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设地造重庆城
——从军事防御规划和实践的角度

陈元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天设地造重庆城
——从军事防御规划和实践的角度

陈元棪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 100871）

重庆旧城地处长江与嘉陵江之间，临江三面为陡峭崖壁，仅西侧部分与陆地相连接，具备天然的筑城防御的地理和地貌优势。至迟在战国晚期，秦国就在半岛北部兴筑了江州城；三国时期，李严更括城至整个半岛，奠定了重庆旧城的基本轮廓；以后城市尽管又一度回到了秦城的范围，但到了南宋末期，彭大雅重筑重庆城作为“蜀之根本”，又回到了蜀汉李严筑重庆城的城市范围和防御形势。在宋蒙（元）战争中，依江山之险设置的重庆城，作为南宋四川战区的军政指挥中心，发挥重要的作用。重庆城迄今仍然保留了部分城墙地段、个别城门和水门，以及衙署谯楼砖台等遗迹，具备重要的遗产价值。

军事遗产；重庆旧城；山城防御

Abstract:The old city of Chongqing is located between the Yangtze River and the Jialing River. Facing to the river, it's ringed on three sides by cliff, leaving only part of west connected with land, which naturally has geographical and defense advantage. To the latest of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Qin state built Jiangzhou city in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peninsula. During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Li Yan expended the city to the whole peninsula, that laid the basic outline of the old city. Although it once returned to the range of Qin state, but at 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eng Daya rebuild Chongqing city as "the root of Shu", which was back to city-wild and defense situation in the kingdom of Shu Han by Li Yan. In the war of Song Meng(yuan), the Chongqing city, which was settled up by the danger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as the command and control center of the Sichuan theate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Chongqing city now still retains some of the walls, city gate and watergate, as well as the site of government office and tower, which are of great signality for heritage value.

Key words:military heritage; old city; mountain defense

重庆古城因其三面环江、地势陡峭良好的地理形势而被选为城市建址。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入蜀记》中记述:“晚宿重庆。石城天险,依岩而立,过处石脉如蒂,而嘉陵、岷江合于东”[1]。《读史方屿纪要》：“重庆三面临江,春水泛涨,一望滁，不可卒渡。”[2]都是形容重庆旧城地理形势之险要。重庆古城因此受到历代军事专家的重视，早在战国末期建成，经三国时期扩建、南宋时期的加强防御和明清时期的重新修筑，使其成为铜墙铁壁般的军事堡垒，在战争时期，尤其在南宋抵御蒙元进军时，发挥重要功效。

明代人曾感慨道：“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要社，岂待崖山而后亡哉！”[3]南宋后期，宋军在西线四川区域坚守近40年，抵御蒙元军由长江上游进攻，有力的保障南宋王朝的西翼，延缓了宋朝的覆灭。在四川战事中，重庆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因此，作为一处军事遗产，重庆旧城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地理形势与历史沿革

1.1 地理形势

重庆旧城，位于今重庆渝中半岛之上，地势西高东低、北高南矮，从海拔仅160 m的朝天门河滩，到海拔379 m的制高点鹅岭，相对高差达219 m，其中又有若干的山峦起伏并形成了诸如大梁子、五福宫、枇杷山、鹅岭、浮图关等制高点。渝中半岛是华荟山余脉─—金碧山受两江冲汇所形成，金碧山阻隔了西北来的嘉陵江与西南来的长江的交流，长江又因金碧山形势影响转而向北，绕经半岛东部，两江最终在山岭东北端汇流而去，从而使半岛三面被江水环绕，如同水中之舟。金碧山受到两江的冲刷，临岸三面皆为峭壁，自然形成易守难攻的防御特质。

半岛与两江对岸的平面形态好似一只展翅飞翔的大鸟——鸟喙是两江汇合处的朝天门，鸟头是半岛主体区域，鸟颈是古浮图关即今鹅岭一带，鸟身以今大坪至石桥镇为脊梁，两翼则分别是今沙坪坝和九龙坡。由于这只鸟头形半岛三面环水，与陆地连接的一面又地势狭窄，整个重庆旧区就是坐落鸟头上的一道石质山岭上。长江水系在川渝极为发达，而重庆则总控全川水系。在上游的四川宜滨市汇集了来自川西平原的岷江（古称“外水”），将四川乃至于西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成都与重庆联系起来。长江在宜宾与重庆之间的泸州市又接纳了流经川中丘陵地区的沱江（古称“中水”），使四川中部地区也与重庆联系起来。嘉陵江在重庆北面不远的合川区钓鱼城下汇集了来自四川盆地中东部广阔地区的大河渠江和涪江（古称“内水”），然后在重庆与长江合流，并在下游的涪陵接纳了来自贵州高原的数量丰富的乌江，最后切开四川盆地边缘滚滚东去，与长江中下游的中心都市相通，并可通过运河与南北的方的首都城市进行联系。

