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高 超

“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一种认知隐喻学的解释方案

高 超

马克思的历史观通常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一般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在“物”的含义、观点的表述、理论的结构上都存在根本区别。我们可以尝试从认知隐喻学的视角去解释这个问题，即认为历史观中的“物质”是对一般唯物主义中的“物质”的隐喻使用。这种隐喻并不是一种修辞手法，而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地使用“唯物主义”一词去表征马克思的历史观，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恰当性。从认知隐喻学的观点去理解经典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真实含义。

唯物史观；唯物主义；物理主义；隐喻；认知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词的用法做了明确的界定。他指出：“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他的社会历史观做了简要的概述：“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恩格斯也曾对马克思的历史观做过精辟、生动的评述：“以前所有的历史观，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支配全部历史的又是政治变动。”然而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的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在历史上的应有之义此时终于获得了承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22、723页。

通过上述文本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恩格斯所说的“唯物主义”是关于精神和自然界的关系特别是二者何为本原的问题的一种观点，而马克思的历史观则是关于经济结构和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或物质生活(吃、喝、住、穿)和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统治、政治、宗教、哲学)的关系，特别是其中何为基础的问题的一种观点。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亦即被人们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呢？

一、马克思的历史观与一般唯物主义的异质性

这个问题似乎从字面上就能得到回答。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把“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哲学家被划分为两大阵营的根据也在于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0—231页。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说道：“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这里显然是“(社会)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而且可以推知，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主张存在对思维来说是本原，那么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不就也是唯物主义的吗？类似的字面上的证据还有，马克思在对其历史观的表述中使用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样的说法，等等。这些证据似乎说明，唯物主义历史观所探讨的问题是一般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世界观、唯物主义自然观所探讨的问题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或延伸，唯物主义历史观似乎是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自然观在社会生活中的运用。

这种观点长期存在是有其历史根源的，马克思也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有两个派别：一派起源于笛卡儿，一派起源于洛克。后一派主要是法国有教养的分子，它直接导向社会主义。前一派是机械唯物主义，它成为真正的法国自然科学的财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60页。这“后一派”主要指的是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人的“社会生活方面的唯物主义”。以爱尔维修为例，他主张环境决定人的精神。这个“环境”指的不是自然地理环境，也不是经济生活环境，而是教育、法律、政治制度等环境。他进一步认为，这个“环境”是由英雄、君主的意志决定的。总体上看，这实际上可以称为“唯心史观”，单就环境(教育、法律、政治制度)决定个人精神这个观点来说，也谈不上是唯物主义的，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一种精神现象与另一种精神现象的关系，与“物质”无关。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讨论了(社会)存在、物质生活等问题，是不是就是“唯物主义”了呢？我们这里讨论的不是马克思的历史观能否被称为“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问题，因为这一观点事实上就被称为“唯物史观”并且被人们良好地使用；我们所要探讨的是恩格斯所界定的，亦即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在世界本原问题意义上的，在世界观、自然观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这里我们能够发现二者在多个方面都有明显区别。

(一)一般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所论及的内容是不同的

无论二者是否都出现了“存在”“物质”“意识”“精神”等字眼，都不能因为字眼相同就断定它们的实际内容是相同的。一般唯物主义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字面下实际上探讨的是灵魂与肉体、精神与自然界、神与世界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中所涉及的“物质”实际上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是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把握的，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列宁选集》第3版修订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9页。。马克思的历史观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的字面下实际上探讨的是吃、喝、住、穿、劳动等与政治、宗教、哲学等的关系问题，或说是整个经济基础与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中所涉及的相互关系的两端并不能与前述问题中的物质(存在)和精神(思维)唯一对应，物质生活和经济活动中也包含精神的因素，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中也包含物质的东西。“社会存在”绝不是“存在”在社会中的表现形式，不是“存在”的一部分。这里所谈的“物质”都是摸得着、看得见的，人们吃、喝、住、穿的都得是感官可以把握的物质的具体形态，人们绝不可能吃“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里也不是说一般唯物主义涉及的是作为抽象范畴的物质，马克思的历史观涉及的是作为具体表现的物质，而是说这里在读音和字形上完全一致的两个词是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在前一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找到纯粹的物质，而在后一种意义上，物质生活的各种资料无不掺杂了人的精神，所以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活或经济活动，而不是纯粹的物质。

