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论

【摘 要】壮汉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在教育教学中壮汉两种教学语言的具体结合方式。广西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经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壮语文主导模式、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和汉语文主导模式等形态，其教育目标呈现出从汉语言文化教育→壮语言文化教育→培养壮汉兼通人才→开发双语教育多重功能的不同内涵及时代特征。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变迁既受到语言环境变化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语言态度等内在主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出现了多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并存的良好格局。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的研究，可以给我国民汉双语教育规划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壮族；双语教育模式；类型；特征；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75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5 - 0077 - 008

引 言

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群体一般都要接受以本民族语和国家通用语为教学媒介语言的双语教育，才能在进入主流社会的同时保留和传承本民族语言文化，实现“多元文化整合教育”。[1 ] 156-158双语教育模式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地区呈现不同的实践样态。麦凯（Mackey）较早将双语教育模式分为过渡型双语教育（Transitional bilingual education）和保持型双语教育（Maintenance Bilingual Education），这在国际双语教育学界具有开山之功。[2 ]科林·贝克（Colin Baker）对过渡型和保持型两类模式的教育目标做了区分。过渡型双语教育的目标是使少数民族儿童从本民族语言转向主体民族的语言，最终将少数民族儿童在文化及认同方面同化到主流社会。保持型双语教育的目标则是培养少数民族儿童的母语能力，促进双语发展，加强少数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在此基础上，科林·贝克从强势双语教育（Strong forms of bilingual education）和弱势双语教育（Weak forms of bilingual education）两大类划分了10种具体的双语教育模式类型。其中，过渡型双语教育是弱势双语教育的代表，保持型双语教育是强势双语教育的代表。在强势双语教育中，双向/双重型双语教育（Two-way/dual bilingual education）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3 ]199-224国内双语教育模式一般分为民语主导型、汉语主导型及民汉语兼用型三类。[4 ]其中，民语主导型、汉语主导型和民汉语兼用型在民汉双语教育政策与实践中通常对应于“一类模式”“二类模式”和“三类模式”的提法。另有学者将国内双语教育类型分为保存型、过渡型和权宜型三类，[5 ]这与国际双语教育的基本模式大致相当。目前，已有一些研究文献对我国民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变迁及新疆等省区的民汉双语教育模式进行了研究， [6 ]， [7 ]， [8 ] 但对具体某一民族双语教育模式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当前民汉双语教育研究重点应聚焦于“具体语言的双语教学”而非抽象的双语教育理论，[9 ]从中总结、提炼不同语言和社会背景中民汉双语教育的模式和经验。本文对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的系统研究，能够为我国民汉双语教育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在2010年的“六普”中，壮族人口为1692.6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7%，其中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人口为1658.72万人，占全国壮族人口的95.99%，占广西壮族自治区总人口的32.15%。壮族的本民族语为壮语。壮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广西壮族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区语委”）2000年组织的调查表明： 绝大多数（90.46%）壮族调查对象能说壮语，其中大部分人（84.95%）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壮语。[10 ]165-166历史上，壮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无本民族通用文字，① 而壮族地区的正式教育（包括私塾教育和学校教育）历来都是教授汉语文。因此，壮汉双语教育模式是指在正式的教育教学中壮汉两种教学语言的具体结合方式。大约从西汉末年开始，壮族地区就有了私塾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开始使用壮汉两种语言。此为壮汉双语教育的开端。从西汉末年至今，壮族地区正式教育中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壮语文主导模式、壮汉双语（文）同步教学模式和汉语文主导模式四种历时形态。本文主要就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类型、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

一、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主要类型

本文将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类型主要分为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壮语文主导模式、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和汉语文主导模式四类。

