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失落国如何选择国家战略？

张敦伟

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失落国如何选择国家战略？

张敦伟

1991年国际体系的大变动与两极格局的终结划分出了获胜国和失落国。本文的目的在于，为后冷战时代中不同失落国的战略选择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机制。从所设立的相对权力、相对安全以及相对意识形态三个变量出发，讨论国家战略组合的决策动因。由于美国所具有的显著实力优势，其他国家战略机动的空间相当有限。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倾向于采取灵活或强硬的跟随战略获取收益，并适应美国主导权力下的单极世界秩序。此外，意识形态的弹性和核武器的持有也进一步弱化了国家采取制衡战略的动力。只有在安全目标易受到威胁的冲突性背景下，国家才不得不选择灵活或强硬的制衡战略。

失落国；国家战略；相对权力；相对安全；相对意识形态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学科普遍关注的是最大赢家美国的战略和行动。①Breitenbauch HO， Wivel A．Understanding national IR disciplines outside the United States：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Denmar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2004，7（4）：414－443．然而，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们也对失落国有着浓厚的兴趣，即了解它们是如何制定国家战略并适应新世界秩序的？随着美国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建立，曾经处于冷战舞台中心位置的国家、国际组织与地区：俄罗斯、欧盟以及中东地区国家群体，相较于获益最大的美国而言，由于其所面临的实力衰落与权力流失，因而成为了所谓的“失落国”。②本文中，“失落国”主要是指国际政治意义上的“权力流失”，而不是国内政治意义上的“治理不善”即“失败国”。根据不同的国家情况，失落国可以分为3类，即竞争型失落国，合作型失落国以及对抗型失落国。而俄罗斯、欧盟与中东地区国家群体分别是上述3种失落国类型的重要代表。尽管这些失落国所采取的安全政策与防御策略各不相同，但它们的国家战略选择却并不是随机的，其背后反映着国家决策模式的某种系统性变迁。

目前，美国是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享有前所未有的权力地位和对全球事务的专断。俄罗斯，作为另一个全球超级大国前苏联的主体，现在已经衰落为地区性大国，国家实力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诸多前苏联的同盟国以及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在两极格局中曾享有左右逢源的特殊战略地位，如今也日渐被边缘化。至于欧盟，身为冷战期间美国对苏遏制战略中的重要盟友，随着美国单极权力的日益加深，其战略重要性和政治影响力也在逐渐削弱。毫无疑问，失落国在国内政策和国家战略的制定上依然任重而道远。失落国为了适应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秩序，需要通过重建国内社会与寻找新的同盟国，借以转变原先不合时宜的外交守则及军事信条。然而，问题在于，失落国的战略调整势必会产生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涉及到全球性、地区性以及国家性的重大影响，对于他国的自身安全与政治秩序而言自然也是一种显著的威胁。因此，失落国与国际体系间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失落国身份的动态性会影响甚至改变国际体系的现状；另一方面，失落国作用的不确定性也会给国际体系带来潜在的威胁或者机遇。由于国家战略重置进程的复杂性与高风险性，因此有必要通过建立一个连贯而一致的理论框架来进行经验性研究，并解释为什么一个国家选择的是这一种战略，而不是另一种战略。毫无疑问，从失落国的国家政策层次、系统性的战略信息以及决策动机出发，可以进一步地去说明它们采取某一行动的原因。因此，需要回答这样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失落国如何适应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秩序？二是对于国家所处的不同战略环境，它们为什么采取某一种特定的回应方式？③从某种意义上说，反事实分析也是研究国家战略转变的一项重要工具，因为战略转变的发生，必定伴随着相关政策的改变。通过设定与事实相反的条件，能够进一步确定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具体文献可以参考，张敦伟：《日本防卫政策的转向——丹尼尔·克里曼“拥抱新的现实政治论”评述》，载《日本研究》2014年第2期，第39－47页。

尽管对当前的世界秩序是否处于单极格局依然争议重重，因此在这里更倾向用“主导国”一词来代替往常的“霸权国”，但不可否认，美国仍是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这一单极格局实际上意味着国家间权力地位的不均衡分布，这也是国家间利益冲突的主要根源。另外，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影响着单一国家行为体对于现存世界秩序的回应，即国家到底采取跟随战略还是采取制衡战略。俄罗斯、欧盟以及中东地区国家群体分别代表着三个冲突可能性由低到高的国家、国际组织与地区。最后，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距也是决定其行动方式重要因素，即国家到底采取强硬政策还是采取灵活政策。相对单极体系而言，至关重要的另一方则是参与其中的失落国，即美国的盟友及其挑战者。所有的失落国都面临着相同的挑战，因为它们所能选择的战略和达成的可能性比过去要小得多。相较于两极体系和多极体系，在单极体系中这一问题无疑要更加严峻。

众所周知，结构现实主义本质上并不是关于国家战略的理论，它更加关注的是，国际结构的影响与作用、无政府状态以及世界格局中的极性。④Waltz K N．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aveland Press，2010．p7结构现实主义所要解释的是，理性国家如何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中生存。无论如何，学者们都不可能单独从国际结构中推导出国家战略。因此施韦勒主张的是，为了解释战略，必须要理解国家行为体在单极世界秩序中制衡或跟随的影响因素，即国家的“能力”与“意图”。⑤Schweller R L．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International Security，1994，19（1）：72－107．因此在这里，可以尝试做出以下三点假设：1．从相对权力出发，单极世界秩序能够影响国家采取制衡或者跟随战略的能力；2．在相对安全上看来，国家采取制衡或者跟随战略的意图，将取决于国家间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3．关于相对意识形态的话，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差距将会影响它们执行战略选择的灵活性。