(二)一般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在能否还原为物理学陈述的问题上是不同的

从语言学或卡尔纳普(O.Neurath)、纽拉特(R.Carnap)的物理主义的观点来看，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陈述最终可以还原为一个物理学陈述。*[澳]斯图尔加：《物理主义》，王华平、张文俊、赵斌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年，第11页。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卡尔纳普等人认为唯物主义与物理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陈述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陈述，而前者是一种形而上学，不能还原为任何有意义的陈述。这无疑是一种“辉格史观”。库恩(T.Kuhn)曾发现，当他试着以亚里士多德的视角去理解问题的时候，古代物理学也变得合理起来。如果唯物主义是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学说而物理学就是研究物质的学问，那么唯物主义的陈述从来都能还原为物理学的陈述，只是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古代唯物主义的陈述能够还原为现代物理学的陈述。事实上，在泰勒斯的时代，物理学与哲学是难以区分的，“世界的本原是水”既是一个唯物主义的哲学陈述，也是一个古代物理学的陈述。再如恩格斯认为实验和工业能够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能够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显然也是认为唯物主义的陈述能够还原为物理学的陈述。然而马克思历史观中的陈述明显不能还原为物理学中的陈述，社会历史领域发生的事件固然不能违背物理学的规律，但至少到现在物理学对于解释社会历史现象还无能为力。卡尔纳普等人的“统一科学”的理想至今也没有实现的迹象，更不用说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使其陈述还原为物理学陈述了。

(三)一般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所研究的对象的结构是不同的

一般唯物主义讨论的是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自然界与精神的关系问题，唯物主义历史观讨论的是经济与政治、宗教、哲学的关系等问题，不仅如此，这些非常不同的问题所处的结构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讨论的是何为本原的问题，亦即谁还原为谁的问题。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本原，意识最终能还原为物质，意识并不具有实在的地位，它不过是物质的一种特殊的、高级的表现形式。正如马克思所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3页。，亦即是说观念、意识归根结底是某种形式的物质，意识和物质不是两种而根本就是一种东西。正是在这种一元论的意义上，所有关于意识的陈述也都能还原为关于物质的陈述，在物理学是关于物质的学说的意义上，即都可以还原为物理学陈述。而马克思的历史观所讨论的是谁为基础、谁决定谁的问题。马克思认为经济生活是基础，经济生活决定了政治生活、精神生活，或用随附式物理主义的术语来说就是政治生活、精神生活随附于经济生活，而随附性恰恰是区别于还原性的。也就是说，政治生活并不是一种特殊形态的经济生活，二者毕竟是异质性的，政治生活随附于或决定于经济生活，但绝不能还原为经济生活。所以，严格地说，马克思的历史观不是一元论的，但这也决不是说它是二元论或多元论的，而是说这里并不涉及还原的问题，所以根本谈不上一元论、二元论或是多元论。

以上三点已经表明在内容、表述和结构上一般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观的异质性，这里我们简要地说明二者之间并没有逻辑上的推导关系。如果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不特指马克思的历史观)只是一般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扩展或运用，那么为什么那么多杰出的唯物主义者都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呢？如果因为世界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就认为历史观是世界观的一部分，或因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就认为历史观是自然观的一部分，那么就只能认为这些杰出的唯物主义者缺乏最基本的逻辑素养了。如果我们决心不草率接受这样简单、粗暴的回答，那么我们就应该思考一般世界观或自然观与历史观到底有没有必然的联系。是否可以设想，一个人认为世界是神创造的而他同时又相信经济生活决定政治生活，又是否可以设想一个人认为世界是从来就有的而他同时又相信政治生活决定经济生活？如果他一方面相信世界是神创造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世界不是神创造的，那么他将陷入逻辑矛盾；但是相信世界或自然界是神创造的与主张在人类社会中经济生活决定政治生活完全是不矛盾的。所以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自然观并不必然能够推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当然，只有同时坚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自然观和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是真正的、彻底的、完整的唯物主义观点。这种观点迄今只为马克思主义所拥有。

