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探微

张 霆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2015年9月，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2017年2月10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写入联合国决议，意味着这一理念已经得到联合国多数成员国的认可。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伴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挑战不断增多，大国之间博弈更趋激烈，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纠葛日益复杂。所有这一切，正在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世界格局，并给各国发展和国际关系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在此情况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必须以利益共识为接口，以人性相通为基点，以文化融合为机理，以载体创设为手段，以价值回馈为保障。这样，可以有效克服跨文化传播环境下因为语言、文化、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族群属性乃至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差异与鸿沟所构成的种种交流障碍与协作樊篱，让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的普遍意识自觉，从而切实推动各国真正同舟共济、携手合作，齐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社会美好未来。

一、利益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的接口

人类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和维护，是其绝大多数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力来源。有了对于共同利益的认同，人们往往就会想方设法找到协调彼此立场、主张和行动的方式与方法，一起来解决大家共同面临的风险性问题。本质上看，命运共同体首先就是利益共同体。所以，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认同，实质上也是一种利益认同。因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必须解决好伴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而来的行为自觉所能带给各行动方实现其核心利益诉求的功能，取得各行动方对其间利益、利害关系的最大共识。有了这种最大化的利益认同与利益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才可能超脱诸多暂时的、眼前的、表层的利益纠葛与利害纷争，并跨越种种棘手的文化冲突和价值观鸿沟，而得以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广泛建构与践行的条件和机会。

首先，要让世界各国政府与政治领导人取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由衷认同。进入21世纪的人类社会，正共同面临着一系列生存危机——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恶化、人口膨胀、粮食短缺、疾病肆虐；同时，恐怖主义、武器扩散、极端势力以及全球发展的结构性失衡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日益突显。这些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难题，并非尽一国之力所能解决，而是需要举全世界之力勉力为之。在这种形势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为已陷入焦虑失措的国际社会提供了充满希望、极具可行性的行动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直指阻碍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顽疾，主张用对话协商拆解国家间的猜忌与戒备，用共建共享卸下以邻为壑的‘篱笆’，用合作共赢拧开世界经济动力的‘阀门’，用交流互鉴疏通文明之间的分歧与误解，用绿色低碳铲除环境破坏与污染的源头。”[2]中国政府不仅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明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而且积极践行，率先垂范，主动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用切切实实的利益引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当代，对任何主权国家来说，其利益可以说都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自利的利益，另一部分是共享的利益。自利的利益只对一方有利，而共享的利益则对相关各方都有利。”[3]因此，中国除了自己积极践行之外，也要有效利用各种双边、多边场合，从各国国家利益的角度向各国政府及政治领导人、议会、党派团队、重要社会组织、社会活动家等深入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扩大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利益共识。

其次，要让世界各国民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产生深切的认同感。利益的需求与满足，是作为行为主体的公民个人一切思想认识活动的动力来源。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越契合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就越能够获得较高的认同度。诚然，在现实生活中，每位公民个体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要求，会带来利益上的分歧。不过，在本质上，各国人民最核心的利益诉求却有着不容置疑的一致性——不外乎生存权、发展权、安全和有尊严的生活。而要确保世界人民这种具有一致性的核心利益诉求能够得以实现，其关键就在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对此，可以依托外交活动、国际会议、民间交往等渠道以及借助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体，进行透彻的阐述和解释。特别是可以通过生产相应主题的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等文化产品，进行柔性宣传，提高公民个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普遍的利益认同；同时，还要最大可能地纡解多元利益冲突所带来的认同阻碍。