天然环境使得重庆具良好的军事机能。在军事防御时可以利用重庆古城三面环水、周边绝壁的地理形势，长期坚守城池，遏制敌方沿长江发展进攻；而在开展军事进攻时，又可从重庆灵活选取岷江、沱江或嘉陵江路线作为进取四川盆地的腹地，尤其是首府成都，使敌方防不胜防。正由于重庆良好的地理区位和地形地貌，使它具有较好的战略地位。作为成都的卫星城，在战争时期，可以代替成都作为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发挥四川首府的功效；而作为中国的西南后方，重庆也还具有一定的国家战略后方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首都从重庆迁往重庆，就是这种作用的反映。

1.2 历史沿革

重庆城在历史上有“江州”“渝州”“恭州”“重庆府”等名称。早在东周时期，巴国就曾以这一带作为都城。《水经注》：“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4]。但是巴国所建都城的具体位置不明确。此后，根据文献纪载，重庆旧城经历过四次大规模筑城：最早一次是战国晚期秦灭巴国后，秦国张仪“城江州”；第二次是三国时期李严兴筑江州“大城”；第三次是宋朝末期，彭大雅为抗击蒙军增筑重庆府城；第四次是明朝初年戴鼎在宋城基础上修筑重庆城。明代中期、清初尽管都还有重修重庆城墙的记载，但城的规模、形制及城门数量基本上沿袭明初制度，没有作大的更改。

重庆第一次大规模筑城，根据成书于东晋的常璩《华阳国志》，是周慎王五年（前316年）张仪筑江州城。根据文献记载，由于“蜀王伐苴，苴侯奔巴。巴为求救于秦。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救苴、巴。………因取巴，执王以归。置巴、蜀及汉中郡……仪城江州”[5]。张仪“城江州”，这是重庆见诸文献的首次筑城，文献对这次筑城没有描述，仅知是秦国张仪在灭巴国以后，为了加强对于巴地的管控而修筑，城的具体位置、城的规模形态、城门的数量位置，都没有任何信息。从汉代水井及居址堆积只见于渝中半岛的鸟头北部，蜀汉李严曾扩大江州城来看，秦人始筑的重庆城应该是位于半岛鸟头的北半部，城墙沿着嘉陵江和金碧山山脊修筑，其规模只及重庆旧城之半。

重庆的第二次大规模筑城是在蜀汉建兴四年（227年），“后督护李严更城大城，周回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通水入巴江，使城为州。求以五郡置巴州，丞相亮不许。亮将北征，召严汉中，故穿山不逮。然造苍龙、白虎门”[5]。李严在江州城的基础上，扩大城的范围，除了将渝中半岛的南半部并入城内外，还企图将渝中半岛西部与陆地相连的部分——佛图关（今鹅岭一带）凿穿，使重庆城变成江中孤岛。这个异想天开的规划虽未实现，但李严扩筑重庆城一事，对重庆城池防御思想影响重大。因此，唐代的地理书《元和郡县图志》在“江州旧城”条目中也提到，“先主令都督李严镇此，又凿南山，欲会汶涪二水，使城在孤州上。会严被征，不卒其事，凿处犹存”[6]。

重庆第三次大规模筑城是在南宋嘉熙年间（1236—1240），《宋季三朝政要》记录：“彭大雅守重庆时，蜀已残破。大雅批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其筑重庆城也。委幕僚为记，不惬意，乃自作之曰：‘某年某月某日守臣彭大雅筑此，为国西门’”[7]。金灭亡以后，蒙古以“借道”之名，进入四川抄掠，导致成都残破，时任四川制置副史的彭大雅于是修筑重庆城，作为“西蜀根本”。明万历时期（1563—1620）的《重庆府志》收入曹汴《重庆府城垣记》说：“重庆，今蜀东剧郡也。……史牒可考，名由较著者，则蜀诸葛相时，督护李严尝大城此，今城盖其遗址也。适宋嘉熙，则制置彭大雅复因其址大兴城筑，后蜀扰，民竟赖城以全，然其时门才四耳。至我明初，则卫使戴鼎重新，盖增其门至十有七，今开者凡九，而今子城楼尤琼然晕起，甃石如新，则皆戴之旧也”[8]。说明了宋代的重庆城基本沿用了李严所筑的重庆城垣，城门只有4座。