二、对“唯物史观是唯物主义”的认知隐喻学解释

著名语言学家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和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指出：“不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思想和行动中，日常生活中隐喻无所不在，我们思想和行为所依据的概念系统本身是以隐喻为基础。”*[美]莱考夫、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何文忠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隐喻广泛存在于我们的语言现象中，以致于人们经常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隐喻地使用语言。因此，我们可以尝试从隐喻的角度去理解“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一问题。

(一)历史观中的“物质”概念是对一般唯物主义中“物质”概念的隐喻使用

在《费尔巴哈论》第二节的末尾部分，恩格斯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按照恩格斯的理解，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而是断言这些关系只有在用宗教名义使之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0页。。然而施达克却认为“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7页。。这在恩格斯看来明显是错误地使用了“唯心主义”这个词，相应地也要误用“唯物主义”一词。就此恩格斯指出“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关于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8—239页。

恩格斯认为“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流传下来的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的庸人偏见作了不可饶恕的让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那么，“庸人”是如何理解“唯物主义”的呢？恩格斯认为“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等“一切龌龊行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9页。我们在讨论世界本原问题时涉及到“物质”，在谈论贪吃、肉欲、牟利等物质享乐时也涉及到“物质”，这显然是同一个读音、字形的两种不同含义。如果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我们使用了“唯物主义”一词，那么在完全不同的另一个问题上使用这个词就很可能是一种隐喻的用法了。

隐喻之成立要求本体与喻体具有相异性，而它们的部分属性又具有相似性，而且这种相异性与相似性越强烈，隐喻的效果就越好。作为世界本原的“物质”与用于享乐的“物质”分属于不同论域，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前者是不可感的“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后者则是可感的，往往还会掺杂精神成分，因而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异性。但物质与精神的对立同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对立具有相似性。“庸人”正是利用这种相异性与相似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构造了这种隐喻，以攻击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持唯物主义观点的人。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我们“不用玫瑰色描绘”“庸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龌龊行为”，即不添加感情色彩而只是客观描述，那么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与吃、喝、住、穿、物质生活、物质利益、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追求利润最大化等说法指的都是同一些对象、行为和活动，具有高度重合的外延。如果我们认为“庸人”在说这些行为时使用“唯物主义”是一种隐喻用法，那就不得不承认用“唯物主义”一词去表述马克思的历史观的时候也是一种隐喻用法。如果马克思和“庸人”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唯物主义”一词，那么为何一个导向一种科学的历史观，而另一个则只造成了诽谤？他们的隐喻究竟有何区别？

(二)马克思与“庸人”对“唯物主义”的隐喻使用有着本质区别

笔者在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中曾提出，这种区别就在于隐喻的两种不同的功能——修辞和认知。*参见高超的博士学位论文：《“马克思哲学革命”观念的分析》，2016年6月，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第80—89页。隐喻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修辞的手法，只具有修辞的价值，只是为了取得尽可能好的表达效果。“庸人”正是在修辞的意义上理解并使用“唯物主义”这个词的。前文已经说过，哲学上的“物质”与“庸人”所说的“物质”完全是异质性的，但是用于享乐的物质总是能够与肉体联系起来，而理想信念总能与精神联系起来，正如肉体与灵魂的对立，所以以肉体和灵魂的关系为中介，享乐用的物质与理想信念的关系同哲学上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就取得了隐喻性的联系。然而这个隐喻纯粹是修辞性的，把一些人在哲学上所信奉的唯物主义隐喻为在道德上受到谴责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只是出于人身攻击的目的，以期达到道德上败坏而非理论上驳倒论敌的效果。稍后我们就能够看到这种隐喻为什么没有认知价值了。

