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之间
——萨托利民主理论的两难关系

郭晓彤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纪念萨托利专题(一)·

理想与现实之间
——萨托利民主理论的两难关系

郭晓彤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 150080)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西方社会动荡，其中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关乎民主。有关民主的论争甚嚣尘上，无论是理论抑或实践都呈现出纷争与动乱。萨托利立足于民主思想的理想之维与现实之维的矛盾，从对法西斯主义的现实批判以及对民主应然状态的理想展望，借《民主新论》全面阐释了西方民主发展的历程，批判性地重构了西方民主的理想诉求，在他看来，只有理想民主才是评价和检验现实民主的标准。对萨托利民主思想的逻辑关照与历史分析，可以显见的是萨托利全部学术努力无疑在竭力调适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吊诡关系，具体表现在：民主价值与民主事实之间的吊诡关系，因为仅依靠现实主义或者理想主义，无法解决政体的建设；民主的规范性与民主的描述性的吊诡关系，因为民主的规范性和民主的描述性没有一个直接明确的界限，二者均无法界定民主的内涵；基于权力的民主与基于至善的民主的吊诡关系，因为顾及权力则会导致权力政治论，顾及至善论则会导致乌托邦。萨托利无法平衡民主理想的实现程度以及民主实践的理性结果之间的矛盾，萨托利民主思想存在着先天的缺陷，具体表现为：理想之民主与现实之民主的不可调适性；自由之民主与平等之民主的不可调适性；经济之民主与政治之民主的不可调适性。萨托利以精英民主理论批判了传统的理想民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一种反潮流，为人们重塑理性的民主，从而保证民主在实践的轨道上平稳的运行，进而使民主散发理性之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萨托利民主；民主实践；经济民主；政治民主

20世纪60年代起，西方社会处于混乱状态，经济落后、权威沦丧、道德滑坡。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社会出现了一种关于民主制度的论争，尽管不同学者对此持不同观点，但其争论焦点均集中于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作为西方自由主义者，萨托利的《民主新论》进行着西方民主的“新论”，基于对西方传统政治理念的批判，进而分析当代社会存在的理想与现实的关系。

一、萨托利民主思想的滥觞

民主的实践给民主投射了一束暗淡之光，倡导精英民主的理论家认为精英才是政治生活的主体，普通大众的参与是没有意义的。汉娜·阿伦特认为，18世纪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就是“参与式民主”，她“不仅反对那些压制大众政治参与的各种威权的、专制独裁的和极权的政体，而且对限制大众参与的现代西方代议民主制度也持批评态度，主张实行一种参与式的民主”[1]。到了20世纪中期，参与式民主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民主形式，民主要实现其价值，大众的政治参与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由于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所产生的争议，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因此，西方学者们提出，要对自由主义民主理论重新清理构建，从而避免西方民主出现瓦解的局面。“几乎没人否认意见分歧风行社会；中间路线(主要是中产阶级和高层阶级)的确定性和信心正在消失；工人阶级中某些阶层有条件的或作为手段的同意，似乎已让位于失望和冲突，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危机还在不断发展。”[2]

(一)萨托利民主思想源于对现实法西斯主义的憎恨

20世纪上半叶法西斯主义泛滥，青少年时期的萨托利亲眼见证了意大利法西斯在即将垮台时的挣扎，同时，法西斯主义的阴影也给萨托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意大利被德国法西斯占领后，几乎所有的意大利部队都被解除武装，人民受到强烈的压迫，遭到大肆地屠杀，萨托利被强行征兵驱赶到战场当希特勒的炮灰。因为当时萨托利生活在混乱的专制独裁国家，并在法西斯高压统治下经历了黑暗的争斗，所以他对法西斯主义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记忆，从而致使他十分关注民主。

法西斯国家的政治制度似“披着民主外衣的”伪民主，它的实质却代表着反民主性质，许多学者从法西斯主义的运动中开始反思民主的含义。“作为一名‘二战’前出生、在法西斯高压统治下成长起来的政治学家，法西斯主义和纳粹分子留给他的‘黑色’记忆使萨托利终生都十分关注民主——即‘稳定的而非标榜先进的’民主。”[3]

萨托利“自称生活和公众在民主世界的边缘，他对法西斯政体、共产主义政体以及民主政体都有过近距离的观察。在某种程度上来看，萨托利毋庸置疑对民主怀有很深的感受与欣赏，这与可能部分解释他试图通过自己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捍卫民主的紧迫感。”[4]萨托利认为，理想民主是评价和检验现实民主的标准。就法西斯主义而言，在其之前的民主主义之所以变得脆弱，其主要原因是民主的理想受到压迫以及破坏。

