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经营权流转中农地转出户福利的变化

郭斌++李漫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6.10.146

摘要：在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框架下，选取农地转出户为研究对象，以农地转出户福利变化为切入点，通过实地调研，对陕西省西安市周边农地经营权流转较活跃的6个县（区）30个行政村进行实地调研，共收集整理254份有效问卷，分析了农地经营权流转前后农地转出户的福利变化。首先通过因子分析法筛选出构成农地转出户福利的6个公共因子即功能性活动指标，并根据因子载荷矩阵确定6个公共因子的构成指标，从而确定农地转出户的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通过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测度模型，根据隶属度及总模糊指数的计算，分析农地经营权流转前后农地转出户福利前后的变化。结果表明，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总体得到提升，但不明显。其中农地转出户的经济状况、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参与自由及合理性都得到提升，但社会联系、健康状况小幅下降。

关键词：农地经营权流转；农地转出户；可行能力理论；福利变化

中图分类号： F321.1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2-1302（2016）10-0511-04

收稿日期：2016-04-07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重点实验室科研计划（编号：15JZ034）；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专项（编号：DA08046）。

作者简介：郭斌（1972—），男，湖南益阳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房地产经济、技术经济及管理研究。E-mail：guobin9602@yahoo.com。

通信作者：李漫，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估价。E-mail：1073544807@qq.com。土地是“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村生产关系的基础，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实利益，而农地经营权流转更是土地问题的核心，对农村经济发展及实现我国农业现代化有着重要意义[1]。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完善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构建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体系[2]。伴随着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农地经营权流转明显加快，局部地区快速发展，流转机制大量创新，全方位多渠道地增加农民收入，适度规模经营呈现迅速扩大的态势。同时，我国农地经营权流转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如流转后土地用途出现过度“非农化”、耕地被大量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滞后等。农地转出户作为农地经营权流转的主体之一，农地经营权流转使得农地转出户福利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农地经营权流转是否改善了农地转出户福利？面对这些问题，现有研究似乎很难给出一个系统而又准确的答案，但也恰好体现了对此存在继续探索和研究的价值。

1农地转出户福利构成的理论分析

1.1可行能力理论

20世纪80—90年代，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根据前人的研究，特别是亚里士多德、马克思、斯密等研究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可行能力方法框架（图1），他用新颖的视角阐释了福利的内涵。可行能力理论是基于“功能”与“能力”2个核心概念。功能是一个人能够做某事或所处的某种状态，包括个人健康、教育程度、居住环境、休闲状况、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功能的状况直接决定了人们生活水平，因此生活被看成是相互关联的功能性活动集合，可以通过评价这些组合来评估个人的福利水平。能力是功能的派生概念，是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的集合，指一个人可以获得某种福利作出选择的自由，如想要追求自己想过的生活的能力。能力反映人们选择的自由度大小和选择机会的多少，能力是测量潜在的或可行的福利水平，而功能是测量已经实现的福利水平[3]。阿玛蒂亚·森提出了从功能与能力2个层面测度福利的全新思路，建立了人的可行能力福利评价框架。

1.2研究对象

农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涉及众多利益方，但主要涉及农地转入户及农地转出户，农地转入户一般涉及工商企业、家庭农场或农民个人，而农地转出户一般为农民个体，因此从流转双方来看，农地转出户相对处于较弱势地位，流转的事后结果并不容易由农户自身把握，因此应该更加关注其福利变化[4]。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及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等实际情况，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农地转出户。

1.3农地转出户福利构成的相关指标

因子分析利用降维的思想，从研究相关矩阵内部的依赖关系出发，把一些具有错综复杂关系变量归结为少数几个公共因子的一种多变量统计分析方法。因子分析不是将原始的福利变量进行重新的组合，而是将其分解成公共和特殊两部分的因子。所谓公共因子是潜在的、不可直接观察的因子，其个数较直接观测的原始数据因子个数少，但能较全面地代表和描述原有的观察变量。因子分析对福利指标的研究具有以下优点：第一，它不是对原始的福利可观测变量进行取舍，而是根据原始观测变量信息进行重新组合，找出影响福利大小的共同因子，将复杂和庞大的观察数据变量简单化；第二，它通过旋转使得福利的因子变量更具有可解释性[5]。