一、文献回顾：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

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下，学者们针对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分别做出了相似的解释。比如，杰弗里·明科夫在其著作《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大国政治的回归》中写道，随着普京－梅德韦杰夫体制的稳固化，俄罗斯精英阶层也形成了一种对国家身份与利益的共识。与直接挑战西方国家的世界秩序相比，俄罗斯对于如何恢复其自身的大国地位更感兴趣。⑥Mankoff，Jeffrey．Russian foreign policy：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2012．丹罗伊特和皮特森则认为，尽管美国与欧盟间仍然维持着最重要的同盟关系，但对多边主义的追求和成员国利益的偏好将促使欧盟采取更加灵活的战略选择。⑦Dannreuther， Roland， and John Peterson， eds．Security strategy and transatlantic relations．Routledge，2006．而在沃尔克·佩尔特看来，虽然叙利亚一直致力于地区事务的主导与权力政治的争夺，但在复杂而严峻的中东安全局势面前，实用而审慎的战略自然是必要的。⑧Perthes，Volker．Syria under Bashar al－Asad：modernisation and the limits of change．Routledge，2014．

关于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局势，安德森和斯坦斯菲尔德认为，美国的军事占领实际上是其维持跟随战略的主要原因。在美军撤离之后，伊拉克很难实现稳定的民主化。⑨Anderson，Liam D．，and Gareth RV Stansfield．The future of Iraq：dictatorship，democracy，or division．Macmillan，2004．麦克福尔、米兰尼与戴尔蒙德也强调，美国之所以希望逐渐取消对伊朗的制裁，是因为良好的国内经济环境有助于西方式民主运动的发展，⑩McFaul，Michael，Abbas Milani，and Larry Diamond．＂A win－win US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Iran．＂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0．1（2007）：121－138．这无疑会对鲁哈尼政府的战略转向产生一定的影响。索罗门与斯沃特同样指出，出于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制定往往难以准确预测。⑪Solomon，Hussein，and Gerrie Swart．＂Libya’s foreign policy in flux．＂African affairs 104．416（2005）：469－492．因此，在国家战略的转变问题上，需要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解释机制，来对不同国家的战略选择加以分析。

二、什么是国家战略的根本动机？

从国际体系结构的“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假设出发，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意味着，国家不能够合法地垄断武力的使用。⑫Mearsheimer，John J．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 Norton＆Company，2001．pp27．换而言之，没有绝对的中心权威可以阻止，某一国家对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然而，无政府状态并不是完全无序的状态，而是相对于严格的等级秩序体系而言，在无政府状态下行为体单位的组织方式始终处于不断变动之中。透过这一系列的动态变化，能够理解国际政治的现存模式与表现形态。

现实主义学者主张，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战略具有着深刻影响，并坚持这一体系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国家的行为。⑬Waltz K N．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aveland Press，2010．p23．换而言之，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体系会对国家所选择的战略作出反应，它的输出结果将表现为国家得到的是惩罚还是奖赏。因此，国家总是试图进行正确的决策从而趋利避害。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中心权威的缺失，国际体系实际上是一个自助体系。每一个国家首要关注的是它的生存与安全。因为没有合法的政治力量来监督违反国际规则的国家，也缺乏有效的国际法体系对之加以惩戒，所以一个国家的生存与安全并不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米尔斯海默是这样评论“9·11”事件的，由于不存在中心权威，受到威胁的国家无法求援而只能自助。⑭Mearsheimer，John J．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WW Norton＆Company，2001．pp18．沃尔兹也认为，国内规则讲的是“权威化”，国际规则却强调“照顾好自己”。⑮Waltz K N．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 101．

根据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可以得出以下两点：（一）一个国家的安全取决于自身。由于无法确定别国的意图，所以一个国家相对于他国的优势保持就显得至关重要。它更愿意通过实力计算来制定安全战略，而不是过多依赖于观念因素。换句话说，国家不会单纯根据意识形态或文化来选择外交政策，因为这样是极其冒险的。国家利益通常由权力政治所主导。（二）国家始终面临着集体行动难题。国家主要考虑的是自身利益，却对提供诸如安全、自由、繁荣、正义等国际公共产品缺乏足够的动力。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对成本－收益非常敏感。一方面，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使得理性国家容易采取不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由于理性国家被假定为对成本付出相当敏感，所以尽管事先不能预见行为的具体后果，但国家决策的目的是改善当前处境，做出优于其原先状态的选择。这往往决定了它的目的和手段要基于潜在的成本—收益。理性国家拥有一致性的计划目标，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将审慎地做出战略选择。

