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的缺位与呼唤
——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小说的道德诉求

2017-01-28 04:50万海松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7年2期
关键词:城市化

万海松

爱的缺位与呼唤
——论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小说的道德诉求

万海松

女作家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是俄罗斯当代文学 “三十岁一代”作家群中的佼佼者。她的小说虚实结合、风格独特,多以祖国历史和当下实际为背景,讲述当代女性与社会、生与死的故事,既有现实情节,又有魔幻桥段,兼具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欧美现代派文学的特质。以小说集《女反叛者》为中心,考察其创作中的女性主义主题和后现代风格,从女性与城市化浪潮、女性与生和死主题、象征和隐喻等后现代手法的运用诸方面加以分析,揭示其创作背后的道德诉求是由城市化浪潮下现代社会中爱的缺位所引发的对爱的呼唤。

《女反叛者》;女性;后现代;爱

作为俄罗斯典型的“80后”女作家兼评论家,伊丽莎白·亚历山德罗娃-佐林娜(以下简称佐林娜)1984年生于列宁格勒,成长于苏联解体后,属于俄罗斯现当代文学中的“三十岁一代”作家。“他们少年时期恰逢国家体制的变迁,旧有意识形态的摧毁和新的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时发生在眼前,这使得他们惊慌失措,无从选择,于是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之后,努力用自己的方式探索新的价值观和世界观。”[1]5由于成长于信息化时代,“三观(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成熟于城市化(或说城镇化)节奏日益加快的社会转型时期,这一代作家的创作更自由、更自主。“他们摆脱了固有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的搅扰,也承纳着新旧价值观碰撞带来的思想冲击和观念交锋。”[2]44他们在卸下沉重的历史包袱、不再轻信任何的幸福承诺的同时,又面临着冷酷的市场化的严峻挑战,因此其作品也大多呈现出当今信息化时代独有的特点,如多样化、商业化、后现代等,他们在继承和坚守俄罗斯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同时,也追慕世界文学的新动态与新浪潮,并进行大胆的文学实验,很多作品做到了与世界文学主流的成功接轨,由此也开拓了俄罗斯文学的全球视角和世界维度。佐林娜是这些“三十岁一代”作家的中坚力量和佼佼者。

截至目前,佐林娜发表的小说可谓量少质高,几乎一发表就能得到读者的追捧和专家的好评,享有较高的声誉。批评家奥尔迦·伊热尼娅科娃对佐林娜评价甚高,说她的小说“会让人想起为圆满完成自己演唱会而飙出最高音的女歌剧演员”。[3]在这些作品中,短篇小说集《女反叛者》是她早期创作的集大成者,也是她文学风格形成和创作思想开始成熟的标志。①该书由笔者译自原著Елизавет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Зорина.Бунтовщица.М.Пегас2011年版,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小说大多以祖国历史和当下实际为背景,讲述女性与社会、生与死的故事,既有现实的情节,又有魔幻的桥段,风格独特、自成一家。因此被文学批评家斯维特兰娜·扎姆列洛娃誉为每一篇“都是一次独特的呼唤与哭泣”。[4]本文以其小说集《女反叛者》为中心,考察其创作的女性主义主题和后现代风格,从女性与城市化浪潮,女性与生和死主题,魔幻和隐喻等后现代风格诸方面入手,考察其创作背后对当今社会不应缺位的爱和人文关怀的呼唤这一道德诉求。