重庆第四次大规模筑城是在明代初期洪武年间。这次筑城基本沿用了宋代所筑的城墙，故明清志书都说宋城“即今城也”。明代的筑城工程主要是增加了城门，其数量达到了17座之多。明人曹汴《重庆府城垣记》说：“至我明初，则卫使戴鼎重新，盖增其门至十有七，今开者凡九，而今子城楼尤琼然晕起，甃石如新，则皆戴之旧也。”[8]清乾隆《巴县志》对这些城门有较详细的记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修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北六十六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通远门、临江门、千厮门为九开门。翠微门、金汤门、人和门、凤凰门、太安门、定远门、洪崖门、西水门为八闭门。”①(清)·王尔鉴：《巴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巴县县署刻本。9座“开门”应该是可以人员同行的陆门，8座“闭门”大概是城市排水的水门，当然也可能包含有军事意义的暗门②(宋)·陈规《守城机要》说：“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城门既多且开，稍得便利去处，即出兵击之。夜则斫其营寨，使之昼夜不得安息，自然不敢近城立寨。又须为牵制之计，常使彼劳我逸。又於大城多设暗门，羊马城多开门窦，填壕作路，以为突门。大抵守城常为战备，有便利则急击之”。。“开门”和“闭门”大致相间布置，当然根据地势也有连续两座“开门”或“闭门”的③(清)·王梦庚修：《重庆府志)》（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重庆府署刻本）：“（蜀汉）建兴四年，丞相亮欲出军汉中，李严当知后事，自永安移屯江州，因筑大城周回十六里，即今城也。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修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六北六十六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俗以为九宫八卦之象，曰：朝天开、翠微闭、通远开、金汤闭、定远闭、南纪开、凤凰闭、金紫开、仁和闭、太平开、储奇开、太安闭、临江开、洪崖闭、千撕开、福兴(西水)闭、东水开”。。

2 重庆旧城的形态演变

2.1 旧城范围的变迁

关于重庆旧城具体的变迁，已故的重庆博物馆董其祥先生专门有过论述。董先生说：

（秦汉时期的）江州城市就是在原巴城的基础上重建的。解放后，我们先后在磨儿石码头、千厮门某仓库、运输电影院等地发现古井多处，井壁为粗绳纹陶圈；井内还出土细绳纹陶钵残片，云纹瓦当等，其时代为战国至西汉。可知这一带正是秦汉市井所在，人烟相当稠密。……可知彭大雅筑城在开禧年间，城门有四，可能为砖石结构。……明统一四川后，设重庆卫，指挥戴鼎因旧城址砌石（可知明以前不是石城），……明代城墙较之宋城有所增大，上半城大什字以外地方，较场口、夫子池、七星岗等地都是明代扩大的城区范围[9]。

董先生根据考古调查采集的资料，指出秦汉的重庆城在渝中半岛，中心区在今金碧山麓以北的嘉陵江沿岸，其范围是渝中半岛的北部即上半城，这个推论是合理的。2010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发掘老鼓楼遗址时，在金碧山南麓发现两座汉墓，可知金碧山以南的下半城在秦汉时期，仍属城外。但是，董先生认为，明代以前的重庆城范围是北以金碧山脊为界、南以长江为界的南半部即下半城，明初戴鼎筑城后才扩展到整个渝中半岛，这就不够准确了。

我们认为，重庆古城的城市范围形成于蜀汉，城市格局定型于南宋，城市细节完善于明代。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地理形势、文献记载、历史背景和考古材料4个方面进行论证。

首先，从地理形势来看，位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重庆，最适合建城的地点就是鸟头形的渝中半岛。正如明人王士性所说，“天设地险无如重庆者，嘉、巴两水隔石脉，不合处仅一线如瓜蒂，甚奇”[10]。如果在这个鸟头状半岛上建城，最恰当的选择就是南北两侧以江河为天然城濠，再在陆地最短的鸟颈之前筑城墙进行围合。蜀汉李严所筑江州大城正是这样规划的，如此才有可能在凿穿佛图关以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封闭空间。南宋和明清只是继续沿用蜀汉的规划。如果南宋重建重庆城只利用半岛的南半部，将北城墙从沿嘉陵江退移至金碧山脊的话，就等于将江河之险拱手让与敌人，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古人说，整个重庆城都在天生盘石上，所谓“重庆生成石城若輂然，天下更无双”[11]，故有“天生的重庆，铁打的泸州”的说法。以渝中半岛建重庆城，无论是是蜀汉、南宋、明清，都必然会利用这天然的地势。