（一）壮汉双语单文模式

覃乃昌认为，壮族地区的私塾教育大约始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11 ]109壮族地区私塾教育的内容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教学语言是汉语。由于壮族学生在入学前母语为壮语，因此必须通过第一语言（壮语）辅助的方式来学习第二语言（汉语），才能便于理解教学内容。因此，壮族地区私塾和学校的启蒙教师大多都会壮语，采用壮语辅助讲解汉语文的方式来进行教学。这便是壮族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壮汉双语单文的双语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的特点是，以教授汉语文为主，壮语只是在壮族儿童学习的初级阶段作为学习汉语的辅助工具。用少数民族母语辅助汉语教学是一种自发形态的双语教育模式，这在我国南方无传统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地区较为普遍。

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专家白丽珠认为，“虽然这种教学没按照正规的方法进行，但是它有计划、有系统地把母语综合到教学进程当中，很多学生还是从中获益非浅。”[12 ]从西汉末年至今，壮汉双语单文教育模式在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已有1000多年的绵长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拼音壮文创制之前一直是壮族地区双语教育的唯一模式。

（二）壮语文主导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新中国政府组织有关专家调查壮语并研究创制拼音壮文。1957年11月国务院批准《壮文方案（草案）》并同意在壮族地区逐步推行。1957年秋，在武鸣、龙州、柳城、平果4县7所小学的8个一年级班试用壮文课本（语文、算术）进行试验教学。[13 ]777这可以说是壮族地区壮汉双语双文教学模式的初步探索。截至1966年已有14个县的部分小学开设了壮文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壮文推行工作被迫停止，壮汉双语双文教育模式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就夭折了。

1980年6月，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决定恢复推行壮文。1981年秋武鸣县、德保县的部分小学进行壮文试点教学，教学效果良好。1983年7月，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自治区语委、自治区民委、自治区教育局《关于在马山等二十二个县部分小学使用壮文教学试点和农村使用壮文扫盲的报告》，决定将壮文进校工作在马山等22个县全面铺开。1981-1989年间，广西的壮文进校实验工作由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广西区民语委”）主管，其指导思想是希望在壮族地区建立起从小学到大学的“一条龙”的壮语文教学系统，“争取到1990年，壮族地区小学全部用壮文教学，” [14 ]因而在学校教育中采用的是以壮语文教学为主的语言教学模式。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教壮语文，三年级或四年级才开设汉语文课；除汉语文和英语外，小学和初中各科均用壮语文教学。我们将这种以壮语文教学为主的双语教育模式称之为“壮语文主导模式”。

据统计，至1989年，全自治区小学壮文试点发展到45个县306所小学1071个班，学生308791人（其中学前班211个，在校学生6059人），有22个县开办民族中学共22所67个班，在校学生3499人。[13 ]788

（三）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

1990年2月，自治区党委和政府下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自治区壮文指导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的通知》，决定将壮文进校工作从广西区民语委转交区教委管理，并提出要以壮文进小学为重点，将“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十六字作为壮文进小学的办学方针。初中只开设一门壮文必修课，高中暂不推行壮文。

为了贯彻落实“十六字方针”，自治区教育管理部门总结开发出了“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其具体要求是：学前班壮族学生先学好壮文的声韵母，在具有良好的壮语语音直呼能力的基础上，从一年级开始采用壮汉双语文同步教学的方式。壮汉同步教学的教材是一样的：壮文教材均翻译自汉文统编教材（除古诗文部分和汉字结构部分外）；同一篇课文用壮汉两种语言教学，第一节课为壮文教学，第二节课为汉文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壮汉两种语言教学相互促进、协调，共同完成一篇课文的教学任务。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要求学生具有良好的壮语基础，比较适合农村壮族聚居区普遍说壮话的壮族学生，便于他们借助母语来促进汉语学习，同时对壮汉双语教师的要求也比较高。

从1990年至2011年，同步教学模式几乎是这一时期广西壮文实验小学壮汉双语教育的唯一模式。至2011年秋，全自治区有26个县（市、区）64所壮文实验小学采用“同步教学模式”开展壮汉双语文教学，在校生16719人。① 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还被认为是广西独创的一种民汉双语教育模式，“与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兄弟省区的民汉双语教学方法完全不同”，[15 ]18为我国民族地区双语教育模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做出了一定贡献，并获得2014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四）汉语文主导模式

