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困境中的女性无望之争
——尤三姐与苔丝悲剧成因比较

⊙刘 硕［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

——尤三姐与苔丝悲剧成因比较

⊙刘 硕［大连外国语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44］

《红楼梦》中的尤三姐与《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具有相似的悲剧命运，其成因主要有三：一是矛盾、软弱、冲动、急躁等女性特有的性格弱点，二是窘困的经济状况和卑微的社会地位等物质因素，三是不公正的道德法律和宗教教条等社会文化因素。这两位女性的多重困境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普遍性，在现今社会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女性主义 悲剧 尤三姐 苔丝

尤三姐和苔丝在各自的时代环境中都兼具独特性与典型性，同时也有很多惊人的相似点：她们都个性鲜明、性格刚强，都勇于冲破时代环境的束缚，大胆追求爱情，在她们的身上都体现出朦胧的现代女性意识，她们也都曾因失去了处女之身而与自己向往的理想爱情擦肩而过，最终走向毁灭。如此相似的悲剧命运何以发生在这样两位背景迥异的女性身上，其背后隐藏着的深层动因，以及所包含的女性主义话题都颇值得探究与思考。

一、软弱与冲动都是魔鬼——造就二人悲剧命运的性格因素

心理学家认为，大部分女性都是感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做事容易情绪化，不够理智。感性这一特质在苔丝和尤三姐两位女性身上均有体现。她们虽都是高傲、坚毅、刚烈并且具有极强的叛逆和反抗精神的女性，其个性并不在当时女性的既定模式之中，但她们也无法摆脱女性普遍的心理特征。她们一方面有着女性的感性和软弱，一方面又渴望得到自己在爱情中的权利和地位，也就是说她们的性格都有矛盾的一面，正是这些矛盾导致了她们殊途同归的悲剧结局。

虽然苔丝最终以难能可贵的勇气反抗了亚雷强加给她的命运，给宗教和法律以最大的蔑视，在预知了自己的悲惨结局之后，她让安琪娶自己的妹妹为妻。但另一方面，残存于苔丝身上的某些旧道德和宿命观点使她在反抗男权时出现了软弱的一面。她在受到世俗舆论、传统道德迫害的同时，又用这一道德标准来批判自己，将不属于自己的罪责加在自己身上，在内心为自己判了刑，认为自己罪孽深重，没有资格再去追寻真爱。在遇到真正让她动心的男性时，苔丝在自卑自贬心理的作用下，对安琪极度崇拜和忠贞。这种保守的心态加重了苔丝命运的悲剧意味。

相比之下，尤三姐的爱情观更为积极。虽然尤三姐在失身后也极为不甘，但她并没有自暴自弃。一方面，她采取了一种放荡而且对男人来说变态残忍的态度对贾家男人展开了报复。她以自己令人神魂颠倒的姿色和淫情浪态勾起男人的性欲，却不去满足男人的性欲，并且“以此为乐”。尤三姐这种做法对正常成年男子是极为残忍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性虐方式。有人说尤三姐是一个不知羞耻的淫妇，然而若立足于女性主义视角，尤三姐这种行为正是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男权主义压迫的最有力反抗。另一方面，尤三姐敢于大胆追求真爱。但她惊世骇俗的观念与行为的独立和超前性与她失身的事实构成了反差和冲突，所以她无法为主流价值所容，她钟情的男子一时也难以接受。此时，尤三姐的急躁和冲动让她同时失去了爱情和生命。倘若尤三姐在归还柳湘莲的鸳鸯剑之前能够平静下来，解开柳湘莲心中的迷惑，凭借三姐的姿色和炽烈的性格，应该可以赢得柳湘莲的钦慕，因为柳湘莲身为游侠，性本不羁，只要误会解除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江湖男儿。但是女性特有的感性行事风格却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总之，两位女性的性格都带有冲动急躁不够理性的一面，很容易被情绪左右，因此总会在她们命运的关键时刻不自觉地陷入这些思维陷阱之中，这也是最终导致二人悲剧命运的导火索。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造就二人悲剧命运的物质因素

苔丝和尤三姐所处时代的经济水平远没有达到可以让妇女解放的程度，即便是在今天，女性真正能和男性平起平坐的首要前提也是经济上不依赖于男性。苔丝和尤三姐都来自社会的最底层，同她们身边的男人相比，根本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二人在失身之时都有一个公共点，她们当时都寄居在别人的家中，经济上完全依赖于男性。尤二姐和尤三姐是宁府尤氏继母的女儿，尤家母女名义上是宁府至亲，实际上却是仰人鼻息、寄人篱下的乞讨者。而苔丝的家庭状况从小说一开始，就处在最紧张的时刻，苔丝在成为亚雷家身份低微的女工后，衣食起居处处都要依靠亚雷，经济上根本谈不上独立，所以才会在被亚雷诱奸后敢怒不敢言。后来苔丝被安琪抛弃，也是因为经济上再度陷入窘迫，才又被迫与亚雷共同生活，但此时苔丝的精神上却是痛苦的。这一点尤三姐的情况也一样，尤三姐心心念念想着的人是柳湘莲，却因为自己家境贫寒，出身卑微，才不得不在宁府生活。

由此可见，她们一直以来都是仰仗父权社会下的男人们周济度日的，二者在经济上都沦为了男人的附庸。虽然二人在最开始都是有情有义、纯洁无瑕的女子，但是一个连自己都无法供养的女人如何奢谈男女平等？正是因为两位女性在物质上一无所有，才无可避免地沦为男性的财产，走上了“物化”之途。

