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的增长

[摘 要]本文在皮尔斯进化哲学的语境中，讨论符号活动理论。规约符通过融入指示符和像似符而得以生长，在此论点的基础上，本文旨在回答以下问题：皮尔斯所说的自然和文化中“符号的自我发展”，以及规约符是有生命之物，是何意思？符号如何增长？是所有的符号都会增长，还是仅有规约符会生长？符号的增长是否预设了符号主体，若如此，当符号和符号系统增长时，符号活动的主体是谁？本文讨论了文化学家和历史语言学家对这一观点的反对，即在复合的文化中，符号仍然可以生长，而且一直在生长，并且平行比较了皮尔斯的符号生长论和模因理论及目的符号学理论之间的异同。

[关键词]皮尔斯；像似符；指示符；规约符；模因；目的符号学

[作者简介]温弗里德·诺特（Winfried N■th），德国著名符号学家，巴西圣保罗大学教授。

[译者简介]彭佳，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成员（四川成都 610041）。

一、生长、进化、心灵和宇宙的共同进化

生命体和物种都会生长进化；而没有生命的物则似乎不会，它们只是发生变化而已。但是，增长仍是没有生命之物的特征，如洪水、资本、成本或经济产量等都会增加。我们会说到城市的“增长”，销售额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等等，而皮尔斯则说“规约符会生长”①。当然，我们会听到诸如想法、意识形态、字典或科技术语的增加，这并不少见，但它们会像生命体那样生长吗？或者说，“生长”这个词是在“仅仅是一个比喻”的意义上被使用的？

本文标题提出的假定——符号会增长——根植于皮尔斯符号学和进化哲学之中。在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的时代，进化和进化论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他在1901年如此宣称：“今天，在大部分人的心灵中，进化是最重要的思想。”②然而，他对这一持续的论证的贡献，却不仅限于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所讨论的生物和社会进化。他的思想拓展得更为深远，将宇宙和自然、心灵的法则都囊括在内③。

皮尔斯认为，生长是“心灵的法则”④，是“推理的一般发展”⑤之法则，以及自然和整个宇宙进化的法则⑥。能增长的不仅仅是像思维、思想、推理、象征等现象，甚至还有晶体这样的物体，尽管他不无清楚地指出，这些物体的增长并非像有生命的有机体那样，而是“仅仅聚集和它们自身像似的物质”①。晶体的增长和生命体的生长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晶体是按照确定性的法则（determinstic law），按照动因意义而非最终因果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的法则”②（law of causation）而增长的③；相反，进行式的生长遵循的却是不同的法则。进化法则遵照的是“形成习惯的趋势”（the tendency to take habits）④。遵循确定性的法则发生的增长是第二性（Secondness）的现象，而形成习惯的进化趋向则是第三性（Thirdness）的现象：“可能性是第一位（First）的，法则是第二位（Second）的，形成习惯的趋势是第三位（Third）的。思维是第一位的，事态是第二位的，进化是第三位的。”⑤在《理论体系结构》一文中，他如是说⑥。

在纯粹的第一性范畴，即混乱、可能性和即时性中，没有增长；在纯粹的第三性范畴，即注入规律性、确定性法则和固定化的习惯等现象中，也没有增长，因为当规律性和法则占绝对优势时，变化和增长就不再可能。因此，增长只能出现在过渡和转变的阶段，在从原初的第一性到第三性的进化中，以及法则和习惯因为干扰而变得不稳固，从而出现新的规律和习惯时⑦。宇宙的进化是从混乱到有序状态的生长，其间一再被自发的、意料之外的新变化所扰乱：

世界的进化……始于在无限的过去中之物的一种状态，演进为在无限的未来中之物的另一种状态。在无限的过去中之物的状态是混乱，是无序，是完全不具有规律性的空无（nothingness）。在无限的未来中之物的状态是死亡，是法则完全胜利、不具有任何即时性的空无。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所拥有的物的状态，是某些绝对的即时性与全然的法则的对立，以及对法则某种程度上的妥协，由于习惯的生长，这些状态也在增长。⑧

在宇宙的开端，自然的法则并不存在。它们是从原初的混乱中生长出来的规律性的结果。增长的法则是由具体的可推理性（resonableness）所引导的：“从最绝对的、没有任何理性的混乱中，宇宙以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具有理性的趋势而生长着。”⑨既然增长是扩展中的宇宙的特征，这种特征的增长也是自反性的。形成习惯本身也成了习惯，这导致了进化过程中习惯的形成和累积：“形成习惯的趋势，或者说普遍化的趋势，是从它自身中生长出来的，通过形成习惯这一习惯而增长。”①

心灵的法则，“心理行为首要的和基础的法则”，在“普遍化的趋势中”②变得很明显。这一趋势并非“心灵的臆造”，就如中世纪的唯名论者们所相信的那样。它源于更为普遍的连续性（或者说连续论）法则和自然具有“可推理性”的设想，这是皮尔斯追溯至亚里士多德之处的自然哲学之轴：“每一种进化论在自身的进化中，必定会修复这一曾被抛弃的概念，即法则是使世界充满活力的可推理性……这种看法始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它本质上是进化论的。”③

