业革命的动力(蒸汽机)革命使“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资本论》，第1卷，第432,427,436,435,487页。，由自动动力供给的机器替代人从事各种体力劳动，实现了工厂的机械化。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机器体系”，按照分工流程，各局部机器之间不断地交接工作，产品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当这种机器体系臻于完善，工人只需在生产线上完成简单划一的劳动，就能够完成整个生产过程。第一次产业革命将人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自然力通过机器体系替代人提供动力，工人们完成划一的连续的体力劳动，工厂制度取代了家庭劳动和工场手工业，人类进入机械化生产时代。第二次产业革命以电器的发明为起点，内燃机、发电机引发的动力革命提高了对能源的利用率，使自然力对人类的体力的替代效率更高，劳动分工更加细化，而电讯技术、流水生产线出现，大大加强了人们对劳动的组织能力和效率，人类进入规模化生产时代。第三次产业革命实现了制造业的自动化，半导体技术、大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互联网是其主要的技术发展标志。与前两次产业革命不同，这一以信息通信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工具机”革命，本质上是对人的脑力劳动的替代，如信息收集、自动检索、高速计算、智能决策等劳动，均可由计算机系统来完成。

这三次产业革命的更迭进化，遵循着“脑体劳动分离——体力劳动替代——规模化体力劳动替代——脑力劳动替代”的逻辑路线，每一次更迭都对人类劳动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替代。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与这一演进过程的关系：“……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3，570，570，570，569页。从纺织机到计算机，从铁路蒸汽船到高速公路、互联网，工具机的演进过程说明“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3，570，570，570，569页。。从简单机器协作生产到自动生产的机器体系，“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3，570，570，570，569页。。在能源利用方面，马克思认为，只有应用机器的大规模协作才第一次“使自然力即风、水、蒸汽、电大规模地从属于直接的生产过程，使自然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73，570，570，570，569页。，从对蒸汽、煤炭、电力、化石能源的利用到未来太阳能、光伏、核电技术的大规模应用，这一过程与科学技术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是相一致的。从科学技术与演进逻辑的关系来看，产业革命或工业化的实质是基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机器体系对人类劳动的替代。*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来自世界经济史的长期透视》，载《学习与探索》2014年第9期。

从产业革命的演进逻辑来看，机器体系对人类劳动的替代尚未完成。目前，机器体系并不能完全替代人的脑力劳动。诸如信息收集、自动检索、高速计算、智能决策等脑力劳动，往往是易于与体力劳动分离的、在整个劳动过程中无需体力或较少体力劳动参与的生产过程。以计算机为代表的“工具机”对人类劳动的替代主要是对知识工作领域中脑力劳动的替代，而对于需要脑力劳动一直参与的、不停作出决策、纠正偏差的人的脑体混合劳动过程，则难以进行替代。如在家务劳动中的扫地，表面看起来是体力劳动，但在扫地清洁过程中涉及污物的发现、清扫工具和方式的选择、劳动力度的调整等持续性的思考、判断和选择行为，很难由机器来替代完成。又如汽车驾驶、货物分拣配送等劳动，也是难以完全由机器实现的脑体混合劳动。在21世纪，建立在网络化系统上的“工具机”的能力逐渐接近人类的自然能力，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机器系统完成脑体混合劳动成为可能。同过去相比，数字技术更加精深，移动互联网大面积普及；以传感器为代表的各种输入输出设备体积变得更小、性能更加强大、成本也更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突飞猛进。此外，从基因测序到纳米技术，从可再生能源到量子计算，横跨物理、数字和生物多个领域的突破性进展，使得我们当前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端。*[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第5页，李菁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基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机器体系对人的脑体混合劳动的替代逐渐成为现实。

第四次产业革命是各国重塑生产和生活方式、改善产业结构和产业发展方向的一个历史性机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与第四次产业革命同步，要遵循产业革命的演进逻辑，去落后产能，发展智能制造业，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最终实现机器体系对人的混合劳动的替代。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

每一次产业革命都是在所使用的劳动资料上发生的生产力的革命，并伴随着一般生产方式，即人与自然之间的结合方式(生产力的技术方式)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结合方式(生产力的社会方式)的统一。*颜鹏飞：《马克思关于产业革命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研究》，载《南开经济研究》1987年第4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应与第四次产业革命同步，关注特定技术变革与代表性“工具机”的研发；遵循产业革命的演进逻辑，以机器体系替代人的脑体混合劳动，以智能工厂进行自动化生产，实现供给侧生产能力升级；营造共享型生产消费系统，变革分工协作形式、生产组织与管理形式，实现供给侧的产业结构优化。

