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与拒斥
——越南邦交诗的文化认同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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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燕行诗意浓

越南与中国山水相连，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关系密切。939年，出生于唐末五代时期的交趾地方豪族吴权（约898—944）利用唐朝末年以来的大乱乘机脱离中国统治而自立为王，拉开了越南走向独立自主时期的序幕。968年，丁部领削平国内十二使君之乱①十二使君之乱：10世纪中叶，安南地区(在今越南北部和中部部分地区)十二个大封建主割地称雄，互相混战的内乱局面。939年封建主吴权称王，945年吴权去世，杨三哥篡夺其长子吴昌岌的王位，从此地方豪强纷纷称兵据地，自称使君，史称“十二使君之乱”。，完成一统越南的重任，建立大瞿越国，摆脱了长达千年的中国郡县统治，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安南王朝。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为检校太尉、交趾郡王。至此，安南王朝得到了中国北宋政府的承认，两国之间正式建立起长达近千年的宗藩关系。在这近千年的岁月长河中，越南连续不断地派遣使臣到中国求封、进贡等，中越文化交流在频繁的外交活动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当年来华的使臣在越南国内均是极一时之选的著名文臣，不仅汉文修养甚高，对中国历史文化也极为稔熟。他们在北使旅程和在华与中国官员及文人的交往酬唱中写下了大量汉诗，可谓燕行诗意浓，而这其中又以邦交诗最为特殊。②燕行指历史上越南官方使节北使中国，或民间人士来华旅行而撰述的相关汉文记录，其主要形式为燕行记、北使诗文集和使程图。邦交诗因使臣的外交活动及出使经历而产生，相对于常见的题材的诗作可谓独树一帜。其作为中越文化交流的结晶，生动而细致地反映了汉文化在两国之间的传承与发展，它既是越南作为外邦融入汉文化圈的表征，同时又展现了使臣们对越南独立的民族特性建构的期盼及努力。

一、酬唱与吟咏：越南邦交诗史论

越南邦交诗指越南诗人在与中国进行外交活动期间所创作的各类诗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指越南帝王、官吏和文人在迎接出使越南的中国使节的外交活动中与中国使节的酬唱之作；二是指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旅途中记叙自己行程中的所见、所闻和所感的吟咏以及与中国文臣的酬唱之作。③于在照：《越南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之比较研究》，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博士论文， 2007年，第159页。越南邦交诗是在其独特历史、社会和文化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具有越南自身特色的汉诗，其以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作品数量大而在越南诗歌史上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同时也因其记载着中越两国之间大量的外交活动，是中越两国邦交史的见证，在越南外交史也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从越南独立、丁部领遣使入宋以求结好起，到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之前，出于对汉文化母体的依恋，每一朝的越南君主都频繁地派遣使者前往中国。据统计，从宋朝至明朝崇祯十年期间，越南共向宋明朝贡170多次；清代从1660—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安南黎朝、西山朝和越南阮朝共遣使清朝61次。①主要根据《历朝宪章类志》卷47、《清实录》《越南中国关系史年表》和《清代中越宗藩关系研究》进行统计。伴随着外交往来，产生了一大批的邦交诗，他们是中越关系最珍贵的历史文献和文学文献。②越南邦交诗除了用汉文字创作的汉诗文外，还有部分用喃字创作的喃字诗，意即越南文人使用本民族文字“喃字”所创作的诗歌。按照越南邦交诗产生的时代与历史发展情况依次可以分三个时期，分别为丁莫时期、南北朝时期和阮朝时期。