1.3.1数据检验数据检验使用KMO检验，KMO检验统计量适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一般来说，KM0的值大于0.9适合作因子分析，KMO的值为0.7时为“还好”，KMO的值为0.6时为“中等”。通过SPSS 19.0软件可知，KMO指数为0.678（表1），符合因子分析的条件，因此因子分析法适用于本研究指标选取。

1.3.2提取公因子使用SPSS 19.0软件进行因子分析，以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截取数据，17个功能性活动指标被6个公共因子（可行能力分量）解释，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81193，解释度较好，公因子提取结果见表2。

1.3.3建立因子载荷矩阵与因子命名本研究借鉴了Lelli等使用的因子分析法，通过因子分析方法识别功能性活动并选择构成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指标[6-7]，将通过因子模型寻找组成功能性活动的各分量（公共因子）。在使用因子分析法时，根据特征值标准和碎石图，保留特征值大于1的6个共性因子，代表6种功能性活动，为了更好地解释各因子的含义，使用方差极大化的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保证指标选取的合理性（表3）。

从表3可见，因子1中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生活消费支出因子载荷较高。农地经营权流转后，大部分农地转出户收入变化明显，而收入的变动必然会引起农户福利的变化。因此，可将因子1命名为“经济情况”。因子2中就业机会、再就业培训、非农就业稳定性因子载荷较高，因此将因子2命名为“社会机会”。因子3中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因子载荷较高，因此可以将功能性活动指标命名为“防护性保障”。因子4中的城市归属感、人际关系因子载荷较高，可以将功能性活动指标命名为“社会联系”。因子5中是否了解流转程序、是否已经兑现所有补偿、流转租金是否合理因子载荷较高，因此可以将此功能性活动指标命名为“参与自由及合理性”。因子6中自感健康、闲暇时间2个指标的因子载荷较高，可以将此功能性活动指标命名为“健康状况”。综上，结合前人研究经验并通过因子分析法得到衡量农地转出户福利的其中6种功能性活动，即经济情况、社会机会、防护性保障、社会联系、参与自由度及合理性、健康状况，这6个功能性活动指标构成了评价农地转出户福利变化的基础，从而能够建立一个多维度的农地转出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

2农地转出户福利变化实证研究

2.1调研区域概况

调研区域选取了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阎良区及周边的蓝田县、富平县、周至县、淳化县，共涉及30个行政村。同时选取了西安市周边农民工集聚度较高的人才劳务市场、建筑工地、农贸市场等发放调查问卷，使得调研区域及调研对象更加全面合理，数据更具代表性。调查样本为310户农户，经过分析整理，有效问卷为254份。

2.2农地转出户福利测度的理论模型

2.2.1农地转出户福利的模糊函数设定假设模糊集X，代表农地转出户的福利状况，农地经营权流转前后有可能变化的福利状况（功能性活动）为X的子集W，那么第n个农地转出户的福利函数为Wn={Xn，μw（Xn）}。Xn∈X，μw（Xj）∈[0，1]，称Xn属于W的隶属度。隶属度越接近1，表示X属于W的概率越大，农地转出户的福利状况越好；隶属度越接近0，表示X属于W的概率越低，农地转出户的福利状况越差；隶属度在0.5左右，则表示其状态最为模糊，表示农地转出户的福利状况不好也不坏。

2.2.2农地转出户福利隶属函数设定能否成功运用模糊函数数学方法取决于是否选择了合适的隶属函数。隶属函数的设定还没有成熟有效的方法，多针对指标的类型根据经验确定。指标变量一般分为3种类型，即虚拟定性变量、连续变量、虚拟二分变量[8]。设xi表示农地转出户福利状况的第i个功能子集，xij是测度第i个功能的第j项评价指标。则农地转出户的福利评价指标为x=[x11，…xij，…]，其中，i=1，2，…，I，I表示农地转出户福利的功能性活动个数；j=1，2，…ji，ji表示第 个功能性活动中评价指标的个数，每个功能性活动中的评价指标个数可能不同。

