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中医药学复兴之门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感悟

● 李致重

开启中医药学复兴之门
——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感悟

● 李致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 中医药 复兴 感悟

期待30多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以下简称《中医药法》)终于在2016年12月25日颁布。这是我国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是今后中医药学术与事业复兴、发展的法律保证。《中医药法》总则第二条规定：中医药学“是反映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认识，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医药学体系”。总则第三条规定：国家“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阐明“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学术内涵，是《中医药法》颁布之后的首要学术任务。为此谈一些个人的认识，求教于文化、哲学和中医药界同仁。

1 中医药不能辜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种场合谈到了传统文化，表达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统思想价值体系的认同与尊重，如：2013年总书记前往山东曲阜孔子的故里；2014年5月4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发源地的北京大学，讲传统文化，论儒学精神；2014年教师节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指出了语文教材中“去中国化”的问题；2015年于人民日报发表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既是对文艺讲的，更是对整个文化讲的。他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对待优秀传统文化的“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的问题，以及“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的问题[1]，同样是中医药领域突出的问题。2016年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说：“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这正是当代中国最应当弘扬的大科学观。他鼓励“一切有理想、有抱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都应该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建学立论，建言建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同样是中医药领域急切需要的“严谨治学，讲求责任的学风”[2]。

议论了30多年的《中医药法》，既是《宪法·总则》“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规定的具体化，也进一步提升了“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总方针的法律内涵。因此全力复兴“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和独特理论及技术方法”的中医药学，正是其时。

2 中医创新以自身研究对象与方法为根据

《周易》的作者站在人类五千年文化史的正中间，不仅以哲学家独有的远见卓识深刻地总结了前两千五百年的哲学成果，而且也先声夺人地预示了以后两千五百年人类科学的发展趋势。《周易·系辞上传第十二》在讨论“乾”“坤”二卦与天下之事业的关系时提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关于形上、形下的道、器之说，其实是人类文化科学发展史上最早的、至今依然是无可争辩的人类关于科学分类的纲领性论断。

两千五百年前，人类解剖分析原生态事物的能力十分有限。人们在不拆开原生态事物的前提之下，观察万事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状态(现象)，在综合地观察此一事物与周边事物的诸多相关性的基础上，逐步认识了此一事物内在的原理、规律、法则，从而概括为哲学和从属于哲学的综合性思维方法，这叫做“形而上者谓之道”。近四五百年来，随着近代物理学、化学的不断发展，人类拆开原生态事物的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娴熟地运用了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于是人类通过深入认识事物内部的结构与功能，由此获取了越来越精良的制作人造之器的原料、技术和产品，这叫做“形而下者谓之器”。前者奠基了人类的思维智慧及精神文明，后者繁荣了人类的人造之器及物质文明[3]。

纵观人类五千年的历史，整个人类文化科学的进步，其实应当归结为两次文化高峰。第一次高峰在春秋秦汉之际，其标志是人类在哲学上的成熟；第二次高峰在后，即距今四五百年的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其标志是人类在物理学、化学方面的成功。

倘若从研究对象的意义上讲，第一次高峰的意义在于认识世界，着重以原生态事物形上性的状态、现象为研究对象。第二次高峰的意义在于改造世界，着重以原生态事物形下性的结构与功能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的形上性与形下性之别，决定了人类文化科学发展的高峰必然是两次，不会是三次，也绝不会更多。

倘若从方法论、认识论的角度上讲，综合性思维方法，即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方法，也包括近代的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在内。这是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至今遵循的基本研究方法。分析性研究方法，即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通常称之为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这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的科学与技术至今热切运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中医与西医两种医学各自从属于形上、形下两大类科学之中。中医中药是哲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着由综合到演绎的逻辑思维方法；西医西药是物理学、化学体系下的学科，主要运用着由分析到归纳的逻辑方法[3]。

马克思曾经将17世纪弗朗西斯·培根称为“实验方法的真正鼻祖”。他所说的实验方法，也就是由分析到归纳的方法。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中指出：“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一样，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在应当用的地方。”[4]

众所周知，科学是超时空而存在的。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分为不同的学科，科学是随着本学科研究方法的进步而发展的。没有人用分析性方法来解释哲学的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等问题，也没有人用综合性的哲学方法来说明化学的化合与分解反应。不论哲学及其哲学体系内的科学还是物理学、化学以及物理学、化学体系内的科学，也不论中医药还是西医药，各自有各自发展的历史轨迹，各自有各自遵循的研究方法。倘若以近代、现代为理由，把近代分析归纳的方法用到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上来，那就是典型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错用。这种科学研究方法的错用，其实是违背《周易》关于形上、形下两大科学分类原则的错误，一个人类科学领域本来不应该违犯的常识性错误。

20世纪以来，随着申农的信息论、维纳的控制论、贝特朗菲的一般系统理论的出现，形成了一般系统理论基础上的系统性研究方法。被人们誉之为人类在哲学基础上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重大进步。今天看来，贯穿于中医的藏象理论以及临床辨证论治全过程的阴阳五行学说，当属世界上最早的一般系统理论与系统性研究方法，只不过表述的语言习惯彼此不同而已。这一点，却被中国人忽视了，诚可谓罪莫大焉！

