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与长征精神

向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朱德与长征精神

向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102488）

在长征途中，面对各种残酷的考验，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惧生死、前仆后继，用生命传承革命的火种，用行动诠释长征精神。在长征的各个不同时期，朱德充分展示了自己坚定的革命信仰、顽强的牺牲精神、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以及高超的政治智慧，为长征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朱德；长征精神；遵义会议；张国焘；胜利会师

在长征中，朱德作为红军总司令，所走的路最长，经历的磨难最多，仅是雪山草地，他就过了三次。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历程中，朱德衷心拥护毛泽东的领导，积极支持党中央北上方针，紧密团结党和军队，为长征的最终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朱德同志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大会提出的“长征精神”的实践者，本文试图对他在长征期间的活动作一简要的概述，对他身上所体现的“长征精神”进行认真解读，以纪念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一、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乐观主义精神

面对长征途中的各种艰难险阻，朱德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长征初期，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博古一度因为红军遭受重大挫折而打算自杀，朱德获悉后对其进行劝告：“博古同志，你的错误指挥已经使党和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你要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如果你是一个懦夫，是一个逃兵，你就开枪吧！”他还以自己的经历来鼓励博古恢复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天塌下来也要革命。南昌起义后，三河坝一仗下来，我身边也没有多少部队了，有的公开走了，有的开了小差。经过整顿，不是又发展起来啦？指挥错了不要怕，有中央领导，还有大家，有三万红军，错过了二、六军团会合，还可以找机会，但不能蛮干。”[1]与博古的灰心沮丧截然相反的是，面对长征初期的暂时失败，朱德不但没有气馁，而是更加义无反顾、毫无畏惧地继续战斗。在贵州土城战役中，朱德主动请缨，对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说道：“打好这一仗，就走活了一盘险棋，我到前线走一趟。”面对毛泽东等的劝阻，朱德又说道：“老伙计，不要光考虑我个人的安全，只要红军胜利，只要遵义会议能开出新天地，区区一个朱德又何足惜?！敌人的子弹是打不中朱德的！”[2]面对长征路上每天都可能发生的战斗，朱德总是身先士卒、不怕流血牺牲，在总司令的带头作用下，红军战士们迸发出了积极的、大无畏的战斗精神，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

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之后，国内很多人士都认为红军是必败无疑的，但朱德坚信党的事业是正义的，也必将取得胜利，因为有了这样的信仰，在长征路上，他始终洋溢着共产党人应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很多年以后，有人问起他的长征感受时候，朱德就谈到，“当过草地时候，大家都认为是极困难的了，我还认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红的花，黄的花，都很好看，几十里地都是，还有大的森林与树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弯弯曲曲的，斜斜的一条带子一样往极远处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无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极有趣的。”[3]长征一路上艰难困阻无数，但也最能够考验一个人是否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与朱德比较起来，那些在长征路上，背叛革命的、掉队的、对革命悲观失望的，说到底是因为他们革命信仰不坚定，当时的他们肯定是认为中国革命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进而放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最终成为历史的弃儿。一般人认为是极困难的长征但在朱德看来却是很好玩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拥有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因为有了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无比坚定地认为中国革命必胜，把自己的生命与党的事业融为一体，艰苦奋斗，才最终取得了长征的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

二、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从井冈山到遵义，朱德经历了红军发展的各个阶段，对于中国革命实际的认识也逐渐成熟，尤其是经历了苏区失守和长征初期军事上的失利后，他坚定地认为，与临时中央博古、李德等比较起来，还是毛泽东的主张最符合中国革命和红军的实际，要想取得革命的成功，也只有让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他清楚当时最大的实际就是只有毛泽东的领导才能挽救党、红军及中国革命。于是朱德从实际出发，开始积极支持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会上，朱德明确反对李德向湘西进军的计划，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转向贵州前进的正确主张。在后来的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及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上，朱德再次支持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遵义会议上，朱德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甚至拍案而起，认为临时中央的瞎指挥真叫人痛心。”我们大多数将领都没有喝过洋墨水。我倒喝了一点，喝得也不多。但是，事实胜于雄辩，……毛泽东同志与我共事时间长，连敌人也称我们叫‘朱毛’，……让他进入到中央领导中来！”[4]朱德还提出：“如果继续这样错误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正是有了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一度靠边站的毛泽东才回到领导岗位，重新指挥红军，从而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最重要的组织保证。

