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鄯善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要

刘源

汉晋鄯善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述要

刘源

20世纪初塔里木盆地南缘尼雅、楼兰等遗址相继出土大批以佉卢文、汉文写就的简牍文书，其内容涉及古代鄯善国农牧业、纺织业、商品贸易、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为研究汉晋时期鄯善国社会历史提供了广泛而详实的材料。随着这些文献资料研究的深入，围绕楼兰、鄯善与丝绸之路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诸多成果，通过对这些成果进行总结，鄯善国社会经济史的面貌亦得以逐渐清晰。

鄯善国丝绸之路经济社会生活

鄯善国为古代西域城邦国家之一，地处我国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汉晋时期为中原王朝通西域南道之要冲，亦是古代东西方丝绸之路交通重要枢纽。随着中原文化的西传与西方文明的东渐，多地区民族文化于鄯善国交融，并深刻影响了鄯善国政治、经济、文化方方面面。鄯善国史于传统史籍文献中所能寻觅之轨迹甚少，20世纪初期，西方探险家先后于我国新疆腹地楼兰、尼雅、安迪尔等古城遗址发现数量庞大的来自中原与西方各类珍贵文物，同时楼兰、尼雅等遗址出土大批以佉卢文、汉文写就的简牍文书，这批文书详细记录了公元3至5世纪鄯善国史事，尤其对古代鄯善国农牧业、纺织业、商品贸易、土地制度、阶级关系、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均有详实记载，成为研究汉晋时期鄯善国社会经济的第一手资料。百年来，东西方学者结合考古发掘与出土文书就鄯善国社会经济各方面问题进行的研究亦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尤其近年国内学者对于记载鄯善国社会经济简牍文书的整理分析，结合考古与史籍文献进行的对比研究，使汉晋时期鄯善国社会经济发展脉络被不断勾勒。

一、鄯善国农牧业研究

鄯善国自然环境相对特殊，其境内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所覆盖，但在西北部地区有两条重要河流，即塔里木河与孔雀河。两条河流随着季节的变化而不断改道，在罗布泊附近形成冲积平原，并不断灌注罗布泊，塔里木盆地南缘的车尔臣河常年流经亦使鄯善国内自王城扜泥至且末地区形成部分绿洲。正是国内如此星罗棋布的大小绿洲，为鄯善国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鄯善国农业在汉晋时期得到长足发展，论其要因在于中原王朝在鄯善国境内长期驻兵屯田，虽然该措施旨在实现对于这一地区的控制，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与生产工具的引进客观上对鄯善国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王炳华在其论文《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①王炳华：《从考古资料看新疆古代的农业生产》，《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收入氏著《丝绸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284页。）中较早公布并详细介绍了今新疆若羌米兰遗址、罗布泊地区的水利工程遗存，并对当地于汉晋时期所开凿的灌溉沟渠作了初步考证。陈跃则从水利灌溉、耕作技术、作物品种及丝路商贸推动等几个方面重点论述了魏晋时期鄯善等国农业种植的新发展，作者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各国农业整体稳步发展之时，其地区发展差异已初显端倪，经济区域性特征日益显著，这奠定了西域农业的分布格局②陈跃：《魏晋南北朝西域农业的新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45页。。

鄯善国虽算作绿洲国家，但其北部大片地区为广袤的沙漠地带，当地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佉卢文文书常有精绝地区缺乏水源的记载，故而鄯善国农业种植带有一定程度地方特征。王欣在《古代鄯善地区的农业与园艺业》中列举了鄯善境内各遗址出土的作物如粟和糜子等源自中原的作物以及佉卢文书所载葡萄等作物，强调作物来源决定鄯善国农业与园艺业种植的基础，并指出来自东西方各类作物造就了汉晋时期鄯善农业种植多元化的特性③王欣：《古代鄯善地区的农业与园艺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3期，第77～90页。。卫斯着重分析鄯善国内各地葡萄种植与酿酒业的发展及管理状况，认为精绝严格管理葡萄酿酒业的政治考量，系酒税为当地重要的财税来源④卫斯：《从佉卢文简牍看精绝国的葡萄种植业——兼论精绝国葡萄园土地所有制与酒业管理之形式》，《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66～70页。。吕卓民、陈跃合作《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结合考古资料重点对两汉时期南疆各国主要农作物种植以及作物分布进行考察，据其研究认为彼时鄯善等国主要种植作物多仿中原五谷，但也因地制宜种植许多耐旱作物如黍、菽等⑤吕卓民、陈跃：《两汉南疆农牧业地理》，《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第53～62页。。