永远在增加的“遵循法则的趋势”④，这一进化的特征，不可能被盲目的法则所决定，这种法则不承认变化的可能，这一点在思维的进化中尤其明显。皮尔斯写道：“（对法则之规律性）的完全符合，将会和（心灵的）法则彻底地冲突；因为前者会使思想结晶化，而阻止了习惯的进一步形成。”⑤只要心灵的生长在继续，我们继续拥有“即时性与全然的法则的对立”⑥之自由，进化就会允许创造性和多样性的发生。

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规约符的生长尤为明显，这可视为规约符之生长性的特例。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和上文讨论过的自反性例子像似的自反圈（self-reflective loop）。当人类的心灵对自然的进化进行研究时，他们也研究自身的进化。由此，自然成为自反性的、从自然中进化而来的规约符，开始反应作为它们进化之源的自然。皮尔斯指出：“我假设，自然的法则是某种方式的进化的结果，倘若如此，它们就是无可避免的、要自我实现的自然。”⑦

自然及其反映自我的能力相互类似，它通过在当今进化点上的科学模型和图表描述了其自反性出现之前自身所固有的结构。人类的心灵所发现的法则，就是人类的心灵进化而来的法则。通过人类心灵发现的自然，自然发现了自我。皮尔斯以富有诗意的心像描述这样的想法：“不知何故，当说到自然用思想滋养了人类的心灵时，这不仅仅是个修辞手法而已。思想是从自然中来，思想之父就是自然。”⑧在这个意义上而言，自然并非科学研究的对象，而是研究过程的主体之一。

二、符号的自我发展

思想、概念或总体上的符号的增长，是以几种方式显示的，也有着不同的类别。皮尔斯写道：“思想的本质就是它会增长”⑨，并且，“思想必须在翻译中生存和增长。”①由于“思想总是通过符号产生的”②，思想的增长同时也就是符号的增长：

思想……它自身在本质上就是符号。但是，只有当一个符号将自己翻译为另一个进一步发展的符号，它才是符号。思想必须在持续的、新的、更进一步的翻译中才能生存和增长，又或者，它会证明自己并不是真正的思想。③

如果符号会持续地增长，并且，符号的增长是在将符号翻译为另一个符号、即前者的解释项的过程中进行的，从字面意思而言，符号增长的过程就是自生性（autopoetic）的，也就是说，它是“自我创造”的。符号能够自我创造式地增长，但这并不是从梅图拉纳（Maturana）和瓦利拉（Varela）的自生系统理论的意义而言的。该理论认为，生命体在“一个仅由封闭的关系构成的自生组织中”④生长。皮尔斯认为，符号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自生性地增长的，这种增长并非是由于符号的使用者这一合力生成的主体（agency）造成的，而是由于符号自身产生解释项符号的能力引起的：

符号活动——解释项的生产——总是主要由符号自身的施为（agency），而非解释者的施为引起的，无论解释者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物，这并不是要否认人类主体在意义现象的发生、意义的变化、创造意义等中的重要作用。它意味着，解释者的解释将被视为对符号自身意义展示的感知和观察……并且，我们对符号（以及由此对普遍的意义现象）的这种控制，在于我们为了达到满意的结果，而使其在组合过程中彼此互动的技巧。⑤

规约符和思想的生长，不仅意味着符号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自动地增长，还意味着它们能获得新的意义。这也意味着，如皮尔斯在上文中提到的，在更为初级的符号到“进一步发展的符号”之间存在着发展。在规约符的生长中，它不止是意义得到了增加，它们还自我指涉地证明着自身的生长，而它们生长的程度证明着它们进化的程度：“最高程度的规约符，其意涵是思想的生长或者自我发展……由此，逻辑学的中心问题在于，一个给定的思想是否真的……是另一个给定的思想的发展。”⑥这里，关键性的术语，能够精准地捕捉皮尔斯自生性理论的术语，是“自我发展”。只有规约符和其他包含在自身论证逻辑中的推理才能生长，因为从长远而言，不具有可推理性的论证自身倾向于被更理想的论证所压倒。尽管辩论需要论证者，但是有力的论证和推理是由一个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传播它们之主体的主体来发展的：

无论一个人的理论多么不具有人类的理性，总有一些例子中的主张事实上是无法抗拒的；其中之一就是，当一个观点长期来看远不如另一个有力时，尽管它受到热情的支持，但后一个完全被厌弃的观点却有着内在的力量，最终能够实现其统治。从而使得没有机器、拥护者和事实，这样的观点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它们以某种方式发展出了自己的机器、支持者和事实，而且使其变得强大……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质疑观点是有力量的；尽管有的力量我们只能承认。另一方面，目前的工作将会保持这样极端的位置，即每一个普遍的观点都或多或少具有自己生产事实的力量：或多或少，都是如此。①