(二)萨托利民主思想源于对理想自由主义民主的憧憬

萨托利坚定地认为自由主义民主观是自己所主张的，民主来自于西方的民主，美国可以被看作是民主模式的始祖。由于多次访美的经历以及受美国政治思想的熏陶，萨托利结交了多位学者，并对自由主义有了新的认知。萨托利发现，美国有着深厚的学术底蕴以及大量富有经验的理论研究方式。因此，他渴望再造本国关于民主的研究，最终可以超越美国。因为受美国政治学的影响，从而萨托利选择了比较政治学的道路。他认为正是自己接触了二战后美国的政治学，并亲眼见到了美国政治学的发展，他才对自由主义民主如此的感兴趣。第一次去美国让他震惊的是，美国在处理民主问题上与法西斯主义国家、共产主义国家以及政治现实主义的欧洲国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萨托利开始研究民主问题时，许多国家开始推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这时美国和西欧诸国家出现了学生造反运动。对于萨托利这位保守主义者来说，开始担心反精英的民主制度，此类运动正威胁着自由主义民主体制，萨托利由此主张重建并完善自由主义的精英民主理论。

二、萨托利对民主理想与现实的解读

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是我们追寻民主价值的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一旦人们对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产生曲解，就会导致民主在实践中的困境。从过去民主发展的轨迹来看，由于人们对现实主义的误解，导致了政治现实主义学派和民主学派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本身无优劣之分，但是两者之于民主却有一种无形的张力，所以要对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进行适当的调适。此外，萨托利主张对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进行区分，但是这种区分不是完全的分离，萨托利认为理想与现实应该是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的。

(一)萨托利民主理论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吊诡

1.民主价值与民主事实之间的吊诡。对于民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诸多学者给予不同的解释。在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一书中，民主的理想和民主的现实之间关系，可以延伸为规范的民主和经验的民主之别。对民主思想的分析可以归纳为规范的民主，即民主应是什么，涉及的是民主的价值要素，萨托利称之为价值民主。而经验的民主是通过事实来描述民主真实的情况，即民主是什么，因为涉及的是民主对事实的阐述，所以称之为事实民主。萨托利认为，“民主是什么与民主应是什么是分不开的，是相互干扰和相互冲突的，民主只能在理想与价值让它存在的范围内存在”[5]30。一方面，对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进行分析，要遵循价值与事实的关系，遵循事实不能取代价值，价值也不可以取代事实的观点。另一方面，为了调适民主的理想与现实，萨托利认为要对民主的理想进行着重分析，从而把理想与现实联系起来。在现实世界里，为了政体的构建，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必须处于同一思考维度，仅依靠现实主义或者理想主义，不利于政体的建设，或者说不可能建立完善的政治体制。

2.民主的规范性与民主的描述性的吊诡。萨托利认为，“民主的存在范围是有限的，要根据其理想与现实存在的范围规划，对民主的规范性和民主的描述性没有一个直接明确的界限，但是两者对民主的分析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主的理想不能界定民主的现实，现实的民主不是理想的民主，也不可能同他一样”[5]30。

3.基于权力的民主与基于至善的民主的吊诡。萨托利认为民主中的现实主义，并不含有任何理想，不顾任何道德很容易沦为“权力政治”思想；而不顾民主现实的理想主义，在民主问题上的“至善论”则会制造民主的乌托邦。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理想屈从现实、现实背离理想的缺陷。他希望通过对民主的理想进行管理以实现理想与现实的融会。

(二)萨托利民主理论中理想与现实的定位

理想民主的实现是建立在现实民主的基础上的，理想会不会实现，以怎样的方式实现，都与理想本身的转化相关，关键就是将理想与现实联系起来。现实的发展也离不开民主理想的评价，民主现实情况的好坏与民主理想的评价具有依赖关系。在分析民主前，应该分清民主是什么和民主应该是什么的概念，并归纳好两者的关系。萨托利指出理想会影响现实世界，并且合理的理想会积极促进民主，但一切的前提是不可以将民主的理想绝对化。“民主既需要承认事实的现实主义，也需要给事实施加价值压力的理想主义。”[6]64萨托利强调，理想之所以叫作理想，是因为它还没有实现，需要通过理想从而来指引现实。

三、萨托利民主理论的现实之困

在民主理论建设中，萨托利致力于将民主理想与民主现实达到平衡，然而，在民主理想与现实关系问题上依然存在着理想屈从现实，现实背离理想的严重局限性。

(一)政治之民主与经济之民主

萨托利认为马克思主义所推崇的是，“经济民主不以政治民主为前提，经济民主代替并取消了政治民主”，然而，在马克思看来两者并不是对立关系，只是将经济上的不平等看作是对政治民主的限制。但是，萨托利看重的是政治民主在其他民主，即社会民主、参与民主、经济民主之间的重要性，他所提出的政治民主就是由精英代表人民统治的民主。