(一)重视科学技术变革，以创新要素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侧改革涉及对五大要素的变革，即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1978年以来，依赖于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大要素的支撑，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发展。但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中国供给的产品因为质量性能较差、创新乏力而无法满足需求；这三大要素的驱动效用正在减小，人口红利锐减、劳动力素质较差、土地等成本急剧上升、传统产业的投资边际效益递减，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创新基础上的效率提高，而科技创新又是所有创新的核心。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转化，开发新一代“工具机”，以创新要素驱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与第四次产业革命伴生的技术变革可归为三类：物理类、数字类和生物类(见表1)。基于这些新技术，企业可构造颠覆传统分工与生产协作形式的“工具机”，创造新产品。如建立在物理学与数字技术基础上的3D打印机，不再是减材制造的生产方式，而是根据数字3D模型，从散碎的物料入手，一层层地打印出产品。生产过程无需细致、繁复的分工与协作，只需物料、3D模型与3D打印机本身即可实现低成本、高效率的制造。与以往的技术变革不同，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科学技术变革更侧重不同领域技术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如将3D打印、新材料与基因编辑技术相结合，可用于低成本定制活体组织，这种生物打印可用于制作皮肤、骨骼、心血管组织等，实现医疗服务的有效供给。又如工业机器人，是传感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以及机械物理技术的完美结合，可替代人们从事脑体混合劳动。此外，诸如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无不如是。总之，科学技术的突破为创新带来了活力。

表1 新技术及其代表应用和企业

科学技术变革与创新，正在为各产业发展乃至全社会带来一场深刻的系统性变革。当前，技术与创新的发展速度和传播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通过互联网、社交网络和诸如Android这类开放式共享技术平台，新技术、新产品得以快速传播和应用。问世于2007年的苹果手机，至今已更新到第7代，全系列已在全球范围内销售超过10亿部。像Uber这种共享生产消费企业，几年前还不为人所知，如今已获得高达500亿美元的市值。技术与创新的变革使得企业的规模收益同样惊人，数字企业的边际成本几近于零。过去几年内，创新驱使企业用资本购买新机器体系，替代劳动力进行生产和控制，劳动力对生产总值的贡献比重大幅下滑，创造单位财富所需的员工的数量逐渐减少。而数字类的技术企业不需要多少资本，就能实现自身的发展。廉价而高效的计算设备和智能终端随处可得，移动互联网覆盖范围日益扩大，人们利用智能手机、成千上万的应用软件和共享平台密切联系，共同协作，“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变得更加容易与普遍。企业间甚至行业之间的融合也更为简易，如“互联网+”将新技术元素注入传统产业，对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制度等要素进行重新配置，提升了这些要素的利用率。科技创新在速度、广度和协作整合方面的突飞猛进，能够促进传统产业提高供给质量，激发新企业和新市场，有利于供给侧供需错配、生产要素利用率低等问题的解决。

(二)提升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给，促进供给侧生产能力升级

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要减少无效和低端生产能力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生产能力供给。所谓无效和低端的生产能力，主要指发达国家转移至中国的属于第二、三次产业革命阶段的工业生产的过剩产能。随着以“智能制造”“工业4.0”概念为代表的先进制造业的回归，这些无效、低端的生产能力在全球市场上逐渐丧失竞争力，即使在国内市场上，也已无法跟上消费需求升级的趋势。

例如德国，其在机械制造、电子技术、汽车及配件、加工工业、医疗技术等领域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竞争力，产品具有极高的质量和可靠性，拥有许多新功能和用途。此外，附加的增值服务也是产品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德国制造业产品的供给高度满足了消费需求，甚至引导了消费需求。德国倡导的工业4.0就是基于信息物理融合系统CPS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由传感器、智能型嵌入式软件、移动互联网以及各类自动化的终端设备(工具机)组成的智能工厂实现了机器体系对脑体混合劳动的替代，改进了产品开发和分工协作的流程。智能工厂进一步替代了人的劳动，避免了人的劳动的不确定性、误差与低效，降低了用工成本。与传统大规模自动化生产的流水线作业方式相比，无论从生产成本还是产品的质量、性能上来讲，智能制造都代表着有效和中高端的生产能力。

实现供给侧生产能力升级，应重视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给。机器体系对人的复杂劳动的替代产生两个相互对立的影响：一方面，这种替代对就业有破坏效应，技术带来的颠覆和智能化会让资本取代人工，工业资本可以通过比人类劳动更廉价的方式推动机器体系的生产，导致低素质劳动力失业；另一方面，这样的破坏效应也伴随着资本化效应，大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增加了社会财富，使人们对新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增加，进而会催生全新职业、新产品,甚至是全新行业。*[德]克劳斯·施瓦布：《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第20页。