二、人性相通——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的基点

跨文化传播环境下，国家利益纷争、意识形态差异，社会制度的悬殊，文化传统的区隔以及价值观的分歧等，构成了人类形成共同体意识的层层阻碍。然而，剖开这些将人类社会区隔与分离开来的种种令人目眩的外衣，不难发现，其中却包裹着人们彼此共同拥有的坚硬而充满韧性的内核——人性。尽管古今中外的无数思想家、哲学家就“人性善”与“人性恶”一直争执不休，但都不妨碍它能够成为人类形成一定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点。诚如西方古典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所认为的那样——人的自利本性驱动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却常常能够促进社会的利益。“不是从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仁慈，而是诉诸他们的自利之心，从来不向他们谈自己的需要，而只是谈对他们的好处。”[4]所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也应以人性这一世界各国民众都具有的共性出发，利用人性相通这把金钥匙，通过对人性善加引导与利用，去开启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大门。

一方面，要注意照顾人性中的共同点，通过创造“搭便车”效应，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向心力与凝聚力。人性之中，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论人们皮肤、毛发为何等颜色，也不管人们使用何种语言、文字及持何类信仰，他们都会有对自由、尊严、幸福、荣誉、富有、舒适的渴求，有悯老护幼、爱与被爱的心性，都会产生对强权、欺凌、管束、侮辱、被叛、欺骗的不满以及对贫穷、疾病、痛苦、危险等的嫌恶。因此，要有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不妨合理利用人性中的这些共同点。如可以通过采取有组织有系统的行动，为世界不断提供公共产品——更便捷的交通路网、更舒适的出行工具、更方便的交易平台、更广泛的安全保障乃至更有前景的发展机遇等，供人们使用或享用，进而借助“搭便车”效应，让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充分感受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种好处和收益，最终从内心深处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并直面人性的缺陷，通过加强制度建设，管控人性中的局限面，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性与激励性。人性是复杂多样的，所以，不能指望只要为大家办实事、做好事，就会自然而然成为别人眼中的“好人”，就一定能够得到好的回报。“良好的愿望”+“实实在在的利益”，在面对贪婪、猜忌、自私、嫉妒等人性中的阴暗面时，也可能带来的不是鲜花和笑脸而是敌意与仇视。对此，不能忽视，更不能有意逃避，而是要积极应对，否则，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会有“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风险。这就需要本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加强制度建设，通过推动国际社会出台相关的决议、决定，拟定一系列双边、多边协议，颁布一致性的法律、法令，增强世界各国民众对生态安全、环境保护、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防核防艾、妇女与未成年人权益、防灾救困等方面规则的自觉维护与践行，最大限度地管控好人性的局限面，防止人性中的固有缺陷被不合理释放出来，给人类自身带来伤害。对于遵行规则较好者，应该通过相关方式予以表彰、奖励，而对于有意违反甚至破坏规则的，则应该予以及时、合理的干预和处置，从而有效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导性与激励性。

三、文化融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的机理

20世纪9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认为冷战后的世界，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最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5]尽管亨廷顿的看法明显夸大了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给世界秩序带来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全球范围内不同文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碰撞，的确是引发诸多民族矛盾、族群纠葛、区域纷争的很重要的因素。因此，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必须克服文化方面的障碍。而文化融合，恰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密钥。

首先，文化融合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建立起“亲缘”关系，从而有利于减少文化冲突和对抗，对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显然具有积极作用。经由欧共体发展而来的欧盟，其建设进程能够长期有序推进，就与其多数成员国在文化上存在一定亲缘关系分不开。而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融合历史以及至今仍在延续的文化融合与相生共存局面，也使得中华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之间长期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对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建设和平、友好、合作、互惠的协作关系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在缺乏信任且封闭的文明群体之间，矛盾和冲突会呈螺旋式发展。如果两个文明群体能够在一个相对温和的环境下展开理性的对话和交流，并逐步认识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那么文明间的误解和冲突就会减少。”[6]因此，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增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融通，对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显得十分必要。

由表6可知，-0.074 mm含量占65%的磨矿细度下，可解离的金矿物占13.56%左右，包裹于黄铁矿、黄铜矿和磁黄铁矿中的金占82.86%，脉石矿物中金约占3.58%。针对此结果，又将黄铁矿和磁黄铁矿分别测其金含量，得到黄铁矿中金含量为22.3 g/t，磁黄铁矿中金含量为3.09 g/t。由此可见，可以通过富集硫化物得到硫精矿，再磁选抑制磁黄铁矿的方法得到金精矿。