经济民主可以看作是代表了人的自由和发展的一个更高的领域。对于经济民主，萨托利刻意回避政治与经济的关联，他认为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政治自由要先于经济自由。达尔指出“在选择经济方案的时候，关键的问题不是这一体制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企业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而是经济企业被赋予多少自治，内部和外部控制的性质如何”[7]。

在萨托利思想中，民主指的就是“政治民主”与其他民主没有关联，政治民主受限于政治和法律范畴。他认为，在社会民主、经济民主和政治民主三者之中，政治民主起到主导作用，具有领导性，而前两者处于次级位置。我们不得不承认，没有政治民主作为基础，其他形式的民主在落实上也会存在困难，这对于民主的发展可能是一个重要的依据。萨托利对于政治民主等级的偏爱，恰巧代表了其他自由主义者对于民主在政治领域的看法。经济体制和秩序的发展需要经济民主的协调，必然需要政治民主的涉及，从而改善形式经济自由对一大部分人造成的经济不自由和经济不平等现象。

正如达尔所言，应正确面对并处理自由主义民主发展中所涉及的问题，当前西方民主的主要弊端来自于政治的不平等，应大力批判政治不平等的状况。“由于在某种程度上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可以相互转化，公民在经济资源上的不平等必定会造成政治资源的不平等。”[8]民主在国家治理和经济企业治理中存在统一关系，如果民主在经济企业治理中存在问题，那么民主在国家治理中不可看作是合适的。正如达尔所言，经济民主的作用进一步推进了理想中民主的夙愿。与萨托利的全力维护西方现有民主体制，无视体制内缺陷的做法相比，达尔的想法更具有合理性。关注并采取措施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利用经济民主来克服现行民主制度的弊端，会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发展，从而形成一个经济更民主和政治更平衡的新社会。

(二)自由之民主与平等之民主

1.平等对自由构成了威胁。自由与平等是民主的两个价值维度。如萨托利所言，平等对追求自由的目标构成了威胁，“平等可以贯彻自由也可以毁灭自由，平等只能以自由为前提”[9]。一方面，人们所追求的是两者的平衡，不是不平等的自由和无自由的平等。在萨托利民主思想中，他更强调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自由应该放在首位，并且平等应该处于有限的位置。另一方面，萨托利将民主概括为，自由主义之外的民主和自由主义之中的民主，而平等也只能是自由之中的平等。

2.为了自由，必须限制大众民主。萨托利指出，个人自由在民主思想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了捍卫这种个人自由，必须限制大众的参与。自由主义认为，“差异化的个人之间利益分殊，故经利益计算而达成的理性契约是社会联结的共识纽带。”[10]12通过自由主义可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从而达到机会平等。超出机会平等之外去追求实质平等会造成对自由的损害。萨托利并未意识到忽视环境的平等，过度重视机会的平等所带来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要做到政治平等，就不应把政治资源集中放在少数人手中，应该达到的是政治资源的分配平等。因为经济资源的分配取决于政治资源的分配是否平等，经济实力上不平等，就会导致政治生活中直接话语权的丧失。

实际上正如达尔断言，当今的西方民主国家，公民并没有获得政治上的平等，应该强有力的批判政治资源分配不均所导致的公民政治权利不平等的情况，并找到减少这种不平等的方法。在扩大平等的同时来推进自由的扩大，而不是一味地强调是自由还是平等更有代表性。也就是说，我们在捍卫个人自由的时候，不应把希望全部寄托于精英或者对公共权力的限制上，而是积极参与公共生活。

(三)精英之民主与大众之民主

精英民主和大众民主是民主两种重要表现形式。萨托利认为，在有限多数原则中，少数人才具有领导权，少数是否实施领导权直接影响政府的效率。萨托利所主张的自由主义民主是由少数人统治的，而他所说的少数人就是特指的社会精英，他主张的民主就是精英民主。与精英民主内涵大相径庭的大众民主提倡大众积极的政治参与，对此，萨托利认为如果让大众来决策领导，那么将对民主造成很大的破坏。人们只需要用手中的选票针对精英们的工作业绩进行评判，这时权利被民主程序分散，精英之间的成败通过竞争来评判，进而避免寡头统治和权力垄断。

萨托利所主张的精英理论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意在解释精英掠夺大众的事实。萨托利对反精英民主理论进行了反驳，他认为反精英者们所提倡的参与式民主只是在实践中所实现的牺牲了自由的民主，仅仅是小范围民主，参与式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的确，在现实生活中，精英为社会进步提供了重大的帮助，大众在能力或者物质条件等方面都存在着局限性，所以大众在解决一些重大问题的时候难免会处理得不恰适宜，但是这未必就代表精英一定会处理好。