2012年，自治区教育厅下发《关于印发〈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实施办法〉的通知》，决定在壮族地区部分农村中小学实施“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实验。其基本特点是：在国家课程（以汉语文为教学语言）的基础上，壮族地区有关中小学增设一门壮语文课程。“预备班（学前教育阶段）开设壮语言类教学活动课，义务教育阶段开设壮语文课程。壮语文课程属于必修课程，纳入地方课程管理。”[16 ]由自治区教育厅民族教育处（民族教育研究中心）组织编写二类模式教材。自2012年秋季学期开始，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教学实验已在德保县那甲乡中心小学等15所学校实施。截至2014年9月，已编写出版了从学前班到小学二年级的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壮语文地方教材，并在有关壮汉双语实验学校投入使用。实施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的学校（小学和初中），除增设一门壮语文地方课程、使用壮语文教学外，其他所有课程都用汉语文教学。因此，这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可归为“汉语文主导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四种类型的壮汉双语教育并不是明确地截然分开、历时存在的，它们在当前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呈现出互相交叉、共时存在的互嵌状态。如目前在壮族聚居的武鸣县等地，既包括政府规划实施的壮汉双语实验学校中的同步教学模式和二类教学模式，也包括农村聚居区非壮汉双语实验学校的双语单文模式。[17 ]总的看来，当前壮族地区已初步形成了多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共存互补的格局，有利于满足处于不同语言环境、拥有不同教学资源的壮族中小学开展壮汉双语教育的需要。

二、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特征

依据双语教育的目标和性质分析，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历时发展呈现出以下几个鲜明的特征。

（一）壮汉双语单文模式：以学习主流语言、文化为目的

在壮汉双语教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从西汉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壮族只有本民族语言而无本民族通用文字，所以这一阶段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特征是单纯地学习汉语文，接受的是主流文化教育，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梁庭望指出，这种双语教育模式的目的只是为了学习汉语和主流文化，壮语只是作为学习汉文化的一个过渡性工具。[18 ]在封建社会中，能享受学校教育的大都是壮族地区上层社会或富裕家庭的子弟，广大壮族平民百姓的子弟往往被排除在外。[19 ]因此，通过这种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壮族知识分子数量极少。由于汉文教育完全与壮族的思维、生活和文化相脱节，所以这种崇尚汉文化的单一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壮族知识分子和官员大都对壮族文化缺乏真正的认同，甚至鄙视壮族文化。[20 ]

因此，从教育目标上看，传统上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对应的是国际上的过渡型双语教育模式，教育目的是将壮族的语言、文化同化到主流社会的语言、文化中，其实质是一种单一文化的教育，对壮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无积极作用。

（二）壮语文主导模式：以保护、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化为目的

在壮汉双语教育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主要是1980年至1989年。由于自治区党委决定自上而下恢复推行壮文，学校壮文教学即语言习得规划成为其中的重要一环。作为民族文字管理机构的广西区民语委以推行壮文为己任，以北方历史上有传统民族文字民族（如蒙古族、朝鲜族）的双语教育模式为参照系，组织有关人员编写了从小学到高中的系列壮语文教材，大力培训壮文师资，深入开展壮文教学，试图建立一套完整的壮语文教学体系。由此，广西的壮汉双语教育模式从之前的汉文教学变成了一边倒的壮文教学。壮语文主导模式的教育目标旨在保护和发展壮族的语言、文字，其本质是民族语言文化教育，对应的是国际上的保持型双语教育模式。

由于广西各地壮语方言差异甚大，以武鸣县双桥话为标准音的拼音壮文推行起来有较大难度；加之壮语文主导模式在实施过程中过于侧重民族语文教学，导致壮文实验学校的汉语文教学质量相对偏低，学生的期考和中考成绩普遍不理想，而现实的社会环境和社会评价（考试、升学、就业等）还是以汉语文教学成绩为标准。因此，这种教育模式在一定程度脱离了客观的社会条件和主观的群众愿望，特别是不能满足壮族学生家长和社会对提高壮族学校教育质量的要求，因而到后期遭遇了诸多难题。