一、女性与城市化浪潮

城市化主要表现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突飞猛进的拆旧建新、圈地造楼运动,其原动力是一个国家要实现自上而下的产业转移和社会现代化转型。佐林娜的小说常围绕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大都市(又称双城),描写汹涌的城市化浪潮给城市乃至乡村底层的小人物所带来的生活上的落差和心理上的伤害,处处渗透着作者对城市化不良后果的担忧与焦虑,作品主题也基本上反映出她对当下社会转型中不可或缺的温情关爱和人文关怀的渴求。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佐林娜将俄国文学中自然之女拯救文明之子的传统主题引入小说,但又赋予其全新的内涵。城乡差别是俄国历史中由来已久的双城与外省在经济和地位上不相等的问题,而俄罗斯古典文学中更多的是表现城乡在精神内涵上的反差,演绎出一幕幕高贵的自然之女拯救堕落的文明之子的故事。这一主题最早出现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作为文明之子的奥涅金和作为自然之女的塔季扬娜在乡下初次相遇,表现了文明之子对自然之女最初的轻慢,但后来他们在城市里的再度相逢,却象征着自然之女对文明之子的精神拯救。表面上看,塔季扬娜最终拒绝了奥涅金的求婚,实际上却让她有了切实的反思和精神上的升华。而佐林娜的小说聚焦城市化进程与城乡差别的新特点,将文明之子和自然之女的相逢与遭际置于现代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为这一传统主题提出了新问题,增添了新含义。一方面,如今的文明之子已在城市立足,物质上不再欠缺,可精神上空虚依旧。他们在城市里找不到记忆中曾有的爱和关怀,而对故乡的怀念又时刻召唤和吸引着他,这导致新时代的文明之子依旧行走在寻找心灵故乡和精神家园的道路上。比如,《外省狂想曲》中的塔拉斯,论起在首都的富足生活,他算是成功人士,可莫斯科并非他的故乡,亦非他的精神眷恋之地。一回到故乡,他遇到旧日恋人卡佳,就立刻旧情复萌,毫不顾及卡佳现在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尽管他回到故乡后受到威胁,要他远离故乡永不回来,可是都市里又有哪一家的灯光是为他而照亮的呢?塔拉斯身在都市却心系故土,在故乡和首都之间左右摇摆。

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传统的文明之子都找不到归宿感,既缘于其接受了异己的思想,不被社会接纳,他自身也不愿为了取悦社会而降格以求,致使他们不能真正地去爱别人,不想也不愿结束漂泊,只能将美好的青春和大把的精力浪费在无聊之事上。相比而言,佐林娜所描绘的作为现代文明之子的“塔拉斯们”,在这个城市化浪潮汹涌而来的社会里,想找到却找不到真正的爱,由此导致的迫不得已的身心游离、永恒漂泊的状态,已经成为他们的新标配、新宿命。

从另一方面看,新时代下,城市和城市化浪潮对新的自然之女显现出巨大的吸引力。即使在外省的僻壤之地,纯粹和纯真的自然之女也已不多见,城市化的气息已经扑进每个角落,新自然之女如今已被都市疯狂吸引,都想方设法要挤进都市,哪怕在文明之子的不法侵害下梦想化为泡影,她们依旧如过江之鲫、扑火之蛾,勇往直前而不改初衷。《唱吧,小革》中的女孩小革,从小就梦想当一名歌剧演员,而且也不乏天赋,尽管现实中家庭不幸和困难重重,又备受打击和处处受阻,但中学一毕业,她就毅然决然地奔赴莫斯科欲去实现梦想。可初来乍到的她被别人骗走钱财,只得到肮脏的便宜旅馆过夜。她“要么沉默不语,要么歌唱”的怪异举止,在市侩满街的大都市,显得是那么刺目,终于被人赶出旅馆,只好流落街头,在受雨淋后再遭抢劫,还被关进警察局。经历三番五次如此不幸的遭际,她仍轻信骗子的许诺,执意要进入歌剧院排演,最终以行乞为生,轮流在三个火车站的广场上旁若无人地歌唱。“听她唱歌,流浪汉也会因为可怜自己而哭泣。”她在诅咒“这该死的首都”时,却从未想过要离开这座“黄金打造的笼子”而回到家乡去。所以说,作为新自然之女的“小革们”俨然已经心甘情愿地沦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新贫民。这种偏执其实骨子里蕴含着在城市化浪潮下对大都市的那种威力无比的认同感,换言之,在城市里一个平凡人想要出人头地的机会要比农村多得多。就小革而言,即使是在城市当流浪歌手,观众也要比在乡村多(《唱吧,小革》)。即使是那个备受农场主剥削与欺负的牧民家庭,也愿意去城市谋生,哪怕是抛弃放牧的老本行,改作建筑工地的打工者,理由是“要是待在老家更糟”(《邪恶的城市》)。但是,她们对都市一厢情愿的热爱和向往,并不能换来都市对她们的认可或认同。