目前针对汉晋楼兰鄯善地区农业发展研究，学界普遍接受中原王朝在当地大力屯垦以及汉地先进技术对当地长足影响的观点。如薛瑞泽以楼兰、尼雅所出汉文文书为切入点论述汉晋中原王朝在鄯善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状况，认为鄯善境内较为便利的灌溉条件以及中原王朝屯戍军民的严格管理以及先进的技术是成就这一地区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⑥薛瑞泽：《从〈楼兰尼雅出土文书〉看汉魏晋在鄯善地区的农业生产》，《中国农史》1993年第3期，第14～19页。。同时亦有学者对于中原农耕技术在西域各地的传播与影响提出质疑，殷晴便认为西域境内的农垦事业虽经中原王朝的大力开发经历辉煌，但制约当地农业发展一个因素便是生产工具落后，文献与考古亦见各地农业耕作技术的先进与落后，中原的先进耕作技术显然未能在当地得到普遍推广⑦殷晴：《汉晋时期新疆农垦事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1年第4期，第40页。。

可耕作之土地在鄯善国内十分珍贵，佉卢文文书中多有关于鄯善国土地制度的记载。钱伯泉曾就佉卢文书所载鄯善国内生产方式、土地制度及阶级关系等问题予以探讨，他认为鄯善国土地名义上皆属国王所有，实则除王田外,多数肥美土地掌握在贵族、官吏手中，且其土地私有权受法律承认，并可以自由买卖，而鄯善国内自耕农的只占有小部分的土地,其需付高额地租去租种田园主的土地耕种①钱伯泉：《魏晋时期鄯善国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92～97转40页。。李艳玲针对鄯善国私田的经营与管理问题指出鄯善国内私营农作物种植业生产以家庭和庄园、领地为经营单位，生产中存在雇佣、租佃等多种经营，且通过立法与调节以保障劳动力不足情况下国内农业种植的稳定发展。但总体上，以鄯善王国为代表的西域绿洲国的农作物种植业生产依然实行粗放经营②李艳玲：《公元3、4世纪西域绿洲国农作物种植业生产探析——以佉卢文资料反映的鄯善王国为中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10辑，中华书局，2012年，第212～231页.。

鄯善国畜牧业研究以佉卢文文书为主要依托，王欣、常婧整理佉卢文文书并对鄯善国的畜牧经营，如王室专有畜群与平民蓄养的区分，御牧、厩吏等专管畜牧的职官设定，以及牲畜种类、来源与用途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尤其指出鄯善国内牲畜虽实行分养，但鄯善百姓所牧养和饲养的牲畜为皇家畜群的来源，牲畜和畜牧的征缴亦是整个王国畜牧业的基础③王欣、常婧：《鄯善王国的畜牧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2期，第94～100页。。骆驼在鄯善国内的蓄养与使用颇为特殊，不仅作为皇家运输工具、坐骑，还作为各地税源与贸易媒介使用，且就文书可见鄯善国内的骆驼亦行王室与平民分养，据此张婧撰文就佉卢文文书中骆驼用途进行了专门分类，并指出骆驼于鄯善国内一方面是权力的标志，亦是拥有财富的象征，社会职能广泛④张婧：《鄯善国骆驼用途归类初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137～140页。。此外通过佉卢文文书的记载可见，相对于农业较为粗放的管理特征，鄯善国畜牧业拥有一整套完备的自上而下的管理制度，且国家颁布诸多法规针对牲畜之蓄养、牲畜类型及其用途，足见国家对畜牧业的重视。随着丝路贸易的蓬勃发展与汉文化的传入，东西方各农耕文明的确对鄯善国经济影响甚深，但基于鄯善国境内环境之复杂，当地农业自始至终并未能够得到全面发展，畜牧业仍为鄯善国经济支柱。