（三）壮汉同步教学模式：以培养壮汉兼通的人才为目的

1990年至2011年是壮汉双语教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90年壮文进校教学实验工作转归教育部门管理后，根据“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的十六字指导方针，区教委开发出了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虽然在自治区政府文件层面（如《自治区壮文指导委员会会议纪要》）还是沿袭以往的“壮文教学”和“壮文进校实验工作”的提法，没有明确提出“双语教学”的概念，但在教育管理部门和壮文实验学校的具体操作和实践中则突出强调了“壮汉双语（文）教学”。因为同步教学模式是以学习、掌握壮汉两种语言文字为目标的，壮文实验小学大都基于“壮汉结合、以壮促汉”的原则开展具体的壮汉双语文教学，这和之前单纯强调壮语文教学的模式有了本质区别。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双语教育模式的特征在本质上是双语教学，即强调两种语言的结合和两种语言文字的学习。壮汉同步教学模式的教育目标是“壮汉兼通”，即培养壮族学生学习和掌握壮、汉两种语言，在接受主流文化教育的同时传承民族文化。这一模式对应的是国际上的双向/双重型双语教育模式。

虽然同步教学模式旨在培养“壮汉兼通”的壮族学生，但有研究表明，实施该模式的一些学校往往只注重其中的“以壮促汉”而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以壮为主”，壮汉双语文教学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学好汉语文，壮语文学习成为一种形式。[21 ]

（四）多样化的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因地制宜开发双语教育的多重功能

2012年，自治区教育厅印发了《壮语文课程标准（试行）》《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实施办法》等文件，决定在壮族地区的部分中小学实施二类模式教学实验。同时，原有的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主要针对壮语基础生源较好的学校）也给予保留和完善。此外，非壮汉双语实验学校仍然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壮汉双语单文模式。这样，当前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就出现了多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并存的格局。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也不再指定哪一种模式占主导，或是要求推行某一种模式，而是强调“针对壮族学生实际和各年龄段学生的语言状况、语言接受能力的不同，课堂教学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根据学生的特点，不断改进课堂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16 ]允许学校根据本校的实际情况去选择适当的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可见，“适切性”是当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选择和实施的关键。

此外，自治区教育部门对壮汉双语教育的功能定位也有了较大拓展，不再把它局限于语言教学（包括单语或双语教学）的层面上。2012年下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壮汉双语教育工作意见的通知》和《壮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等纲领性文件指出，壮汉双语教育除了“以壮促汉”的语言教学功能外，还具有儿童智力开发、教育质量提升、民族文化传承、壮汉兼通人才培养等诸多功能，因而学校和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应积极开发壮语文教育的多重功能。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现阶段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呈现多样化的格局，其目标也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语言文字教学，而是因地制宜地开发壮汉双语教育所具有的多重功能。

三、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主要影响因素

影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变迁的因素有多种，本文主要从语言环境、语言认同两方面分析。

（一）语言环境

历史上壮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壮族群众在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交际语言都用壮语，只有少数人上私塾或学校接受汉文教育，因此出现了语（言）文（字）断裂的状态。[20 ]由于语言差异，导致壮族人在学习汉语文中母语（壮语）思维和第二语言（汉语）思维不同步，学习难度大，在壮汉双语单文模式下能读书入仕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这样就造成了壮族地区学校教育质量的低下。

1957年广西推行壮文以来，拼音壮文因简便易学曾一度迅速推广。1958年至1960年，学习壮文的群众达290多万人，其中达到脱盲水平的有70多万人，有120多万人学会了声、韵、调和简单的拼写、造句。[13 ]778当时为了创造拼音壮文的使用环境，在政府公文、扫盲、报刊、书籍、广播等许多场合都开始使用壮文，至“文化大革命”前壮文已有一定的语言使用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期拼音壮文恢复推行，间接促进了当时壮语文主导模式的实施。

