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长长的一生

共产主义，好像使劲向前一跳就能跳进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好像只要大家站成一排，使劲向前一跳，就能跳进共产主义似的。我就接到过一张表格，叫我把到了共产主义需要些什么，全都填上。这怎么填呢？我只好跟父亲商量。父亲没接到这样的表格，只叫我别填，到了共产主义不就按需分配了么？着的什么急呢？我想倒也是，记得进入共产主义有两个条件：一是生活资料的极端丰富，一是思想品德的极度提高。父亲写过一首赞扬国际主义无私援助的新诗，开头却引用了《礼运》中的两句古话：“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在喝酒闲聊的时候还说过：共产主义道德，恐怕就是这样了。想来制作表格的那一位是不会把思想品德忘了的，正是“大跃进”，使他认为这个问题在中国大地上已经不再存在，待表格上的数目字统计上来，大家就可以按计划比着“放卫星”了。

“大跃进”中，连作诗也“放卫星”。心里想到什么，说出口来又顺溜，那就是诗。男女老幼都作诗，屋里墙外都是诗，村村都开赛诗会。我父亲也忍不住，写了不少“大跃进式”的诗。5月下旬，父亲由文联组织，去张家口外“走马观花”，带队的是自谦“诗多好的少”的郭沫若先生。

在劈山大渠工地的油印小报上，郭老发现了一首好诗：

扁担不长三尺三，

箩筐不大柳条编。

你别小看这玩意，

昨天担走两座山。

大家看了都说好，都说是真正的诗。这“大家”，姓名见于我父亲的日记的，还有萧三和沈从文两位先生。父亲认为这首诗歌颂了集体劳动，特地写了篇赏析文章。“大跃进”渐渐没人提起了，何况是一首佚名作者的小诗呢？即使真个是好诗，也只能当作诗读，万万不可当作计划来执行，当作成果来统计。

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不管怎么说，“大跃进”使更多的人接触了，或者贴近了深入了劳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一时间像雨后春笋。我父亲注意到了小说，他一连写了十来篇评论，都是新人新作。最先介绍的是浩然的 《喜鹊登枝》 和王愿坚的《普通劳动者》，后一篇是以十三陵水库工地作背景的。这篇小说被选进了某出版社的语文补充读物，把我父亲写的评论附在后头。这样编辑是不错的，至少可以让教师省下一半的备课工夫。过了几个年头相安无事，1964年3月接到北大附中一位同学来信，说他们班的同学认定：吃晚饭的时候将军在沙堆背后听人讲的，不是长征故事，而正是九年前，将军带领部队，在十三陵一带作战的故事。我父亲当夜给这位同学写了回信，说“我非常感激你们，对你们的细心看书非常欣慰，对我的疏忽非常惭愧”。又说“当时我怎么会想错的，现在也弄不明白，总之我说了不正确的话，叫人家受累搞糊涂，是很不应该的”。还说立刻给出版社去信，请他们在再版时改正，连如何改法都写得明明白白，问同学们是否妥当。

三年困难期，跟蜗牛爬上墙似的

过了“大跃进”，紧跟着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两者的界限不十分分明，一共六七个年头吧。城里人，1958年年底就会发觉，菜场上起了细微的变化，各种副食品的供应渐渐紧张起来，第二年春节，瓜子花生上市比往年迟，箩筐里一抢就空了。负责采购的满子曾抱怨过，父亲也许觉得新鲜，无意中在日记上挂了一笔；后来可能因为读到了陈叔老新作的一副对联“一心记住六亿人口，两眼看清九个指头”，就什么也不记了。那个时候家喻户晓：叫你扳着指头数一数，无论怎么说，成绩肯定比缺点多，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