（一）丁莫时期——早期邦交诗

丁朝至莫朝时期，从968年丁部领建立大瞿越国开始至1527年黎朝大臣莫登庸篡位建立胡朝为止，共约五百年历史。这一时期，由于中越之间政治来往相对较少与时代的久远的缘故，涉及邦交诗的作家与作品都不多，流传下来的作品也较少。主要的诗人有阮忠彦、范师孟、陈太宗、陈仁宗、陈艺宗、梁世荣等。阮忠彦（1289—1370）是这一时期写邦交诗最多的诗人，其《介轩诗集》依然流传至今，是越南最早邦交诗诗集之一，收录了阮忠彦1314年出使期间所作的八十一首诗，其中包括作者出使途中所作的《长安怀古》《赤壁怀古》《登扬州城》等歌咏中国名胜古迹的诗作。③葛兆光、郑克孟：《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一）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0年，第3页。

（二）南北朝时期——邦交诗的兴盛

1527年，莫登庸篡位建立莫朝，统治着顺化以北的地区。同年，黎朝大将阮淦拥立黎昭宗之子黎宁为帝，统治着顺化以南的地区。从此越南进入了南北朝对峙时期，北方的郑氏与南方的阮氏进行了长期的交战。虽然这一时期相较前一时期，时间跨度较短，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但是这一时期的邦交诗却在越南文学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各个角度看都有了质的突破：越南文人参与甚众，作品专集流传甚多，新的文体——燕行记与喃文六八体邦交诗涌现。这一时期的使臣诗人主要有冯克宽、陶公正、阮共基、丁儒完、黎光贲、阮公沆、阮宗窐、吴时任、武辉瑨等。其中阮宗窐的《使华丛咏集》和《使程诗集》是这一时期版本最多、流传最为广泛的邦交诗文集，诗歌内容包括饯送使团宴席上的应酬诗、北使途中的题咏名胜古迹之诗，以及与其他使臣的唱和诗等，有如《渡黄河偶作》组诗三首、《山东望秋》《题仲夫子庙》《题岳武穆庙》《他乡除夕》《途中春节》《衡州记》《题班仙洞》《桂江记》《仰山风景》《登黄鹤楼》《赤壁怀古》等佳作。④《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二，第131—379页。这一时期重要的诗集还有冯克宽的《使华手泽诗集》《梅岭使华手泽诗集》和《旅行吟集》，黎光院《华程偶笔录》，陶公正《北使诗集》，阮公沆《星槎诗集》及吴时任《皇华图谱》和《燕台秋咏》等。⑤同上，卷一，第57—256页。

燕行记与喃文六八体邦交诗的代表作则有黎贵惇的《北使通录》（卷三）、阮宗窐的《使程新录》和武棉的《黎朝武莲溪公北使述记》等。虽然与汉文邦交诗相比，燕行记与喃文六八体邦交诗只占据极少的分量，但是它们的出现说明这一时期的邦交诗已经开始向多样化发展，越南诗人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结合本国民族特色不断地推进了邦交诗的发展。

（三）阮朝——邦交诗的繁荣与终结

1802年，阮福映在法国的帮助下，推翻西山王朝，建立了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越南南北分裂的局面结束。这一时期，正值中越两国封建王朝的鼎盛时期，所以在此期间中越之间的政治往来与文化交往蓬勃发展，越南邦交诗也进入鼎盛的繁荣时期。整个阮朝的邦交诗文是南北朝时期的三倍。⑥《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25卷中，第九卷始至第二十五卷全为阮朝诗歌，此外，第八卷录还有阮朝郑怀德《民齐观光集》，占1/3篇幅。但到1885年，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中越宗藩关系宣告结束，产生于宗藩关系的邦交诗便就此终结了其近千年的历史，成为了历史产物。①刘玉珺：《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41页。

