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语语用学初探
——以中国手语为例

李恒

1　手语语言学研究发展概述

从索绪尔[1]提出的语言的本质性特征符号性、任意性和系统性看，手语作为一种语言的论断已毋庸置疑。美国国际语言暑期学院在其主办的民族语言网（http://www.ethnologue.com）上共统计了121种手语。其主要内容包括每种手语的地理分布、使用人群以及与其他手语的联系。上世纪60年代，美国加劳得特大学教授Stokoe[2]提出手语构成的三要素：手形、动作、位置，并且认为手势词汇和有声语言一样，在语言的各个层面都具有最小结构单位。201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手语》[3]一书更引入语言类型学的观点，全面系统地考察了手语的跨语言研究。

国内的手语语言学研究起步相对稍晚，但在语言学的传统议题如音位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上都成就斐然[4－6]。余晓婷和贺荟中[7]在对我国1978年～2008年29年间的文献统计后发现：研究者在手语界定、中国手语的语言学研究、手语习得的研究、中国手语语法规律研究、手语的脑功能研究、手语作用的研究、国外手语的研究七大议题上均有丰硕成果。

但值得指出当前的中国手语研究依然存在某些不足：一方面，大多数手语研究者并非语言学出身，其成果大多限于感悟式的经验之谈，而语言学界懂手语者又寥寥无几，造成二者的分离；另一方面手语研究尚未完全吸收当代语言学的最新成果，遵循的主要是传统语法和功能学派的道路，忽略了手语的生成形式和社会语用等方面。根据刘润楠[8]的调查，“中国大陆手语语音学、音位学和形态学的研究已初见规模,而手语语义学和句法学只有零散的研究,手语语用学的研究则几乎为零”。

语用学主要研究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如何根据具体语境来理解和使用语言。在语言的使用中，说话人往往并不是单纯地要表达语言成分和符号单位的静态意义，听话人通常要通过一系列语用推断理解说话人的实际意图。这当中参与者的精神状况、情绪感知以及对事物的评价等都会得到体现。手语作为一种语言交流，同样具有上述语用特点。手语使用者共享一系列的文化信仰和规范，交际过程自然也受其约束。目前在国外已有部分语言学家对某些手语的语用学做出了初步探索。例如意大利手语等[9]，这当中尤以言语行为和合作原则最受研究者关注。如Shaffer[10]曾举一例，在美国聋校老师习惯上课前用手语对聋生说“上课前必须排好队”，当中可以明显感觉来自说话者的权威，且说话者将自己排除在听话人群体之外。然而，不同手语的结构特点和语用特征可能存在差异。国外手语语用学研究结果未必适用于中国手语。本文所讨论的中国手语主要指汉民族听障人使用的手语。主要从语用学中的两大重要理论出发，以中国手语为研究对象，初步探寻其中的语用机制。

2　中国手语语用特征探讨

2.1　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由英国哲学家约翰·奥斯汀[11]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是语用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认为语言不仅是描述客观世界的一种工具，人们说话的同时也是在实施某种行为。言语行为构成了社会交际的基本要素，是交际过程的最小单位。无论是有声语言还是手语交际中的言语行为，都是一种非个体行为，因为不可能依靠某个人单独完成，而需要交际双方共同作用的结果。言语行为主要有陈述、疑问、祈使和感叹四种句型。说话者在实施言语行为时总会表现出一定的心理态度或意见，例如句子语气的强烈程度。这些主要通过情态加以表示。情态结构在一个句子结构中，不对句子主语起叙述或修饰作用，仅表示说话者的某种心理状态或见解，但需要一定的语法标记加以表示。与有声语言交流类似，中国手语中也存在情态的表达。本文采用李恒和吴玲[12]的情态三分法对中国手语中的几种主要句型做出分析。这3种情态包括言者情态（speaker-oriented modality）、行者情态（agent-oriented modality）和知者情态（epistemic modality）。