而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出版之后，隐喻的认知价值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专门研究隐喻的认知机制的认知隐喻学。从认知隐喻学的角度去看“唯物史观”中的隐喻，能够看到这种隐喻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恰当性。

(1)“唯物史观”对“唯物主义”一词的隐喻使用是必要的。一门科学或一种学说形成之初，术语往往是最缺乏的东西之一，这时研究者会从成熟的科学或学说中借用术语隐喻地表达新的含义。比如心灵哲学把人体或人脑隐喻为机器，电学把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的关系隐喻为太阳与行星的关系。这表明心理学、电学在它们的幼年时期都要从相对成熟的物理学、天文学那里借用术语。关于历史的研究相对于关于自然的研究要年轻许多，马克思的历史观在当时诸多历史观中又是最新的，所以有很多新的、陌生的概念需要借用人们熟悉的概念去表达，比如借用光学术语(照相机隐喻)、化学-生物学术语(结晶体-有机体隐喻)、建筑学术语(建筑物隐喻)以及力学术语(平行四边形法则隐喻)。可见，唯物史观的众多核心命题都是通过隐喻的方式去表述的，那么这时还需要一个术语从整体上隐喻地表达这种历史观，“唯物主义”成了不二之选。

(2)“唯物史观”对“唯物主义”一词的隐喻使用是可行的。首先，哲学与关于社会历史的学问相比更为成熟，其术语的含义更为明确且被广泛接受，所以一种历史观借用哲学术语来表达是可行的。其次，在这个隐喻中，本体的实体部分(经济结构、意识形态)与喻体的实体部分(物质、意识)是异质性的，经济基础、意识形态与物质、意识在内涵和外延上都不重叠，这使得隐喻可行。再次，对于一般的唯物主义来说，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现象可以通过关于物质的理论而得到解释；对于唯物史观来说，经济是第一性的，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现象都要通过关于经济的科学来解释。这表明本体的部分特征与喻体的部分特征具有相似性，这也使得隐喻可行。

(3)“唯物史观”对“唯物主义”一词的隐喻使用是恰当的。表面上看，马克思和“庸人”都是在隐喻地使用“唯物主义”一词，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认知隐喻学的角度来看，“庸人”用“唯物主义”隐喻“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是用人们较陌生的概念隐喻较熟悉的概念，不具有认知的价值。但用“唯物主义”去隐喻一种主张经济生活是基础的历史观则能让具有一定哲学素养的读者迅速、准确地抓住要点，使他们能够清楚地通过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去理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因此，这种隐喻具有很高的认知价值。此外，唯物主义在18、19世纪代表一种批判的、战斗的精神，用它来隐喻一种革命性的历史观是非常恰当的。

三、认知隐喻学解释的推论和问题

运用认知隐喻学的观点去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何以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个问题，其结论就是，“唯物主义历史观”这一术语隐喻地使用了一般唯物主义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概念，并且这是一种具有认知价值的隐喻。除了这一结论，我们还能得出一些推论，同时也会发现一定的问题。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语义上的逻辑联系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常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核心理论，而后者是前者的一般原理和方法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运用。对于这一看法，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比如高清海、邹化政两位先生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哲学，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列主义的社会学”*高清海、邹化政：《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哲学与社会学的统一和分化》，《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7年第1期。。辩证唯物主义是一种表达了对世界的根本看法的哲学理论，是对素朴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继承与超越。而历史唯物主义在它等同于唯物史观的情况下，是一种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观点，它关心的不是一般性的物质、意识在历史领域的表现，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对象，所以并不是一种与素朴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及各种唯心主义并列起来的关于物质与意识何为第一性的学说。历史唯物主义只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了“唯物主义”一词。所以，这就在认知隐喻学的意义上佐证了上述两位先生的观点——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是异质性的。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不同称谓是因为侧重点不同，前者强调它的辩证特性，后者强调它的历史特性，但无论如何它们都是一种唯物主义学说。但根据我们前文得到的结论，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本来意义上的唯物主义学说。所以，“唯物主义”一词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中是它的本来含义，而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中则是它的隐喻含义。二者之间没有语义上的必然联系。