这一时期主要诗人有郑怀德、吴仁静、黎光定、武辉瑨、阮廷素、陈文着、阮攸、潘清简、李文馥、黎峻、裴樻等。李文馥是这一时期创作邦交诗集最多的作家，有《闽行杂咏》《粤行吟草》《镜海续吟草》《郿川使程诗集》等九种邦交诗文集；被誉为“嘉定三家”的郑怀德、吴仁静、黎光定，著有邦交诗合集《嘉定三家诗集》；文江县华梂社进士阮嘉吉有《华程诗集》，共收录出使途中所作的58首诗歌，内容多为题咏之作，有《晨发珥河》《凉山道》《过南关纪实》《登金鸡山》《题马援祠》等诗篇；著名使臣和文学家阮攸的《北行集录》则是这一时期越南邦交诗中最为重要的一部作品，与以往的使臣的应酬之作有着明显的不同，它不仅赞美中国山河自然和历史文化遗迹，赞叹中国历史人物，描述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状况，还对中越两国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做了一定程度的反思。随着范慎遹、阮述1883年代表阮朝最后一次出使清朝及随后中越宗藩关系的结束，阮述的《每怀吟草》诗集也成了邦交诗的绝响。②具体可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十、卷二十五。

作为中越两国政治往来和文化交流的产物，越南邦交诗反映了中越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关系与文化渊源，也反映了汉文化向域外辐射的深度与广度。越南邦交诗是中越文化的宝贵财富，不仅具有审美的价值，也具备历史的价值。此外，借助越南使臣的“异域”之眼来重新审视“中国”，对了解中国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和对厘清错综复杂的中越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追慕认同与民族共同体建构

越南独立后长期与中国保持着藩属关系，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从一开始，越南便在不断寻求着独立与自主。越南一方面追慕认同中国文化，渴望与中国发展关系，一方面心存忌惮并努力建构自身的越南民族性。受此影响，越南邦交诗的特质也继承了越南民族这一特点。

（一）追慕认同之诗

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影响并非平衡对等的，先进的文化在交流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处于领先地位的汉文化成为越南文人追慕与认同的对象，这在越南邦交诗中有着充分的体现，如仰慕汉文化、心仪中华江山、抒写中国式情怀的作品俯拾皆是。

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表现为倡导儒家忠、孝、仁、义观念，为人子须孝，为人妇须贞，为人臣须忠等。如阮述在《德州偶兴》表达了对颜真卿和三义士的褒扬和敬慕：“九重将命此年春，三百如今有五旬。汉节儒衣临海岱，马辘车牵动星辰，寒钟到枕敲新梦。明月排意问故人，香鐕颜祠三义庙，慨然怀古素吟频。”③同上，卷二十三，第49页。再如针对贾谊《吊屈原赋》“历九州岛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的质问，阮攸以《辩贾》替屈原辩解：“不涉湖南道安知，湘水深深不读怀，沙赋安识屈原心。湘水千万清见底，古今安得同心人。贾生一赋徒为耳，烈女从来不二夫。何得栖栖相九州岛，眼中湘水空悠悠。”④同上，卷十，第49页。阮攸出使清朝，拜祭岳坟，写诗《秦桧像》对中国历史奸臣进行痛斥：“殿桧何年权作薪，却来依傍岳王坟。是非尽属千年事，打骂何伤一假身。如此铮铮真铁汉，奈何靡靡事金人。谁云于世无功烈，万古犹能惧乱臣。”⑤同上，第34—35页。而《岳武穆茔》展现了对英雄忠臣的钦慕：“中原百战出英雄，丈八神枪六石弓。相府已成三字狱，军门犹惜十年功。江湖处处空南国，松柏铮铮傲比风。怅望临安旧陵庙，栖霞山在烟幕中。”⑥同上，第49页。越南使臣对中国历史上赤胆忠心、讲究节义、杀身成仁的忠义之士的赞颂，在表现对儒家文化在忠孝仁义观的认同和思慕的同时，也是对自己祖国政治清明、人文教化清廉的期冀。

对中华江山的心仪，表现为越南使臣对神州美丽的自然风光、众多的名胜古迹的流连忘返。以洞庭湖为例，多位越南使臣均有诗作。如阮忠彦和段阮俶出使途经浩渺洞庭，心胸豁然开朗，阮忠彦写诗赞曰：“云涛雪浪四漫漫，砥柱中流此一山。鹤迹不来松岁老，妃魂犹在竹痕斑。乾坤卯破鸿蒙后，日月萍浮浩渺间。渚汀蓼兰无限兴，片心空羡白鸥闲。”①同上，卷一，第29页。

