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万国公报》研究述评

米斯琪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回顾与展望：《万国公报》研究述评

米斯琪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万国公报》作为晚清影响颇广的传教士报刊，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教育、科技等方面，是一份内容丰富的史料。一直以来，学界都有对《万国公报》的研究。早期研究受阶级史观影响较大，但也厘清了《万国公报》的一些基本问题。随着《万国公报》的整理和影印出版，90年代以来，学界多从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和传教士、华人编辑两个方面切入《万国公报》的研究，取得了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万国公报》；西学；传教士；影响

《万国公报》是晚清影响广泛的传教士报刊，发行时间为1868—1907年(其中1883—1889年停刊六年)，涉及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是研究晚清历史重要的史料。《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都使得学界从未忽略《万国公报》。早在20世纪初期，就出现了与之相关的研究和介绍。但这些研究多为简单的介绍和说明，如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49年后，大陆史学界对《万国公报》史实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明确了万国公报的性质、发展历史等基本问题。20世纪90年代后，史学界对《万国公报》的研究更为深入，成果斐然。除此之外，港台学界、海外史学界对于《万国公报》的研究同样值得关注。

一、《万国公报》研究的起步阶段

1949年后，随着《万国公报》的史料整理和出版，学界对《万国公报》的研究也日渐深入和系统。这一时期学界对《万国公报》的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研究。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受阶级史观的影响颇深，仅将《万国公报》视为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工具，这样的观点自然也就限制了研究的深度。这一时期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政治》对《万国公报》都有所提及，专题论文有何兆武的《广学会的西学与维新派》、张岂之的《论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的西学》等。这些成果未能摆脱时代的局限性，但厘清了《万国公报》的基本史实，为日后深入研究《万国公报》打下基础。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阶级史观不再是大陆史学界主要的史学研究思想，这一时期的《万国公报》研究初步摆脱了阶级史观的思维窠臼。但学界对于《万国公报》的研究仍旧较少。代表成果主要有尤卫群的《林乐知在华传播西教西学论述》；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于醒民的《<万国公报>的主笔是林乐知吗？》；夏良才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万国公报>》和房德龄的《<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等。其中，房德龄指出，《万国公报》传教的影响是消极的，但这种影响是很小的，“《万》报还以大量篇幅报导中外新闻，介绍西学，评议时政，在这方面它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广远的。”[1]作者肯定了《万国公报》的变法宣传对戊戌变法的促进作用。这一时期，大陆史学界对于《万国公报》研究，跳出了传统阶级史观的窠臼，并对《万国公报》的基本史实进行了更深入的考察，如主笔问题、《万国公报》对晚清政局的影响及其西学传播的作用。这些研究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研究范围稍显狭窄，多从政治史角度出发考察《万国公报》，研究重点仍旧是其基本史实以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另外，港台和海外史学界对于《万国公报》的研究成果同样值得重视。代表成果主要有：梁元生的《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石丽东的《<万国公报>与西化运动》；赖光临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以及美国学者贝奈特的《<万国公报>研究指南》(1874-1883)、《教会报人在中国：林乐知及其杂志》(1868-1883)，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从新闻传播史、政治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万国公报》对中国西化、现代化的影响。且这些研究大都以林乐知为代表的传教士为起点考察《万国公报》的发展。港台及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为日后的《万国公报》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万国公报》研究

20世纪90年代后，《万国公报》的研究逐渐升温。这一时期的研究与之前相比，在研究的深度、广度、视角方面有很大突破，推出一批重要研究论著。这些研究主要有两类：一是通过研究《万国公报》的报刊内容，进而考察其对晚清社会的多方面影响。具体来说，主要从政治、教育、妇女和基督教这些方面入手；二是《万国公报》作为传教士和华人主笔活动空间，学界通过考察传教士和华人编辑在《万国公报》的进而考察其思想、社会活动等。

《万国公报》介绍了大量的西方学说，涵盖政治、经济、科学、基督教等等。另外，《万国公报》还设有“各西国近事”、“西电摘评”栏目，介绍各国国情。加之《万国公报》的发行量可观，其对于晚清社会的广泛影响是值得深入考察的。90年代以来对于《万国公报》的研究有相当多的部分集中于其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体现在政治、教育、妇女、科技、基督教，也包括《万国公报》对晚清社会积弊的评论。《万国公报》对西学的介绍和传教士对中国社会的评论性文章，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西学东渐诸多面向中的一个。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杨代春的《<万国公报>与晚清中西文化交流》从整体上考察了《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上的作用。熊月之在梳理了《万国公报》传播西学的情况后指出：“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中文期刊都不可比拟的。”[2]在整体性研究出现的同时，也有数量可观的专题性研究。