言者情态指说话人通过指示、命令和祈愿等言语行为促使听话人完成某项活动。例如，使用者在表达语气程度不同的陈述句式时，使用“你能完成这件事”和“你一定能完成这件事”这类句子。后者因为常用于回应对“我能完成这件事”的质疑，因此在手势表达之外往往伴有皱眉等面部表情，以达到增强语气的目的。语气的进一步加强还可以通过夸大面部表情或增大手语动作的频率或幅度加以实现。例如“高兴”、“狂喜”、“开心”这三个词语的手势动作大致相似，但是脸部表情却存在差异。行者情态指听话人通过完成某项活动以符合言语行为中谓项动词赋予的义务、能力和允诺等语用关系。该种情态在中国手语中主要借用自由词素加以表达，位置既可放在主要动词前，如在“我不得不完成这件事”中表示义务的手势动词就置于“完成”前，同时面部表情严肃；也可将情态表达放在语句最后。如在“他们应该忘了这件事”中，表示期许的“应该”用面带微笑加以表示，用于手动部分结束之后。知者情态指说话人对某一命题真值的判断或对某个命题进行不确定的推测。但与行者情态不同的是，该种情态只能位于句尾。用皱眉或者点头以表示对事物信任的程度。除陈述句外，中国手语中表示疑问句式时，往往先打出被疑问质询的事物，而将表示疑问、质询语气的疑问词放在句尾，借用头部前后或左右倾斜、眼睛斜视加以表达。例如手语打出的“打架为什么”、“开会什么”就是表示“为什么打架”、“什么会议”的意思。祈使句主要通过扬眉和命令对象的眼神交流得以体现。

2.2　合作原则

语言学家Grice[13]首次提出人们在会话过程中应尽量遵守四个合作原则，以便交际能顺利进行。否则言语行为就不能表现出应有的交际意图和交际功能。下文将通过对中国手语的实例分析，考察该理论在手语交流中的信度，以及结合手语自身的特点初步提出其应当遵循的语用原则。合作原则的4条准则包括：①量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ntity)。该准则要求交流双方所说的话应满足而不应超出交际所需的信息量。手语构词常遵循的是象似性原则，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虚词如助词、连词、介词、副词等常常被省略。如中国手语中很少出现代词，当表达“小王在吃饭，小王做作业，小王去上学”时，后面两个分句也会直接表达人名，而非用代词表示；②质的准则（the maxim of quality）。该准则要求参与双方不要说自知是虚假的话或缺乏足够证据的话。③关系准则（the maxim of relation），即说话要有关联手语交流，和有声语言一样，交际过程中人们并不是一串互不联系的对话，而是双方合作的一种努力。而信息的真实性、各关联性是保证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手语交际中，使用者依然需要遵循质的准则和关系准则。

合作原则的最后一条为方式准则（the maxim of manner）。该准则要求说话要清楚明白。避免晦涩、歧义，注意言辞的简炼以及井井有条。目前国内多数听障人使用的手语带有明显的地域多样性，可能会增加理解的困难。张磊和哈平安[14]发现在某特教学校课堂中，两个学生采用了“舞动双手”和“舞动手脚”两种不同的手势表示“舞”这一动作。这两个动作采用了即兴模仿的构词法，而别人甚至打出了其他的手势。从中国手语的规范化角度，语词缺乏统一标准。一方面可能增加手语使用者的学习负担；另一方面，中国手语中的许多语法规则，如构词中的“动宾一体”现象，意即名词同该名词相应的动词这两个不同概念常用同一个手势动作表示，例如“穿衣服”，听障人常常将其简化为“穿”这一动作，造成了名词的缺失。这些都可能造成手语交际中的晦涩和歧义。

