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央对于西南土司的管理*
——以土司朝贡为例

李子倩 聂晓莉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明朝中央对于西南土司的管理*
——以土司朝贡为例

李子倩**聂晓莉*

西藏民族大学，陕西 咸阳 712082

为了保证朝贡体制的顺利实施，明朝对土司朝贡的贡道、人数、贡品、回赐等均有规定，并对违反规定的土司进行惩处。朝贡体制自明初制定后变化不大然并非一成不变，这些变化使中央更加有效地治理西南土司。

明朝；土司；朝贡；管理

一、明中央对土司朝贡的规定

明代对土司朝贡的规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贡期。土司进京朝贡可分为两种类型，定期朝贡与不定期朝贡。明朝初年，明中央已为西南各土司确定入贡时间，一般为三年一贡，是为定期朝贡。除三年一贡外，亦有土司一年一贡，二年一贡或五年一贡者。土司贡期自明朝初年颁定一般无较大变化，若中途因故断贡，明中央也会令其按初年惯例来贡。但这种情况并不是绝对的，土司贡期可由中央更改。如四川朵甘土司明代初年一年一贡，成化六年令其三年一贡。长河西鱼原先为一年一贡，明朝中期颁定为两年或三年一贡。在皇帝大寿、庆典佳节、土司报袭、土司弟子入学、受封新土司谢恩时土司也可来京朝贡，即不定期朝贡。其次是贡物。土司贡物种类繁多，一般为在土司封地内常见的名贵土特产。如，云南木邦土司每三年贡象一次，还上贡过狮子作为皇室赏玩之物，四川土司曾贡麝香、贝母、苦菜、核桃、竹笋等生活物品。明朝西南土司进贡最多的应是马匹，史料中常见记载明朝内务府的职能之一便是管理各地贡品，主要负责收藏整治药品、金银、奇珍异宝等物品，对于马、象、狮子等动物、明朝还另设有御马监、驯象所等机构。

第三是入贡人数。明代初年并未对土司入贡的人数与身份作具体规定，入京朝贡者皆接待赏赐，限制人数是明朝中期根据现实情况对朝贡规定的一种细化与补充。明朝中期，皇帝开始限制土司入贡人数，以明宪宗时期最为典型。天顺四年，四川三司言：番僧朝贡入京者不得过十人，余留境上侯赏。①嘉靖七年，礼部按旧制，命容美宣抚司、龙潭安抚司进贡不得过百人，赴京不过二十人。明朝会根据情况调整准许入贡的人数。以长河西鱼通为例，成化六年颁定其贡使不得过百人；嘉靖二年定为不得过千人。隆庆三年，再次颁定五百人全赏，遣八人赴京，成为定制。另外，明中央还规定“国师以下不许贡”，通过限制身份减少朝贡队伍。

最后是贡道问题。土司朝贡必须按照朝廷规划的路线进京，不得违越，然而史料中对各地区贡道的具体记载较少。《明史》记载，“西南诸部落，或三年，或五年一朝贡，其道皆由雅州入”②。如，洪武时期，龙州土司进京朝贡由龙州出发，经成都到达南京，明迁都北京后，龙州土司仍必须经成都，沿江到湖广再北上入京。明朝贡道自规定后极少变动，但也并非绝对。明朝初年，乌思藏朝贡皆由“洮岷道”入京，明朝中后期中央开始命乌思藏朝贡改为“四川道”。

二、明朝对违规朝贡土司的惩处

明朝政府在厚赏的同时，亦对未按照规定条例来贡的土司进行惩罚。明朝对西南土司们的惩罚总体较轻，处罚原因主要有朝贡土司的贡品不及数、入贡过期、表笺不至、人数过多、沿途扰民几种，处罚方式主要分为减赏与问罪，减赏又可分为半赏与停赏，重点表现在增减赏赐物品数量上。

但是，明朝中央并未对处罚程度作细节上的规定，史料中从未有过“犯某种罪应受何种处罚”的明确记载。以《明史》多次记载容美宣抚司受罚情况为例，成化五年，“容美宣抚司田保富等，遣人进贡方物不及数，恐使者侵盗，宜停其赏，仍移知所司，”八年，“容美宣抚司贡马及香，礼部以香不及数，马多盗毙，又无文验，命与半赏。”③可见，明朝政府的施罚制度较为模糊，即使是同一土司犯同种错误，处罚程度也存在差异。

土司朝贡过期或是人数过多时，受到的处分多为“半赏”，这是明朝最常见的一种惩罚方式。《明史》卷三百十一载，散毛宣抚并五峰石宝、水盡源通塔平长官司入贡后期，部议半赏；“广西凭洋州、江州、龙英州、向武州、龙州、安隆长官司、罗阳县主官各差头目李一鸾等来朝，并各贡马匹不等，以违二月十五前到部之例减半赏”④。若土司超员，明一般不会直接将多余土司遣回，只是减少赏赐给予“半赏”。明礼部议“各夷年例进贡，惟西番人数甚众，其赏赐甚厚，然而发去支茶勘合及支半赏”。《古今图书集成》详细记载了明穆宗隆庆年间土司朝贡人数过多时的赏罚情况：加渴瓦寺内每贡七百六十四人，三百八十二人全赏，三百八十二人减赏；四川威州保县地方每贡五百五十人内，二百七十五人全赏，二百七十五人半赏……除此之外，明朝规定一些地方是禁止土司们进入的，若土司误闯或是行事有误也将受到处罚。其他地区朝贡者也是如此，如，朵颜等卫夷人入朝，头目伯忽五更入朝时迷误走至崇文门，被革半赏用。当然，土司伪造关文、官印入贡等情节严重者也会面临中央的问罪。明政府宽待朝贡土司的行为，意在使土司们感念中央恩德，维护明王朝的团结稳固。