当面对潜在的威胁对手时，每一个国家都有着“制衡”与“跟随”这两种基本战略选择。现实主义者强调，无政府状态使得国家具有强烈的动机去选择制衡。然而，现实主义者对“制衡”与“跟随”定义却仍不明确。正如施韦勒所言，“尽管在国际关系领域内，制衡一词被无数次提及，但它依然是一个模糊的概念”。⑯Schweller R L，Priess D．A tale of two realisms： Expanding the institutions debate．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1997，41（1）：1－32．伊肯伯里将制衡定义为一种“外交政策行为的战略”，其目的是对抗别国的战略部署，消除潜在的威胁。⑰Ikenberry G J．After victory：Institutions，strategic restraint，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p 52．与之相对，跟随意味着支持别国所采取的行动。制衡与跟随可以是整体导向或者目标导向的，关注国家安全秩序在某一方面上的具体变化。因而，通过分析国家战略执行的“强硬”与“灵活”，能够更好地诠释制衡与跟随的内在含义。“强硬制衡”，意味着他国采取强化自身军事实力的战略，形成并维持针对主导国的军事联盟；“灵活制衡”则是，为了增加主导国保持相对实力优势的成本，他国在国际制度框架下采取的联盟缔造与外交谈判，而不是依赖于双边或多边的军事联盟。“强硬跟随”代表着，他国与主导国保持稳定的军事联盟关系，支持主导国的世界秩序建设。“灵活跟随”则是有限的、间接的，通过外交谈判来维系国家间的联盟关系，而不是直接建立双边或多边的军事联盟。简而言之，“强硬战略”与“灵活战略”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强调国家的可信性，后者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强硬战略能够使国家的威胁或承诺更具有可信性，因而降低了国家的自主性，即国家作出决定后难以再改变。与之相比，灵活战略则优先保证的是国家的自主性，希望借助国家决策的快速调整来获取更多的收益。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会削弱国家的可信性。可以说，国家之所以采取不同的战略，诸如强硬制衡、灵活制衡、强硬跟随以及灵活跟随，都是为了实现自身的重要利益目标。

三、相对权力

对于国家而言什么是至关重要的？结构现实主义者的回答是“权力”。首先，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的相对权力是决定性的。在无政府状态下，相对权力将影响国家实现防御性目标（保证生存与自治）与进攻性目标（主导他国行动）的能力。其次，施韦勒将相对权力分为物质性实力与非物质性实力，其中物质性实力更为重要。⑱Schweller R．Domestic structure and preventive war．World Politics，1984，p44．米尔斯海默也将国家权力分为潜在能力与军事能力，两者都属于物质性实力。根据米尔斯海默的观点，潜在能力主要借助社会经济学要素来描述军事能力，一国的军事能力取决于它的国家财富以及人口规模。在沃尔兹看来，国家如果要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极，必须拥有超强的实力。这是由国家的人口规模、领土面积、自然资源、经济实力、军事能力以及政体稳定性等诸多因素所决定的。假如一国的经济实力不能够有效转化为军事实力，那么国家的权力拥有也会发生转移。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国家是最强有力的行为体，只有最具权势的国家才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极。就现在的情况而言，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根本没有实力去挑战它。

依据极性划分，国际体系的种类可以分为：多极体系、两极体系以及单极体系。不同极性的国际体系对国家战略有着不同的影响。结构现实主义者强调两极体系最稳定。在多极体系中，国家间的“误算”是对国际安全的最大威胁，而且也难以准确评估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所有国家都依赖于外部的制衡。因而，联盟模式的转换速度极快：“今天的朋友可能是明天的敌人”。与之相比，两极体系下的国家大多是自我依赖的，误算的风险也降到了最低。然而，由于敌对国一方是确定的，因此它的每一步行动都会受到关注，这又会引发“过度反应”的危险。现实主义理论中的一种观点认为，单极体系无可避免地会导致制衡，最终将走向多极体系。⑲Waltz K N．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Waveland Press，2010．p31．他国出于安全的考虑，对单极体系中的超级大国怀有一定的不安与恐惧。它们或是通过外部手段（组建军事联盟），或是借助内部手段（增加自身实力）对其加以制约。

另一种观点则是，单极体系并不一定产生制衡与多极化。⑳Schweller RL．Unanswered threat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underbalancing．International Security，2004，29（2）：159－201．理由如下：首先，只有当主导国对他国的安全形成威胁时，制衡性的军事联盟才会产生。沃尔弗斯强调，军事侵略往往具有一定的地缘性，国家间普遍的不安全感有时候会因为地理距离上的遥远而有所减弱。㉑Wolfers A．＂National Security＂as an Ambiguous Symbo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52：481－502．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它们都不具有成为国际体系中一极的实力，也不太可能通过军事行动、政治战略或者经济主导等方式来改变世界秩序。因此，它们对体系性制衡并不感兴趣。在现实中，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很难能够摆脱地理环境的限制而实现军事力量的完全投放。更重要的是，具有实力的潜在挑战国主要聚集于亚欧大陆。相比于美国这一遥远的威胁，它们更关注国家自身周边环境的安全。

其次，他国在制衡单极体系下的主导国时还需要考虑巨大的潜在付出成本。由于国家实力分布的不对称性，制衡战略的执行实际上并不容易，收益也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自1989年以来美国所拥有的军事经济实力优势在现代历史中是前所未有的。㉒Art，Robert J．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13．p41－65．在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下，集体行动困境加剧了这一问题。大多数国家都乐意搭便车，以让别人承担制衡成本。