《万国公报》所介绍的西方政治思想、变法宣传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也是90年代以来的研究重点。除此之外，传教士、华人编辑和清末知识精英对晚清朝局、国际形势的态度同样是研究者重点关注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涉及《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以及其对于维新变法的影响。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一直积极宣传变法。学界对于《万国公报》变法主张的主要观点大都采取两分法。在肯定《万国公报》在宣传变法上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并未忽视《万国公报》传教的最终目标。郑师渠认为《万国公报》刊登的关于甲午战争的报道与评论“是非参半，真伪互见”，甚至有些文章从英美的利益出发，肯定《马关条约》。但同时《万国公报》也指出中国战败的深层原因，强调清政府应变法图强，“此种是非真伪的互见，也决定了《万国公报》的宣传得失两分……《万国公报》的这种两面性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3]王林也持有相似的观点：《万国公报》的改革措施虽曾为清政府采纳，“但<万国公报>连篇累牍地宣传‘基督教为格致之原’、‘基督教为国政之本’……这充分说明<万国公报>虽然起劲地鼓吹变法，但其宣教的主旨并未变。”[4]

除此之外，学界在研究《万国公报》的变法宣传时，也常常将其与戊戌变法联系起来。主流观点认为，《万国公报》所刊登的变法思想及具体的措施，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精英影响颇大，进而深刻的影响了维新运动。但就《万国公报》对康梁和维新变法的影响的研究还是相对少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万国公报》刊发的文章涉及范围很广，其中有关教育的内容也为研究晚清教育提供了研究材料。90年代以来，学界考察了《万国公报》介绍的西方教育制度和教学理念对清末的教育及其演变源流的影响。黄新宪认为《万国公报》虽存在着局限性，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方面确实有着积极作用。孙邦华在梳理了《万国公报》对西方教育制度的介绍后指出《万国公报》虽然介绍西方教育制度方面的文章比较少，但“可以看出其内容既是较为丰富的，也是非常有价值的。”[5]杨代春认为这种对西方教育的介绍是经常和批判传统教育、呼吁教育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三者结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晚清教育的近代转型，即由传统的教育向近代教育迈进。”但杨代春又在后文指出《万国公报》介绍西方教育的终极目的仍旧是“用基督的福音来洗涤中国这一‘异教徒’国度里人们的头脑。”[6]

学界对于《万国公报》的研究远不止于变法、教育。在其他方面，也有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成果。

妇女史领域有一批值得关注的研究成果。《万国公报》上刊载的与妇女有关的文章可主要分为“对外国妇女的介绍与颂扬”、“介绍女子教育在西方的发展状况，力陈中国兴办近代女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批判缠足陋习，倡议妇女放足”、“批判各种妇女陋习，主张男女平等、振兴女权，提高中国妇女地位”、“关注中外妇女风俗的原因探析”。[7]这些文章对晚清社会解放妇女，破除缠足等陋习有一定的积极影响。王海鹏指出《万国公报》长期坚持进行反缠足的舆论宣传“对于开通不缠足的风气发挥了重要作用……《万国公报》不仅酝酿了不缠足运动的产生，而且推动了运动向纵深发展。”[8]卢明玉从舆论的角度切入《万国公报》所刊载的有关妇女释放论对社会不同群体的影响并指出他们“论证上都具有选择性操作的痕迹，都表现出逻辑简化的局限……传教士宣传女俗改革很大程度上基于传教目的”[9]

此外，《万国公报》的禁烟宣传也引起了学界关注。《万国公报》早在《教会新报》时期就有数量可观的关于禁烟的文章。这些文章阐述了晚清社会吸食鸦片的严峻形势，并对鸦片深层危害所在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花之安在文章中犀利的指出官僚胥吏吸食鸦片必然导致“内外臣僚亦因是而毫无振作，公事败坏，奚忍斥言”，军队吸食鸦片，则“无论对阵冲锋不能胜任，即欲查私缉匪，亦退缩无能”[10]。杨代春与王海鹏均认为《万国公报》的禁烟言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风气，为禁烟运动准备了舆论基础，但其最终目的仍旧是传播基督教。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考察《万国公报》的另一个切入点，就是《万国公报》中的传教士与华人编辑。

当然，经我们研究，伏尔加河河水未冰冻实非造成西岸部众未能参予东归的主要原因。当时游牧于西岸的是与渥巴锡政见不同的和硕特、杜尔伯特台吉扎木扬、扬德克，以及敦杜克夫家族所辖之部众，这部分王公贵族并不同意渥巴锡的东归主张，甚至还出现像扎木扬那样的告密者。因此，西岸各部王公不会起而响应才是真正的原因，而渥巴锡出于对这些人的疑虑，不把东归义举的准确信息向他们透露，也是正常的兵家之道。

传教士作为《万国公报》这份教会刊物的核心，历来为学者所关注。关于传教士的研究多关注传教士的活动、思想，分析其刊发在《万国公报》的文章进而考察其社会活动、思想。对传教士的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以林乐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受中国文化浸淫后的儒学思想和身份认同问题。孙邦华认为传教士试图通过“合儒”、“补儒”、“批儒”最后达到以基督教取代儒学的目的，并指出这些思想虽有文化侵略的意味，但“在近代中国具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启蒙作用”。[11]马晓伟援引“文化身份”的概念，考察李提摩太的文化身份、构建过程及其文化身份对报刊语篇的影响。他指出“李提摩太的文化身份在他的报刊话语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12]