佐林娜在描写城市化浪潮下城市底层女性的生存困境时,着力刻画她们所受的生活上的困顿和心理上的羞辱,由此,将她们原来已融入都市的形象又从都市的背景下剥离出来。佐林娜描绘城市化给她们带来的生活方式上和心理上的急剧变化,看似不动声色的文字,既道出了底层女性无力摆脱的生存悖论,又透露出深切的担忧和焦虑。在《叶利塞·库兹米奇》中,作为在同一个城市出生、生活的老人,库兹米奇却在晚年时明显感到自己和老伴“仿佛降生在了另一个国度”:妻子得了重病却住不起医院,而“医院的走廊里都摆满了病床。连巴掌大小的墙角里,都住着一窝一窝的蟑螂”。虽然医生“嘴上说没有床位了。只要交费,还是有的”。可他“为办后事攒的钱甚至还不够医药费”,无奈之下,只好将病妻安置在家,实则是在等死。《女反叛者》中的马丽娜,亦是城市化进程中滋生的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不良制度和丑陋现象的当事人兼受害者。因一次醉酒,她被当局误认为反叛者而遭逮捕,在警察局里备受屈辱,后来通过给警察洗车“将功赎罪”,最终得以释放。一个生活不如意的城市底层女性,在公共场所发泄对现实生活的牢骚与不满,却被不分青红皂白地当作“号召推翻体制的”反叛者而加以镇压。女作家所描绘的城市小人物的命运,表面上看好像是这些底层女性无奈也无力反抗的宿命,但也浸润着她对这种貌似必然宿命的担忧:处于城市底层的家庭,如果缺乏政府的生活救助和社会的关爱,又自甘堕落,不去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现状,那么,“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马太效应,就会像一种无法摆脱的诅咒,紧紧追随她们一生。《女反叛者》中的马丽娜曾经当过正儿八经的儿科医生,而由于她的家人生活堕落,“丈夫酗酒、儿子斗殴”,她作为家庭的被拖累者和支柱,现在已经沦为打短工、干零活的保姆和清洁工,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马丽娜的遭遇似乎还蕴含着女性的一种生存悖论:像她这种女人,既是堕落家庭和不合理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维护者,因为“要想换一种生活,在五十岁的年纪上,已经太晚了”。她在家里得不到温情,在社会上得不到关爱,这注定了她们亦属于都市的精神漂泊者一族。

由此可见,曾经激浊扬清、拯救文明之子的自然之女,在现代的城市化浪潮的裹胁下,已经自身难保,甚至与浊世同流合污了,她们已从高贵的神坛跌落到地面乃至地狱中。在佐林娜的笔下,对她们悲惨遭际之缘由的聚焦与追问,最终转化为对高楼鼎立但缺乏人际关爱的城市化社会的有力控诉:“城市宛如一座巨大的垃圾场,里面都是过着与人隔绝的生活的弃儿。”(《买家》)

二、女性与生死主题

俄罗斯著名女作家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曾说过:“男性世界和女性世界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他们存在交叉的地方,但并非完全重合。跟爱情、家庭和孩子有关的一切,在女性世界里都具有更大的意义。”[5]跟俄罗斯文坛的女性文学老作家们,如彼特鲁舍夫斯卡娅、乌利茨卡娅、托尔斯塔娅等相比,佐林娜作品中女性主义文学的色彩略显平淡或曰中性,但只要是涉及女性主题的地方,都能显现出其独特的魅力。

在佐林娜的小说中,女性首先是世间儿女的繁育者,是推动这个世界生生不息的大地母亲形象的具体体现。《圣诞老人》中稚气未脱的幼儿园女保育员就是一位稚气未脱但肩负母亲责任的伟大女性。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因为妈妈在托儿班里当保育员时被炸弹炸死,她只好顶替妈妈的职位当了保育员,由于饥饿,她这个又瘦又小的16岁姑娘,却长着一张老太婆的脸。她人小胆大,为了一群饥饿的孩子而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地采用调包计,从一个几乎无恶不作的惯偷那里,给孩子们换得了新鲜面包,作为他们的圣诞礼物。女保育员和幼儿园最后的撤离,喻示着大家庭在英勇母亲的带领下完成了对生存困境的成功突围。