“三年困难”从哪年哪月算起呢？从降低个人每月的口粮标准算起，我想是比较合适的，可是在父亲的日记上就没找到这个年月。父亲和我总是书生之见：六亿人口都在挨饿，我们没有特殊化，一同挨饿，这才是正道。没有特殊化，其实并不彻底，父亲和我都有“特供”，跟司局级干部一个样，每月另加糖和豆；父亲有两斤肉，我也有一斤；香烟都是一条，父亲是“红牡丹”，我是“大前门”。特供的价钱跟市价一个样，可是在困难时期，在全国六亿人口中，这点儿特供，已经叫我们特殊化得羞于启齿了，困难时期票证虽多，可是物价未涨，薪水未减，人们手上的钞票就越积越多。经济学家说这可不是好现象。得把那过剩的钞票收回来。用什么办法呢？就是提高一部分非必需消费品的价钱。对我们家来说，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酒了：售价转眼间翻了几番，尽管这样，名牌白酒在市场上竟一抢而空，剩下的只有浅黄色的金奖白兰地，喝惯国产烈性酒的人嫌它不过瘾，又不习惯陈年橡木桶的那种怪味。人舍我取，我父亲就专喝白兰地。一瓶十五元，兑上四分之一的凉开水，等于十二元。我还嫌贵，找到了一种调制的白玫瑰，味道太甜又异香冲鼻，难喝极了，好处是才五元一瓶，哪儿都有卖的，兑上凉开水，酒价还能下浮。父子俩对饮，各喝各的，都自己骗自己。

政协礼堂三楼大厅西北角，有个小小的小吃部，记得在困难时期，每月发给每位在京委员两张用餐券。委员凭券可以带着家眷去小吃部，人数不限。小吃部摆着十来张小桌子，两人对酌正合适，四个人就觉着挤了，两张桌子拼起来勉强可以坐六个人，你总不能把一大家子都带去吧。荤素小菜七八种由你挑；还有白酒供应，五粮液、剑南春，每人限购一两；服务员挺有人情味，连小孩也算。点心主要两种：担担面和冬菜包子，多少随意。最后一起算账，吃不完的全部带走。父亲不大肯去，我和满子可不肯放弃这点儿既得利益，有时还带着孩子去。满子忘不了她的手提包。手提包里有个铝饭盒，把冬菜包子带回去孝敬老太太和姑母，还有个带盖的日本塑料杯，把多买的和喝剩的白酒，一滴不剩都带回家，让父亲独自开怀畅饮。1960年下半年，城市中因普遍营养不良，许多人患了浮肿病。有些单位做了普遍检查，人教社近三百人，患浮肿的超过了百分之十二，我父亲属于比较严重的一拨。医生送来一大包特效药，看外表像红砂糖拌的麦麸，用沸滚的开水冲服，如炒面，疗效想来是开胃通便。

祖母，终于老熟了

好久没提到我的祖母了，她老人家已96岁了，终于老熟了。过世前十来天，她还念叨说：“我就想吃咸鸭蛋，亦勿肯搭我买一个。”她不知道为了一个没找到的咸鸭蛋，我们已经跑遍了半个北京城，还没法跟她说清楚，眼下是困难时期。我母亲病重的时候，老太太已经糊涂了，家里少了个天天见面的人，她从未问过一声。她老是斜靠在床上，生活全由我姑母照料。一日三餐，连放在床头盘子里的西式蛋糕，各种蜜饯，香蕉苹果橘子，都要我姑母喂进嘴里。我父亲有个特殊任务，老太太是缠脚的，脚指甲长得很慢，可是奇形怪状，又厚又硬，只有我父亲一个人能对付。父亲像修脚师傅一个样坐在矮凳子上，开亮的台灯放在一边，让老太太把脚搁在他膝盖上。他戴上老花镜，左手握住老太太一只脚，右手三个指头捏住刻字刀，就像刻牛角印章一个样，看准了才下刀，全身的力气都集中在三个指尖上。如此聚精会神，真该摄下个特写镜头来。

老太太对死的态度值得研究。早在还能下地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她把一件单衣叠好，用一块大手帕包好。问她干什么，她叹息说：“终归要去噶，捺哼去法亦勿晓得，亦无人陪。”问她去哪儿，她想了一会儿说：“只有到来格路上去。”我想这是往事的再现，我们家在新中国成立前搬动太多，每回搬动，都没先跟她说清楚缘由，要去的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她嘴里不说，脑子里却老在转，如今翻出来了。后来，老太太的精神更加错乱，常说谁谁接她来了。说的大约是她娘家的人，大多连我父亲也从未见过。她看到的自然是幻觉。跟她说没有人，她却说就坐在那里。我父亲和姑母都是直性子，跟她说没有就是没有，有时候竟会跟老太太吵起来，弄得我们小辈不知如何才好。亏得依正弦曲线发展，有峰有谷，闹几天又好几天。