三、无处不在的“吃人”礼教——造就二人悲剧命运的社会文化因素

尤三姐和苔丝诞生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其悲剧命运和当时的社会文化也有很大关联。

处于新教国家的哈代更多着眼于宗教对女性的精神压迫。他多次描写苔丝在面对宗教时内心的矛盾，有意强调苔丝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从小受到《圣经》的教育。虽然她在产下私生子、教父拒绝给孩子施洗后，一度对基督教的教义产生了憎恨的情绪，但在憎恨的同时，苔丝又选择自己给孩子施洗。可见苔丝虽然会因现实中的痛苦怀疑甚至痛恨虚伪的教义，但她对宗教的笃信已成为本能，这也是苔丝无法解开心结去大胆接受安琪爱情的原因，因为她一直在内心中谴责自己而非那个夺去她贞洁的男人。

同时，哈代自己的潜意识中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宗教文化和男权中心意识打下的双重烙印。他虽然整篇小说都在力图歌颂苔丝的纯洁和勇敢，却也经常在小说中流露出唯心主义宿命论的色彩，认为女性的悲剧是命中注定的，而其抵抗也是徒劳的。他对小说每个情节的安排都做了精心的铺垫与渲染，每一个情节的结果都有着神秘的预兆。比如小说开头安琪没有选择苔丝作为舞伴，但在最后一刻眼神与苔丝交织在一起，这预示着两人终究无法结为伴侣。在苔丝与安琪婚礼的那天，在安琪身边出现了一只赶不走的下午打鸣的鸡，英国乡下人迷信地认为这是不吉利的事情，而这也预示着在婚礼当天晚上苔丝坦诚过去之后必然不会被接受。似乎一切都是冥冥中的神一手安排的，造成苔丝悲剧的每一个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苔丝怎样努力去反抗，终究无法逃脱上天的安排。

曹雪芹在对尤三姐命运的描写中也同样流露出了悲观宿命论的色彩。比如尤三姐在自尽之后，“柳湘莲反扶尸大哭一场。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又这等刚烈，自悔不及”。之后又“掣出那股雄剑，将万根烦恼丝一挥而尽，便随那道士不知往那里去了”。曹雪芹有意将尤三姐向柳湘莲坦白赤诚之心的情节安排在了尤三姐死后柳湘莲的梦境之中。这种宿命论思想其实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曹雪芹作为一名男性作者的社会局限性。

此外，曹雪芹的态度还体现于他对尤三姐的命运安排。他将这样一个刚烈激情、容貌倾国的人间尤物设置成失足女子，虽对她充满同情，也歌颂她改过自新的态度，却偏偏又让贾琏这样一个品行不端的花花公子为尤三姐做媒人，最终导致了柳湘莲的成见。曹雪芹虽说主观上对“妓女从良可贵”“淫奔女改行可敬”这些观点持赞扬态度，却还是无法违抗当时的社会道德规范，让柳湘莲和尤三姐这两位绝配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高鹗将尤三姐改写成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青莲，她的悲剧也是仅仅因为柳湘莲的误会造成的。这样的美化更彰显出男权社会对女性失贞的零容忍态度。

可见，给予尤三姐和苔丝最致命一击的，是传统父权社会中片面的女性贞洁观。两位作家都把古来父权社会中的女性贞操观问题尖锐地推到人们面前：一个被侮辱、被伤害、有着不洁过去的女子，在改过自新后，她的精神是纯洁的，她也有着强烈的愿望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但这样的她是否能被社会所容纳，是否还有权利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他们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她们的悲剧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背景下，是不可避免的，男性建构的道德从根本上剥夺了她们爱人和被爱的权利。在父权社会下，男性为保护延续有自身基因的后代不受到威胁，得到应得的权利，会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包括道德舆论力量维护血统的纯净，所以父权制社会中男性才无法容忍将要和自己厮守终生的女性伴侣不是处女。他们对于对方为何失贞并不关心，在意的只是她们失贞的事实以及可能带来的血脉不纯的后果。由此可见，男权思想在两位女性所处的时代都占据着话语主导权，而这种男权思想又辐射到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这也是造成两位女性悲剧的深层原因。塑造两位女性形象的两位男性作者自身就带有一定的社会局限性，其作品中所体现的宿命论思想就是最好的证明，同时，社会道德和宗教法律对女性贞洁观持有的偏见也影响了社会中绝大多数的男性和女性。这些因素都促成了两位女性的悲剧命运。

苔丝与尤三姐的困境是当时也是现在所有女性可能面临的困境：女性的感性气质易带来的情绪化、冲动、易变、软弱等不妥当的行事风格，这是女性源于心理气质的局限性；女性经济地位的低下导致对男性的依附甚至沦为男性的财产，进而造成社会地位的低下，使得她们在爱情上也无法与男性站在同一高度；男权社会整个文化氛围对女性道德与行为的苛求，尤其是不平等的贞操观念，对女性身心造成了极大的扭曲和戕害。要实现女性的自由、独立、平等，有很长的路要走。

[1]曹雪芹著，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庚辰校本（第四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2]哈代.德伯家的苔丝[M].张谷若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编 辑：

本文系2017年大连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创新型拔尖人才培养项目”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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