三、规约符如何通过融入像似符和指示符而生长

从第一性到第二性、再到第三性的进化，始于宇宙的起源，这种进化和符号从第一性的像似符到第二性的指示符、再到第三性的规约符的进化是相似的。要展示我们所讨论的对象，需要像似符。要将我们的思想和它们所再现的现实相联系，需要指示符。而规约符则通过习惯（habit）和它们所再现的对象相连接②。但是，习惯的变化并不大，也不是从空无中发展出来的，它们只能变强或变弱。与之相反的是，一个新的习惯必须始于新的经验，这就涉及了指示符和规约符。因此，规约符不能仅靠自己生长。皮尔斯写道：“一个规约符自身，仅仅是一个梦；它不会展示它所谈论的对象和意义。”③

与之相似的是，指示符自身也不会生长。生长的符号会比之前传达更多的意义。指示符不能生长，因为它仅限于局部的表意，而不具有信息性的符号所必须的普遍性：“指示符不会断言什么，它仅仅是说‘那里！它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强力地将其引向某个特别的对象，停留在那里。”④

纯粹的像似符也不会生长。它由于自身固有的品格（qualities）而表意⑤。但是，品格就是品格本身，它们是不会增加的。此外，因为纯粹的像似符再现的仅仅是品格，它们总是模糊的，没有真正的指涉项。这就是为什么“由像似符体现的思想……自身不能传达任何信息，它对一切都适用，或者说，它对一切都不适用”⑥，尽管像似符，尤其是以图表或者心理图像出现的像似符，能够对规约符进行修正，由此促进了它们的生长⑦。

关于像似符对于规约符生长的促进，皮尔斯写道：“规约符会生长。它们借着其他符号，尤其是像似符和具有像似符和规约符之混合性质的符号的发展而出现。”⑧对指示符的加入之于规约符生长的必要性，则是在皮尔斯谈到规约符越是趋向完美，越是需要融入像似符和规约符时强调的：“最完美的符号是那些将像似符、指示符和规约符的特性都尽可能均匀混合的符号。”①“最完美的符号”的概念意味着，在规约符的生长过程中，它对像似符和指示符的融入，有着程度上的递进。

规约符是如何通过融入像似符和指示符而得以生长的，这是皮尔斯信息理论的主题②。通常而言，它们是以规约性的申符（dicent）的形式而生长的。申符是命题式的、能够判断正误的符号。举例而言，一个信息性的、正确的申符是：鲸鱼是哺乳动物。

根据皮尔斯对中世纪对于意涵（signification）和外延（denotation）的区分的再解释，一个命题具有作为主语（subject）条件的指示符和作为述谓（predicate）条件的像似符。指示符是其指代的申符的一部分。通过选择具体的对象，如此处的“鲸鱼”这一述谓可能给出更多信息的对象，指示符成为其指代的申符的一部分。述谓则是这个规约性的申符的像似性部分。它通过引发与对象相关的一系列品格或特征的意象而进行表意。总之，“命题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在解释者的心灵中激发起犹如意象或梦一般的某物的述谓；另一部分是一个或数个主语，它们每一个都用于指明述谓所再现的某物”③。

在这一语境下，在命题的主语或指示部分中，以及独立于主语的述谓或像似部分中，信息的增加都可能发生④。对上文中的命题而言，“鲸鱼和奶牛是哺乳动物”这一命题就证明了指示性的增加，因为较之于前一命题，该命题选择的外延增加了。而“鲸鱼是水生哺乳动物”这个句子，则证明了像似性的增加，因为主语所具有的品格增加了。

规约符不仅以申符和论证的形式而生长，还以概念和术语的形式而生长，后两者是呈符（rhematic signs）。当知识和信息量随着时间而累积，概念也会增长。在呈符性的规约符的生长中，像似符和规约符也起到了作用，因为概念的外延就意味着指示符的存在，而其意涵则意味着像似符的存在。皮尔斯是如此展示概念的增长的：“诸如‘力量‘法律‘财富‘婚姻等词语，对我们的意义肯定和对我们未开化的祖先的意义有很大不同。”⑤这些词语所证明的意义的增长，并不是由语言或词汇的增加反映的，而是在百科全书上的意义而言的。知识的增加就像科学的发展那样：“所有思想和研究的纬线和经线都是规约符，思想和科学的生命就是规约符所固有的生命。”⑥

“电”这个词的历史可作为这方面的一个例子⑦。在2001年的《牛津英文词典》中，对其的概述是：

电，[名词]……在早期的使用中，指的是琥珀、玻璃或其他摩擦时吸引轻量物的物质的特征……（也）指这些物质被摩擦时产生的状态。其后，它指的是引发这一现象（以及其他同源的现象，如电火花或闪电）的原因，一种电子和某些其他的小于原子的粒子本身具有的、在正负两极之间出现的能量形式，以及当铜线等导体穿过磁场时产生的移动电流。