在抒写中国式情怀方面，则表现为越南文人使臣谦虚诚恳，谨记为臣之道。陈末，艺宗陈叔明(1322—1395)循宗藩之礼，面对明朝使节，自称老臣，承认自己的属臣身份，表现出相当谦逊的姿态。其诗《送北使牛亮》云：“安南老臣不能诗，空对金尊送客归。圆伞山青泸水碧，随风直入五云飞。”②黎贵惇：《全越诗录》，越南汉喃研究所抄本，编号：A.1262/1-4。再如阮述《八谒文庙恭纪赞》表达了对儒家文化的心悦诚服：“粤徙开辟有生民，天地英华萃一人。德备温良恭俭让，道兼尧舜禹汤文。春秋史外传心典，卿党篇中涉世津。江汉秋阳浑在望，恍如亲炙得身亲。”③《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二十三，第148页。

（二）民族共同体建构

在中越宗藩关系近千年的历史中，越南自始至终都在不断地追求本国的政治和文化独立自主，寻独立自主的越南民族文化特性。越南使臣作为具有独立思想的社会精英，一方面追慕汉文化，但同时也努力地建构越南民族文化特性，并在自觉或不自觉之中利用各种机会、方式向宗主国展现越南的国家实力、政治见解和文化价值。

藩国与宗主国的交往不可避免会面对宗主国权臣或文人的傲慢，藩国使臣如何回应？自称虞舜后裔的胡季嫠（1336—?)在回应明朝使臣李锜的诘问而作的《答北人问安南风俗》一诗中，认为安南有汉唐古风，较之蒙古统治近百年后的中国，安南代表着更为纯正的中华文化：“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玉瓮开新酒，金刀祈细鲜。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④吴士连著，陈荆和编校：《大越史记全书》，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8年，第469页。李锜自恃是大国使臣，傲慢无礼，认为安南“僻在西南，本非华夏，风殊俗异”，视安南为蛮夷，而胡季嫠的回答则淋漓尽致地彰显了越南的文化自信。此外，阮忠彦的《太平路》更是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使用了具有强烈民族中心主义的两个汉字“胡”和“蛮”指称中国：“天危万险扼孤城，才到京门地稍平。秋色重生荒守迹，晓岚远隔趁抒声。江山有意分南沈，蛮触无心用甲兵。胡越一家今日事，边民从此乐三耕。”⑤《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一，第42页。除此之外，在越南邦交诗中，使臣们羁旅宦游的苦楚和思乡之情跃然纸上，而对祖国风景的盛赞和对家国的思念之情，亦是民族共同体想象的组成部分。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概念，他指出“想象的共同体”构成了我们对身份、家园之想象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文学作品在民族意识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具体可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人叡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如阮偍北使途经谅山赋诗《谅山即景》：“林麓阴森石径屼，花岩踏遍谷溪间。路从云上连天远，风带霜飞特地寒。白滚又来泉瀑水，碧堆又起树含山。青莲居士如经此，未必单吟蜀道难。”⑦《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八，第113—114页。

概言之，越南邦交诗的以上特质属于典型的藩国心态，即在心态上既认同中华民族，同时亦对中国保持戒心，担心被中华文明同化，而失去民族特性。特别是明清政权更迭，满族定鼎中原，而安南一直坚信自己为中华传统的正朔，对于入主中原的“蛮夷猾夏”满清甚为轻视，但迫于清朝强大势力的现实考量，又只能接受其宗主国的地位，实有不甘。文化上的高傲姿态与现实处境的无奈造成了安南对清朝勉强依附的矛盾心理。在这一心态的作用下，越南邦交诗一方面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化极大的追慕与认同，另一方面，越南使臣利用邦交诗建构其越南民族特性，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满清采取拒斥的态度，出现离心的态度。