其次，从城址规模来看，蜀汉江州城规模的大小，与明清重庆城的大小相近，也与渝州半岛适宜于修建城池的范围相当。前引《华阳国志·巴志》说，蜀汉李严所筑江州大城“周回十六里”。每汉里相当于414 m，16汉里合今7 624 m。清道光《重庆府志》卷二·城池记江州故城说，李严大城即今府城，“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修筑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六百六十六丈七尺”。明里基本等于清康熙营造里，相当于今572 m，12.6里即今7 207 m（如按2 666.7丈计算，则相当于今8 533 m）④关于蜀汉里和明清里的换算，参看陈梦家：《亩制与里制》，引自河南省度量局主编：《中国古代度量衡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从蜀汉到明代，重庆城的城垣周长相差不多，新增部分，可能主要是南宋增筑的一字城，明初增建的城门瓮城等所致。据此可知，明清时期的重庆城的范围，就是南宋重庆城和更早的蜀汉江州城的范围。

其三，从历史背景来看，重庆在南宋末期至元明之际城市地位最高，余玠在宋末修筑的重庆城不应小于蜀汉城和明清重庆城。重庆城的地位在东汉末期巴郡分割为“三巴“后就开始下降，唐宋时期的城市地位相当低下，但在南宋晚期以后，重庆城因先后成为南宋四川首府，元代四川川东路首府、明夏国的都城，其地位陡然上升。南宋末期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重建重庆城，是要以该城作为四川抗击蒙元的军政中心，其规模只能在蜀汉江州城的基础上强化，而不可能弱化，更不可能将当时的重庆城缩小至蜀汉城一半大小。我们如果翻阅《宋史》和《元史》，就可以看出，当时元军围攻重庆城时，除了驻扎在浮图关一线的元军外，其余元军都是驻扎在两江对岸，攻城都发生周围的江面上或城墙外的河滩上，元军在攻陷重庆城前从没有出现在渝中半岛的金碧山上，就说明了这一问题⑤《宋史》卷四五一载“大兵会重庆，驻佛图关，以一军驻南城，一军驻朱村坪，一军驻江上”。。

其四，从考古材料来看，在重庆旧城城墙范围内少见古墓，而在紧邻古城区的城郊却分布着大量历代墓葬，三面江水确定了重庆旧城的东、南、北面边界，西侧陆地则以古代墓地限定了其西界。重庆旧城的古墓，主要集中在旧城唯一的陆路城门通远门外，故旧有“通远门，锣鼓响，看埋死人”的谣谚[12]。民国年间通远门、南纪门外修公路并开辟新区，迁坟平坟无数（其数据说多达43万座），为保平安，特在今枇杷山巅修建了一座菩提金刚塔，此塔迄今犹存[13]。而在旧城范围内发现古墓甚少，除了文献记载在旧城西北部有传为巴君墓的石兽、在临江门外的山坡上发现有西汉墓地外，其余汉墓基本都集中在渝中半岛山脊及其南侧，也就是重庆旧城的下半城，如“小十字、左营街、张家花园、观音岩”[14]，以及老鼓楼等地。这些汉墓或在明清旧城外，或在蜀汉李严扩建江州城前的城墙范围外。蜀汉扩城后的重庆城内，几乎不见这次筑城以后的墓葬。重庆城从蜀汉李严筑城后直至明清，其范围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动，才会出现这种墓地分布状况。

此外，重庆文化遗产研究院于2015年清理西水门至朝天门古代城墙，确定了宋代城墙包覆在明代城墙之中。墙宽达到了近10 m，采用的是内部夯土夯筑，外部包裹巨石的方式砌筑而成，巨石上，细密的錾痕仍然清晰可见。城墙上砌筑的每一块条石都是规整的有序排列而成，说明虽然是战乱时候所筑，但宋代城墙并不是仓促之作[15]。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古人在述及重庆城沿革时，都会特别说到今城因袭宋城，宋城因袭汉城。

2.2 城墙的修筑

从目前的资料看，蜀汉时期尽管已经出现了砖石包砌的城墙，如今四川广汉市的古雒城[16]；但当时流行的筑城材料还是夯土城墙，重庆奉节县白帝城的汉代城墙即其一例[17]。蜀汉时期李严所筑江州大城，很可能与同时期其他城址的城垣一样，都是用土在石基上夯筑。南宋末期彭大雅重修重庆城，其城垣基址可能因袭蜀汉大城，筑城材料却应该与同时期所筑抗蒙山城一样，主要是使用石材。目前调查过的宋末山城，如重庆合川区钓鱼城、奉节县白帝城的宋城、四川泸州神臂城等，无一例外为石构，作为当时首府和筑城总部所在的重庆城不应该是一个例外。南宋的重庆城并没有在宋元之际的战火中毁灭，它一直保存下来。宋元之际的邵桂子《雪舟脞语》记述并评论彭大雅筑城事道：

彭大雅知重庆，大兴城筑，僚属更谏不从。彭曰：不把钱做钱看，不把人做人看，无不可筑之理。既而城成，僚属乃请立碑以纪之。大雅以为不必，但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大书曰：“某年某月，彭大雅筑此城，为西蜀根本。”其后蜀之流离者多归焉。蜀亡，城犹无恙，真西蜀根本也⑥(明)‧陶宗仪：《说郛》，中国书店据涵芬楼版影印，1986年。。