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汉语文为载体的大众传媒（报刊、广播、电视等）的广泛传播，民族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壮文本已狭窄的使用空间进一步缩小，主要局限于政府公章、单位牌匾、文艺创作、民族研究、壮汉双语文实验教学及少量的报刊、书籍和影视广播等领域。相比之下，少数民族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需求进一步提高，在升学、就业、工作、交往等方面，一边倒的是使用汉语文的社会环境。“学而无用”成为壮文教学发展的最大瓶颈。在这种“以汉为主”的社会语言文字使用环境下，学校教育大力推行壮语文主导模式已显得不合时宜。

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从1990年开始在壮文实验小学实施，其前提是学生具有较好的壮语基础，该模式在实施初期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颁布实施以来，随着大众媒体的进一步普及（特别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兴起），少数民族地区流动人口的增加，壮族地区的双语社会环境和家庭语言代际传承状况有了较大变化。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壮族儿童中以汉语为第一语言的人数比例不断上升。笔者的调研表明，2013年以来，在壮族聚居的武鸣县县城及乡镇的壮文实验学校中，60%以上的壮族学生入学前第一语言已不是壮语而是汉语。因此，当前壮族地区中小学生的家庭语言背景具有多样性，其中既有第一语言为壮语的，也有第一语言为汉语的，还有基本掌握壮汉双语的。壮族儿童家庭语言背景的嬗变，无疑给以标准化的壮汉“同步教学”模式带来了新的挑战。武鸣县XH镇Z小学一位壮文教师在接受访谈时说：“现在的（壮族）小孩都不会说壮话，跟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用普通话交流。即使是壮汉双语老师，在家里也很少主动和自己的小孩说壮话，一个班有时80%到90%的学生都不会壮话。所以，学校老师教起壮文来非常困难。……我们现在变成‘以汉促壮而不是‘以壮促汉了。”[17 ]

学生家庭语言背景的变化给学校双语教育带来的问题是：民族语文教学并不一定是少数民族学生的第一语言教学，即学生的族裔身份和他（她）在家庭、社区中习得的语言并不相符。从语言习得规划的角度审视，以往的壮汉双语教育主要针对第一语言学习者（具有壮语背景的壮族学生），在教学中让学生借助母语（民族语）学习第二语言（汉语），而今后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应尽量满足来自不同层面的家庭语言背景的壮族学生——特别是来自城镇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具有汉语背景的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需求。这对于壮汉双语教育的规划者和实践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在这方面，新加坡华语教育的经验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启示。有研究表明，基于华人家庭语言环境的变迁，近年来关于新加坡华语教育是第一语言教学还是第二语言教学在语言教学和规划领域争论不休，而教学改革的总体趋势是向二语学习（英语背景学生）倾斜。[22 ]50-51

（二）语言认同

尽管壮族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说壮语的人口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也位居第一，但壮族对本民族的语言认同并不十分强烈。国外学者克洛斯（H·Kloss）、弗格森（C·A·Ferguson）及斯图尔特（W·A·Setward）等研究发现，语言地位和语言认同并不能简单地取决于操某种语言的人口数量。与说某种语言的绝对人口数量相比，经济、政治、文化宗教等因素对语言地位的影响更大。[23 ]49就壮族的语言认同而言，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1）该语言及语言社团的社会经济地位；（2）该语言对比其他语言/方言的社会声誉；（3）该语言是否具有大传统（Great tradition）。