最后，单极体系中的合作性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也是相当重要的影响因素。当前，美国拥有着超强的实力，他国自然会对此感到忧虑与不安，它们并不确定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华盛顿的威胁，甚至也无法阻止其发生。当主导国被视为富有侵略性时，制衡联盟将会迅速建立。反之，如果主导国能够通过一系列外交信号来显示友善和非威胁性的话，单极体系或许可以更加长久地维持下去。换而言之，国际体系中的相对权力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依据来确定某一国家战略（制衡或跟随，以及灵活或强硬）的执行情况，也没能解释清楚影响国家间关系的相关变量。

表1：变量与国家战略组合的相关性分析㉔P表示国家意图的倾向性高，U表示国家意图的不确定，Y表示国家愿意考虑，N表示国家不愿意考虑。

㉓在这里，相对权力代表着主导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权力差距，相对权力大意味着主导国的权力优势大，其他国家的战略运作空间小，反之亦然。

如表1所示，相对权力对国家战略选择的指向性是不明确的。在主导国实力优势显著的背景下，单一的相对权力变量也是不充分的。因为其他国家可能会出于保存自己、着眼未来而选择跟随战略，也有可能为了避免当前损失从而选择制衡战略，更多的是在跟随与制衡之间自由切换。当然，最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主导国的盟国倾向于选择强硬跟随，如90年代的欧盟；而其他国家则由于安全考虑而不得不选择强硬制衡，如2003年的伊拉克和2011年的利比亚。一旦主导国的实力下降，国家战略的选择也将进一步增加不确定性。㉕事实上，只考虑相对权力的单一性影响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是因为随着主导国的国家实力下降，既可能产生制衡，也可能导致跟随。所以，关于相对安全与相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战略的转向。首先，主导国的盟国不会再坚决地执行强硬跟随。因为这样做的话，它将不得不把自己的国家利益置于主导国的意愿之下，这意味着更多的遵从成本。其次，其他国家也不会偏执地考虑强硬制衡，因为主导国的日渐衰落，等待无疑要优于制衡。最后，灵活跟随与灵活制衡的收益也是不清晰的。一方面，国家需要制衡来维护安全利益；另一方面，国家也必须考虑跟随来节省对抗成本，避免成为主导国的针对目标。

因此，相对安全和相对意识形态这两个变量的引入，可以进一步解释国家战略的选择。在表1中，相对安全作为衡量国家利益的最优先指标，将决定国家战略的总体走向。可以预见，在自身安全目标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制衡战略无疑是弱者最后的武器，如冷战时期的苏联（强硬制衡），90年代中后期的俄罗斯（灵活制衡）。反之，一旦安全威胁减弱，跟随战略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当前叙利亚所采取的就是制衡与跟随的双重战略。而相对意识形态则是国家利益的放大器，影响着国家战略的具体走向。一般来说，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在跟随战略上倾向于强硬，在制衡战略上倾向于灵活；而意识形态相殊的国家正好相反，在跟随战略上倾向于灵活，在制衡战略上倾向于强硬。例如，欧盟在冷战期间一度采取的是强硬跟随，2003年后则是灵活制衡；伊拉克在1990年之后一直奉行强硬制衡，而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坚持灵活跟随。

四、相对安全

如上所述，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体系中，影响国家战略的不仅有相对权力，同时还有相对安全，即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由于国家对利益损失的敏感性，因而它们将会尽可能地降低付出成本，并根据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来调整国家战略。相对安全将决定国家采取制衡还是跟随战略。

首先，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高将会促发制衡，反之则出现跟随。由于国际体系的自助性，军事冲突的高发性将会让国家关注自身的安全与生存，而不是制衡成本与战略代价。沃尔兹认为，如果国际体系中的二级国家（Secondary States）能够自由选择结盟国的话，那么它们无疑会站在弱国一边。因为与弱国结盟既能受重视，也能保证安全。只有当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不高时，国家才会考虑采取成本较低的跟随战略，短期利益让位于长期利益。㉖Waltz KN．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67．用米尔斯海默的术语来说就是，国家的战略重心由军事能力转向潜在能力。在国家安全能够得到保证情况下的跟随战略是理性的，因为国家可以通过搭便车来增强自身实力。而在施韦勒看来，制衡战略的动机在于避免损失，跟随战略的动机则在于获取收益。㉗Schweller RL．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1996，5（3）：90－121．换而言之，制衡战略着眼于现在的国家安全，跟随战略则关注将来的国家发展。

其次，国际体系的极性对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单极体系下的主导国通过联盟关系与军事部署降低了冲突产生的可能性，他国也受益于这一安全性公共物品的提供；另一方面，主导国也有可能因为推行单极世界秩序而触犯他国的利益，从而增加军事冲突产生的可能性。

最后，核武器的持有增加了国家间爆发军事冲突的潜在付出成本。沃尔兹认为，在常规世界里，一个国家会因为获胜的可能性而发动战争；在核世界，一个国家只有保证获胜的确定性时才会采取行动。㉘Waltz KN．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p79．核武器使得一个国家不必在常规军事力量上过多地投入，却依然保持对其他国家的威慑。显而易见，有核国家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非军事领域，而不必担心在国家防御上出现问题。同时，核武器的出现将让国内政治因素，在安全战略制定上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这是由于国际体系中的无政府状态会被国家间的核威慑所抑制。