可见宋代重庆城垣在元代还沿用。元明之际，重庆过渡相对平稳，城垣和城内建筑基本保存完好，只是衙署建筑被元代晚期的一次大火毁掉大半。这些火毁的衙署建筑在元代晚期尤其是在明夏政权定都重庆时期得到修复和重建。因而明朝政权控制重庆后，城内并没有大的建设活动，只是明洪武年间重庆卫指挥戴鼎对城垣进行了加固和休整。这次筑城主要是修补先前的城墙，多开辟了一些城门，并将正对重庆卫的金紫（子）门建得宏伟壮观。明人曹汴《重庆府城垣记》说：

重庆，今蜀东剧郡也。……史牒可考，名由较著者，则蜀诸葛相时都护李严尝大城此，今城盖其遗址也。适宋嘉熙，则制置彭大雅复因其址大兴城筑，后蜀扰，民竟赖城以全，然其时门才四耳。至我明初，则卫使戴鼎重新，盖增其门至十有七，今开者凡九，而金子城楼尤琼然晕起，甃石如新，则皆戴之旧也⑦（明)‧佚名：《(万历)重庆府志》，上海图书：《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明代曹汴这篇修城记是记述隆庆初年（1567—1568）王乾章修补重庆城垣一事，这次修城工程规模不大，“初计经费当二千余金，及工成而费者才二千余金耳”。这次修补后的重庆城池一直延续至明末，农民军张献忠进攻重庆城时，用炸药炸毁了城西通远门附近的一段砖砌城墙，从而攻陷重庆⑧(清)‧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第六，记张献忠攻陷重庆城的经过道：“重庆下流四十里曰铜锣峡，江路所必经；士奇宿重兵以守。献忠既入涪州，分舟师泝流犯峡，而己则登山疾驰百五十里，破江津县。掠其船顺流下，不三日而夺佛图关；铜锣峡反出其下，兵惊扰不能支，遂溃。贼傅城下，士奇等日夜登陴，以火罐、滚炮击贼，死无算；贼裸妇人向城而骂。城三面临江，皆石壁；西南有砖城数十丈，贼发民墓凶具，负以穴城。是夜阴云四合，贼藏火药于城角。晨起，箭炮齐发，砖石皆飞，城遂陷”。。不过，那时的重庆城墙尚基本完好，重庆城连同城内建筑遭到大破坏，是在稍后的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攻占重庆和即将撤离重庆时。清人顾山贞《蜀记》说：“可望等烧尽重庆城中房屋，又欲将城垣踏平；因重庆城系生成石壁，半面在江、半面在山，明王珍曾踞此僭号，止于上面加砌垛石。可望等驱各贼将城垛尽推入江中，于平地盘踞数日，始商议由遵义入黔固守。”经过孙可望军这一番折腾，清朝的重庆府官员不得不对重庆城作一番大建设了。

不过，重庆城内的建筑尽管在明末清初的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但城墙却只是城楼无存、雉堞被平、通远门段城墙被炸毁而已，城墙本身的毁坏程度并不很严重，故清康熙二年和四十七年，川陕总督李国英和重庆知府陈邦器重修重庆城垣的工程规模也并不很大。清代地方志记这两次修建工程道：

明末，张献忠攻通远门，城圮。国朝康熙二年，总督李国英补筑完固[18]。

这次城垣修补，因陋就简，以后随着重庆人口的增多，城垣也不时还有修补。清康熙四十七年陈邦器记说：

渝郡古制控辖三州十七邑，合岷涪两江，为全川一大都会。自昔兵革以来，虽修养生息二十余年而诸务缺略。即一府治，颓敝荒凉，不仅有举目萧条之感。岁辛巳，余奉命来守是邦，……阅四年乙酉，嚚风渐息，政有余闲，遍览城垣学校，多在荒烟蔓草中，概然动修废举坠之思[19]。

清代前期的这两次重修，基本是在明代的重庆城基础上进行的，其主要工程只是修复被明末农民军推倒的城牒和战争中炸毁的个别墙段，重建被毁掉的城门城楼，恢复城墙上的敌楼警铺，新建城隍庙等城隍保护神的庙宇而已。

如果简要概述重庆城的演变历程，可以知道，秦灭巴国后修筑的江州小城只是围绕着渝中半岛北部的上半城，东起朝天门，西至通远门，南以半岛山脊“大梁子”为界。蜀汉李严扩建后的江州大城，其城垣范围扩展至渝中半岛南部的下半城。南宋末期彭大雅重修重庆城市在蜀汉大城的基础上以石代土，并在城西南增建了一字城以加强水陆防御，其规模仅比蜀汉城略有扩展。明清重修后的重庆城，一依南宋城之旧，只是城门有所增加。