对传教士的社会活动的考察，主要集中于其赈灾活动。张大海通过分析《万国公报》上关于青州灾荒的文章以及李提摩太的赈灾活动，进而考察传教士在赈灾活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及其中的互动与博弈，最后指出教会势力通过赈灾活动进入了乡村生活，并在赈灾、慈善、教育、医疗等事业方面获得了突出的成就，“对于中国晚清社会进行了另一种启蒙工作，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13]

以林乐知、李佳白、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固然是《万国公报》的灵魂人物，但华人编辑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学界一直在试图厘清华人主笔在《万国公报》翻译、报道、传播西学中所起的作用。早在1985年就有于醒民的《<万国公报>的主笔是林乐知吗？》一文探讨《万国公报》的主笔问题。但受史料所限，研究成果是相对少的。《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多来自口岸的传统文人，段怀青在其专著《传教士与晚清口岸文人》中探讨了《中国教会新报》时期传教士与晚清文人的互动与合作。杨代春在其专题论文《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中对曾在《万国公报》任职的华人编辑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指出华人编辑参与报刊工作主要有三种方式“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对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进行润色”，并认为“华人编辑对《万国公报》的贡献仍不可小视”。[14]

三、《万国公报》的研究展望

早在1968年，台湾的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就出版了一套《万国公报》，是《清末民初报刊丛编》中的一部分。但遗憾的是这一版的影印质量比较差，且存在缺页现象。近年来，关于《万国公报》史料的收集出版的进展很大。1998年李天纲编校了《<万国公报>文选》，选录了122篇文章。这些文章只是《万国公报》的冰山一角，对《万国公报》研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2014年，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了60册的《万国公报》影印本。这一版主要以上海图书馆馆藏的《万国公报》为底本，收录的史料较完整且印刷质量较高。上述这些材料的出版为学界研究《万国公报》提供了扎实的史料。梳理《万国公报》的研究成果后不难发现，这些研究大都集中于西学对华的影响，集中于政治史，多仅考察某些方面，缺乏整体研究。在厘清《万国公报》史料出版情况和研究情况后，笔者认为内容庞杂的《万国公报》仍具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应扩大《万国公报》的研究范围并借鉴其他学科知识，从新的视角考察《万国公报》。

从社会史角度来说，《万国公报》虽然是一份政论性报刊，但它对晚清社会种种积弊描述与批判，亦可作为学者考察晚清社会重要的参考资料之一。将《万国公报》所报导的晚清社会与其他史料相互印证，进而勾勒出晚清的社会图景，对晚清的社会有更深的了解。已有的对《万国公报》报的禁烟宣传的研究，为日后的关于此报的社会史研究点明了方向。

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万国公报》刊载的种种西学，是西方的哪种学说？这种学说通过《万国公报》传播到中国时是否发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又是如何产生的？顺着这条线索，似可更深一步研究《万国公报》的西学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从传教士与华人编辑这个研究维度来看，现有的传教士的文章多集中于其个人思想和活动，对传教士的人际网络以及报刊背后的互动与博弈，考察相对而言少了很多。华人编辑的研究更是寥寥，但随着新史料的发现，如目前正在整理的蔡尔康的手稿，出版以后，可为学界进一步研究蔡氏生平与活动，展示华人编辑在《万国公报》中的地位提供史料基础。

除了扩大对《万国公报》的研究范围，援引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是《万国公报》研究的重点。社会学、新闻传播学以及跨文化传播的理论，都可以成为《万国公报》研究的方法论。

综上，《万国公报》研究百年以来虽有相当数量的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成果多偏重某一领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及挖掘潜力。随着历史学的不断发展进步，《万国公报》的研究也会在不远的将来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1]房德龄.<万国公报>与戊戌变法[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6(6).

[2]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郑师渠.<万国公报>与中日甲午战争[J].近代史研究，2001(4).

[4]王林.<万国公报>的变法主张述评[J].学术研究，2004(4).

[5]孙邦华.<万国公报>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植入[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3).

[6]杨代春.<万国公报>与西方近代教育制度及教育理论在华的传播[J].大学教育科学，2004(1).

[7]王海鹏.<万国公报>对近代中外妇女风俗的考察与评论[J].广西社会科学，2005(2).

[8]王海鹏.<万国公报>与天足会[J].贵州社会科学，2006(2).

[9]卢明玉.清末传教士华人视阈下的妇女释放论——以<万国公报>为中心之考察[J].江汉论坛，2014(2).

[10]花之安.自西徂东附议·清除鸦片流弊总论[J].万国公报(第698卷)，1882-7-15.

[11]孙邦华.晚清寓华新教传教士的儒学观——以林乐知在上海所办<万国公报>为中心[J].孔子研究，2005(2).

[12]马晓伟.论李提摩太的文化身份与报刊表达[D].苏州大学，2012.

[13]张大海.互动与博弈：李提摩太丁戊奇荒青州赈灾分析——以<万国公报>为中心的考察[J].宗教学研究，2010(1).

[14]杨代春.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J].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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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379-(2017)18-0032-03

米斯琪(1996-)，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4级历史学专业学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