首先，壮语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低。从历史上看，虽然壮族是广西的原住民族，但由于方言土语甚多、差异较大及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壮语始终未能形成一种主导方言或完全的本民族共同语，各方言土语区人民之间的交际往往都以汉语为中介语。[11 ]108反之，汉语自秦汉进入广西以来，就因其承载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而逐渐处于强势地位，在宋代以后一直是广西各民族的通用语言和官方语言，享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在壮族地区，主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市使用的语言是汉语而不是壮语”，[10 ]65壮语只是一种主要用于家庭和社区内部的“乡村语言”，社会经济地位不高。在古代，壮族人要想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往往通过读书入仕，接受壮汉双语单文模式的教育，即汉文化教育，这就导致壮族知识分子和壮族官员普遍缺乏文化自信，甚至“亲汉疏壮”，以学习、攀附汉族为荣。

其次，壮语与广西境内的其他语言/方言相比，属于“低声誉”语言。广西区语委2000年组织的语言调查结果表明，认为普通话“比较有社会影响”和“很有社会影响的”分别占调查对象的19.89%和67.62%，即87%的调查对象认为普通话社会影响力较大，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语言或方言。关于“今后国内交往中比较重要的语言”（多选题），选择普通话、西南官话（桂柳话）、粤语邕浔话（南宁话）、壮语者依次为96.1%、15.5%、5.57%和5.26%，而调查对象中说壮语的占35.56%。[10 ]187可见，壮语在广西境内的声誉不仅低于普通话，也低于西南官话、粤语等汉语方言。壮族在讲普通话时夹杂着壮语口音的“夹壮”现象甚至成为一些人茶余饭后的笑料。“在广西，人们说普通话时夹杂地方口音如‘夹官、夹白、夹玉林、夹全州等是客观存在的，有的夹得还相当严重，但是唯独‘夹壮成了一个特定的、略带歧视的贬义词。各地还流传着许多嘲笑‘夹壮的笑话。”[24 ]

最后，壮语并不是一种具有“大传统”的语言。“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术语，最早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芮德菲尔德于1956年提出，用以说明在一个文明社会内部存在着两种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大传统是在学堂或庙堂之内培育出来的，而小传统是自发地萌发出来的，然后它就在它诞生的那些乡村社区的无知的群众的生活里摸爬滚打挣扎着持续下去。”[25 ]95在学术界，“大传统”与“小传统”对应的是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在广西，汉语（文）是由城市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等精英阶层掌握的正式书写文字系统，汉语文通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与主导话语”，[26 ]80且具有丰富的文献典籍和文学作品，是一种具有“大传统”特点的语言。而壮语则是由下层社会的普通村民、平民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口耳相传的非正式的口头语言系统，缺乏相对应的文字和文献记载本民族语言文化，是流行于乡村民间的“小传统”语言。

历史上，由于没有本民族通行文字，壮族一些道公、歌师、民间文人常借助于汉文记录壮语（即民间的“土壮字”“古壮字”，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来构架和书写壮语），实际上这是“小传统”的壮语对“大传统”的汉语的一种采借。由于壮族地区没有拼音文字的传统，很多壮族群众认为上学就是“学汉字”，文字就是方块字，弯弯曲曲的字母是外文或英文。[27 ]甚至在《壮文方案》颁布后，还有人认为拼音文字是苏联专家造的，不是壮族自己的文字。部分壮族群众对拼音文字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认同甚至排斥心理。拼音壮文推行的举步维艰，与壮族对语言文字认知的传统文化心理也有莫大关系。

因此，从历史和现实中人们的语言认同来看，由于缺乏用以记载本族语言的文字传统和文献典籍，壮族地区的中小学不宜像北方有传统通用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一样，实施“一条龙”式的壮语文主导教学模式，而是要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并结合学生及家长的语言教育需求，选择适宜的壮汉双语教育模式。