本杰明·富兰克林认为，电的现象本身是流动的……之后，在19世纪，人们普遍认为电是带电物体的分子或其周围的能媒所具有的区别性特征。

这个例子表明，通过其属性的加减，同一个词语是如何生长的。尽管这个词出现于17世纪，但在再现其符号对象，即电本身时，它自身获得了发展。在这个术语的生长中，皮尔斯看到了生命的要素，他总结道：“每一个规约符都是一个生命体，这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而言的，而不仅仅是一个修辞。规约符的身体变化得非常缓慢，但它的意义却不可避免地生长着，融入新的要素，丢弃旧的要素。”①

知识通过解释而增长，或者说，就如皮尔斯所说的：符号在其解释项中，信息得到了增加②。符号得以以新的、具有更多信息性的符号的形式而被解释，后者成为了前者的解释项，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得以增加。不是所有规约符的解释项都是信息性的，例如感情和及时的反映，就不是信息性的。只有通过信息性的解释性符号，规约符才能生长。皮尔斯借用生命有机体的特征，来描述术语是如何在其解释项中得以生长的：

为一个术语找到对等物的过程，就是将两个之前不同的术语等同起来。事实上，在这个滋养这一术语的过程中，术语获得了它们所有的生命力和精力，并发出了几乎是创造性的能量，这种能量将无知的混乱带入了科学的有序整体中。每一个对等物都是对这一术语的首要信息的阐明——它们是原有术语的替代和解释者。它们是新的身体，被同一个灵魂赋予生命。我将它们称作这个术语的解释项（interpretant）。而这些解释项的品格，我将其称作术语的信息或含义。③

在语言中，规约符的生长有两种形式：一是现有的符号获得了新意义，就如“电”这个词在历史上意义得到增加一样；二是新词被创造出来，这就增加了已有的词汇。当皮尔斯指出新的规约符只能通过规约符的手段被创造出来，比如以对新的词语的定义来创造时，他将新词语的创造描述为一个自生性的过程：“如果一个人制造了一个新的规约符，它必然是通过包含了概念的思想被创造的。因此，只有在规约符之上，新的规约符才能生长出来。每一个符号都源于另一个符号。”④

皮尔斯设想了一个进入市场的煤气炉的品牌名，来说明规约符是如何能够创造新的规约符的：“或许人最了不起的才能是与动物和植物所共有的：即生产……如果我写道：‘让“卡克斯”这个词来表示煤气炉吧，这个句子本身就是规约符，其中，创造了新的规约符。”⑤

规约符的自我创造力是相当多维的。规约符源自于其他的规约符，这当然不是说，规约符仅仅来自于规约符。在上文中，我们已经讨论了新生的规约符是以像似符和指示符为基础的。这个论点的另一个前提是，在普遍的意义上，符号都是其他符号的前提和结果。它们并不源自于非符号，或者未经媒介化的（或是即刻的）感知的前符号阶段。皮尔斯于1868年撰写了《关于人的某些才能的问题》一文，其中，他提出一个观点，即只要有一个符号，就必然有先在于它的符号。自此之后，他一直都在为这一理论进行辩论①。

四、文化论者的反对

符号具有生命体的特征，对这一理论的反对并不难找到②。但是，在皮尔斯的定义中，符号并不仅仅是词语，更广义地说，它们还是包括文本、书籍、意识形态、范式、整个语言和文化在内的思想。

从广义而言，规约符应当是会生长的，对此，历来有两种反对的声音。其一是，规约符总是在持续的衰亡之中。在从黄金时代倒退到白银时代、再到青铜和黑铁时代的古代神话中，就能窥见这种思想。20世纪初期，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在《西方的没落》（The O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就宣传了富有影响力的文化衰落论。数十年后，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声称，我们遭遇了再现的危机，符号失去了指称物，只有空洞的流行语才得以保存。此时，这种衰落论以符号学的方式得以再次出现③。

但是，否认生长论的文化悲观主义者并不关注知识、科学和理论概念的增加。他们悲悼社会和文化生活风格、时尚和“宏大叙事”的衰落，谴责银屏上的生活的倒退，以及仅仅是虚构的或金钱系统之间的战争，认为这些变化只带来损失，没有任何益处。当布尔迪厄和其他人哀叹符号在当代文化传媒中失去了指称物时，对于科学研究的规约符所反映的进步或者说缺乏进步却闭口不提。他们想要对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再现所发生的变化加以评论。需要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并不将指称物的丧失这一论点延伸至他自己的话语体系中。当他以这样的方式保护他自身的社会符号学分析不受其批评的影响时，他对知识话语和理论话语进行了两分，并辩论说理论话语可以免于他提出的、指称物已经丧失的论点，以及流行文化的话语分析，而后者正是他批评的要旨所在。

