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出发：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点

来永红

摘 要：论及道家治国思想，许多学者往往把道家治国治身思想相提并论， 认为道家治国治身思想的特征是身国同治， 并认为治国治身是一体两翼的思想体系。但是， 这种观点并没有深入到道家隐而不显的思想内核——治心思想。先秦道家实际上早就系统地提出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的思想。因此，进一步揭示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点——治心思想，对于更深刻地认识道家治国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先秦道家；从心出发；治国思想；理论基点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识码：A

从理论成型而论，道家的真正奠基者是老子，其后的庄子则是道家颇具影响力的思想建设者，历史上将传承老子与庄子思想的一批人物称作“老庄学派”。此外，先秦时期发展道家学说的还有齐国稷下学宫的一批学者，历史上将他们称作“稷下黄老学派”。无论是老庄学派还是黄老学派，这些先秦道家都非常重视治心思想在治国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心”字在古代思想中的内涵解读

所谓“心”，在古代思想体系中基本有三义。

一是指生理意义上人体内部的一种器官，即所谓血肉之心。据《甲骨文简明词典》：“心，像人胸部心脏的轮廓形，即心之本字，引申之，表示人的心情。”[1]又《说文解字》云：“心，人心土藏也，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凡心之属皆从心。”[2]这是“心”字的基本含义，也就是人体内血肉之心的生理器官。

二是指认识和思维的器官，及“知觉”“思虑”等认识功能及作用，即所谓“知觉灵明”之心。《管子·内业》说：“心者，精之所舍。”《心术》篇也说：“心，智之舍也。”这是“心”字的第二层含义，是指作为人的认知理性的思维器官。

三是指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本能及情感意识，即所谓“义理之心”“本心”“良心”，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所说的“恻隐、是非、辞让、羞恶”等“四端”，也称“四心”。这是“心”字的第三层含义，是指人的主体自身的道德义理之心。

“心”字的三层含义中，尤其“知觉灵明之心”和“道德义理之心”，分别代表人的认知理性和道德理性，已引起学者的广泛重视和关注。以上是古人对“心”认识的简单三分法，但也有些学者的“三分法”所指内容与此略有出入。如蒙培元先生就认为：“大概言之，心有三种主要含义：一是道德之心，以孟子为代表，指人的情感心理升华而形成的道德意识，是道德理性范畴。二是理智之心，以荀子为代表，指认识事物的能力，是认知理性范畴。三是虚明灵觉之心，以佛道为代表，指虚而明的本体状态或精神境界，是超理性的本体范畴。”[3]蒙培元所著《心灵超越与境界》有云：“中国哲学各大主流派，无论对天道的规定如何，如道家规定为自然本体，儒家规定为道德本体，但天道性心是通而为一的，是由心来实现的。心灵不仅能够下通人事，而且能够上达天德。这是一种纵向的自我超越。”[4]

先秦道家治国思想的出发点—— “治心”里面的“心”字，应当包含上面所述的三层含义，但其主要含义是“虚明灵觉之心，是超越理性的本体范畴”，是一种精神境界。而从心出发——也成为先秦道家治国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点。

二、道家身国同治理论的回顾

老子治国主张“无为而治”。（《老子》第三十七章）老子不仅提出了“无为而治”，而且他把“治国”与“贵身”思想初步联系起来，为后来“身国同治”的思想奠定了基础。老子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第十三章）老子认为，一个理想的治者，首要在于“贵身”，不胡作妄为，这样，大家才放心把天下的重责委任给他。“贵身”既是重视、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再稍稍前进一步，就是道教养生长寿的“治身”之道。

老子“身国同治”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身国同构。《老子》第五十四章云：“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河上公（因为河上公注释老子是以黄老学思想为注文，更符合老子本义，所以成为历代注释老子的权威）注曰：“修道于身，爱气养神，益寿延年。其德如是，乃为真人也。修道于家，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夫信妻贞。其德如是，乃有余庆及于来世子孙。修道于乡，尊敬长老，爱养幼少，教诲愚鄙。其德如是，乃无不覆及也。修道于国，则君信臣忠，仁义自生，礼乐自兴，政平无私。其德如是，乃为丰厚也。人主修道于天下，不言而化，不教而治，下之应上，信如影响。其德如是，乃为普博。”作为对老子“身国同治”的一个阐释，他揭示了以“道”修身、修家、修乡、修国、修天下的过程。