二、鄯善国纺织品及纺织技术研究

鄯善国境内各遗址曾出土数量巨大且种类繁杂的纺织品，其中毛织品与丝织品为出土纺织品中数量最多且质地最为精美的织物，这反映出鄯善国纺织品生产工艺已发展至相当的水平。鄯善国原始纺织以毛纺织最为主要，至公元3世纪以降丝织技术经由中原传入鄯善国内。西域人民对于中原而来的丝绸十分痴迷，西域毛、丝纺织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工艺以及纺织品通过丝绸之路的引进与输出。印度学者阿格华尔(R.Ch.Agrawala)于1953年发表《新疆出土佉卢文书中纺织品及服装研究》⑤R.Ch.Agrawala,A Study of Textiles and Garments as Depicted in the Kharosṭhi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Bhāratīyā, Bombay,1953,pp.75-94.一文将佉卢文文书中所记载的丝、毛、棉、革等纺织品名目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并结合新疆各地考古资料对这些纺织品质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考证。后来者集中对文书所记各类纺织品名称进行专门研究，马雍先生结合汉文史料对佉卢文文书所记名为“Kośava”的毛织物进行考证，指出该织物在古代汉语中应译作“氍㲣”，其既指毛织物，亦可指代野蚕丝织物。马先生还提出先秦时期西北有一名为“渠叟”的古代部落，其名亦可能来自“Kośava”一词，足见该词一名于先秦已出现①马雍：《新疆佉卢文书中的kośava即“氍（毛）”考——兼论“渠搜”古地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0～55页（收入氏著《西域史地文物丛考》，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112～115页）。。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重新释译并考证了佉卢文文书中各类丝、毛织物名称与质地，这一研究十分重要，以往学者对佉卢文中的纺织品的释译总因其对纺织品认知之不足而出现理解偏差。林先生结合汉文史料与佉卢文、于阗塞语等语言资料对佉卢文书中的丝织品、毛、麻织物品名进行重新考释，尤其文书中“varnaǵa”（波斯锦）与“nutaṃna”（毛锦）两个词汇的破译，使数件文书中提及应来自西方丝织品的品名得到合理解释②林梅村：《公元3世纪的西域纺织物》，《西域研究》1998年第1期，第9～20页（收入氏著《古道西风——考古新发现所见中西文化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370～396页）。。

出土文物方面1959年至1960年在新疆民丰县尼雅遗址以及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地出土一大批东汉至唐初的织锦、绮、绢、刺绣等丝织品，我国学者夏鼐③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锦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第45～76页（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96～419页）。与武敏④武敏：《新疆出土汉—唐丝织品初探》，《文物》1962年第7～8期合刊，第64～75页（收入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6～469页）。率先对这些丝织品的结构、质地、纺织工艺等问题作了分析研究，成为后来研究中原与西域丝绸贸易及我国汉唐时期丝绸工艺的重要参考。于志勇所作《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对前人就楼兰、尼雅等地遗址出土的文字织锦研究成果进行汇总，同时作者将1996年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考察队在尼雅遗址发现的多件文字织锦的制式与图案结合以往在楼兰、尼雅等遗址出土的文字织锦作了进一步探讨⑤于志勇：《楼兰—尼雅地区出土汉晋文字织锦初探》，《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6期，第38～55页。。此文所列举与对比的考古学、年代学及文字研究成果十分丰富，可看做是对20世纪以来楼兰、尼雅等遗址所出文字织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李安宁对尼雅遗址一处东汉时期墓葬出土的蓝印花布的质地、图案纹饰结合当时的纺织技术、图案风格进行了个案分析，指出该织物中女子形象以及驯狮等图案为希腊、波斯艺术，且从印染绘制来看其有可能为波斯织造，并由粟特人传入尼雅地区⑥李安宁：《民丰出土东汉时期蓝印花布研究》，《新疆艺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第27～30页。。武敏则指出约从东汉起鄯善地区普遍存在毛纺织手工业，但未必有专业作坊，依然属于家庭副业，且毛纺织技术与当时仍停留在原始水平，就出土所见丝、棉以及一些高档毛织品武敏认为两汉时期的西域尚无法生产，如当地出土的汉栽绒毯、毲织物多为经丝绸之路自内地与西亚传入⑦武敏：《从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纺织业的发展》，《西域研究》1996年第2期，第6～8页。。新疆地区在先秦时期已存在毛纺织，然其工艺的进一步发展一定程度而言是受来自东西方不同纺织技术的影响。据语言学研究释译，佉卢文文书中确有记载来自西方的各类纺织品，而这些织物品名的研究定义并结合出土文物进行分析亦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探讨汉晋时期东西方的纺织品贸易。