在皮尔斯所持的规约符会生长的观点与其反对观点之间，其根本性的分歧就在于，如何衡量生长或衰亡的零度起点。认为在电子影像时代物已经消亡④，甚至认为当今文化在衰亡的观点，无论是明确的还是暗指的，都假定我们现今正在使用的规约符从前所再现的价值已然不在。但是，只要这些批评未能说明那些假设已然失去的价值是什么，这些论述就是模糊的甚至怀旧式的。

皮尔斯的符号活动理论并不关注社会或道德价值，或者说所谓的文化价值的衰落。相反，他讨论的主题是知识的增加。知识并不仅仅是由研究者们进行的、发掘新的事实和心灵及自然的新法则的持续努力而增加的。再现自然法则的规约符有着内在的机制，因为它们自身的属性而使其生长。这种属性就是它们的不完整性（imcompleteness），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是悖论式的。正是对研究领域进行再现的规约符的不完整性，使得研究者们推进着他们的研究。由于规约符的普遍性和模糊性，它们必然是不完美的。通过研究者们克服其不完整性的努力，规约符得以继续生长。不完美是普遍性的相反性质，因此，增加规约符之普遍性的法则，就意味着要移除它的不完美：

因此，理性的本质就是如此：它的存在从未曾达到完美。它必须永远处于开端、处于生长的状态……你会观察到，理性的发展在于体现，即显现。宇宙的创造……正是理性发展的结果。①

对规约符会生长的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自从我们发展出关于知识的最早语言之后，语言和文化就不一定会发展了。现代语言学的共识，是没有一种已知的语言比另一种已知的语言更为先进。它们仅仅是不同，但并非一种比另一种更优越。语言既不会进步，也不会退步。所有的语言尽管方式不同，但都是同等复杂、同等先进的②。在文化理论中，也有同样的论点，即文化都是同等复杂的、同样适应于发展的。这是文化学家和文化相对主义者的基本立场。

然而，认为语言不会进步的观点，其给出的论证几乎都只是音位学、形态学和句法学方面的。这并不能证明皮尔斯的规约符生长论是无效的，后者关注的是总体上的知识，尤其是科学概念的增长。皮尔斯关注的并不是规约符的语法，而是知识的再现。尽管他的理论未能预示为什么有的音位和语法结构消亡，而另一些保存了下来，以及为什么一些语法结构是“理想的”，而另一些不是；但它能够解释词汇和术语为什么会增加，以及在哪个方向上增加。一个半世纪以前，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以至今令人难以辩驳的论证指出，语言是会增长的。这些和达尔文的同代人写道：“语言进步性的改善，这是人类心灵一代代进步的必然结果。随着文明的发展，需要有更多的术语来表达……思想和物，它们之前是用一个词来表意的，尽管有些随意和模糊。”③

五、历史和进化论语言学家的观点

规约符的生长应当是生物符号学、生物语言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进化理论、进化论文化符号学、进化语言学和普遍进化论所热议的议题。真的如此吗？不可否认，人类象征论从非洲到全球的扩散是规约符生长论的构想，但这种扩散仅仅是量上的增长。关于意义和知识增长的理论是如此之少，尽管这种增长是无法否认的。这说明两个领域，即历史和进化论符号学领域的最新研究近况已然足够。

如上文所说，历史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语言的变化，而不是它的增长。自19世纪早期以来，没有任何关于声音、形态、句法和语义变化的经典法则是关于增长的。例如，语义变化被描述为语义的扩展、缩减、转移，或者是隐喻和转喻的变化。语义的扩展和隐喻延伸是规约符生长论的例证，但它们常常伴随着语义的缩减。例如几百年来，英语中的“dog”一词的语义从特指某一种狗扩展到了指“普遍的狗”，但这个词的新意义和以前用“hund”一词表达的意义相同，因此这里根本就没有增长。旧有的词同时缩减了它的意义。

在进化论语言学中，对规约符生长论缺乏关注的情况不那么显著，因为在对语言的起源和进化研究中，规约符的生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看生物符号学和受乔姆斯基影响的进化论符号学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研究的是解剖学和基因进化上的规约符使用者，即人类的进化，而不是规约符和它们的生长。

当代生物语言学在追寻规约符的起源时，倾向于将其自然化。一个焦点就是，在解剖学意义的大脑和人类基因中，语言是如何被定位的。这一研究希望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揭露语言起源的奥秘。生物语言学家追问的不是符号如何生长，而是人类的语言能力如何被解剖学和基因学上的证据证明。符号的生长问题成为了生物学的生长问题。如同皮尔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指出的，涉及符号活动的起源问题，这一方法可能会指向错误的方向。皮尔斯在他著名的墨水台寓言中暗示道，保证作家写作的大脑脑叶，就像他使用的书写技术媒介，如纸、笔、墨水一样。今天，我们还可以加上个人电脑这一项，和大脑一样，它们对他写下其所想都是必须的①。