在高素质劳动力培育方面，针对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趋于消失，部分产业工人面临着失业的困境，政府应提高劳动力要素的素质，教育体系要向培养高素质技能型、创新型人才方面倾斜，培养具有多学科合作能力的人力资源。同时，要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在放开户籍制度的同时还应给予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市民相同的教育、住房政策、社会保障等待遇。此外，还要吸引具有国际化视野的创新型人才，积极开展生产性服务业逆向外包，借助国外高素质劳动力，提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能力。*楚明钦：《产业发展、要素投入与我国供给侧改革》，载《求实》2016年第6期。

在劳动力配给方面，在机器体系进一步替代人的劳动的背景下，各产业对活的人的劳动的需求量降低，传统行业劳动力的溢出不可避免。在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同时，由于第四次产业革命下出现了众多的新职业、新企业和新行业，政府应引导劳动力向诸如机器人、3D打印、新能源、新材料和生物电子等智能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和研发部门转移，向与之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转移，甚至向全球就业市场转移。

(三)营造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实现供给侧产业结构优化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资本论》，第1卷，第440，440页。第一次产业革命中，棉纺业、钢铁业的革命引起了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因大量生产的产品需要交通运输业提供更优的运载能力，与之相关的众多行业开始兴起。这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的工业部门，“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资本论》，第1卷，第440，440页。经过第二、三产业革命，企业内部形成集中的层级式生产管理形式，企业之间通过供应链、价值链实现协作，企业和消费者之间通过流通领域完成交易。第四次产业革命所产生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消费日新月异，已经打乱和瓦解了传统企业内外的组织形式。从设计研发、生产制造到营销消费，整个生产消费系统在全球数字化平台上被彻底“扁平化”和“共享化”，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生产组织形式向新型的分散合作式管理模式转变。*[美]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第224页，张体伟、孙豫宁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在诸如“互联网+3D打印”、Uber等开放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设计者+生产者+消费者”。原有的生产组织形式和制度不再适合未来的产品和服务，营造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是实现供给侧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

第四次产业革命使生产力的技术方式与生产力的社会方式在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中达到了新的统一，推动了供给侧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实现了供给侧闲置要素再利用。供给侧部分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等要素闲置，各要素利用率不高，要素的拥有者(企业或个人)通过暂时性出让要素的使用权获取收益。共享生产消费系统不需新增土地和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等要素的投入，而是对这些要素再次利用，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如金融领域资金的供给者可通过共享金融平台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一方面实现供给方的多元投资需求，另一方面满足不同资金需求者的融资需求，尤其是科技型、创新型、创业型民营小微企业的资本要素需求。与传统经济重资产运营不同，共享经济平台不直接拥有这些资源，属于轻资产运营，更有利于专心定位于供需匹配，提高市场效率。

二是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利用大数据、地理信息系统、移动定位、人工智能等技术，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可对供需进行直接匹配，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压缩了产业链条，降低了成本转移累加。不同于传统经济供应链式的标准化生产，需求侧深度参与共享型的供给，通过选择权和评价权直接影响供给侧决策，使其能够提供更加个性化、定制化产品和服务，从而降低了市场无效损耗，进而降低市场交易成本。

三是推动了商业模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任何企业或个人只要拥有闲置要素且愿意暂时转移产品使用权，都可以成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同时也可以成为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方。设计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角色可自由转换，可实现非连续性消费、低价高质量、个性化定制化生产的共享生产消费系统使供需双方的外延显著扩张，形成新的有效“供给池和需求池”。这使传统商业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产业内部结构必须适应生产者、消费者互换合一的变化，进行产业结构的优化。例如Uber、AirBnb这类共享生产消费系统，将劳动力、资产和供需数据汇集到一起，创造出新的服务供给，通过个性化服务，较高性价比地解决了标准化交通住宿产品难以解决的服务单一、出行难、无互动等问题，迫使传统交通住宿企业不得不关注甚至加入到共享型的生产消费平台中，以实现供给质量的提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当前全球产业发展更迭现实相结合的重大成果。在马克思的丰富理论宝库中，机器和大工业的相关理论是指导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践的重要理论基础。开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遵循“脑体劳动分离——体力劳动替代——脑力劳动替代——脑体混合劳动替代”的大工业演进路线，推动中国产业参与到全球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以科技、创新和共享为实践路径，重视科学技术变革，开发新一代工具机，实现劳动力要素的有效配给，营造共享的生产消费系统，达到人与机器、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谐。

【责任编辑：于尚艳】

2016-10-15

F091.9；F124

A

1000-5455(2016)06-0126-06

王雅丽，河南郑州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