关于中原丝绸以及养蚕技术在鄯善等国传播的研究，季羡林先生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曾就蚕丝传入西域问题有所提及，他认为西域蚕丝由内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西域，通常以中原皇帝赐予丝织品给各国的方式传入，并指出古代西域唯一养蚕的地方在和阗⑧季羡林：《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4期，第51～94页。。林梅村先生对《大唐西域记》所载“嫁于阗东国公主把桑蚕种子藏在帽子里带到于阗”的传说故事进行了考证，并指出于阗所娶的东国公主应来自楼兰，蚕种自中原传入西域亦先至楼兰，后传入于阗并使其成为丝路养蚕植桑传播中心①林梅村：《楼兰公主与蚕种西传于阗和罗马》，《文物天地》1996年第4期，第12～15页（香港《文汇报》1996年9月25日第8版转载）。。刘文锁、王磊则对丝织技术由丝路贸易传入鄯善进行论证，并认为丝织品应于公元3世纪左右以中原王朝赏赐品等方式进入鄯善，而来自中亚粟特、大月氏等地的商人往来于中亚与中国内地之间途经鄯善从事丝绸贸易，技术或为此时传入各地②刘文锁、王磊：《论丝绸技术的传播》，余太山主编《中亚学刊》第4辑，中华书局，2004年，第243～253页。。张荣芳则指出汉代往来中原与西域的使者所携带丝绸已具贸易性质，鄯善与中原的丝绸贸易形式存在政府与专门机构主导、有政府官员参与的官方贸易以及民间胡汉商人往来贩运的自由贸易③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绸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第23～25页。。鄯善国作为丝绸之路交通要道，中西经贸皆汇集于此，从楼兰、尼雅等遗址发掘出大量工艺来自东西方的丝、棉、毛织品以及玉器、玻璃制品等，显示出鄯善国于丝绸之路贸易通道之枢纽地位。而往来于其间以丝绸、毛织品为主要贩运对象的纺织品贸易，是成就此地商路繁盛的重要因素。

三、鄯善国社会生活及相关问题研究

佉卢文文书对于公元3至4世纪鄯善国内，尤其西境的精绝社会记录相对完整。就文书所见精绝社会家庭、婚姻、妇女处境等问题均有较为清晰地呈现。薛泽瑞综合鄯善故国境内出土的汉文、佉卢文简牍文书针对汉晋时期鄯善国人的社会生活，如婚姻家庭、物产衣食、东西方文化于当地的汇集等问题进行了相关探讨，主张汉晋时期的鄯善国人实行大家庭制，而这种大家庭中重男轻女的情况亦较普遍④薛泽瑞：《汉晋间鄯善地区居民的社会生活》，《新疆地方志》1995年第1期，第49～50页。。段晴则注意到佉卢文词汇“kilme”(领地)中所包含的血缘联系，并结合近年新出佉卢文文书内容，以“ogu”(奥古候)应为掌握部族人员脉络之领袖而将其重译作“家族长、部族长”，还指出鄯善国女子的婚姻亦可能严格受到部族长的安排⑤段晴：《萨迦牟云的家园——以尼雅29号遗址出土佉卢文书观鄯善王国的家族与社会》，《西域研究》2016年第3期，第59～60页。。关于鄯善国社会家族、部族问题以往之探讨略有不足，虽然作者并未就此说作进一步论述，但其对家族与国家联系的探讨确为鄯善国基层乡、户聚落的构成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古代西域社会男女在家族、社会的地位以及法律、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同中原地区一样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随着佉卢文文书研究的深入，亦陆续有学者对鄯善国女性生存状况进行研究。阿格华尔最早着手对佉卢文文书所记鄯善国内妇女地位问题进行整理分析，通过对鄯善国内未出嫁女子、姊妹与母亲、妻子、寡妇等数种身份的女性在鄯善国内社会生活的分类整理大致勾勒出魏晋时期鄯善国女性社会生活的部分面貌①R.Ch.Agrawala,Position of Women as depicted in the Kharoṣṭhī documen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Indian Historical Quarterly, Vol.28,no.4,1952,pp.327-341（[印]阿格华尔著，徐烨、文俊红译：《新疆出土佉卢文简牍所见妇女的处境》，达力扎布主编：《中国边疆民族研究》第8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9～238页）。。张婧主要从记载鄯善国婚姻之事以及妇女问题的佉卢文文书出发，针对婚姻聘礼、子女收养与过继、土地、人口买卖、法律等几个方面着重分析妇女在鄯善国社会所拥有的权利，进而指出魏晋时期西域南部地区的妇女在当地社会拥有一定地位，尤其在法律上，国家不但保障和维护其权利，甚至某种程度上给她们提供适当的照顾，妇女们是当时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②张婧：《魏晋时期南疆妇女婚姻生活状况研究——以佉卢文书为据》，《中华文化论坛》2014年第3期，第37～40页。。此外文俊红、杨富学近作《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妇女土地问题辨析》通过对一件记载鄯善国妇女买卖土地事宜文书的分析，进一步指出鄯善国妇女对土地享有一切权利，其可以将土地出租，并向耕种者收取地租，且妇女亦有可能成为户主③文俊红、杨富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妇女土地问题辨析》，《石河子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第40～44页。。同时亦需指出，虽然就文书所见鄯善国内女性地位相对而言有所提升，但鄯善国依然是一个父权治下的社会，女性依然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所支配。而通过对佉卢文文书记载的进一步引申，亦可管窥古代西域社会女性生存的总体环境。