2月3日晚，老太太心脏停止跳动。在嘉兴寺入殓。灵柩在寺里停放了八天，12日上午在福田公墓下葬。刻在碑面上的字由父亲自己写，一律用正楷。正中一行八个大字：“我母朱太夫人之墓”。铭语119字：“我母朱太夫人生于1865年6月17日，殁于1961年2月3日。我生66岁，违离膝下非恒事，有之往往旬月耳，较久者一度，亦仅一载有馀。今则永不复亲颜色。归熙甫云，世乃有无母之人，其言至衷，我深味之矣。子叶圣陶敬书。”铭语字小，没用标点；每行30字，分为两个两行，列在八个大字两旁。归熙甫就是归有光，明末清初的散文家。“世乃有无母之人”，是他作的 《先妣事略》 的结束语。我父亲很称赞他悼念母亲的这篇散文：说的都是家庭琐事，最后用这七个字点出了他对母亲的无尽依恋。

父亲的浮肿依旧如故，小腿上用指头一按就是一个坑。部内社内有好些人劝他去外地休息旅行。他在日记上几乎天天提到自己如何疲累，有时还说，感到自己思路迟钝，恐怕不能再写什么了。可是同事们都忙得不亦乐乎，怎么能独自放手就走呢？

十年浩劫，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总算说到1961年10月了，三年困难还没结束。跟蜗牛爬上墙似的，到哪一天才算完呢？读者诸君请别着急，各位不放心的，无非是那十年浩劫。

1966年8月2日，新上任的何伟部长召见林砺儒和我父亲，说教育部要改组，两位老先生不复参加行政工作，问有无意见。两位不约而同，都说没有意见。父亲又在日记上说：“余在教育部已十二年，未作甚事，实为尸位。颇思辞去，而恐未便，遂久因循。今闻此言，殊有竟体一松之感矣。”回家的路上，真个去浴室洗了个澡。后来听晓风兄说，中央做此决定，可能是保护性措施。父亲问他：“人教社还去不去呢？”他笑着说：“人教社是兼职，本职已经免了，自然不必去了。何况大家都忙着写大字报，叶老去了也尴尬。”尴尬人难免尴尬事，九月中旬，教育部有个什么战斗组，贴出了一张四千来字的大字报，《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叶圣陶》。我的儿子三午听说赶去抄了一份回来。结尾的判语，称我父亲是“横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僵尸”，应该“剁成块，烧成灰，扬入河，清除叶的反动影响，涤荡叶遗留的污泥浊水，把语文教学的阵地夺回来，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文教阵地上高高地飘扬！”例证如铁，文气似镰，跟报刊上的长篇大论不差多少。看来还放了一马，没跟哪个黑线人物联系在一起。

报刊上的大批判文章，自《论 〈海瑞罢官〉》起，我父亲一篇也没放过。读过之后常跟我们说，莫非自己真个老了，语感已经迟钝。每篇文章都揭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既尖锐又现实，自己怎么一个也看不出来呢？都引经据典，言之凿凿，叫局外人没法怀疑，甚至不敢怀疑。如今大字报写到他自己头上来了，虽然批的不过是片言只语，却都是自己嘴上常说的，笔下常写的，赖是赖不掉的。要是明后天被拉去开会批斗呢？看来得准备个检讨提纲，辩白是不行的，能表个态。父亲独自坐在屋里好几天不作声。至美听说赶来了，大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劝慰父亲，闷了个把星期，父亲的提纲好像还没写得，他叫永和陪着出去走走：先到中央美术学院，专门去看大字报。父亲这才开了眼界，大字报满院满墙，哪位教授不摊上十张八张的，还附有漫画像。拐到文化部，连楼道走廊里也贴满了，大院子里还搭起了芦席棚。父亲终于不再那么紧张了，偶尔有说有笑了。谁知道开不开批斗会呢？部里，社里，属于他名下的大字报还是有，零零星星大多挑他修改课文的失误，也有光打雷不下雨的。每个人至少得写几张大字报是有定额的，说不定只是凑数而已。

（选自《父亲长长的一生》/叶至善 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