结 语

广西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历经壮汉双语单文模式、壮语文主导模式、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模式和汉语文主导模式等形态，其教育目标和性质呈现出从汉语言文化教育→壮语言文化教育→培养壮汉兼通人才→开发双语教育多重功能的不同内涵及时代特征。壮汉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变迁既受到语言环境变化等外在客观因素的制约，也有语言使用者的语言认同、语言态度等内在主观因素的影响。目前，壮族地区的学校教育中出现了多种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并存的良好格局。壮族地区中小学应根据壮族儿童的语言背景和社区语言态度，以及学校的师资、教材等教学资源，结合教育行政部门提供的政策，科学选择适宜本地区本学校的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其出发点应是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和本民族语言的基础上，促进壮族儿童的智力发展，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壮汉兼通”的优秀人才。

壮汉双语教育模式变迁的研究，可以给我国民汉双语教育规划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1）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对双语教育的影响程度，可能远远大于教育因素和语言因素本身；（2）双语教育从来不只是教育部门或学校内部的工作，它与社会整体生态系统紧密相连，理想的双语教育规划应与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整体规划的目标保持一致；（3）双语教育的宗旨不应仅局限于语言文字教学本身，而是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培养“民汉兼通”的多语多文化人才；（4）双语教育规划的实施应积极关注和回应受教育者的需要，即双语教育规划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宜更多地采取自下而上的“协商”与“合作”策略；（5）双语教育规划的改革应与时俱进，根据社区语言环境、学生语言背景、群众语言态度等因素的变化，及时给予调整、修订和改进。

（本文在写作及修改过程中参考了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杨丽萍教授及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张艳博士的建议，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滕星.文化变迁与双语教育：凉山彝族社区教育人类学的田野工作与文本撰述[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1.

[2] MACKEY， W.F.， A Typology of Bilingual Education[J].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970，（3）.

[3] [英]科林·贝克.双语与双语教育概论[M].翁燕珩，译.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4] 王洪玉.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发展模式及其特征[J].甘肃高师学报，2006（4）.

[5] 周庆生.中国双语教育类型[J].民族语文，1991（3）.

[6] 周庆生.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模式转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2）.

[7] 王鉴.中国双语教育模式的发展与建构[J].中国民族教育，2015（10）.

[8] 张梅.新疆少数民族双语教育模式及其语言使用问题[J].民族教育研究，2009（4）.

[9] 万明钢，刘海健.论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从政策法规体系建构到教育教学模式变革[J].教育研究，2012（8）.

[10] 陈海伦，李连进.广西语言文字使用问题调查与研究[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2005.

[11] 覃乃昌.试论拼音壮文推行困难的基本原因——以广西武鸣县为例[J].广西民族研究，1995（2）.

[12] Margaret Milliken（白丽珠）.双语教学对中国少数民族的便利和希望[J].卢岱，译.广西民族研究，1995（4）.

[13]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西通志·少数民族语言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14] 覃晓航.壮文教育史略[J].民族教育研究，2004（3）.

[15] 郑作广.广西小学壮汉双语教学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6]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关于印发《壮汉双语教育二类模式实施办法》的通知（桂教民教[2012]11号）[R].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2012-07-30.

[17] 海路.壮汉双语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三所壮文实验学校为个案[J].广西民族研究，2015（4）.

[18] 海路，梁庭望.壮汉双语教育的特点及反思——访著名壮学专家梁庭望[G]//韦兰明.壮汉双语教育.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2013.

[19] 李彦福，何龙群.壮族教育史略论[J].广西民族研究，1994（3）.

[20] 梁庭望.论壮族文化的断裂现象[J].广西民族研究，1988，（4）：93-99.

[21] 滕星.壮汉双语教育的问题及转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

[22] 赵守辉，王一敏.语言规划视域下新加坡华语教育的五大关系[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23] 滕星，海路.壮汉双语教育的价值取向及实现路径[J].广西民族研究，2013（2）.

[24] 覃凤余.文化对接中的民语/方言濒危——以广西壮语为例[N].广西民族报，2013-10-25（05）.

[25] [美]罗伯特·芮德菲尔德.农民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对文明的一种诠释[M].王莹，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6] 奚彦辉.中国人文化成思想的本土心理学探究[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7] Margaret Milliken（白丽珠）.三种壮文的比较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