三、越南邦交诗的终极追求：政治与文化身份的确认

身份认同涉及个体与族群的主体建构意识，既关乎个人与族群的现实生存境遇和文化境遇，也与特定国家和区域的政治文化生态存在密切联系。越南使臣以汉诗为媒介在与中国官员文人酬唱过程中一方面对汉文化的认同，但也不断地建构着其作为越南人的政治和文化主体身份。

（一）政治身份的确认

越南邦交诗体现了强烈的“政治越南，文化中国”色彩，而邦交诗无疑是最具“文化中国”的色彩。如何在邦交诗中寻求越南作为独立自主王朝的政治身份，是越南使臣们孜孜不倦努力的方向，而这又多么像是带着汉文化的镣铐跳着越南的舞蹈。而身份恰恰是建立在把他者的特征概括为与自己不同的基础之上的。作为藩国的越南，如何在邦交诗中实现向“他者”确认自我政治身份呢？

从968年越南独立到沦为法国殖民的近千年中，中国与越南的关系都以宗藩关系为主，即越南奉中国为宗主国，定期向中国朝贡，皇帝受中国册封，而中国则有保证其册封对象在越南的统治地位的义务，但对越南的行政及主权不加干涉，越南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但在事实的交往之中，越南作为独立国家的身份，并未真正得到中国历代王朝的平等对待，越南往往被中国历代王朝称为“蛮夷”。在中国历代君王心中，越南独立作为藩属国，往往都是因为国力不济而采取的无奈之举。而几乎同样的态度也存在于越南方面，越南虽主动接受和遵从中国的朝贡礼仪制度，但实际上却使用“对外称臣对内称帝”的两套话语系统。越南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潘辉于1821年所著《历朝宪章类志》卷四十六《邦交志》载之：“为邦之事，睦邻为大，而应酬之际，关系匪轻。……我越南奄有南土，通好中华，虽君民建国，自别规模，而内帝外臣，尝膺封号，拟诸理势，诚有宜然。故其册封之礼，贡聘之仪，历代邦交，视为关著。”①潘辉注撰：《历朝宪章类志》（卷四十六）《邦交志》，汉喃研究院抄本复印本，编号：A50 /1—4。

在这样一种矛盾态势中，作为中越外交交往的越南文臣使节如何在这纷繁复杂的中越关系中处理好其中关系呢？他们如何在迎合宗主国“柔远绥怀”礼仪秩序和宗藩朝贡体制，又秉承本国“南国山河南帝居之”的旨意，争取平等的双边话语权不辱使命？邦交诗作为中越政治来往活动的产物，是否体现出他们矛盾的“文化中国”和“政治越南”心态？且以“蛮”“夷”试论之。

针对中国历代王朝给予越南“蛮夷”的身份，一直都不被越南认同。作为国家代表的文人使臣们更是要极力地否认这一点，而且还时不时反称中国为“胡”“蛮”，以此来达到颠覆其身份的目的。例如，阮攸的诗“四望云山人独老，同舟胡越共相亲”（《三江口塘夜泊》）②《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十，第18—19页。、“喜值圣朝公覆帱，往来台下杂华夷”（《管仲三归台》）；阮忠彦北使时，所作的《北使宿丘温驿》：“挽尽天河洗甲兵，庙堂无意事西征。江山有限分南北，胡越同风各弟兄。月满蛮村间夜析，雨余野烧乐春耕。君恩未效涓埃报，一介宁辞万里行。”③《全越诗录》，越南汉喃研究所抄本，编号：A.1262/1-4。这里的“胡”“蛮”等都是指中国王朝，“越”则指是诗人自己的祖国。诗中如此称呼，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从而明确中越平等身份的策略。如李文馥出使至福建时，见省城公馆门原题“粤南夷使公馆”，李以越南之祖乃炎帝神农之后，衣冠文物等皆与中国同源而拒入，称“我非夷，不入此夷馆”，最终迫使中方改题“南粤国使官公馆”。④《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十二，第210页。李文馥愤而作《夷辨》一文有辞曰：

