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做个堂堂正正人

魏邦良

杨宪益出生于膏粱锦绣之家，父亲贵为天津市银行行长，家产丰厚，婢仆众多。杨宪益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但这位行长为家庭留下大笔财产。只要杨宪益愿意，他完全可以继续挥金如土地生活，可他却选择了颠沛流离，艰苦朴素。战争年代，杨宪益拿出自己名下的那笔财产，为祖国购买了一架飞机。

杨宪益喜欢“杯中物”，但不爱“阿堵物”，一直到老都如此。晚年，杨宪益寓所窗前有一棵所谓的“发财树”，他顺手写下一首诗：

窗前发财树

长大碍门户

无官难发财

留作棺材木

曾经锦衣玉食的公子哥，却视名利如敝屣，令人啧啧称奇，也令人肃然起敬。

作为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杨宪益本可以在国外过上优裕舒适的生活，可拿到学位后，他却毅然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他说，我是中国人，理应和祖国一道受难。

1968年，杨宪益因遭诬陷而被捕入狱。当天晚上，在臭烘烘的囚室中，他口占一律：

低头手铐出重围，屏息登车路向西。

开国应兴文字狱，坑儒方显帝王威。

官称犯罪当从罪，君问归期未有期。

同席囚徒早酣睡，屈身挤卧醉如泥。

突遭牢狱之灾，却能如此淡定从容，非常人可及。

四年后，杨宪益又突然被放了出来，他没有抱怨，而是第一时间把家中收藏多年的文物古董捐给了博物馆。他对祖国的感情没有因四年的冤狱而有丝毫改变。

杨宪益和妻子戴乃迭一道将中国大量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有人称道他翻译了整个中国，而他坚辞“翻译家”称号，只承认自己是“木工”一样的“翻译匠”。

杨宪益淡泊宁静，与世无争，又充满正义，坚守原则。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杨宪益腰杆硬，从不摧眉折腰事权贵；心胸宽，化解了多少屈辱与辛酸。

1993年，杨宪益写下了一首题为《自勉》的诗：

“每见是非当表态，偶遭得失莫关心。百年恩怨须臾尽，作个堂堂正正人。”

杨宪益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为“堂堂正正人”做了最好的诠释。

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

杨宪益幼年时，家中请了一位老塾师教他读儒家经典，学写古典诗词。十岁的杨宪益就读懂了《楚辞》。至于对对子和平仄四声，在老师的指点下，杨宪益花一两天就掌握了。他顺嘴说出的一句对联：乳燕剪残红杏雨，流莺啼断绿杨烟，受到老师的激赏。后来回忆这段生活，杨宪益说：“塾师认为我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一个，他期盼我有远大的前程。”

杨宪益十三岁那年，塾师自觉再没本领教这个天资非凡的孩子了，家人便将他送入法租界内一家教会学校——天津新学书院。杨宪益在这所学校攻读了七年。

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日本已占领沈阳。杨宪益母亲送几个孩子上学时总会嘱咐一句：“好好念书啊，日本人都欺负到头上来了。”从那时开始，杨宪益就成了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五卅惨案爆发时，为抗议英国人滥杀无辜，刚上初中的杨宪益就和同学们举行了两次罢课。为反抗日本染指东三省，杨宪益自己出钱请老师指导他们军训。杨宪益还以一首酣畅淋漓的古风《雪》抒发了爱国激情和凌云之志：

安得雪为人，安得人似雪？

安得雪长存，终古光不灭？

愿得身化雪，为世掩阴霾。

奇思不可践，夙愿自空怀。

起视人间世，极目满尘埃。

晚年谈及这首激情洋溢意气风发的少作，杨宪益说：“它显示了我早年爱国和革命的感情是何等炽热，它或许还预示了我日后将走的道路。”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当时杨宪益在牛津读书，他和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次集会。会上，杨宪益慷慨陈词，言辞激烈地抨击了穷兵黩武的日本军国主义。会后，杨宪益还和朋友一道为深陷战火中的祖国募捐。尽管有个别教授，对拿着礼帽募捐的杨宪益侧目而视，但他却泰然自若。

在其他场合，杨宪益也充分利用机会，宣传抗日，以争取更多的英国人同情、支持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一次，在某酒馆，杨宪益和当地工人玩飞镖，有好几次击中靶心。工人们很敬佩，把他举起来放在一张桌子上，围着他高喊，要追随杨宪益，去中国参加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多年后，杨宪益回忆这件事，仍难掩激动之情，说：“那是个令人振奋的场面。”

当时，伦敦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投入到宣传抗日的活动中，杨宪益是这一活动的领导者。为了揭露日本人在中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让更多的当地居民了解日本的侵略行径，杨宪益还办了一份简报《抗日时报》，每期印800份，在伦敦东区散发。1938年，杨宪益又办了一份杂志《再生》，谴责日本侵略，分析战争形势。杨宪益把这份杂志分送给英国各大机构，甚至寄了一份给日本驻天津卫戍司令部，可谓以笔代剑，直插黄龙。当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传到英国后，杨宪益又高兴又振奋，以最快的速度，为这次大捷创作了一幅独幕剧。