(二)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论

上文认为唯物史观与一般唯物主义没有必然联系，但并没有说明它因此就不是哲学理论，这里我们尝试说明这个问题。通常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提供了唯物史观的经典表述，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这些表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唯物史观关注的不是传统哲学通常关注的问题，所以它不是一种哲学理论。但反对者依然可以说，马克思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变革了哲学的研究对象。事实上，《序言》还给出了唯物史观的另一种表述：在考察社会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页。。在这里马克思明确指出，社会变动的原因不能通过哲学研究来发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得更为直白：“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97—798页。如果唯物史观本身是一种哲学理论，那么这种表述就造成了自相矛盾。所以，一方面我们从唯物史观只是隐喻地使用了“唯物主义”一词这个观点出发，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是一种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则通过马克思的相关表述印证了这个结论。

(三)尽管认知隐喻学对马克思主义能够提供有益的理解，但是它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隐喻思维具有或然性、不保真、可能产生陷阱，这是人们往往忽视的问题。”*王东：《科学研究中的隐喻》，广州：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2016年，第2页。在隐喻中，只是本体的部分特性与喻体的部分特性相似，这也就意味着本体的另一些特性无法用喻体来表现，而喻体的另一些特性也不适合用来表现本体。而且在隐喻中并没有专门的标记去标识喻体的哪些特性表现了主体的哪些特性，这就需要人们根据自己的背景知识和当时的具体情境去判断了，有时听话者就会无意甚至有意地曲解说话者的意图。比如，马克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实际上是一个“决定论隐喻”。这里用科学上的机械决定论去隐喻地说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但既然是隐喻，就意味着本体与喻体之间有着根本不同，这恰恰表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不是一种决定论。但有学者没有看到这里的隐喻，而是认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就是一种决定论。唯物史观与决定论的相似性在于都强调系统中有一些因素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但区别在于，前者允许另一些因素反作用于优先的因素，而后者则不允许。所以唯物史观并不真的是一种决定论，而是隐喻地使用了“决定”的概念。但是长期以来，很多学者不能认识到这种隐喻，只是在字面上去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命题，导致某些马克思主义者陷入“经济决定论”的误区，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对唯物史观产生了“历史决定论”的误解。同样，马克思一方面用建筑物隐喻社会结构，另一方面又用有机体隐喻社会结构，听话者可能既抓住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又抓住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也可能片面夸大经济作为基础的决定性或意识形态的能动性，造成对马克思历史观的种种不同理解。甚至“唯物史观”这个名称本身由于它的隐喻性也遭到了论敌的曲解，以致于恩格斯不得不撰文(《费尔巴哈论》)回应。可以看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不得不依赖隐喻去表达他们的历史观，另一方面正是隐喻造成了后世对他们思想的不同理解和持久争论。

隐喻的使用往往是因为没有更好的、直接的表达方式，所以在运用隐喻和理解隐喻的过程中就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题，造成这种那种误解。由于隐喻是我们思维所依赖的，所以我们不可能通过拒绝使用隐喻来避免这些问题。相反，我们应该更加深入地研究隐喻的学问，以期更为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本中的隐喻，更好地把握经典文本的真实含义。总之，隐喻广泛存在于人类各种涉及语言的活动之中，无论日常生活、宗教活动、艺术创作与欣赏、哲学和科学研究，但很多人仍然认为隐喻只是语言问题而非思维问题，只是修辞手法而非认知方式。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隐喻是我们思维所依赖的最基本的活动，用它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是必要的、可行的和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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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0-7660(2017)05-0031-07

高 超，吉林长春人，哲学博士，(长春 130012)吉林大学哲学系讲师。

吉林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唯物史观的认知隐喻学研究”(2017BS006)

(责任编辑巳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