五、相对意识形态

一般而言，由于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困境，国际公共物品的供给就成为了一个难题。然而，在单极体系下，主导国愿意为其他国家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原因在于，主导国能够通过缔造互惠关系以管理利益相关国，提供安全保证以维护稳定的全球秩序。换而言之，主导国希望借此来缓解其他国家对单极体系中权力分布不对称的不满，维持对自己有利的全球秩序，使世界远离制衡（Keeping the world off balance）。主导国在为支持国提供安全的同时，也会向反对国制造不安全（Providing insecurity），警告它们不要对挑战现在的全球秩序。㉙Ikenberry G J．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2002：44－60．如前所述，在单极体系下，主导国直接影响着其他国家所拥有的相对安全。

毫无疑问，单极体系的秩序管理是根据主导国的政治需要所决定的。汉森认为，在当今的世界秩序中，美国模式中的关键因素是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以及核武器的不扩散。㉚Hansen L．Security as practice：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M］．Routledge，2013．p14．既然相对权力说明了国家战略制定的外部影响因素，相对安全解释了国家制衡或跟随的动机所在，那么相对意识形态则告诉我们，主导国的政治特性将决定其他国家最终采取的是强硬战略还是灵活战略。就相对安全而言，相对意识形态相当于一个效用倍增器。如果说相对安全决定了一个国家采取制衡战略还是跟随战略的话，那么相对意识形态将决定，制衡与跟随这两种战略的执行程度是强硬的还是灵活的。

首先，在同等条件下，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间爆发冲突的可能性要比意识形态相殊的国家小，彼此之间也不容易产生误解。㉛在这里，同等条件也可以简化为相对权力与相对安全。如冷战期间，共享相同意识形态的中苏之间、苏联与其东欧盟国之间的尖锐冲突，是因为相对安全在重要性上超过了相对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截然对立的中美之间的良好合作，则是基于相对权力的考量，如制衡苏联。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国家所处的时代不同，相对权力、相对安全以及相对意识形态三者的优先性也会存在差异，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边倒”政策，即是意识形态压倒一切。施韦勒所举的例子是，美国将民主自由的传播视为一种承诺，而其他国家却把它当做一个威胁，对此有必要采取强硬制衡的战略。㉜Schweller RL．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p 11汉森也强调，尽管自由、民主和市场资本主义是美国主导世界秩序的关键组成，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对此表示欢迎。㉝Hansen L．Security as practice：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Bosnian war．Routledge，2013．p17．其次，意识形态相殊的国家间爆发冲突的潜在后果要比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严重得多。因为输掉战争往往就意味着，要放弃国家的核心价值理念，还有可能引发政体的转变。反之，意识形态的相近通常会降低国家的威胁感知，从而采取跟随战略来增强实力。

意识形态的强度与实质同样非常关键，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国家的战略选择。意识形态的强度变化范围可以从仅保持基本的意识形态（最低的限度），划分到以意识形态作为安全政策的基础（最高的限度）。因而，意识形态差距的重要性及其对国家战略的影响，也将随着意识形态的强度而发生变化。意识形态的实质则代表着其核心价值理念的具体要求，将决定主导国和其他国家的战略互动走向，即主导国如何对付其他国家的挑战（使用主动制裁或被动制裁），㉞Wivel，Anders．＂The security challenge of small EU member states：Interests，identi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U as a security actor．＂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43．2（2005）：393－412．而其他国家又如何应对主导国的压制（采取制衡战略或跟随战略）。例如，多元主义者占多数的民主国家要比威权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低，因此民众能够通过利益集团的游说来影响政策制定。这样的国内政治结构将产生诸如公共外交、安理会否决等灵活的制衡战略。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具有强烈的动机去追求权势，进行战略选择评估时会考虑到它的潜在成本与收益。美国主导下的单极格局一方面产生其他国家采取制衡战略的动力，另一方面又提高制衡战略执行的成本。如上所述，其他国家在应对单极格局的四个战略类型分别是：强硬制衡、灵活制衡、强硬跟随和灵活跟随。每一种战略选择都需要考虑到相对权力、相对安全以及相对意识形态这三个变量。

表2：安全、意识形态与战略预期㉟Thorhallsson， Baldur， and Anders Wivel．＂Small stat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what do we know and what would we like to know？．＂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2006）：651－668．APA．

由表2可见，一国所面临的高军事冲突风险将会迫使其采取制衡战略，而意识形态的差异则让该战略的执行趋于强硬或者灵活。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主导国的绝对优势始终是自身安全利益的巨大威胁，这也是选择制衡的动机所在。当实现制衡的付出代价过高时，国家将不得不采取跟随，这也是选择在国际体系中服从单极格局秩序的必需成本。然而，有时候执行跟随战略也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果。因为跟随意味着同意主导国所进行的利益分配，而这无疑会为自己国家的安全与生存带来风险。因此，灵活制衡则是国家基于付出成本低所考虑的理性选择。与强硬制衡中高冲突性的军事对抗不同，灵活制衡更多地采用某种看似作用不大的间接手段，例如外交上的讨价还价、制度性的协商谈判等。所处冲突环境风险高、意识形态差距大的国家，对于主导国往往采取强硬制衡。而同一环境下，意识形态差距小的国家则倾向于灵活制衡。这也部分地取决于该国在单极格局下仍能获得多少安全利益。只要国家的核心利益没有受到根本损害，那么灵活战略（灵活制衡或者灵活跟随）始终是其第一选择。因为过于强硬的制衡战略不仅会加剧安全困境，也会造成不必要的军事力量保持与国家资源浪费。反之，没有得到安全利益保证的国家，尽管在战略灵活性上会有差异，但都将会坚定地选择制衡而不是跟随。当然，在低军事冲突性国际环境中，国家对长期利益的关注超过了短期利益，跟随战略也能够发挥出它自身的优势。因为跟随能够为国家提供搭便车的机会以获取大量收益，从而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这里，意识形态相对性是一个重要考虑，影响着国家战略的执行情况。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间，由于同一的核心价值理念、共享的安全利益，将容易达成外交上的沟通、军事上的互信。反之，则可能出现实力误算与过度反应，引发国家间的激烈冲突。