钱学森说：“西医的思维方式是分析的、还原论的，中医的思维方式是系统论的。”并指出：“人体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人体科学和医学都需要系统观点和系统方法，而这正是中医的思维方式。”[5]

笔者也曾提出：“世界上第一个信息系统模型，是中国的阴阳五行学说。而人类医学上第一个成功的人体信息系统理论模型，是中国的中医学。”[6]

台北哲学家邝芷人在其《阴阳五行及其体系》一书的封面上印着：“阴阳五行作为一般系统理论。”[7]因而成为中国哲学界明确认定阴阳五行学说就是一般系统理论的第一人。

德国汉学家、中医学家M·波克特尖锐地指出：中医学“采用阴阳和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来达到定性标准的单义性。中国科学家反对使用阴阳五行作为常规标准，正好像西方科学家禁止使用米制来表达定量陈述的单一性一样荒谬”。

中国人应当知道，人类文明古国的埃及、印度、希腊、罗马，由于当年未能孕育出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因而没有形成理论体系完整的可以与中医药学媲美的传统医学。为此，20年前笔者对中医药学的定义是这样表述的：“中医药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的理论、方法，研究证候及其变化规律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如果从系统性研究方法与现代术语上讲，“以系统性方法研究整体层次上的机体反应状态而形成的防病治病的科学体系，谓之中医药学”。

基于上述，我们谈论现代或近代科学研究方法的时候，不应当只知道分析性研究方法，而忘记或排斥系统性研究方法。思考中医的复兴、发展、创新，必须回到中国的由阴阳五行而奠基的一般系统理论及其系统性研究方法上来。中国人抛弃阴阳五行学说而令中医走向灭亡，无疑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中国人以实证(实验)科学研究方法强行西化中医，不仅是人类医学科学史上的愚昧，而且是一种犯罪。

3 亟待以中医药学科定位为中心的学术民主大讨论

《中医药法》颁布之后，急切需要一场以中医药科学定位为核心的学术民主大讨论、大争鸣。长期以来，中医药体制之内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逐步被中医西化的狂潮边缘于体制之外。充分调动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这场大讨论、大争鸣，并在中医药学科定位上达成学术共识，是完全可能的。中医药学科定位明确之后，以往用“宝库”“瑰宝”“独特”“特色和优势”之类形容词表述中医药学本质属性与特点的习惯，必将彻底让位于以确切的名词对中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概念(范畴)体系以及文化基因与核心价值的准确表达。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字语词表述方式上的问题，而是中医药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的质的飞跃。它标志着西学东渐一百多年来，中国(其实是全世界)所期盼的中医药学科定义的真正完成。只有到了这一步，困扰中医发展半个多世纪的中医西化必将不攻自退。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与西医之间才有公平对话和交流的学术平台。只有到了这一步，中医药事业全面改革的“系统化顶层设计”将随之进入倒计时阶段。长期在中医西化氛围下的中医药学术界，蕴藏着雄厚的复兴中医药学的思想、理论和智慧资源。告别中医西化之后的中医药学术界，必将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群情高昂的超高速学术复兴、发展期。这一超高速学术复兴、发展期，同样是“健康中国”与“一带一路”上中医药走向世界所期待的。因此，《中医药法》颁布之后的这一场学术民主大讨论、大争鸣，是开启中医药学复兴之门的金钥匙。它与当年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一样，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为着《中医药法》颁布后的这一场学术民主大讨论，笔者从2016年初开始，写下了《文化繁荣要有大科学观》《中医复兴要有大医学观》《藏象为核心的中医学体系》《大医学观下的中药科学定位》《复兴是当代中医创新的主体》《西化是中医科研的致命误区》六篇系列论著，并赶在《中医药法》颁布之前，刊登在中华中医药学会主办的《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年第6至11期上。以上论著是笔者30余年来中医科学、软科学研究的提要小结，其中也融合了连续6年为香港浸会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的三家中医学院讲授“中西医比较”课程时的体会与心得。本文是在上述论著与心得的基础上，用科普性语言摘录的一些基本观点。于此一并提前送给《中医药法》颁布后人们所热切期望的围绕中医药学科定位而展开的学术民主大讨论。以此抛砖引玉，期望学术界同仁批评、赐教。

[1]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5-9-25(1).

[2]习近平.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5-17(1).

[3]李致重.文化繁荣要有大科学观[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6，31(6)：2031-2037.

[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78.

[5]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北京：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98.

[6]李致重.中医复兴论[M].太原：山西科技出版社，2015.

[7]邝芝人.阴阳五行及其体系[M].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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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致重，男，主任医师，教授。曾任《中国医药学报》常务副主编；中国中医药学会学术部、期刊出版部主任，软科学研究学组主任；兼任中国科学技术讲学团教授，中国传统医学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期刊编辑学会理事，全国中医编辑学会副秘书长，中医古籍名著编译丛书编辑工作委员会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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