毋庸置疑，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在解决语言起源之谜上已经取得了不少进步。在这里，很难对最新的研究进行综述，简短地回顾规约符的生长问题应当已经足够了。规约符，是像皮尔斯的符号进化论所说的那样从指示符和像似符中生长而来的吗，进化的证据是什么，相关的假设又是什么？

迪肯（Terrence W. Deacon）用20世纪80年代对灵长类动物的研究项目证明，指示符是规约符直接的进化来源，而像似符是指示符直接的进化来源②。显然，人类使用的语言规约符，黑猩猩一开始也基本上只能当作指示符来学习，而在人类对语言的习得中，从像似符到指示符再到规约符的顺序，也是其特征。补充性的研究还包括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的《现代思想的起源》。书中提出，在人类使用的规约符的进化中有一个早期的像似符阶段，其中，“模仿再现”（mimetic representation）是基于“心灵模塑”（mental modelling）而产生③。

然而，较之于指示符，像似符在规约符的进化中起到的作用不那么容易理解，至少在皮尔斯的广义像似性理论的意义上来说是如此的。迪肯提到，因为像似符与其对象的相似性，它们有着“相似指称物”，并将像似符解释为如此被辨认出的符号。他还提到：“相似性原则联接了模仿行为和它们的指称物。”④然而，“像似指称物”一词和皮尔斯对像似符的定义是相悖的。皮尔斯认为，像似符根本没有指称物。形象所再现的是品格，而图表再现的是普遍的范式。像似符的这种特征特别能够解释仅仅是词语的规约符和从符形结构进化而来的规约符的过渡阶段。

六、规约符的主体和生命

皮尔斯符号进化论中值得注意的另一个方面，是他认为规约符是独立于它的使用者的主体性⑤。只要简单地浏览一下上文中的引文，就能看到这一点。皮尔斯认为，并不是规约符的制造者在创造新的符号，他所说的是规约符的“自我发展”。他不仅认为规约符具有“生命和精力”，认为论证具有“力量”，说来有点吓人，他甚至谈到了规约符会生长为“由同一个灵魂赋予生命的新的身体”⑥。

皮尔斯深知，深受人本主义传统影响的学者们只会对这种想法侧目而视。符号是人类心灵的工具，人类符号的制造者们是带着自身的意愿来使用它们的。这就是他们的信条①。相反，在皮尔斯看来，人类符号的制造者本身并不是完全独立的主体，他将符号仅视为延伸他们思维的工具，因为符号使用者的符号施为是由他们所使用的规约符的意义、概念的力量和有效的论证的逻辑所控制的。符号并不是被使用者“赋予”意义，在解释潜力的意义上，规约符本身已经是有意义的。皮尔斯将这种意义定位为符号的“即刻解释项”（immediate interpretant），并认为它“暗含了这样一个事实，每一个符号在其获得任何解释者之前就已经有了其特有的可解释性”②。对一般的概念而言也是如此，它们当然是符号。好的、真实的概念不仅是有潜力，还有固有的力量能够延续。“概念不仅仅只是这个或那个心灵的创造，相反，它们有寻找和创造自己载体（vehicle）、并且一旦找到，就授予其巨大的转化能力”③。

上文中提到的皮尔斯所说的“只有在规约符之上，新的规约符才能生长出来”④的看法，对概念也是同样适用的。皮尔斯认为，规约符使得我们拥有思想，这和我们实际上是否真的用其来思考无关⑤。概念和规约符一样，也是通过自身的主体而生长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运用这些概念的“灵魂”对它们也没有完全的力量。概念也并不是仅仅作为它们所再现的事实之反射而生长的。毫无疑问，它们需要符号使用者的主体对其进行传播。但是，是概念本身使得符号的使用者有了思想，并且交流这些思想：

很多逻辑学家都说，概念来自于对原本没有这一概念或是任何概念的事实的思考。这样的看法是很表面的……因此，这些逻辑学家想象的是，一个概念必须是和大脑相联系的，或者必须是“灵魂”所固有的。这是很荒谬的：概念并不属于灵魂，而灵魂属于概念。灵魂为概念所做的，就像是细胞膜质为玫瑰之美而做的那样；这就是说，它为后者提供机会。它是法庭上的治安官，法律的臂膀。⑥

七、文化基因和符号生长的目的符号学论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于1976年提出的文化基因（meme）理论以及建立在其之上的理论，似乎为皮尔斯提出的符号在符号活动中的生命论提供了独立的支持⑦。道金斯和皮尔斯一样，也认为符号是由生命的。在他的定义中，文化基因是具有自我复制或“复现”能力的符义和信息要素。它们以这样的方式在文化成员的心灵中得以传播。一些作者延伸了道金斯的理论，将文化基因视为病毒式的，通过感染而传播⑧。文化基因理论的达尔文主义成分在于，它假定基因是遵循自然选择的法则而传播的。