六、案例选择：俄罗斯、欧盟与中东地区国家群体

自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后，被视为其继任者的俄罗斯在经济发展、工业基础、人口资源上承受了巨大损失。由于自身权力地位的变化，俄罗斯在面对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时，从苏联时期的强硬制衡转向了强硬跟随。结构现实主义者向来认为，出于权力平衡的考虑，俄罗斯将不得不采取制衡战略。然而，俄罗斯之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选择了跟随战略，是因为核武器相互威慑的存在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的缓和。俄罗斯国内的民主化也在意识形态上拉近了与美国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跟随战略能够满足俄罗斯当时的安全需求以及实现国家的长远利益。到了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家相对安全的恶化，俄罗斯又开始从灵活跟随逐渐转向灵活制衡。换而言之，这一时期，俄罗斯在选择制衡战略还是跟随战略时始终保持着灵活性。然而从1991年到2007年，俄罗斯的国家战略在总体上服从于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至少在表面上，俄罗斯并没有通过加强军事力量或组织制衡联盟来挑战美国。随着俄罗斯核实力的衰落（相互确保摧毁存在失效的可能性）、北约的扩张（美国战略渗透进一步逼近俄罗斯领土）以及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存在石油资源上的利益冲突），俄罗斯的国家战略也在发生着转变：改善与其他主要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关系，共同建立上海合作组织（SCO）；采取利益转让、胁迫、分而治之等方式（萝卜加大棒），试图与独联体国家重新建立伙伴关系。2008年8月8日的南奥塞梯冲突中，俄罗斯军队以阻止格鲁吉亚利进行种族净化为名，越过国际边界与格鲁吉亚军队激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出俄罗斯的制衡行动日趋强硬。

A俄罗斯的战略路径

与俄罗斯权力地位的急剧削弱相比，冷战后的欧盟是以一个胜利者形象出现的：它主要的敌人苏联已经解体，在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中所得利益要优于两极格局。首先，美国的安全承诺为欧盟提供了相对安全的低军事冲突性环境，采取跟随战略能够减少维持军事力量的高昂成本。其次，欧盟持有的核武器也增加了自身的独立性，减弱了制衡美国的动机。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则决定了欧盟采取强硬跟随的战略选择。然而实际上，欧盟也承受着不小的权势损失。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军事实力拉大了对欧盟的优势。从原先的平等伙伴关系，转为现在欧盟的单方面依赖性，从而使得欧盟面临日益被边缘化的境地。9·11事件和中国的崛起意味着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转移到亚洲地区。随着欧盟年度军费与安全地位的迅速下降，进而加强了欧盟对于美国实力单极化的忧虑。从1989年到2003年，欧盟的策略选择受到四个因素的影响：即制度、战略、军事行动以及全球治理。

B欧盟的战略路径

冷战结束后，欧盟建立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是其在制度方面迈出的第一步。这随即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因为它的成立威胁到了北约的存在。早在1992年，法德同盟的建立就是为了弥补欧盟军事实力的积弱。不久后欧盟发布的彼得斯堡宣言，也计划提高西欧联盟（欧盟前身）在军事上的行动能力。然而由于英国的反对，西欧联盟最终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独立指挥机构。因此该宣言并没有挑战美国主导的安全秩序，而是限制了西欧联盟的政策选择。后来，美国在战略上需要欧盟的军事援助，转而支持建立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但必须以不削弱北约为前提。同样地，2003年欧洲防卫局的建立，意味着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在日益增加。可以说，欧盟这一系列的制度构建属于一种灵活的制衡，特别是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建立。采取灵活制衡的主体国家是法国和德国。而美国对于这种体系之内的不同意见表达（即不挑战现在的国际秩序），一般也不会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这算是某种程度上的默认。

回到战略维度上，在1993年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建立之后，欧盟成员国所达成的一致战略其实相当有限。2003年，美国与欧盟内部对伊拉克战争这一问题争执不下，最后欧洲理事会在12月通过欧洲安全战略（ESS）对美国表示支持。因此，欧洲安全战略（ESS）并没有提供给欧盟在军事领域的独立性和行动力，而是更多地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保持一致，是一种欧盟式的灵活跟随。在军事行动方面，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1991年的波斯尼亚战争、1998年的科索沃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都表明了欧盟的强硬跟随。尽管2003年伊拉克战争开始时欧盟内部出现了一些反对声音，但最终仍然通过了多数国家的同意。至于全球治理，其内容大体上可以分为全球安全秩序与全球经济秩序。在全球安全秩序上，欧盟尽管与美国在多边主义与反恐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但也没有足够的动力去采取制衡。而在全球经济秩序下，欧盟更多地采取的是跟随战略，因为在后冷战时代两者始终保持着主要贸易伙伴关系，并发展起了高制度化的经济合作。总而言之，灵活跟随是欧盟在单极格局中的主导战略。尽管出现一些采取灵活制衡的案例，例如抽象的多边主义、非安全性的低成本目标等，但并没有对美国的实力地位构成真正的挑战。这是因为欧盟仍然依赖于美国的安全供给。并且，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相近也强化了欧盟采取灵活制衡的原因。