其次，文化融合有助于不同国家之间萌生出相互包融的文化特质，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亦十分有利。毋庸置疑，国家利益之争，往往是国与国之间产生敌意与对抗的根源所在。但是，应该看到国家利益的背后站着的却是不同文化形塑出来的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这些民族共同体如若具有相互包融的文化特质，那它们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则会容易很多，彼此之间的分歧与误解也较容易消除，而达成共识、建立合作关系的概率也会更高。在国际关系中，美英之间所以长期能够保持良好的同盟关系，与他们在文化上具有经文化融合而产生的诸多共同的文化特质密不可分。相同的语言、相近的文化与相通的价值观，使得美英在诸多国际问题上都能形成默契、达成共识。而美国在中东问题上长期以来的倾以色列倾向，也与美国犹太文化的影响存在着十分紧密的关系。

再次，文化融合有助于来自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的普通民众之间相互来往，从而有利于消除偏见和误解，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正所谓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只有各国人民之间经常互通有无、亲近往来，才能为国与国之间保持良好的交往关系，达成更多的利益共识、价值共识，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进而能够为推动世界实现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提供助力。所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理所当然地需要不断创造条件，增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对话，推动文化融合发展，进而有效消除不同文化族群之间存在的各种偏见和误解。

当然，文化融合，并不是说要用一种文化统合或取代其他文化，变多样文化为单一文化，而是要让不同类型的文化在相互接触、交流中互相取长补短、互利共生，进而让不同文化群体的人们和谐相处、相谐发展、共同进步。例如，佛教文化与中国本土儒家文化在历史上的融合发展，不仅没有导致彼此取代，反而共同构成了形塑中华文化、哺育中华民族的精神养份。这也提醒我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要在维护自身和其他民族文化生存的前提下，去积极建构一种能让彼此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共生”文化。

四、载体创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的手段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止步于精神理念、价值信仰，亦不能单单流连于会议议程、纸面协议，它必须践行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有组织有系统的社会活动之中，寄寓于人们日常的具体行动之中。因此，通过载体创设，建立一系列行动框架，有意识有计划地开展相应的社会行动，有助于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下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在跨文化传播环境下，任何载体往往都具有“桥”与“沟”双重角色。对于大家共同认可和熟悉的载体，它是“桥梁”，有助于消除利益分歧，化约文化差异，形塑共同体意识；而对于各方并不能够一致认可和理解的载体以及感到比较陌生的载体，它是“沟壑”，会增添利益纠葛，强化文化区隔，阻碍理念共识的达成。所以，创设何种载体至关重要。

(一)创设各方都能较快形成积极印象的载体

创设各方都能较快形成积极印象的载体，有助于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有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2013年，中国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倡议，就巧妙地借用了历史上发生过的中国给中亚、欧洲以及东南亚、南亚和非洲东海岸等国家带去商品、货物、贸易机会与文化交流机会的“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为世界许多国家所熟知的文化商贸活动，将中国当下对欧亚大陆腹地及南太平洋—印度洋沿线国家发展命运的关注及协作发展的现实愿望与行动，勾勒成了一幅美好的共同发展愿景，并恰当地为改变物质文化现状的发展思路有效地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赢得了亚、非、欧众多国家和人民的广泛赞同。“它既是一项与沿线国家开展互利合作、谋求共同发展的实践性规划，更是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具体体现。”[7]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过程中，完全可以继续创设更多类似“一带一路”这样的载体，并加以有效利用，以带给传播对象积极的印象，进而实现深远传播及获取更广泛认同的目的。