自古有中华，有夷狄，乃天地自然之限也，而华自为华，夷自为夷，亦圣贤辨别之严也。…… (我粤) 以言乎治法，则本之二帝三王；以言乎道统，则本之六经四子，家孔孟而户朱程也；其学也，源左国而溯班马；其文也，诗赋则昭明文选，而以李杜为归依，字画则周礼六书，而以钟王为楷式；宾贤取士，汉唐之科目也；博带峨冠，宋明之衣服也。推而举之其大也，如是而谓之夷，则正不知其何如为华也。⑤潘叔直辑：《国史遗编》（下集），香港中文大学新亚研究所东南亚研究室刊，1965年，第142页。

李文馥系统地阐述了越南之礼乐文物与中华文化礼义的同源共生，由此而强调越南是华而非夷，批判清人将之视为夷类的不当行为。此外，李文馥《夷辨》等文明确表达要求把越南和朝鲜、日本、琉球和中国同样看成是“天地间同文之国”，试图摆脱朝贡体系，和清国渐行渐远。

当然，作为藩国的越南，在特定的场合中，也必须表现出它属下身份的谦逊与对宗主国的恭敬。前黎朝的佛教领袖匡越法师，受皇帝之命为宋朝使者制曲饯行作《王郎归》：“祥光风好锦帆张，遥望神仙复帝乡。万重山水涉沧浪，九天归路长。情惨切，对离觞，攀恋使星郎。愿将深意为边疆，分明奏我皇。”①《全越诗录》，越南汉喃研究所抄本，编号：A.1262/1-4。该诗文词优美，感情真挚，语言流畅，表达了诗人对使者依依不舍的眷恋之情，也想借此说明越南甘愿为中国圣朝看守边疆的意愿。陈朝阮固夫的《北使应省堂命席上赋诗》“远邦慕化来旬宣，春温盎盎熏玳筵。圣朝天子至明哲，股肱辅弼俱良贤。宽宏博大等天地，包荒纳污临元元。微生何幸逢盛世，款诚述职来朝天。盈盈金尊浴恩渥，熏陶涵泳随繁弦。台光咫尺奉德意，满堂酬酢作周旋。鸿钧一气转天地，八方四海并陶甄。岂惟我辈受其赐，遐荒乐业长绵绵。”②同上，编号：A.1262/5-8。阮固夫与中国官员的酬唱之作再次展现了作为藩国的使臣对宗主国文化恭敬和政治臣服。

越南邦交诗对越南政治身份的确认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邦交诗，越南诗人表达了期盼中越平等心愿，希望中国王朝，尊重越南作为独立国家的事实；同时也向中国王朝说明越南甘愿为臣，不会作乱的事实。

（二）文化身份的确认

文化身份是“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反映了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为我们提供了变幻的历史经验之下稳定不变和具有连续性的意义框架。③斯图亚特·霍尔著，陈永国译：《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15页。越南与中国有着最深厚的文化渊源，越南早期历史与中国融为一体，即便越南独立后，其文化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越南并非简单的照搬、模仿中国文化，而是在吸收的同时充分地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发展独具特色的本民族文化。这是越南对中国文化进行改造和差异化，不断进行生产与再生产以更新自身身份的过程。越南邦交诗作为中越交往的产物，很快成为了越南文人们向中国进行文化身份确认的最佳途径。越南文人使臣们在建构“文化越南”做了诸多努力，如反斥中国“蛮”“胡”“夷”等不平等指称，或歌赞祖国大好山河、书写家国思念为题等建构越南民族文化共同体，从而实现文化身份确认。