随着冷战的结束，中东地区也产生了大量的失落国。它们都曾经跟随苏联或与之结盟。其中最为显著的是以下四个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作为苏联的前盟友国或合作国，它们没有受益于全球政治与世界秩序的变化，也没有得到西方国家的帮助来进行一场“补偿性改革”（Compensatory Reform）。㊱Ikenberry G J， Kupchan C A．Socialization and hegemonic power．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1990，44（3）：283－315．它们由于自身的衰落而无法跟新兴市场经济的世界秩序抗衡，甚至难以保证本国的安全利益。尽管这四个国家都面临着相当严峻的安全形势，但仍然存在着不同个体的程度差异。其中显而易见的是，与美国结盟的国家要比没有与之结盟的国家安全一些。通过观察与分析在1989～2011年期间的多个重要安全事务议程（1990～1991年海湾战争、阿以和平进程、2001年阿富汗战争、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及2011年利比亚战争），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朗四国不同的战略选择，可以进一步来解释国家战略的转变轨迹。

C－1伊拉克的战略路径

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伊拉克采取进攻科威特的强硬制衡，直接冲击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叙利亚选择加入反伊拉克阵营的强硬跟随；尽管伊朗与伊拉克交恶，但伊朗由于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紧张，也并没有直接参与到海湾战争中，因此采取的是灵活跟随；而利比亚则实行灵活制衡。在阿以和平进程中，伊拉克与伊朗坚持强硬制衡；利比亚一开始执行灵活制衡，后来则转向灵活跟随；而叙利亚以强硬制衡代替了强硬跟随。在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这四个国家仍然各自保持着在阿以和平进程中的战略。

C－2叙利亚的战略路径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无疑也是美国关于伊拉克坚持强硬制衡战略的某种针对性反应；而利比亚、叙利亚都采取的是灵活制衡；伊朗则强烈反对美国的武力行动，以及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在2005年8月，内贾德上台后公开否认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生存权利，对二战期间对犹太人大屠杀的事实表示严重质疑，并且不顾国际社会的强大压力加快核武器开发进程，这都可以看作是伊朗的强硬制衡。在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中，利比亚一改自2005年以来的强硬跟随转而选择强硬制衡；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实行强硬跟随；而叙利亚采取灵活制衡为主，灵活跟随为辅的国家战略，试图缓解自身的安全压力，若国内反对势力抗议升级，则采取强硬镇压，保护当前政体的安全；一旦国外威胁与战争打击加强，则做出一定的妥协，避免政府在外力作用下倒台；伊朗一方面支持利比亚国内反对派，谴责卡扎菲屠杀民众，另一方面又在北约开始空袭后指责美国与西欧发动侵略，与叙利亚的战略选择较为相似。

C－3利比亚的战略路径

由以上分析能够得出，伊拉克从1990年到2003年以来一直实行强硬制衡，直至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才转向强硬跟随。利比亚则经历了较大的战略调整：从20世纪90年代的灵活制衡到2003年后的灵活跟随（在2005年达到顶峰），再到2011年的强硬制衡。最终也没有能改变卡扎菲政权倒台的命运。叙利亚在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采取强硬跟随，到了90年代中期则转为灵活制衡。伊朗在海湾战争期间曾经选择过灵活跟随，但之后始终坚持强硬制衡，在阿以和平进程、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尤为如此。直至2011年，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主动释放善意信号，以及2013年6月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对美国表达了缓和双边关系的意愿，这可以视为伊朗灵活制衡战略的开始。总而言之，在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的战略选择中，相对权力的损失与相对安全的缺乏造就了制衡行为出现的高频率。这又被它们与美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即意识形态相对性所进一步放大。

C－4伊朗的战略路径

七、结论

如前所述，在此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国家战略转变的解释机制（如图3）。从图3中能够看出，相对权力是战略分析的条件变量以及影响国家战略的外部因素，同时也是战略转变的根源所在。俄罗斯失去了作为超级大国的权势；欧盟失去了作为战略缓冲的关键地位；中东地区的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与伊朗失去了重要盟国与特定收益。因此，俄罗斯的战略目标是通过灵活跟随与灵活制衡，防止自身权力的过分流失，至少保证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地位；欧盟尽管受到的利益损失较小，但仍然在其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着极大的难题，即在多目标议程中缺乏统一的关注与有效的执行力。而与美国所存在的巨大实力差距也限制了欧盟选择高成本的制衡战略。在中东地区，一直坚持强硬制衡的伊拉克在经济制裁、石油禁运和战争行动的联合打击下损失惨重，几近崩溃；利比亚虽然通过灵活跟随获得了不错的战略收益，但没有能够很好地评估国内政局与国家安全的形势。即使在短时间内转向强硬制衡，也难以避免国内战争与外部军事打击的发生；相比之下，叙利亚则采取灵活制衡的战略，借助军事力量和外交谈判，与美国、以色列进行周旋，并应对可能的颜色革命威胁。而伊朗出于自身的国家安全与战略利益始终坚持制衡美国，尤其在核武器问题上与美国分歧重重，对抗不断。