文化基因的理论是如此广为人知，说明其细节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迪肯和库尔（Kalevi Kull）都从生物符号学的角度都强调了它的一些不足之处。他们指出，基因进行复制、自我繁殖和复现的过程和文化基因传播的过程是不同的①。这里，有意思的不是对基因理论的另一批评，而是在于文化基因的福祉是否像道金斯和其他文化基因论者所构想的那样，能够说明皮尔斯所定义的规约符的生长。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从皮尔斯的假设看来，对文化基因的完全复现和规约符通过其类型的自我复制，即规约符在具体情境中的使用实例，有着符号学上的相似性。规约符的类型以个别符（token）的形式进行复制，这当然是一个先决条件，但并非规约符生长的充分条件。规约符要生长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要有解释项，在解释项中规约符的意义能够增加，但是一个作为个别符的规约符并不是规约符的解释项。规约符是型符（type），个别符只是它的一次体现。

在认知符号学研究中，同样的反对来自名为目的符号学（teleosemiotics）的讨论②。其中，包括密立根（Millikan）的目的语义学（teleosemantics）、德雷斯克（Dretske）的目的功能主义（teleofunctionalism）和帕皮诺（Papineau）的再现目的论（teleological theory of representation）③。例如密立根的目的语义学，跟她的关键术语所暗示的相反，不仅仅关注语言问题，因为她作为莫里斯（Charles Morris）的学生，将语言在文化中的作用的哲学解释延伸至了物质对象，比如工具和技术设备。

乔姆斯基（Chomsky）、福多尔（Fodor）、赛尔（Searle）和格莱斯（Grice）所捍卫的、关于语言行为中意向性的主流学说，将说话者的意向定义为语言言说的唯一原因，与此相反，密立根和皮尔斯一样，认为说话者用于交流的符号有着独立的目的。密立根认为，符号的目的是其“恰当的目的”或者说“恰当的功能”。密立根的目录符号学根植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④，她也并未忘记提及所受的道金斯文化基因论的影响⑤。该理论认为，文化产品，比如词语、流行语、口号或乐曲，就像基因在有生命的物种中传播那样，在人类的心灵中传播。

密立根论证道，最终所有的符号，甚至是意向性的语言符号，都是从如非语言的动物行为那样的自然符号进化而来。她认为，动物符号和人类语言之间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通过基因复制，而后者是通过习得复制，即它们是从“说话者听到的某些更早的那一类的个别符”⑥而（再）生产的个别符形式。就像动物的非语言符号那样，词语和句式通过以其个别符的形式而复制⑦，从而作为型符而得以生存⑧。在通过复制而传播的漫长过程中，文化符号“从未失去它们也是自然符号这一特征”⑨。自然和文化符号的主要目的就是在使用中被复制。密立根如此描述符号生存的理由：

人工制品对于再生产它们的人而言是要具有某种功能，由此被再生产的人工制品（如家用的螺丝刀）都有这种直接的、恰当的功能。源自训练或尝试、错误习得的行为需要具有正确的、恰当功能的行为来纠正，以产生这种奖赏。在学习者的观察中，源自其他已经被纠正的模仿行为的行为，具有这种正确的、恰当的功能。①

词语和语言句法模式的复制，其最终原因在于，其言说成功地和语言交流的行为合作的效果②，因为“人类语言能力的主要功能在于支持交流”③，“习俗性的语言工具被选中，以一次性地为交流中的双方提供服务”④。成功地将说话者的信念输入到听者的心灵中的言语行为之形式，“被挑选来进行再生产”，并被复制⑤。例如，陈述性的情绪的语法形式能够存留下来，是因为这种情绪的句子和表达主观情绪和祈使情绪的句子不同。语言形式的陈述句成功地履行了“引导形成信念”的功能。如果没有这一语法形式的成功，“说话者在告知对方信念时就会试着停止使用它们。那么，对真实的信念的生产就是一个语言学功能，是陈述形式本身的一个目的，不管某一个说话者和/或听者在给定的情形中使用它们时有没有他自己的目的”⑥。

由此，独立于其说话者的符号的“恰当目的”就存留了下来，而且通过流通而得以繁殖⑦。密立根的目的符号学论不仅限于语言符号理论，还是广义的符号理论⑧，它解释了动物通过基因而传递的符号和文化中的人工制品的复制。“技术文化基因”的目的如因为射得很准而被一再复制的箭，在于“通过满足人们重要的兴趣”⑨而自我复制。密立根用进化论解释描述符号和工具之间的差别：人工制品，如工具和其他用具，有着个体的发明者，他们的发明如果成功，就会被复制。相反，语言符号像身体器官或是物种那样进化，它们没有个体的发明者，而是从一个基因得到繁衍的祖先那里进化而来的⑩。并且，它们复制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词语是在语言习得的过程中，从一个或多个个别符复制而来{11}，而作为符号的工具总是从一个个别符复制而来。词语并非以基因的方式被复制，而是通过“本以为由于没有前例，而不太会出现或复现的”{12}先例和习俗而复制的。语言习俗是“行为模式的谱系”，它重复着成功的交流互动之先例{13}。