3 重庆古城的军事作用

3.1 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

四川制置司是南宋四川战区的最高军政机构，作为四川四路之上的领率机构，当然应该设置在南宋的四川首府成都。然而，端平三年（1236）八月，蒙军大举攻蜀，成都首次失陷，遭受严重破坏。嘉熙三年（1239）陈隆之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坐镇西川，在被蒙军破坏的成都旧城基础上“复立其城”⑨(宋)‧张藻：《梁秉钧碑》，收入清·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卷二十四，清光緒年間刻本。，但因无险可守，资源有限，仅能进行简单地增筑，无法抵挡蒙军的再次冲击。淳祐元年（1241），蒙古塔海部汪世显等再次入蜀，围攻成都，四川安抚制置使陈隆之坚壁不出，“守弥旬，弗下。部将田世显乘夜开门，北兵突入”[20]，成都再次陷落，作为四川军政大本营的制置司也失去屯驻之地。

为了解决四川制置司驻地问题，南宋朝廷展开讨论。牟子才曾上疏言：“重庆为保蜀之根本，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得人焉而守，则金城汤池，其势巩固……又谓利、阆之间当置一大屯，是时敌未有城立之事也”⑩(宋)‧牟子才：《论救蜀急著六事疏》，收入明·杨士奇等撰《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四库全书本。。提出建立以重庆为中心，嘉定、夔州为两翼，并以利、阆为辅佐的沿江防御体系。淳祐二年（1242），理宗多次与大臣制司重庆事宜。四月，仓部郎官赵希塈，建议“当择威望素著”为四川主帅，在夔、峡要害之间，建防御设施，理宗曰：“重庆城险，恐自可守。”希塈曰：“重庆在夔、峡之上，敌若长驱南下，虽城险如铁，何救东南之危？”五月，知梧州赵时学指出“吴玠守蜀三关，今胥失之，固宜成都难守。”理宗曰：“嘉定可守否？”时学曰：“若论形势，当守重庆。”理宗曰：“若守重太，成都一路便虚。”时学曰：“重庆亦重地，可以上接利、阆，下应归、峡。”稍晚，郎官龚基先与理宗谈及长江上流形势言：“施、夔国之门户，荡无关防，存亡所系，岂可不虑？”帝曰：“屯田今岁如何？”基先曰：“屯田有名无实，牛种既贵，军耕又惰，所收不偿所费。”右正言刘晋之也根据重庆城在宋蒙战争间所起的作用，提出了建议：“蜀祸五六年间，历三四制臣，无地屯驻，独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不然蜀事去矣。今宜于重庆立阃，庶可运掉诸戍。愿早定至计，料简边臣，俾往经理，则蜀可为也”[21]。经过与臣僚几次反复讨论后，理宗慎重地做出将四川制置司迁治重庆的决定，并任命余玠出任四川制置司。

余玠赴重庆前，重庆已在前任制置副使彭大雅的用心经营下，初具规模，为重庆作为制置司奠定坚实的基础。彭大雅能在蜀地残破，情势危难的情况下，清楚地认识到加强重庆城防，对于支撑四川局势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不惜一切代价，将重庆建成“蜀之根本”，可见其雄才大略，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张政烺先生称其为“智周兵略。洞察鞑情，刚毅坚忍，果敢有为”的“英雄豪杰之士”⑪张政烺：《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原载《国学季刊》第6卷第4号，北京大学出版社，1946年；后收入《张政烺文集‧文史丛考》，中华书局，2012。。虽然彭大雅因建设重庆而遭人指责，被迫离职。但从重庆旧城在之后战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彭大雅功不可没。

3.2 重庆旧城在宋蒙战争中的作用

余玠出任为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后，在彭大雅建设的基础上，建立起以重庆为中心的山城防御体系，令诸郡具险修筑山城，“卒筑青居、大获、钓鱼、云顶、天生凡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棋布星分，为诸郡治所，屯兵聚粮为必守计。且诛溃将以肃军令”[22]，采取“守点不守线，联点而成线的布防策略[23]”。这些“因山为垒”的山城，既可依靠险要的山形水势和坚固的城防工程，聚兵储粮长期坚守，也皆可透过长江及嘉陵江水系互通有无，彼此声援。宋元之际长达数十年的宋军抗蒙元的军事行动，就是在此基础上，以重庆成为基地进行的。下面，试从城市防御和发展进攻两方面各举数例。