在后面朱德被迫随西路军南下的途中，他又认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是没有出路的，一再苦口婆心地劝说第四方面军的指战员掉头北上，就是他认为张国焘确立的方针是方向性的错误、是战略上的大失策。相反，朱德深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作出的北上方针才是正确的，是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在与张国焘一起南下的过程中，在自己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的背景下，朱德最终选择了坚定追随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体现了他善于独立思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宝贵思想品质。

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的精神

作为红军总司令，朱德十分关心红军战士的安危和疾苦。长征时，朱德已近五十，但经常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与士兵同甘共苦；对于伤病员，朱德也非常关心，尽一切的力量进行照顾。由于朱德非常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与部队里的伙夫、马夫、普通士兵打成一片，他们经常一起吃饭、聊天，朱德被大家认为是一个貌似士兵的司令。在作战指挥方面，朱德对待部队战士非常关心和照顾，与战士生死相依、患难与共。一次，中央纵队干部团政委宋任穷所部接到上级指示，等殿后主力五军团过江后即可拆桥。不久，宋任穷得知五军团已从其它的渡口过江了，于是就把浮桥拆了。但宋任穷向朱德汇报的时候，朱德却很气愤，大发雷霆，因为他知道红九军团还没有过河，这个时候拆掉浮桥，等于断了他们的后路。于是他要求宋任穷火速赶回乌江边，重新架桥。[5]宋任穷遵照朱德的指示，赶在天亮前将浮桥重新架好。这次发怒可以看出朱德对于红军官兵是极其爱护的。

长征中，朱德始终把各族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中，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红军长征过贵州时，朱德每到一地首先考虑的就是穷人的吃饭问题。1934年除夕，朱德到达贵州瓮安县城后，他不仅要求红军战士将所没收的鸡鸭鱼肉和糕点分一部分给穷人，而且还号召战士每人送给穷人一件礼物并一起吃年饭。在桐梓期间，朱德领导红军将打土豪得来的物资，除部队留用部分外，大部分分给了城内、城郊的穷人。另外，由于红军经过的很多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该如何处理好红军与少数民族关系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问题。对此，朱德非常重视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妥善处理了各民族关系。1936年2月，红军进入四川炉霍县后，朱德要求部队既要尊重当地藏民的风俗习惯，同时又要爱护藏胞家里的财产。同时还要求红军战士要多帮助群众做农活。5月，在冕宁县，朱德向彝民民众宣扬我党的民族政策，主张：“…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逐…”。[6]对于各少数民族，朱德所率领的红军一视同仁，真诚待人，所以得到各族群众的真心欢迎与支持，很多少数民族青年纷纷加入红军，积极参加革命斗争。

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1936年10月的红军长征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离不开朱德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所作的坚决斗争。1935年6月14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会师。7月21日，在党中央召开的“芦花会议”上，朱德支持党中央决定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8月，沙窝会议决定朱德和张国焘负责左路军的指挥，朱德跟随左路军行动。但9月3日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张国焘却违反中央决定，抛出川康边计划，主张全军南下，并要朱德同他一起签字发电报调右路军南下，被朱德拒绝。张国焘不顾朱德等的反对，并依仗自己人多势众，于9月9日密电陈昌浩，要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如果右路军不从，就要进行党内斗争，进行武装消灭，这无异于要让红军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但这封电报幸亏被叶剑英截获，并报告党中央，使得党中央得以脱险并率部队北上。但此时随左路军南下的朱德却陷入无比凶险的处境之下。9月，张国焘在阿坝会议上一再逼迫朱德发表反对党中央北上的声明，对此，朱德立场非常坚定，他回答道：“中央北上抗日的决定，我是赞成的、拥护的，我举了手的，我不能反对我亲自参加作出的决定，如果硬要我发表声明，那我就再声明一下，我是坚决拥护中央作出的北上抗日决定的!”。[7]朱德的发言遭到一些人的攻击，气氛很是激烈，但朱德非常冷静，不和对方直接反驳，等他们都消停下来以后，他才向反对者开始讲道理，非常耐心地说服他们，指出大家都是红军，是一家人，怎么可以红军打红军呢？