四、鄯善国社会性质研究

自西汉元凤四年(77年)，楼兰更名鄯善，至东汉时期，鄯善国逐步强大。鉴于东汉初年中原内政未修，对于西域之掌控不若往昔，地处西域南道的鄯善国不断展开对周边地区的征服，其逐步兼并了周边戎卢、小宛、且末、精绝等国，并至曹魏时期同一并崛起的于阗国基本形成两国称雄西域南道的格局。魏晋时期的鄯善国作为雄踞西域南道之大国，其境内社会成分亦相对复杂，就佉卢文文书的记载来看，鄯善国内有着明显的阶级区分，以王室贵族与地方大员为主体的统治阶级掌控着国内的行政、司法、经济大权，同时鄯善国内亦存在大量奴隶、农奴，并伴随着频繁的人口买卖现象。赵俪生先生曾指出，受中原地区影响，魏晋时期鄯善国已进入封建社会，但当地存在买卖奴隶、买良为奴的情况④赵俪生:《新疆出土佉卢文简书内容的考释和分析》,《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第62页。。后亦有学者提出鄯善国在政治经济结构、阶级关系等问题上反映出其为奴隶制城邦的特征⑤吴平凡:《上古西域诸国也是奴隶制城邦》，《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第95页。。关于鄯善国社会性质之争亦成为魏晋鄯善国社会研究的重要议题。

殷晴先生从人口买卖契约文书着手分析指出从公元2、3世纪开始塔里木南端绿洲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由奴隶制转向封建农奴制，当地人口买卖逐渐减少，同时通过市场货物比价的变化，可见公元3世纪以后本地区农业生产获得发展⑥殷晴：《一件新发现的于阗语文书——兼析古代塔里木南端的社会经济情况》，《民族研究》1987年第6期，第100页。。钱伯泉通过多件佉卢文文书的分析指出魏晋时期的鄯善国奴隶的使用从王室官府到一般平民均十分普遍，而这一时期鄯善在进入封建社会的同时亦保留有奴隶社会的残余⑦钱伯泉：《略谈魏晋时期鄯善国的奴隶制度》，《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第15～20页。。殷雯亦从奴隶制的角度出发探讨了鄯善国的法律制度，认为鄯善国法律根本在于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维护私有财产。国王集行政、司法大权于一身者，其在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同时亦结合本国具体情况立法，这亦使得奴隶的地位有所改善，如拥有财产，从事个体生产，此亦出现奴隶制向封建农奴制转化的迹象①殷雯：《鄯善国法律初探》，《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第86～91页。。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亦坚持鄯善国仍为奴隶社会制度，如卫斯从数件记载奴隶通过主人出卖自己土地之事的文书分析认为鄯善国内精绝地区普遍存在农奴社会制度，庄园奴隶虽拥有少量土地，但其出售时需经主人出面，以其不具备独立人格，只有主人才能代表他们②卫斯：《从佉卢文简牍看精绝国的葡萄种植业——兼论精绝国葡萄园土地所有制与酒业管理之形式》，《新疆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第67～68页。。陈国灿先生亦对佉卢文文书中数件涉及人口买卖的契约文书进行了整理，指出当时鄯善国内被贩卖的人口主要集中于奴隶、非法劫掠之平民、俘虏以及逃亡者，陈先生以此认为鄯善国处于奴隶制社会发展阶段③陈国灿：《略论佉卢文契约中的人口买卖》，《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46～50页。。