在追求文化平等方面，胡季嫠、武惟邝和范师孟等诸多使臣毫无隐晦地彰显了越南民族的文化自信。例如胡季嫠在他的《答北人问安南风俗》中，向使臣陈述的越南文化的汉唐古风；武惟邝的《赠大清使周灿》：“圣代才名重壁圭，穿来夫子自关西。九重册命颁丹陛，万里帆樯泛绿溪。鹤禁风标人罕见，鸡林姓字价争题。回朝若问交南事，处处春台寿域齐。”④《全越诗录》，越南汉喃研究所抄本，编号：A.1262/1-4。向清朝使者展现的越南歌舞升平的繁荣景象；范师孟向明朝使者展现的越南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民族文化的《和明使题珥河驿》：“新朝使者乐从容，江上春风施倚筇。玉珥寒光侵广野，伞圆雾色照升龙。文郎城古山重叠，翁仲寺深云淡浓。醉墨淋漓题降壁，清朝人物成三雍。”⑤同上，编号：A.1262/5-8。还有他的《送大明国使余贵》：“万里东行两使臣，一杯别酒意殷勤。马含庾岭梅花雪，船过吴江雁影云。朔漠兵陈令奏捷，南朝人物总能文。归来密勿陪毡下，进讲重华与放勋。”⑥同上，编号：A.1262/1-4。述说作者对本国灿烂的文化的强烈的自豪感等诗，以及越南文人使臣运用本民族创造燕行记体与喃文六八体创作的邦交诗，都是向中国展示越南民族特性，宣扬越南文化的过程。此外，越南使臣在出使中国的旅程中对家国的思念，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了他们对越南自身南文化的确认。如阮忠彦《思归》：“百岁能堪几别离，异乡为客未成归。春深庭院槐荫合，日暖池塘絮柳飞。万斛乡愁难当酒，三分病骨不胜衣，黄尘无限都门外，早趁南熏赋式微。”①《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卷一，第32—33页。再如《归兴》：“老桑叶落蚕方尽，早稻花香蟹正肥，见说在家贫亦好，江南虽乐不如归。”②同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乡愁的动物，他时常为自己被抛入外在世界而哀愁。越南使臣北行中国，政治任务和自身使命使之从祖国山河、家庭和故乡以及文化母体中脱离出去，在羁旅的孤寂中寻找回家的道路成为他们生活的常态。除阮忠彦外，诸多使臣写作了大量的诗歌表达对家国一往情深的乡愁。如阮偍《家讳有感》思乡之切让人读后为之动容：“今日前年在北京，几年今日谅山城。音容以隔思肠断。岁月相催感泪零，千里白云劳瞩目，一筵潢水重阳情。未知来岁逢今日，又在何方寓寸城。”③同上，卷八，第119页。在一以贯之的以科举选拔人才的政治体制中，儒家文化和汉语文学成为了越南官方独尊的正统文化。越南使臣选择邦交诗作为文学书写的媒介，既向文化母国展现了他们悠久的、丰富的民族文化及差异化发展，达到了宣扬越南文化的目的，同时又完成了对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他们通过多向度的文化探寻以及个体与共同体复杂缠绕命运的书写，越南文化属性意识得到了含义丰富、方式多样的表达。

结语：邦交诗的身份确认

作为中越两国政治往来和文化交流的邦交诗，历经漫长发展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它与其他的越南汉文学一样，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各方面都融入了许多中国的元素，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追求其独立的越南民族特性，并多向度地追求和展现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在营造越南民族共同体的努力上做出了诸多努力并表现了深刻的民族文学特点。越南邦交诗作为外交活动的产物，从产生伊始便担负着促进外交活动的进行、向文化母国展示他们的汉文化水平和建构越南民族文化共同体的三重重任。如同使臣们北行的艰难羁旅一样，邦交诗在漫长的发展道路上既表现出了对文化母国的追慕之情，又以营造其独具特色的越南民族文化为己任，在诗意浓郁的燕行中努力实现政治和文化身份的双重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