1935年10月，张国焘的野心进一步膨胀，在马尔康县的卓木碉另立“中央”，并担任“主席”。因为朱德德高望重，又是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支持对于张的阴谋是否得逞，无疑非常重要，所以他抓紧了对朱德的各种收买。对此，朱德表示坚决拒绝，但从革命斗争的大局出发，依然很耐心地对张国焘等人进行规劝，指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尤其是大敌当前，红军团结是第一位的，如果红军发生内战，那只会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张国焘非常忌惮朱德的威望，同时也担心左路军当中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会对他展开突然袭击。为了达到自己的私欲，他一方面限制朱德的行动，对朱德进行威逼利诱。另外一方面又阴谋挑拨红四方面与红一方面军的矛盾，借机消灭异己，制造更大的分裂。对于张国焘制造的种种分裂危机，朱德没有惊慌失措，而是沉着冷静地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化解，展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朱德一再向红四方面指战员声明，红军只有团结才可能取得革命的成功，如果自相残杀，那无异于自毁长城，最后受益的只能是蒋介石。在朱德的耐心说服下，很多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开始被朱德的人格魅力所折服，认识到张国焘分裂主义给红军带来的危险，加上南下军事行动的一再失败，也逐渐认识到了党中央北上路线的正确性。同时，朱德要求随左路军行动的原红一方面军五、九军团指战员面对张国焘的挑衅要善于忍耐，既要坚持立场不动摇，但同时也要讲纪律、顾全大局，不能冲动。在朱德的沉着冷静、聪明睿智的处理下，当时一触即发的红军内战氛围得到缓和，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团结得到维护。最后，朱德还积极履行自己总司令的职责，并不因为自己身处险境就消极地对待本职工作，而是认真组织每一次战斗，打好每一场仗，努力保护好这支宝贵的红军力量。在朱德的一系列艰苦努力下，日益争取到了红一、四方面军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支持，成功化解了红军随时可能发生的内讧，张国焘的势力也日渐孤立，最终被迫放弃了南下的错误方针。1936年6月底7月初，朱德又争取到了红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会师，这就大大增强了反对张国焘分裂势力的力量。

在二、四方面军召开的甘孜会上，朱德、任弼时、贺龙等人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并且一再向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声明，只有北上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会合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会后，尽管张国焘依然不愿意北上，还企图另立旗帜，但在朱德等的一再反对下，加上军事行动的一再失败，张国焘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孤立，不得已，他只好同意北上。这样，最终促成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的胜利大会师。从张国焘阴谋暴露到最后的失败，朱德经历了人生最危险的一段时间，但他始终不计自己的安危，把党和红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顾全大局，与张国焘斗智斗勇，力保红军的团结，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以朱德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这种伟大的长征精神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又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段光辉历程，今天业已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今后，我们要继续向朱德同志学习，努力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奋勇前进。

[1]刘学民，王法安，肖思科.朱德元帅（第二版）[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7.

[2]赵鲁杰.朱德兵法与韬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

[3]李琦.有感于朱德、康克清对长征的“乐观性”回忆[J].党的文献,2007，(6)：87-88.

[4]贾雨阳.朱德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朱德自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

[6]马列主义教研室，川陕革命根据地科研组.朱德同志长征在四川(大事记)(1935年5月—1936年8月)[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3）：34-37.

[7]李阳.从长征看朱德的伟人品格[J].华夏文化,1996，(4)：28-29.

（责任编辑：娄 刚）

Zhu De and Long March Spirit

XIANG Yong
(Graduate School,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2488,China)

In Long March,when confronted with serious hardships and frustrations,CCP members were not afraid of death,one stepping into the breach as another fell,and expressed the spirit of Long March with their own actions.In different phases,Zhu De fully showed his unyielding revolutionary belief,indomitable spirit of sacrifice,pragmatic work principles and superb political wisdom,contributing significantly to the final triumph of Long March.

Zhu De;Long March Spirit;Zunyi Conference;Zhang Guo-tao;join forces triumphantly

K264.4

A

1009-3583（2017）-0006-03

2016-10-12

向 勇，男，湖南沅陵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史系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