对于现有的符号学研究，对皮尔斯的广义符号学和密立根的目的符号学之异同进行全面的分析，乃是当务之急。然而，在我们的语境中，只讨论了符号的增长，以下结论已经足够了：

第一，密立根的符号概念较之于皮尔斯的符号理论，范畴要窄得多。她将符号限定在人类和动物行为的符号上，这使得她的研究仅限于人类符号学和动物符号学，而忽视了更为广阔的生物符号学、自然符号学和机器符号学的蕴含。

第二，密立根认为符号是以个别符的形式，作为被复制的型符而存留的，这就显示了她的符号学研究仅限于规约性的型符及其副本的局限，从而忽视了质符（qualisign）、单符（sinsign）、像似符和规约符在符号的增长中的作用。

第三，密立根的符号目的论和她关于符号目的的观点比皮尔斯的符号活动目的论要狭义得多①。

第四，密立根的目的符号学仅限于达尔文式的生物进化范式，其中，适者的生存和自我复制是基因、物种和更广义的符号的进化目的，而皮尔斯的广义符号学还是符号的逻辑。符号不仅是符号活动之无限过程中的自我复制，它们还在符号生长的过程中得以发展。皮尔斯说：“符号的目的，也就是思想的目的，是为将真相赋予表达。”②

八、结论及进一步的观点

就像皮尔斯所说的，符号的增长就是知识的增加。只有规约符能够生长，并且再现更多的知识，但是，如果没有指示符将它们与事实和经验相联接，如果没有像似符创造出它们所再现的对象的心理意象，规约符是不可能传达任何知识的。从“自我创造”的意义而言，规约符通过融入像似符和指示符而实现的生长是自生性的。尽管规约符需要符号的制造者和使用者作为主题来传达信息，在制造新的规约符和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上，这些主体却不是完全自主的。规约符不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但它们确实像生命体那样自我复制；而且，规约符在新语境中自我复制的过程中，在意义中生长。

在皮尔斯的符号活动理论的框架中，规约符的生长是一个如此多层次的、影响深远的问题，以本文有限的篇幅只能说明它的部分意涵、前提和结果。有兴趣在这一主题上进行更深探索的读者，在本文结束之前，笔者将简略地提出一些可能有用的参考。

第一，模糊性和不完整性是规约符生长的前提。只有在不完全地再现对象时，规约符才能生长。在它们生长的过程中，它们将会越来越完全地再现其对象，但是没有任何规约符（包括书籍和所有的图书馆）在再现其对象时，完全不具有不完整性。一个规约符能够完全再现其对象的世界，会是一个符号活动已经终结的世界，再也没有可探寻的③。

第二个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探求的方面，是从词语到（思想和行为的）习惯和习惯的变化角度，来研究规约符的生长④。如肯特（Beverly Kent）所总结的，皮尔斯很清楚地说过：“无限展开的符号，如果没有在行为中得以实现，而是仅仅被翻译为其他符号，不会显示出任何增长。”⑤这种增长包含在皮尔斯的符用准则中，是他认为的、仅仅结束于词语的符号过程是不完整的观点的结果。词语仅仅表达语言意义，“远远逊于习惯中出现的活生生的定义”⑥。

对这一话题更远的探索，在于创造性和试推式推理的作用①，习得中的符号增长②，以及符号增长的生物符号学意涵③。规约符是真的像生物体那样“生长”，还是它的生长“仅仅是一个比喻”？

最后，让我们用另一个、但当然不是最终的面向来结束本文：对皮尔斯的符号自主论的批评声之一。如前文简略提到的，皮尔斯及其规约符能自主生长的理论，在人类中心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思维中引起了震惊，许多人都决定忽略他在这方面的理论。对皮尔斯明确提出批评的是约翰·伯勒尔（John Boler）。他反对皮尔斯所认为的，规约符有着独立于其生产者和解释者的相对独立性的看法。如同伯勒尔所认为的：“皮尔斯没有使用论证的标准类型……即任何行为都必须有行为者。”规约符自主生长论中所谓的“错误”，是“皮尔斯摈弃了作为解释者的个体心灵”④，并且，“皮尔斯否认了解释者的任何作用，将不堪忍受的重负放在了解释项之上”⑤。在这一批评提出半个世纪之后，考虑到对以下议题的新见解，如进化是共同进化，人类认知的情境性，人类在限制其符号自主性的主体世界（Umwelt）中的位置等等，对伯勒尔对皮尔斯规约符生长论的人类中心式批评进行全面的重访，是现今研究的当务之急。

（本文原载Sign Systems Studies，vol.42，no.2/3，2014，pp.172—192.此次翻译发表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