老子“身国同构”的表述方式是通过治身来隐喻或类比治国。《老子》第七十八章云：“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这是用治身来隐喻治国，把“身”与“天下”本质性地关联了起来，使身与国在“道”的透视下有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同一性。这本是论治身之“道”，其要在内求于己而不外求于物。不过，这一治身之“道”却明显隐含着治国的原则。到此，我们确实看到老子明确提出了“身国同治”。这也是许多学者认为道家治国治身治心思想是身国同治的原因所在[5]。

要达到“身国同治”，必然“要要贵生”，要重视自己的身体，因此，先秦道家文献《吕氏春秋》中也强调：“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所以，该书又引用了楚王与詹子的一段对话，意在说明治国之本在于治身。“楚王问为国于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于为身。”此外在汤与伊尹的对话中也可见一斑：“汤问于伊尹曰：‘欲取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其大宝。用其新，弃其陈，腠理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

但是先秦道家到此并没有止步，而是进一步把隐而不显的“治心”思想与“治国”和“治身”思想联系起来，在先秦道家的治国理论体系中可以这样表述：治心—治身—治国。在这个体系中，“心”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点，“身”是这个理论体系的中介，“国”才是这个理论体系的目标。

三、先秦道家治国的理论基点

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涤除玄览，能无疵乎？爱民治国，能无为乎？天门开合，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知乎？”（《老子》第十章）在这里老子把“治国”和“治心”相提并论，并认为，一个健全的生活必须是形体和精神合一而不偏离。“抱一”即是抱“道”，能抱“道”，即是使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可臻于和谐的状况。老子重在“身心同治”，“身心同治”之后乃推其余绪而爱民治国。这是老子治国治身治心思想的最高境界。此后庄子继承老子的学说，也充分重视“治心”在治国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把“心”称之为“灵台”“灵府”，等等。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使心之虚、静、明的本性呈现出来，这即是道的呈现。

在治国、治身、治心思想体系中，稷下道家尤其重视“治心”，认为：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管子》作者说： “心无他图，正心在中，万物得度……何谓解之？在于心安。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心以藏心，心之中又有心焉。彼心之心，音以先言。音然后形，形然后言。言然后使，使然后治。”“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治也者，心也。安也者，心也。”到了战国稷下道家这里，治国思想的体系的理论基点——治心思想正式形成。

《吕氏春秋》继承了先秦道家一贯的治国治身治心思想，认为心治则身治，身治则国治。让我们先看《吕氏春秋·贵生》里的一段话：“圣人深虑天下，莫贵于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于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仔细分析上文不难发现，治国必先治身，而身体的耳目鼻口，也应该有所制约，文章虽没有明确提出“治心”的概念，但是人的身体之耳目鼻口要有所制约，必然牵涉各种各样的“欲”的制约，而制约“欲”必须从“心”出发。由此，《吕氏春秋》构建了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点——治心思想。

四、结论

道家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点在于治心。用儒家“内圣外王”的标准看， 治心就是为了实现“内圣”，而治国 则是为了实现“外王”。可见，无论是治国，还是治身，其理论体系的基点是治心。

司马迁在分析道家的道治时有一段较为详尽的评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行，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音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音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离则死。死者不可复生，离者不可复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观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5]

司马迁在这里强调了道家治国思想的理论基点：一是治身先治心（神）， 而后养形；二是形神不离，身心合一， 身乃安康；三是治心（神）以治身，治身以治天下；四是贯穿心身国的主线是“道”。在这里，治理好天下的前提就是“定其神”，“定其神”就是坚持先治理好自己的心体，也就是把治心作为治国理论体系的基点。所以道家治国思想体系在上引段落最后的诘问中表露无遗：统治者如果心之不治，则欲望丛生，邪气惹身，身之不治，则必知有为，造作生事，连自己的身体都不爱护珍惜，胡作非为，则天下何安？

参考文献：

[1]赵 诚.甲骨文简明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许 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4]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5]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