与之相比，相对安全是战略分析的独立变量与核心因素，决定着国家采取制衡战略还是跟随战略。低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会鼓励跟随战略。在国家生存并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跟随战略成本低廉且收益巨大。欧盟之所以坚持跟随战略，是因为美国的军事存在与北约的安全承诺。俄罗斯的相对安全则要低于欧盟，但核武器还是为它提供了基本的安全保证。核武器不仅减轻了军事投入的必要，而且也对国家战略具有一定的影响。核武器的存在大大缓解了俄罗斯的外在压力，也削弱了俄罗斯采取高成本制衡战略的动机。而之所以俄罗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向灵活制衡，是因为与美国的地缘利益冲突，特别是北约东扩问题引起了俄罗斯的极大忧虑，并开始重新评估成本与收益。另外，俄罗斯核实力的衰落也是它为什么希望与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中亚各国深化合作，而不是加深矛盾的原因所在。中东地区国家群体享有的相对安全最低。伊拉克的强硬制衡战略既是针对美国，也是出于两伊战争后重振国家实力的目的，例如对科威特的侵略。当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试图重建中东地区安全秩序，重启阿以和平对话进程的时候，叙利亚倾向于采取强硬跟随。然而跟随战略并没有产生太大的作用，它不仅没有满足叙利亚的安全需求（收回戈兰高地），而且还对叙利亚施加外交压力（改变对黎巴嫩的政策）。于是叙利亚在战略上开始转向强硬制衡或灵活制衡。在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利比亚为了避免与美国的直接冲突，而选择灵活跟随以保证国家安全。而伊朗在与美国的矛盾冲突进一步升级之后，也开始转向灵活制衡，试图避免战争的爆发。

图3：国家战略转变的解释机制㊲实线表示确定性作用，虚线表示不确定性作用，箭头表示作用方向。

相对意识形态则是战略分析的中介变量，在国家行为上的效度并不显著，但能够通过相对权力与相对安全，加深对战略执行的影响作用，即采取强硬战略还是灵活战略。换句话说，相对意识形态这一效用倍增器涉及到的是国家信任的问题，它放大了相对安全的影响作用，即国家间的互动究竟是正向反馈的善意想象，还是负向反馈的恶意螺旋。简而言之，相对安全决定了国家采取制衡战略还是跟随战略，相对意识形态则决定了制衡战略或跟随战略是强硬还是灵活。对于欧盟而言，意识形态的相近使得成员国具有极大的动机去采取强硬跟随。而1991年实行全面改革（政治上民主化，经济上市场化）的俄罗斯也对美国采取强硬跟随，只是在改革受阻且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承认，俄罗斯才不得不转而采取灵活制衡。中东地区国家正好能够提供为数不少的反面例证，最显著的案例就是：伊拉克的强硬制衡战略与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不无关系。然而，单一的意识形态变量也存在着一定的缺陷。比如说它无法解释，在国家意识形态没有任何改变的情况下，为什么90年代中期的叙利亚和2003年的利比亚会发生战略上的急剧转变。此外，核武器的出现也进一步地弱化了国家间的冲突性，增加了意识形态的弹性。

总而言之，相对权力建构了战略制定的前置环境（国家能力）；相对安全影响了国家决策者的战略选择（国家意图）；相对意识形态则进一步强化了相对权力和相对安全所主导的国家动机与行为。可以说，通过从相对权力、相对安全、相对意识形态这三个变量出发的解释机制，能够充分说明失落国在后冷战时代中的战略选择（灵活跟随、强硬跟随、灵活制衡、强硬制衡）。尽管不可能完全预测每一个国家战略，但至少能够有效地限定战略决策的输出范围。因此，可以得到如下的最后结论：1．单极格局能够产生国家制衡的动机，但也会提高制衡战略成功实施的难度；2．相对权力的流失越严重，国家越倾向于制衡战略，反之则愿意采取跟随战略；3．相对安全程度越低，国家越倾向于制衡战略，反之则愿意采取跟随战略；4．意识形态相对性决定战略执行的灵活性。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在制衡战略上趋于灵活，在跟随战略上趋于强硬；相反，意识形态相殊的国家则在跟随战略上趋于灵活，在制衡战略上趋于强硬。

即使在当前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下，失落国也会借助国家决策来寻求权力与安全上的获益，这决定了失落国的身份动态性，即一个国家可以实现从失落到崛起的转变。然而，在一个国家崛起的漫长过程中，失落国的战略选择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不确定性，即一个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接受潜在的成本，以及是否有足够的意愿来承担未知的风险，这反过来也限制了失落国的机动空间，给失落国、获胜国以及国际体系带来新的挑战。从权力的角度出发，国家间的矛盾或许难以完全消除，但是从安全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国家间可能会达成一定的妥协，对于意识形态相近的国家尤为如此。因而，失落国的转变是否会对国际体系造成结构性冲击，也取决于获胜国的策略与其余失落国的反应。

张敦伟，海南省科学发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