在佐林娜的笔下,女性还是坚强的受苦受难者。她们既要经历男性无法感同身受的生育之痛,又要饱尝养育子女的生活之苦,有的还要默默承受难言的丧子之痛。在《她家如今所在的地方》中,小女孩瓦里娅身边的女性先后死于非命,因此不难想象小女孩今后的命运。因为她一出场的时候,读者就可以看到:“她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小老太婆:浮肿的脸上皮肤紧绷,好像快要撑不住她,嘴巴深深地凹陷下去。她才五岁。五岁四个月零二十一天。她的日子不是按天计,而是按小时、按分秒和瞬间来计算的。剩下的时间,用节拍器都可以数出,它们跟心跳是同一个节拍。”女主人起先不愿意收养她,并非是因为她不爱孩子,而是怕再次失去孩子。小说剥洋葱似地层层展现出故事的原委: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女主人家的小男孩被饥饿的邻居烹而食之。“当儿子失踪,当从邻居屋内飘出奇怪的香味,当没什么可埋葬他,当她已经没什么可哭,当她已经不再为儿子而活下去的时候,她都没有哭。当她坚持活着的时候——她就是不哭、不哭、不哭。”结尾处的轰炸使已经失去亲生父母和原生家庭的小女孩,再次失去了养父母和新家庭,更可怕的是,小女孩最终失去的,不仅是一所可以躲避风雪的房子,更是一个可以相依为命、同舟共济的心灵家园,一座能给予生存勇气的精神灯塔。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性作为母亲,还象征着故土和家乡,是一个人的人生出发点,也是归宿。在《外省狂想曲》中,塔拉斯的母亲生前一直坚持她自己的看法:“人应该死在出生之地。”即使在莫斯科这样的大都市,她也不喜欢独处,她拆掉自家院子的栅栏,让邻居能随时来唠嗑,并愿意帮邻居带孩子。死后虽然葬在莫斯科,但她的灵魂每夜都要寻找自己的儿子,求他带自己回老家。故乡和旧友也是塔拉斯母子安放心灵的归宿。塔拉斯回到故乡后热衷于忆旧和同学聚会,不时想起和初恋卡佳一起躲猫猫却掉入黑暗地窖的往事,卡佳的轻声呼唤“你在哪儿啊”、“你究竟在哪儿啊”久违而真切,让他体会到大都市里罕见的温情关怀,并感动得泪眼模糊。这种来自故乡的母亲般的呼唤,凝聚着城市里人与人之间缺失已久的爱和关怀。

男性离不开女性,因为女性既是一个人的人生起点,又是躲避风雨的港湾,更是一个人的人生终点,甚至连死神也是女性。①死神(смерть)一词在俄文中是阴性名词。《在公园里》提出:“一个男人要被许多女人围绕:母亲、妻子、情人……最后一个女人就是死神。”而其另一个主人公尤利却认为:“总有人在寻找死神,就像一个迷路的孩子——总要找妈妈。”尽管尤利早就与他的妻子分居,但是总觉得生活中不能没有女性。“没有了另一半,生活仿佛一条小船,被雷电劈成了两半。”现实中没有自己理想的另一半,他就在幻想中寻找:“他的爱人要么还没有出生,要么就是已经死了,因此,只能在梦里遇见她。”在《买家》中,女性还成为解开迷惘的男性一直在追寻的生存意义的答案,这里的女性象征着解救迷航男性的精神灯塔。

当然,在佐林娜的笔下,远非所有女性都是理想的典型,也不是所有男性都是理想女性的廉价附庸或庸俗陪衬,她也塑造正能量的男性形象。她所描绘的正面男性,不但说明了正面形象的稀缺,更反衬出当今社会正直与善良之传统的逐渐式微。其长篇小说《小人物》中的主人公萨维利·柳特就是这样一个难能可贵、敢于与堕落社会孤身抗争的男性形象。故事发生在一个远离大都市的偏僻小城,一帮匪徒控制着小城的日常运作,他们恣意妄为、藐视传统、目无法纪,小城中的人们都服从他们的统治,唯一不服的就是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小人物。他在单位不起眼,在家里也遭妻子和女儿歧视,妻子的出轨再加上女儿行为出格,他的生活如同地狱一般。面对女儿自愿被一个绰号叫“坟墓”的匪徒头目带去过夜的现实,他忍无可忍地从匪徒手里夺过枪杀死了他。尽管这个恶贯满盈、大家敢怒不敢言的恶棍被很偶然地清除了,这个小城的风气却丝毫没有改变。这个小人物非但没有成为古典文学里常见的人民英雄,反而为大家所嫌弃。他一开始像老鼠般东躲西藏,后来被迫逃入茂密的原始森林,在其回归后因被悬赏而再次被民众出卖。不可否定,他的妻子和女儿,早已被这个堕落的社会彻底腐蚀,已经跟他完全貌合神离,虽然生活在同一屋檐下,却是两个世界的人。这个英勇而善良的小人物的隐遁和被出卖,象征着这个社会优良传统的消逝、正直与良知的泯灭以及民众的集体堕落,在这样苟且偷生、唯利是图、充满“平庸之恶”的社会,显然是没有人际关爱可言的。