(1)在军事防御方面。就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山城体系构筑以后，尽管不少山城先后被蒙元军攻克，但重庆城由于地势险要，城防坚固，规模较大，驻兵较多，且有合川钓鱼城等天下奇险的坚城作呼应，蒙元军队多采用袭扰的方式在重庆城外围行动，没敢贸然发起攻城的战役。重庆被元军围攻，都是在宋元战争末期，也就是重庆以外沿江诸府州，除合州钓鱼城、夔州白帝城等数城外，其余诸城也悉数被元军攻占以后。

德佑元年（1275），元西川行院副使忽敦率领的两万西川元军东下，东川行院正使合剌率领的东川元军主力也随之南下，水陆并进，会师于重庆城下，开始围攻南宋四川的首府重庆城。重庆城经彭大雅以来历任四川制置使又不断增修和加墙，相当坚固，元军在重庆城上下游的三条江面上各搭建了一道浮桥，在浮桥两岸驻扎精兵，以保障被江水分隔成3处的元军彼此间的联系，阻挡这3个方向沿江援助重庆的宋军的道路。从1275年初夏1276年夏秋之际，重庆城被围攻长达一年多，城内存粮已经不多，外援迟迟不能突入，重庆城危在旦夕。驻守合川钓鱼城的四川制置副使张珏先后采取北袭元东川行院驻地青居城，南派水军突破元军重庆合围圈运送粮草，西克围攻西川行院元军后方基地泸州神臂城的策略，使得围困重庆的元军后方倍感威胁。本来，重庆城下的元军因城池久攻不下，早已成为强弩之末，后方基地被宋军占领的消息传来后，元军士气瓦解，匆忙退军以就泸州，长期受到围困的重庆终于解围。

景炎三年（1278），南宋政权已经投降，四川元军又重新攻占了泸州和川东诸城，于是开始了平定四川的最后战役。鉴于合州钓鱼城坚固难攻，元军仍然对钓鱼城采取围而不攻的牵制策略，而以主力重庆作为主要作战目标。这年年初，川东、西元军完成了对重庆的包围，元军主帅不花带领主力扎营于重庆半岛西侧的浮图关，分遣3支军队分别攻打重庆城的三面。这时重庆城中的宋军力量已大不如以前，守卫重庆的四川宋军主帅张珏采取积极防御的手段，多次击退元军对城池的进攻。随着宋军的伤亡逐渐增多，城内粮食逐渐耗尽，部分守军意志发生动摇，部将赵安等开镇西门降元，四川抗击蒙元的中心重庆才最后陷落[24]。

(2)在军事进攻方面。重庆城作为南宋四川首府，不仅要保证自身城防的安全，还要号令和指挥整个四川战区的军事行动，援助和解救其他遭到蒙元围困的山城。还是在淳祐十年（1250）余玠掌管四川军政时，经过他八年的整顿和恢复，四川山城防御体系建设基本完成，余玠就从重庆主动发起进攻战役，宋军出兵陕南，企图攻克兴元（汉中），恢复秦岭防御态势。军事行动因各路蒙军增援而告失败，未达成原先战略企图⑫《宋史》卷四百一十六载“十年冬，玠率诸将巡边，直捣兴元，大元兵与之大战”。。

从那以后，四川宋军经常以重庆为中心进行救援作战。宝祐五年（1275）蒙军攻苦竹隘，四川宣抚制置使兼知重庆蒲择之以朱禩孙为监军，亲自带兵解围⑬《宋史全文》卷三十五载“闰月初旬出师，以朱禩孙监诸司军，择之自以制司兵继之”。。开庆元年（1259）蒙哥亲征钓鱼城时，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便曾派水军沿江赴钓鱼城支援⑭《续资治通鉴》卷一七五载 “六月，吕文德乘风顺，攻涪州浮梁，力战，得入重庆，即率艨艟千馀溯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泽分军为两翼，顺流纵击，文德败绩，天泽追至重庆而还”。，虽然支援行动失败，但也起到分散敌军军力的作用。景定二年（1261）宋将刘整以泸州降元，蜀帅俞兴自重庆发兵前去檄讨，俞兴行动失败后，吕文德又以宣抚使职溯江攻打神臂城，至次年正月收复泸州部分地区⑮《续资治通鉴》卷一七六载“六月……庚申，潼川安抚副使刘整以泸州叛，降蒙古。……七月……甲子，蜀帅俞兴以刘整叛，移檄讨之。蒙古刘元振助整守泸，兴进军围之，昼夜急攻，城几陷。……未几，援兵至，元振与整出城合击，兴大败而还”。《宋史》卷四十五载：“冬十月癸巳，吕文德言已复泸州外堡，拟即对江垒石为城，以示持久之计，从之”。。