(二)创设各方急切需要获得有效供给的载体

创设各方急切需要获得有效供给的载体，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有着突出的积极效应。当前，世界各国最迫切需要获得供给的重要公共品之一当属安全保障。而中国近年来一直在为国际社会提供安全保障，履行大国责任。从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到组建海军舰艇编队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再到也门撤侨，中国政府积极作为，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此外，中国先后三次承办世界互联网大会，为世界各国谋求携手加强网络安全，维护人类福祉，打造网络命运共同体，提供平台支持。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为增进全球安全所做的种种工作，向世界生动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现实价值及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赢得了不少国家及国际组织的信服。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中，可以有意识地创设类似载体，以增强说服效果。

(三)创设各方容易产生共识的载体

当前，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着强烈的发展愿望，也都希望能够获得一些有利的发展契机。然而，出于国家利益、主权、安全、尊严等方面的考虑，在国际合作中又常常充满犹疑与猜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发展协作的商定、部署与执行。创设各方容易产生共识的载体，有助于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积累能量、增强动力。2013年10月，为促进亚洲区域的建设互联互通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提出了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一多边金融机构的倡议，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显然，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很容易令各方产生共识、取得认同。事实上，设立亚投行，以促进亚洲区域建设与发展的构想，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影响。2015年12月25日，亚投行正式成立。2016年1月16日至18日，亚投行开业仪式在北京顺利举行。而截至2017年5月，亚投行已有77个正式成员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传播与认同，可以循此思路，创设各方容易达成共识的载体，一步一个脚印顺势而为，将工作落到实处，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蓄积能量，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蓝图渐次推展开来。

五、价值回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的保障

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文化传播与认同，既要考虑照顾各个国家、民族内在的利益、安全、发展需要，同时，也要考虑创造和构建相应的外部条件，形成刺激与激励因素，推动各国接受、认同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人所处的周围环境，会影响他的各种行为。如果要把人们引向某一方向，就必须使人们与环境间的关系有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不是改变环境，就是人去适应环境。”[8]所以，在当前世界各国的内在条件(需要)相对一定的情况下，谋求开创相应的外在条件，以推动各国自觉自愿认同与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变得非常重要。这就需要构建相应的价值回馈机制，让参与进来的国家、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能够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与践行中获得相应的价值回馈，拥有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从而产生强化效果。

(一)物质价值(实体价值)回馈机制的建立

必须清醒地看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进而切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由于影响因素复杂，触及领域广泛，涉及问题众多，若没有一套能够让参与国家和民众获得相应酬赏的价值变现机制的话，许多国家及其民众也许很难有意愿有意志长期参与其间，协同推进此项“全球大计”。“无数的事实可以证明这么一个真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拉力把人们拉向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维持现状的力量将牢不可破。”[9]因此，构建相应的物质价值(实体价值)回馈机制显得非常重要。

首先，以共建—共享原则构建有效的物质价值分享机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展开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推进，世界各国尽管在基本国情、发展程度上有着巨大差异，但在安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生态维护等方面的共同利益仍然存在。因此，以共建、共享为指导思想，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让参与国无论大小、强弱都能够分享其间的建设收益，对于有效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扩大人类命运共同体朋友圈范围，必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

其次，以付出—回报对应原则构建合理的物质价值创造与酬赏循环机制。对于国际社会而言，接受与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只是个开端，各国还必须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献计献策、出钱出力，不然，这种接受与认同，并不会有实际意义。因此，应该根据有劳有得精神，以付出—回报对应原则，构建合理的物质价值创造与酬赏循环机制，激励参与国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切实的贡献，在不断将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事业这份“蛋糕”做大的同时，也让自己所在国家的人民得到相应的收益回馈。这样，有助于将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建设长久推进下去。

再次，以轻重—缓急有别原则构建公正的物质价值普惠机制。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建设触及诸多领域、涉及众多问题，在推进过程中势必面临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以及何事为重、何事为轻的排序问题，不可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因此，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也有必要既体现普惠精神，让各方利益均获得关注机会，又体现先后与主次差异，优先解决重要问题、优先保证迫切需要照顾的利益。这就需要以轻重—缓急有别原则构建公正的物质价值普惠机制，让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事业的收益能够最大化地普惠各行动国，同时，也尽可能地让相对脆弱、危困的国家或地区有更多的获得感。