（1）虚拟二分变量函数。当评价指标是非模糊的，只有“是”与“否”2种，那么一般选用虚拟二分变量。虚拟二分变量的隶属函数设为：

μ（xij）=0xij=0

1xij=1。（1）

当农地转出户拥有商品或服务时，指标的隶属度为1；反之没有，则为0。

（2）虚拟定性变量的隶属函数。福利评价指标通常会涉及一些描述性的变量，不涉及定量的数据，以不同程度的主观感受为主[9]。例如满意度，通常根据研究对象的满意度设为3种或5种状态，如非常不满意、不满意、一般、满意、非常满意等，然后对这n种状态等间距赋值xij={xij（1），…，xij（n）}。如果是满意度，则值越大代表福利状况越好，如果是污染程度，则值越大代表福利状况越差。满意度等与福利状况成正比的虚拟定性变量，其隶属函数设为：

μ（xxj）=xxj-xxjminxxjmax-xxjmin

xxjmin

污染程度等与福利状况成反比的虚拟定性变量，其隶属函数设为：

xxjmin

μ（xxj）=xxjmax-xxjxxjmax-xxjmin。（3）

2.2.3综合指标的加总在定义了初级指标xxj的隶属度后，需要为每个指标赋1个权重，通过加总隶属度而得到1个综合指标。权重结构的公式为：

wxj=ln1U（xij）。（4）

式中：U（xij）=1n∑np=1U（xij）（p）表示在n个样本的情况下第i个功能性活动子集xi中。

第j项指标的期望值。该公式在定义过程中在较小的变量上分配最大的权重，从而在对农地转出户福利变化进行评价时，能够对获得较低的指标和功能给予更多的关注。

在确定初级指标的隶属度和权重后，进一步计算各功能性活动指标的隶属度，计算公式为：

f（xi）=∑kj=1U（xij）Wij∑kj=1Wij。（5）

2.2.4指标取值说明本研究依据实地调研数据，并参考相关专家学者对农户福利的研究，构建农地转出户福利评价指标体系，具体评价指标和取值说明见表4。

3结果与分析

根据实地调研获取的有效样本数据，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方法，研究西安市周边地区农地经营权流转的农地转出户福利变化（表5）。具体结果分析如下：（1）经济情况。随着承包地面积的减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减少，农地转出户的农业收入隶属度从流转前的0.401下降到0.103。而随着部分农地转出户家庭成员转向非农就业，包括农地流转收入，使得农地转出户的非农收入隶属度从流转前的0.021上升到0.328，总体而言，农地转出户的经济收入状况在农地经营权流转后有明显改善，经济状况的提升给农地转出户带来明显的福利提升。（2）社会机会。农地转出户在社会机会方面的福利得到提升，从0.375提升到0.506。但是就业和非农就业稳定性方面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在农地经营权流转后农地转出户没有接受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加之大部分农民学历相对较低，就业能力较差，非农就业稳定性相对较差。（3）防护性保障。总体来说防护性保障使得农地转出户福利略有提升，主要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及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的推进，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农地经营权流转过程中逐渐重视农地转出户的社会保障问题。近年来，西安市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农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制度，调研区域已经全部覆盖了农民养老保险、农村合作医疗以及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最低生活保障地区之间略有差异），从而提高了农地转出户对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因此防护性保障隶属度指数有所提高。（4）社会联系。在社会联系这一功能性活动指标中，隶属度指数明显降低。主要是农地经营权流转后，大量农地转出户选择外出就业，而外出就业过程中由于大多数农民很难表4功能性活动指标取值

功能性活动及指标变量类型变量取值说明经济情况农业收入C0=[0～3 000]；1=[3 001～5 000]；2=[5 001～7 000]；3=[5 001～7 000]；4=[7 001～9 000]；5=[9 000以上]；非农收入C1=[0～20 000]；2=[20 001～40 000]；3=[40 001～60 000]；4=[60 001～80 000]；5=[80 000以上]；生活消费支出Q减少很多=1；减少=2；一般=3；增加一点=4；增加很多=5社会机会就业机会Q变差很多=1；变差一点=2；几乎没变=3；变好一点=4；变好很多=5再就业培训D有=1；没有=0非农就业稳定性Q变差很多=1；变差一点=2；几乎没变=3；变好一点=4；变好很多=5防护性保障养老保险D有=1；没有=0医疗保险D有=1；没有=0失业保险D有=1；没有=0社会联系城市归属感D有=1；没有=0人际关系Q变差很多=1；变差一点=2；几乎没变=3；变好一点=4；变好很多=5参与自由及合理性是否了解流转程序D了解=1；不了解=0是否已经兑换所有补偿D是=1；不是=0流转租金是否合理D合理=1；不合理=0健康状况自感健康Q变差很多=1；变差=2；一般=3；变好一点=4；变好很多=5闲暇时间Q减少很多=1；减少=2；一般=3；增加一点=4；增加很多=5注：变量类型中C表示连续变量；Q表示虚拟定性变量；D表示虚拟二分变量。计算过程中，为符合数学意义，将数值1、0分别改为0.999、0.001。

