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吴调公先生相处的岁月

陈美林

吴调公（1914—2000）先生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笔者有幸与之共事三十年。如今调公先生已逝世十余载，但往昔交往的情景依然令人难忘。调公先生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夙仰硕学，兼以交亲”（1987.4），我在为一位弟子的博士论文作的序中则说“调公先生为学界前辈，我经常登门向他请教，他亦不时光临舍间谈学，相处甚洽”（2000.7）。调公先生说在下“硕学”显为过誉，“交亲”倒是真切，而“亲”则为不断交往所聚成。

一

虽久仰调公先生大名，但直到1969年末笔者调入南师，方得相识。在一次偶然相遇的交谈中，我说到1958年曾被调去苏州参加江苏师院重办中文系的工作，他便说及自己则是五十年代中期从江苏师院中文系调来。有此一段错时的“因缘”，似乎有了共同的话题。但正值“文革”高潮期间，彼此均不能深谈，直到七十年代初，高校逐步恢复招生之后，方可交谈业务、切磋学问。

我虽是南京人，却在杭州读大学，在苏州教大学，在新环境中纯粹是个“外来户”，处境十分艰难。除却做好领导分配的工作外，只是埋首牖下，读书作文而已。当然，不合“潮流”的学术文章是无法发表的。但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从1976年下半年起，每年都有文章在各种报刊上刊出，少则四五篇，如1977年4篇，1979年6篇；多则十余篇，如1981年10篇，1984年14篇，逐年不断。因此得到系中老辈学者如唐圭璋、段熙仲先生的称许，而调公先生也十分关注，每次见到都予首肯，并根据他早年的经历，告诉我只有努力做出成绩才能改善处境。

从此，每当他闻知有关笔者的讯息，便及时告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