(二)精神价值(符号价值)回馈机制的建立

根据马斯洛的人类需求层次理论，人类除了具有物质价值方面的需求外，还有处于需求层次高阶位的精神价值需求。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可以创造物质价值(实体价值)，亦会创造相应的精神价值(符号价值)，比如尊严、平等、幸福、安康、富足、友善、信任、荣誉、绿色、环保等等。因此，可以考虑构建有效的精神价值回馈机制，以满足各行动方相应的精神价值需要，进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事业恒久地进行下去。

尊重、荣誉和信任价值，是最能够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参与国、行动者带来普遍性的激励效果与行动动力的核心价值元素。立足于这三个核心价值元素，构建有效的精神价值回馈机制，对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大有裨益。

尊重。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参与国、行动者，获得应有的尊重感。本质上看，有意加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队伍，就意味着愿意担负起为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与长远利益提供智慧、开展行动、贡献力量。它显然是一种有责任心、有担当精神的表现。因此，中国应与国际社会一道，探索建立相应的评价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营造祟尚以全人类共同命运为已任的国际担当精神的大氛围，让致力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参与国、行动者都能够获得国际社会相应的尊重和敬意，强化其内在意愿。

荣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参与国、行动者，授予相应的社会荣誉。荣誉作为一种精神价值，有时会产生超越物质利益的强大激励作用。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传播与认同，切实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不利用荣誉这一精神价值元素。中国可以与国际社会一道，通过设立相应的授予荣誉称号、荣誉勋章、荣誉证书及名字命名等机制，更好地引导与激励世界各国加入到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全球性事业的队伍中来。

信任。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各参与国、行动者，时刻感受到信任的价值。信任同样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精神价值元素。在当今世界充满利益角逐与安全猜忌的国际形势下，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的各种活动都能够获得相关国家的信任，其效应不亚于被注入了强心剂，会滋生强劲的行动动力。因此，通过构建相应的机制，赋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参与国、行动者相应的信任价值，使他们拥有更多参与世界性议题与全球性事务的权限和机会，无疑能够为国际社会联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注入更多的正向能量。

尽管世界各国民众对于尊重、荣誉、信任这些精神价值有着共同的需求，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对待这些精神价值的标准却是有差异的。“虽然人们共同面对着死亡、孤独、自由选择以及人生意义等哲学命题，但人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却又深深植根于文化之中。”[10]所以，构建上述精神价值共享机制时，一定要熟悉各种文化在这些价值元素方面的认识差异，确保价值标准的通约性。

六、结 语

总之，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跨文化传播与认同，需要始于利益，存于人性，行于文化，现于载体，归于价值。在全球化进程日趋深入，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日益休戚相关的形势下，采取得力措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跨文化传播与认同，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既能够更合理更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生存、发展、安全等现实问题，合理化解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身的深刻矛盾，也能够更加公正和更有保障性地为人类的自由、尊严、平等、友善、诚信、仁爱等价值信仰创造更加富足的安放空间，进而最终让人类社会可以永续发展，让人类文明能够恒久长存、绵延不绝。

[1]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N].人民日报，2015-09-29.

[2]人民日报(钟声).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广泛共识[N].人民日报，2017-02-14.

[3]李少军.论国家利益[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1):4-9.

[4][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上)[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18.

[5][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6.

[6]高奇琦.全球治理、人的流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J].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1):30-45.

[7]李伟建.“一带一路”视角下构建合作共赢的国际话语体系[J].西亚非洲,2016(5):76-89.

[8]苏东水.管理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231.

[9]芮明杰.管理学：现代的观点[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11.

[10][美]拉里·A·萨默瓦等.跨文化传播(第四版)[M].闵惠泉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