一方面，萨托利认为精英的决定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是准确无误的，他并不认为大众在某个领域是优秀的，有进步的空间，而是直接将精英与大众隔离。另一方面，对于政治，萨托利偏激的认为大众并不关心。但是我们要弄清楚的一点就是，任何人都是关心自身的利益的，而人们的利益正是由政治环境和政治决策带来的，所以大众是在间接的关心政治，并不是直接通过关注政治理论或者民主制度来关心政治。精英民主理论一再强调精英的伟大并否定大众，但没有大众合理的投票选举怎么会产生上层的精英，正是因为大众合理的思考以及对现实的评估，才会出现所谓的如此伟大的精英们，可以证明精英与大众是出于同一个维度的。哈耶克曾指出：“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只拥有为所有社会成员所掌握的知识中的一小部分，从而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社会运行所依凭的大多数事实也都处于无知的状态。”[11]由此可见，如果武断的将大众与精英划分得泾渭分明，那么民主制度可能会变得非常混乱。

民主究竟是什么？长久以来虽然是西方学者所探讨的热门话题，但是西方的民主理论者却莫衷一是而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致使形塑了多样化民主的浪潮，乱花渐欲迷人眼。萨托利的民主的诞生，却起到了强大的以正视听的作用，为民主正名，为民主请命。

首先，萨托利以精英民主理论批判了传统的理想民主。可以说，萨托利在新的视角来审视民主，是西方民主理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的变革，其精英民主理论占据着学术思想史的一席之地。以他的观点，那种充分乐观的民主，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滥用。在精英民主理论家们看来，自由主义民主之所以遭遇到信任危机，那是因为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给人们一个理性的民主。精英民主理论的实质是理性地看待政治生活中的民主，以实践的视角来实现民主。

其次，萨托利精英民主对保守主义的大众民主也是一种抨击。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一个和传统对立的时代，即使披着华丽的外衣，那也掩盖不了精英统治的实质。这就意味着，那些不愿意接受大众的民主主义者不得不接受建立在大众政治这一基础上，但却可以最大程度上建立一种有利于自己的民主政治形态。而萨托利的精英民主理论的确立，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一种反潮流，为人们重塑理性的民主，从而保证民主在实践的轨道上平稳的运行，进而使民主散发理性之光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1] 马德普.走出孤独个人迈向公共领域——阿伦特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述评[J].中西政治文化论丛,2002,(2):23.

[2]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的模式[M].燕继荣，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305.

[3] Sartori, Giovanni. Chance, Luck and Stubborness [M]. London and Washington: Pinter,1997:93.

[4] W· L· Gruenewald. Reviewed Work(s): Democratic Theory by Giovanni Sartori [J].In Midwest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63，7(1):86.

[5] [美]罗伯特·达尔.论民主[M].李柏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0.

[6] 陈胜才.自由主义民主的重建及其局限——萨托利民主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4.

[7] [美]罗伯特·达尔.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自治与控制[M].周军华，译.吉林：吉林人民出社,2006:99.

[8] Dahl, R·A. on Political Equality[M].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70.

[9] [意]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M].冯克利，闫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391.

[10] 文长春.普适正义的批判与超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论衡[J].学术交流,2016,(9):12.

[11] [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一卷)[M].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11.

〔责任编辑：徐雪野 李彬琳〕

论点摘编

文化哲学视野下的文化变迁机制

张立达在《学术交流》2017年第3期撰文指出，在文化哲学视野下研究文化变迁机制，应该聚焦于作为精神体系的狭义文化，从一般形式层面把握意义体验机制中稳定性和变易性的辩证关系。价值理性是维系文化认同的稳定性因素，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辩证统一而产生的对实践自由的追求则是推动文化变迁的变易性因素。意义认同可以区分出从具体到抽象的不同层次，因此具体的变易仍可以包容在原有的较抽象的意义框架中，由此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才使变化得以现实的发生。意义认同向抽象层次的提升，从而更好地包容人的自由创造，正是文化进步的实质。最后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经马克思主义批判改造的现象学方法，是真正理解人与文化所必须采用的方法。

(田丹婷 摘)

2017-03-13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西方正义理论的嬗变与批判研究”(16ZZD02)

郭晓彤(1992-)，女，黑龙江伊春人，硕士研究生，从事政治学理论研究。

D082

A

1000-8284(2017)05-0120-05

博士硕士论坛 郭晓彤.理想与现实之间——萨托利民主理论的两难关系[J].知与行,2017,(5):120-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