三、朝贡制度的调整

(一)调整补贡政策

明朝土司补贡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表示臣服的补贡。入京朝贡是地方向中央表示臣服之心的一种方式，对于这种形式的补贡，一般都会得到明王朝的准许并获得厚赏。另一类一般是以路梗或家中事故为由，上贡当年未能按期朝贡，现申请向朝廷补贡。明朝初年同等对待补贡土司与当期朝贡的土司，给补贡土司同样的厚赏。明朝中期，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补贡队伍来京次数频繁、人数激增，庞大的队伍给明朝经济造成巨额负担，甚至还有土司是假借缘由来京补贡，导致补贡政策混乱不堪。明宪宗时期，明朝开始限制补贡队伍。成化十七年(1481年)，明朝强调“例若该贡之年偶值道梗不通后，不许补贡”；成化二十二年，再次重申“道梗者不得再补”⑤，并令边臣严格审验。此项规定明朝中央并非严格执行，对于部分补贡土司仍给予半赏，再究其违例之罪，强调下不为例。《明实录》记载长河西鱼通成化年间曾补贡三次。明武宗时韩胡碉番僧纳麻思结等赴京补正德五年至七年贡，明中央认为阻其补贡“恐孤向化之心”，按例赏赐又会为将来留下弊病。因此，所来二百五十人，“给初来贡者七人全赏，其存留二百四十二人杀其赏之半，并治坤违例之罪。”⑥明朝后期，“路梗过期不补”这一政策的执行力度更是下降，又出现土司频繁补贡的现象。

(二)土司冒贡问题

所谓冒贡，可指，朝贡土司冒充他者名讳，通过模仿番僧、伪造印信、勘合的方式在不应其朝贡时入京朝贡。《明实录》中冒贡问题最早记录于明宪宗年间，明廷发现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宣慰司，冒充乌思藏大乘法王伪作印信冒领赏赐，已成定制，后“赐西藏四王一道勘合二十道，长河西鱼通宁远等处朵甘及董卜韩胡诸宣慰司勘合六十道”⑦，此后，勘合审查无误后才能进京朝贡。若边臣未严格审查土司或私放土司入境将对被明朝治罪。另有一些土司违例多次朝贡，也增加了朝贡体系的混乱情况。明朝政府在逐渐加大查核力度的同时严惩冒贡土司。忠孝安抚司数十人朝贡，伪造关文，骚扰驿站，兵部议土司违例朝贡，应“宜严禁谕”⑧。嘉庆二十六年，腊壁峒等长官司入贡，礼部验其印文诈伪，“诏革其赏，并下按臣勘问”⑨。明廷极少问罪西南土司，但对冒贡土司查办严格，希望杜绝冒贡现象的发生。

总而言之，明朝采取恩威并施的原则治理西南地区的土司，在土司朝贡问题上，明廷虽对贡期、贡物、回赐、人数、贡道均有严格的规定，然其具体执行过程呈现宽松化、模糊化的状态。明成祖曾言，朝廷驳四夷，当怀之以恩，明宪宗认为对违规朝贡土司，应“抚顺夷情”放宽处理。因此，明朝数百年间多会念其路途遥远、跋涉数年，对于违规朝贡的土司轻者可恕重者可减，甚至是给予已经严重超过规定人数来京的土司半赏。明朝统治者以厚赏土司、施罚宽和来彰显中央朝廷风范，求得西南少数民族的向化之心。明朝洪武永乐年间，西南土司朝贡方面的规定已经基本成型，此后，这些规定变化不大。明朝中期，统治者开始在之前的基础上对朝贡规定进行微调与细化，比如，明廷对朝贡土司贡期的更改、限制朝贡人数、改变贡道、禁止路梗土司补贡、严查冒贡土司等。这些改变是明朝统治者为了应对朝贡时出现的一些现实问题颁定的，但明朝对西南少数民族总体原则从未真正变化。

[ 注 释 ]

①《明史·西域三》卷331.

②《明史·四川土司一》卷311.

③《明史·土司传》卷310.

④《明神宗实录》卷467，万历三十八年三月辛巳条.

⑤《明会要·外藩二》卷78.

⑥《明武宗实录》卷124，正德十年闰四月戊午条.

⑦《明宪宗实录》卷219，成化十七年九月辛卯条.

⑧《明史·土司传》卷310.

⑨《明史·土司传》卷310.

[1][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4.4.

[2]明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885.

更 正1

本刊于2017年5月下(第10期)刊登作者 王建雄 撰写的《 反思我们的金融创新：变动金融秩序下的金融市场 》一文，系有课题资助项目：永州市2016年度指导性科技计划项目《永州市粮食企业股权众筹融资的农业互联网金融创新研究》，特此声明。

*西藏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史重点学科一般项目，名称为《明朝中央对于西南土司管理制度的探讨——以土司朝贡为例》(项目编号：16ZGSM001)。

李子倩(1993-)，女，汉族，山西晋城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聂晓莉(1993-)，女，汉族，山东泰安人，西藏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少数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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