对于上述两类意见的争论而言，事实上西域诸国于汉代以前便已进入奴隶社会，这一情况在目前各地遗址之中亦有所见，至汉晋时期随着鄯善国同中原地区交往的不断紧密，以先进生产技术为代表的汉文化不断传入西域，加之以佉卢文为代表的印度贵霜文明进入塔里木盆地，这两种文明的传入可以说从本质上改变了鄯善国本土文化，其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亦随之复杂化。钱伯泉从鄯善国土地制度分析亦指出时鄯善国人中自耕农、佃农在进行耕作的同时需向国王缴纳沉重的田税和水费，负债之佃农虽往往沦为农奴，但其仍为国王子民，受法律保护，自身不尽受田园主支配④钱伯泉：《魏晋时期鄯善国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95～97页。。亦如杨富学、徐烨分析指出，佉卢文文书中所见被奴役和买卖的人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奴隶，如“奴仆”、“私属”、“佃户”等，其身份相当复杂，不能简单地与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相提并论。论者亦认为魏晋时期鄯善国社会制度之论较为认可的意见当是鄯善国所行系封建制度，但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奴隶制的残余⑤杨富学、徐烨：《鄯善国社会性质再议》，《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85页。。

五、结语

传统史籍文献对鄯善国社会经济发展之记载仅只言片语，20世纪初鄯善国境域诸遗址所出土大量汉文、佉卢文简牍文书便成为研究汉晋鄯善国社会经济发展与变迁之唯一文献材料。对西域出土文书的研究与运用，滥觞于西方学术界，海外学者之研究主要集中于文献资料方面。我国学者对出土文献的研究与运用于上世纪80年代才陆续进行，通过三十余年的不断深入探究，我们可见鄯善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尤其关于农牧业、手工业、商品贸易、社会生活等内容研究的不断深入，汉晋时期鄯善国社会发展之面貌得以逐渐清晰。

此外应当指出的是，目前国内外关于鄯善国社会经济之研究仍相对零散。出土文献的运用，多集中于对佉卢文、汉文文书的整理与分类，仍缺乏对其内容进行深入分析，此亦造成一些文书讯息被忽略，而部分文书内容被广泛引用，且存在被过度解读的现象。楼兰、尼雅等遗址所出佉卢文、汉文文书所记录者多为当地官方档案与民间账目书信，这些文书所记录之讯息虽庞杂而琐碎，却多相互关联，且集中反映汉晋时期当地政治、经济、法律、贸易及社会生活细枝末节。尤其随着近年数件新出佉卢文文书得到释读并刊布，一定程度更新了以往对鄯善国社会历史的认知。今后之研究亦当立足于对这些出土文献内部关联的不断深入探索，结合考古与汉文史料进行对比与引申，在目前已大致勾勒出的鄯善国社会经济发展框架下继续拓展与细化，使鄯善国社会经济史的构建成为可能。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n the Social economic history of Shan-shan kindom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Liu Yuan

In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a lot of Kharoṣṭhī and Chinese inscriptions were ex⁃cavated in south margin of Tarim Basin such as Niya and Loulan site.Contents of these inscrip⁃tions involve many aspects of ancient Shan-shan Kingdom,including husbandry,textile indus⁃try,commodity trade,land system,hierarchy and social life.These inscriptions offering diverse and detailed 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n social history of Shan-shan Kingdom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With in-depth study of these materials,many research achievements focusing on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Loulan,Shan-shan Kingdom and the Silk Road have been made.Sum⁃marizing these research achievements can mak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Shan-shan Kingdom clear.

Shan-shan Kingdom;Silk Road;Economic；Social life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