作为山城防御体系的核心，重庆旧城始终成为蒙元军攻略全川的最终目标。近40年年间，经历过蒙元多次的攻击，重庆城都坚守下来，直至宋室灭亡之际，确实起到“为国西门”的作用。正如刘豫川评论置司重庆所说吗，“重庆的牢固，正是四川战线虽然日见收缩，但击而不溃，得以坚守近40年的重要原因”[25]。

4 结论

重庆旧城利用地理形势修筑而成，宽广的江河，是天然的屏障；陡峭的崖壁，是天然的堡垒，建城在山脊之上，易守难攻，使其在修筑防御工事时，具有事半功倍的优势。重庆旧城的建造，是古代先民用心观察环境，从战争失败经验汲取教训的智慧结晶，也表明当时人民目光深远、考虑周全。

重庆旧城经历了民国以后至今的城市发展和改造，旧城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城墙内外高楼林立，山城之险已经不复可见。但古城的城墙残迹还大半保存，据说保存下来的城墙约占70%。明清时期所建17座城门，绝大多数被拆毁，仅保存4座，即“开门”的东水门、太平门、通远门，以及“闭门”人和门。城墙包含了西水门至朝天门明代城墙、东水门两侧城墙城墙、太平门西侧城墙、金汤门至通远门城墙、定远门北侧城墙、临江门至洪崖门城墙、千厮门东侧城墙。储奇门至金汤门城墙保存较少。这些城墙以明清城墙为主，但根据已发掘的部分，基本可以确定，宋代城墙就包覆在明清城墙之内，故可视为一体。在重庆古城内，尚保留宋代衙署建筑遗址。遗址位于渝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地之上，背山面江，符合中国传统衙署建筑规制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巴渝地域特色。现存地表的老鼓楼，可能为附属于当时衙署建筑的“谯楼”或“望楼”。老鼓楼残迹為一座夯土包砖式高台建筑，經發掘揭露部分平面略呈方形，南北残长24.3 m、东西宽 24.7 m，护坡墙及条石基础残高近10 m。筑墙砖上发现有“淳祜乙巳东窑城砖”“淳祜乙巳西窑城砖”等阴、阳模印纪年铭文。东、北侧发现有规模较大、结构规整的石构排水设施。经考古发掘，其西侧有两座凸字形建筑基址，似当时衙署前的亭类建筑；北部发现建筑则可能是衙署内部院落基址[26]。宋代衙署建筑遗址的具体情况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这里便是宋蒙战争时，四川地区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

重庆旧城自战国末期建成，经三国时期扩建，南宋时期强化，明清时期的修补挑战，再到民国时期的拆门扩张，跨越2 000多年历史，经历了宋蒙战争与抗日战争，并在两场关乎民族存亡的重要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中国重要的古代城防类军事遗产，应当予以保护。

[1]王士性.入蜀记[M].上海:上海古藉出版社,1993.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邹智.论钓鱼城:(万历)合州府志[M].合川:四川省合川县图书馆根据日本内阁文库藏缩微胶卷翻印,1978.

[4]郦道元,水经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常璩.华阳国志[M].济南:齐鲁书社,2000.

[6]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7]佚名.宋季三朝政要[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民国二十八年)。

[8]佚名.(万历)重庆府志[M]//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9]董其祥.重庆古城考[M]//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董其祥历史与考古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0]王士性.广志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1]黄汴着,杨正泰.天下水路路程[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

[12]唐冶泽,冯庆豪.老城门(老重庆影像志壹)[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3]王小全,张丁.老档案(老重庆影像志柒)[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14]庄燕和.从出土文物谈古城重庆的历史[J].四川文物,1984(3):44-46.

[15]李晨.主城首段宋代古城墙现身朝天门[J].重庆晨报,2015-06-10(2).

[16]陈显丹.广汉县发现古“雒城”砖[J].四川文物,1984(3):5-8.

[17]陈剑.白帝寺始建时代及现存文物概述[J].四川文物,1996(2):26-31.

[18]佚名.(嘉庆)四川通志[M].成都:巴蜀书社,1984.

[19]佚名.(道光)重庆府志[M].成都:巴蜀书社,1992.

[20]脱脱.宋史:卷四四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1]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M].北京:古籍出版社,1961.

[22]脱脱.宋史:卷四百一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3]马继业.宋代城池防御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5.

[24]陈世松,匡裕彻.宋元战争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25]刘豫川.论置司重庆//刘道平.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

[26]袁东山,蔡亚林.老鼓楼衙署遗址:重庆城市考古的重大发现[N].中国文物报,2013-01-18(6).

The Perfect City of Chongqing——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ilitary Defense Planning and Practice

CHEN Yuanyan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icology of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291.74

A

陈元棪（1982-），女，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E- mail:yenyea@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