2.3　语用信息交流

在语用交际过程中，参与者必须区分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因此说话者和听话人在其中必须遵循某些特定的语用原则。从语用学角度看，话题（topic）在句子扮演着重要角色。话题代表着已知信息和未知信息的区分，是交际的主题。施婉萍[15]指出，凡是能作为话题成分的结构必定拥有语法标记。中国手语中同样存在话题化结构。被话题化的句法成分一般会配以“扬眉”或“头部后倾”等语法标记。另外，被话题化的词尾会略为延长，在停顿稍许后，才会打出句子的剩余部分。话题的选择带有很强的语用性，这主要体现在2个层面：①参与双方必须考虑到自身谈论事物能为对方识别，可识别性或可及性强的事物常常被用作话题。例如易懂的词语常常被放于话题的位置，导致有时会出现一些与有声语言语序相反的情况。表达“房间有人”时，先打出“有人”的手势，再交代“房间”，以表明事物的轻重缓急次序。中国手语中的否定词后置现象也属于这种情况。例如“没有吃”，手势是“吃+没有”。这种规则也多见于其他手语，如美国手语等。例如表达“我吃饭了”，可以说成“饭我吃了”，也是为了突出某些成分，使得句子更容易被理解；②随着双方通过对当下语境的理解及对所谈事物的认知不断加强，可用作话题的事物也越来越多。之前不能用作话题的事物随着交流的进行，也有可能成为之后会话的话题。但在中国手语中也存在“吊挂式”话题句，将时态性状语或地点状语置于话题成分，起到强调篇章某些数据或框架的功用。例如，大会发言人常常会首先打出表示时间状语“现在”的手势以强调仪式的开始。之后用手势的停顿作为语法标记区隔余下的内容。

根据以上分析，可见在手语交际中，每个言语行为只是现有交际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既存在于现有语境中，又可导致下一个语境的产生；既可阐明之前言语行为的语义，又可引起后面言语行为的完成。言语行为和语境协同进化的特征表明交际是一个动态的创造性过程，话题的选择并非一成不变。这一动态特征体现了交际双方不仅需要根据具体语境实施一定的言语行为，也可以通过言语行为改变语境，同时以合作原则引导交际方向。由此可见，话题标记在中国手语交际中的许多方面对语用信息的交流具有重要意义，起到“承接上文，开启下文”的作用，这点无论在语法还是信息层面都是成立的。

3　结语

本文分析表明，手语在信息的表达中有时呈现出和有声语言不同的语用原则，如合作原则中的量的准则和方式准则。但手语和其他有声语言一样，意思及信息的交际都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进行，即有“上言”与“下句”，并不是毫无联系的词语堆砌；再加上交际过程中文字、书空等因素的参与辅助，所以同样能起到沟通、交往作用。因此加强手语的语用学研究，对探究手语使用者的语用交际机制以及促进聋人之间的有效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将语用学中的两大理论——言语行为理论和合作原则应用于中国手语的分析，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界的一定重视。望手语语用学成为后起之秀，在手语语言学研究中占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2.

[2]Stokoe,WC.Sign language structure[M].Silver Spring,MD:Linstok Press.1960：14-16.

[3]Brentari D.Sign Languages:A Cambridge Language Survey[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1-15.

[4]李恒，吴玲.中国手语情感隐喻的认知研究[J].语言文字应用,2013,(4):54-61.

[5]曹宇，李恒.象似性和体验性对成年听人中国手语词汇习得的影响[J].中国特殊教育,2016,(2):37-42.

[6]李恒，吴玲.中国手语空间指代的语篇衔接作用[J].中国特殊教育,2015,(5):39-43.

[7]余晓婷，贺荟中.国内手语研究综述[J].中国特殊教育，2009，（4）：36-41.

[8]刘润楠.中国大陆手语语言学研究现状[J].中国特殊教育，2005（5）：26-29.

[9]Celo P.Pragmatic aspects of the interrogative form in Italian Sign Language.In C.Lucas(ed.)Multicultural aspects of sociolinguistics in deaf communities[C].Gallaudet University Press.1996:132-151.

[10]Shaffer B.Information ordering and speaker subjectivity:Modality in ASL[J].Cognitive Linguistics,2004,15(2):175-195.

[11]Austin JL.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128-135.

[12]李恒，吴玲.手语情态动词探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3,(10):27-32.

[13]Grice HP.Logic & conversation[M].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55-85.

[14]张磊，哈平安.手语中的同义词[J]，中国特殊教育，2003，（1）：52-55.

[15]施婉萍.香港手语的话题句[J]，当代语言学，2011，（2）：99-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