三、女性与后现代

除了女性主题,佐林娜小说的另一大亮点便是后现代特征。纵观佐林娜的作品,如《在公园里》《买家》《没有名字》和《唱吧,小革》等小说里,不难发现其中众多的后现代主义手法。这也是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敢于借鉴各种文学流派,尝试各种文学风格,并且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最大。“作为能为20世纪下半叶的俄罗斯文学定位的重要概念之一,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创作原则是拒绝传统和理性,颠覆一元论的思维模式,以反常、极端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关注。在民众急需精神导向的特殊时期,后现代主义思潮迅速把握公众动向,呼应社会舆论,客观上对作家创作理念的更新起到了指引作用。”[2]44佐林娜在小说中多用隐喻、象征、混搭等后现代手法,描写梦境、幻想与呓语,通过真实与荒诞的彼此穿越,来表现人在当今现实世界中的孤独和无奈,讽刺社会道德的堕落,批判人的“平庸之恶”,字里行间回荡着对当今社会不应缺位的爱和人文关怀的呼唤。

女作家通过描写梦境和幻想世界,反讽地揭示出现代人,特别是有思想的人在现实世界中的孤独、无力和无奈。《空中楼阁的建筑师》中的菲利普从小是个梦想家,他“不羡慕周围的人:他们了解一切,除了幸福;他们获得了全世界,除了爱。他的宇宙按自己的规律运转,在凡人世界里被别人砸石块的事情,在他的宇宙里却显得无比珍贵。”可现实中的这位城市平民,连这一点朴素的美好品格,连脑海中对梦想的天马行空的追求,都很难维持长久。他遭中介设局,被骗走唯一的住房,最终与流俗沆瀣一气:“菲利普现在喝酒喝得很猛,睡觉睡得很死,已经不做梦了。”《在公园里》讲述了同住一家精神病院的一对男女病人的故事。每个晚上,玛尔塔和尤利都做着同一个梦,都梦见了对方,每个白天,他们在散步时相遇,都在应验着自己的梦。“他们相识了,还安排了再见面”,但是,分别后又全都忘了曾经的相遇,忘掉了对方,“以便明天再有一次新的相识”。小说对多重梦境的描绘和对往事的回忆,勾勒和比较出他们在病院内外的生活,揭示了现代人在现实社会中常有的无力感和孤独感。这也是俄罗斯当代文学的常见主题,正如俄罗斯女作家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所说:“当今俄罗斯文学的主题多是仅仅局限于自我的人之孤独。”[6]对现实社会的人之孤独,小说中作为精神病人的男女主人公,反倒有很多深刻的认识。比如,尤利就认为:“孤独——不是和自己有话可说的时候,而是跟自己无话可说的时候。”而玛尔塔则认为:“孤独——是指没人跟你一道沉默的时候。”

佐林娜用看似荒诞的情节来诠释人的生存悖论,用充满哲理的隐喻来探讨现代都市中人的生存意义,彰显爱的精神价值。《买家》就是一篇略显荒诞但富含哲理的小说。主人公斯维里德要找一样谁都可能见过,但谁也没见过的“东西”,他花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去寻找,找过很多地方,问过很多人,尽管有人说,以前“什么都能买到,但不是什么都能卖”,而现在“什么都能卖,连买家也是商品”,但他仍一无所获。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一个长着一双海洋般眼睛的女人面前摆着个“东西”。当他询价而女人说免费赠送给他时,他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需要这个“东西”了。不言而喻,这里的“东西”显然象征着如今已在大都市遍寻不着、几乎绝迹的“爱”。

女作家还常用后现代手法来揭示现实中缺乏无私之爱这种社会病症。她用人称翻转的手段,完成叙事主体的悄然替换,寓示人生道路的选择与变换,并以此暗示没有“爱”就没有希望的未来之路;她还善于用混搭、解构等手法,暗示现实生活中常见的不合常规和混乱无序。《没有名字》这部小说,一开始是传统的第一人称的温情叙述,行文至中间时,却不打招呼地突然转换叙述人称,由一对私奔男女中的男主人公变成了女主人公,实验性地用两个不同心态的“我”,乃至迎面相向的视角,来关照私奔这件事及私奔后的生活道路。小说用平静而略带忧伤的口吻,讲述“有时候特想逃离”的人生,抒发“听天由命”和“随波逐流”的自由天性,却在结尾处忧叹着模糊不清的未来:“谁又能知道,在没有名字的人的无尽诉说里,明天又将会是什么样的呢?”在《唱吧,小革》中,小革如此高雅的人生理想却与这般污秽的实际遭遇可怕地混搭在一起,这种宿命般的现实困境与生存悖论不禁让人唏嘘。翻转和混搭这些手法,说明传统的无私之爱在现代社会中的式微与瓦解:即使有爱,往往也是易变的、短暂的和不纯粹的。