融入城市，长期与亲人分隔异地，因此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有所降低。（5）参与自由及合理性。参与自由及合理性方面，农地转出户的隶属度指数有所提升。笔者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农地转出户对农地经营权流转程序比较熟悉，大多数都签订了流转合同，且很少存在拖欠流转租金的现象，这说明当地农地经营流转的推广工作得到了农地转出户的认同，但是也发现各地区之间流转租金差异较为明显。（6）健康状况。健康状况这一功能性活动指标，隶属度指数略有下降，虽然农民的闲暇时间增多，但是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都外出就业，但是多数农民从事的高强度工作，因此在健康状况这一项，农地转出农户福利状况有所降低。

4结论及政策建议

4.1结论

（1）农地经营权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福利得到提升，但福利改善程度较小，主要集中在经济状况提升；（2）农地经营权流转后农地转出户的健康及社会联系较流转前福利有所降低，主要是由于进城务工使得农地转出户生活环境变化及就业能力等的限制，使得福利没有得到提升；（3）农地转出户综合素质相对较低，就业能力不高，中国现行的就业体系还没有涉及到失地农民的就业，国家也没有制定、落实统一的政策和措施， 这就造成农民就业面临很多困难。许多年龄较大的农民因学习能力较弱、适应能力较差而无法实现就业转移。

4.2政策建议

（1）挖掘和识别农地转出户与土地分离后可能面临的机会风险。农地经营权流转后，农地转出户可能面临潜在的机

会受损，当农地经营权流转打破农户原有的发展路径依赖之后，农地转出户与市民面临相同的社会机会竞争，通常处于后发劣势，容易出现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被边缘化倾向[10]。因此，当地政府及相关执行部门应该在关注农民收入提高的同时，更要关注农地转出户自身功能性活动发生的变化，给予农地转出户除收入以外的其他福利性保障。（2）加强对农地转出户的就业指导及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地转出户的生存能力。增加教育和再就业方面的公共投资，解决农民进城就业难的问题。因此，要提高农地转出户的福利水平，就必须拓宽其就业渠道，提高农户就业能力，实现劳动力的有效转移。（3）完善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保障制度，降低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建立以农民家庭自筹为主，国家和集体保障为辅，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3个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参考文献：

[1]林乐芬，金媛. 农地经营权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经营权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J]. 南京社会科学，2012（9）：74-78.

[2]《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Z]. 北京：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1.

[3]高进云，乔荣峰.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1）：99-105.

[4]游和远，吴次芳，鲍海君. 农地流转、非农就业与农地转出户福利——来自黔浙鲁农户的证据[J]. 农业经济问题，2013（3）：16-25.

[5]叶静怡，王琼. 进程务工人员福利水平的一个评价——基于Sen的可行能力理论[J]. 经济学，2014，13（4）：1324-1344.

[6]Lelli S.Factor analysis vs.fuzzy sets theory：assessing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techniques on Sens functiong approach[J]. General Information，2002（1）：21

[7]RocheJ M. Monitoring inequalitu among social groups：a methodology comibinig fuzzy set theory and principl component analysis 1[J]. 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2008，9（3）：427-452.

[8]朱珊，黄朝禧. 湖北鄂州和仙桃两地农民集中居住前后福利测度与变化的实证研究[J]. 生态与农村环境学报，2014，30（5）：674-680.

[9]赵京，杨钢桥，徐玉婷. 湖北省农地整理对农户福利的影响研究[J]. 资源科学，2014，36（3）：446-452.

[10]黄艳敏，张岩贵. 农地流转的机会益贫化估值模型分析[J]. 经济问题，2014（4）：7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