佐林娜笔下的人物大多因缺乏“爱”而成为不幸者,正因为如此,她小说中常能见到寻找幸福的桥段,但横亘在主人公面前的结局,常常是伴随着无爱的无望:寻找的过程是艰难的,结果却是无望的。相比之下,活在回忆和想象的世界里,躲进脑海中构筑的田园牧歌里,不啻为最好的选择。但即便是如此微不足道的自由与奢望,残酷的现实也无情地予以剥夺。颇具反讽意味的是,《在公园里》中,一直活在记忆与梦境里的玛尔塔和尤利每天陌生的相遇、甜蜜的相爱,竟然让个人生活非常不幸的病院女医生艳羡不已,以致认为:“别人所教给她的一切——都是谎言,而失去理智——才是幸福。”《买家》中已经找到人生答案的斯维里德,《没有名字》中已经走在自由之路上的那一对私奔男女,似乎比其他人更幸福。《没有名字》道出了对现代社会快节奏导致的不良后果的警惕:“一个在工作中追求到昏迷程度的文明社会,肯定病得不轻,在这个文明社会的陷阱里,压根儿就没有幸福可言。”

四、结语

总之,佐林娜的小说以俄罗斯当代社会中被急剧的城市化浪潮所裹胁的小人物,特别是生活在底层的女性为描写对象,聚焦她们作为平凡者在某一特定时段和某一特定场景中的心理和反应,结合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精髓和欧美后现代文学的魔幻手法,高度关注现代人与其周围环境和社会的矛盾,刻画其日常的乃至庸俗的生活与宿命般的精神危机之间的冲突,表现他们被无爱的现代社会撕裂后深深的孤独和无奈感。她一方面揭示城市化浪潮下现代社会的堕落,批判人与人之间无私之爱的式微和缺失等现象;另一方面又热切地呼唤本不应缺位的“爱”和人文关怀的回归。

[1]侯玮红.前言[A].斯涅吉廖夫,等.内奸夙敌:俄罗斯处女作奖小说集[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张俊翔.论俄罗斯“三十岁一代”作家的叙事风格[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5).

[3]Иженякова Ольга.Неподавленный бунт[DB/OL].http://www.velykoross.ru/1374/,2016-10-10.

[4]Замлелова Светлана.Бывшие люди.Рецензия на книгу Елизаветы Александровой-Зориной《Бунтовщица》[DB/OL].http: //ruskline.ru/analitika/2011/06/23/byvshie_lyudi,2016-10-30.

[5]Улицкая Л..《Принимаю всё,что дается》.Беседу вела А.Гостева[J].Вопросы литературы,2000,(1).

[6](俄)奥尔迦·斯拉夫尼科娃.俄罗斯文学创作亟须寻找新形象[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4-15.

责任编辑:杨 春

The Absence of Love and the Appeal for Love——On the Moral Pursuit in E.Alexandrova-Zorina’s Short Stories

WANHaisong

Elizabeth Alexandrova-Zorina is one of the most outstanding Russian writers of“the generation in the 30s”.Her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re famous for the magical mix of reality and fantasy.Based on the history and actuality of Russia,her writings focus o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contemporary women and modern metropolises, telling the encounters of ordinary people with the problems of life and death.The realistic elements and magical features of her writing are the characteristics inherited respectively from Russian critical realistic literature and Euro-American post-modern literature.With her short story collection The Woman Rebel as a case in point,this paper examines the feminist themes and the style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in her writings.The paper analyzes women’s fate in the wave of urbanization,female theme of giving birth and life and death,post-modern literary symbols and metaphors and attempts toreveal that the moral pursuit ofAlexandrova-Zorina’s writingis the appeal for love which is lost and absent in the urbanization ofmodern society.

The Woman Rebel;female writing;post-modern literature;love

10.13277/j.cnki.jcwu.2017.02.011

2017-02-15

I106

A

1007-3698(2017)02-0080-06

万海松,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文学与文化。100732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5ZDB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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