杨宪益后来告诉朋友，1937年夏末到1938年初春，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宣传抗日，为此影响了学业也毫不可惜。杨宪益后来只拿到三等的学位，他等不及参加毕业典礼，就离开伦敦，回到中国，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放弃中国国籍，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

杨宪益是和女友戴乃迭一道回国的。在居住重庆的母亲安排下，他和乃迭举行了婚礼。本来，杨宪益夫妇想去西南联大任教，可母亲不愿意和儿子儿媳分住两地。当时，杨宪益的母亲和妹妹租住的房子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在罗的介绍下，杨宪益夫妇得以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任教，杨宪益任副教授，戴乃迭为讲师。

由于杨宪益夫妇思想进步，校方越来越不满他俩的言行。一次，有学生问戴乃迭对大学生中的三青团有何看法，戴乃迭说，她不喜欢这类组织，因为这使她想起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她这句话只表明了对极权主义的不满。但学生们认为她反对国民党政府。于是，校内有了关于戴乃迭的各种流言。这种情况下，杨宪益夫妇不得不离开柏溪分校，另谋出路。此后，在战火蔓延的中国，这对夫妇，辗转各地，换了一家又一家单位：贵阳师范学院，光华大学，中印学会，国立编译馆。

1944年，日寇丧心病狂，占领了广西，妄图向西南推进。杨宪益决定，一旦重庆陷落，他和妻子将奔赴延安。为此，他还向重庆新华社写了封信，问对方能不能安排他们夫妇去延安。重庆新华社回信说，欢迎他们去延安，但由于路途远，交通不便，建议他们留在重庆为革命工作。

抗战结束后，杨宪益夫妇随同国立编译馆迁徙到南京。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府因为腐败已失去了民心。那一时期，杨宪益身兼数职：国立编译馆高级研究员和分部主任、中英文化协会秘书长、法商学院英文教授、中央大学历史系拜占庭史教授。杨宪益授课时，特别注意以史为鉴，通过分析东罗马帝国的衰亡，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裙带关系和腐败风气。

历史学家向达是杨宪益的朋友。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杨宪益，翻译家冯承钧因贫穷而死，死后竟无钱安葬。杨宪益立即给向达寄去了信和一笔钱，在信中，杨宪益表达了对国民党的愤慨：“既然国民党反动政府把知识分子视同草芥，那么我们一定要和共产党站在一起，来推翻这个可恨的政权。”

当时也有很多朋友介绍杨宪益夫妇去外国教书，杨宪益谢绝了朋友的好意，选择留在国内，他说：“我相信共产党，相信中国有美好的未来。”

1949年前夕，国民党大势已去，很多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南京国立编译馆已处于半瘫痪状态。编译馆工作人员为保护自身利益，自发成立了一个类似工会的“工人福利委员会”，并推举杨宪益为馆长。杨宪益不负众望，为编译馆争取到一笔经费，这笔经费可维持员工们几个月的生活。

教育部长杭立武是杨宪益的老朋友，他离开南京前也劝杨宪益和他一道去台湾，他对杨宪益说：“不过你应该知道，共产党是不会容忍知识分子的。我们已经获悉，就在几天以前，他们在北京大学开了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斗争会。如果你愿意走，可以和我乘同一班机走。”杨宪益满有把握地说：“我不是国民党党员，他们不会把我当阶级敌人。我妻子是英国人，也不会有什么麻烦。”

就这样，杨宪益夫妇留在了祖国，把他们的智慧、热情乃至生命奉献给了脚下这片土地，矢志不渝，无怨无悔。

不过，随着南京的解放，杨宪益发现自己的言行与时代越来越不合拍。

1950年，杨宪益偶然写了一篇谈宗教自由问题的文章，可《新华日报》却将此文退回。文章中的某些句子下面划了横线。一位负责宣传的同志还专门找杨宪益，说以后要就此问题和他好好谈谈。不久，杨宪益从报上看到有文章谴责当地的天主教僧侣，指控他们是帝国主义间谍。杨宪益由此意识到，自己关于宗教自由的看法，与主流思想存在着分歧，文章被退也就不足为奇了。

1950年春天，中国和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应苏联大使馆之邀，杨宪益还出席了一次庆祝条约签订的宴会。数杯伏特加下肚后，杨宪益诗性大发，即席赋诗一首：

突厥唐家本一支，两邦友好复奚疑。

红旗影里听腰鼓，想见秦王破阵时。

在这首诗中，杨宪益把苏联比做唐朝的突厥。唐朝一开始，慑于突厥的强大，不得不奉对方为老大哥，但等到强盛之后，则把突厥赶到中亚地区。诗歌隐含了这样的内涵：中国认苏联为“老大哥”不过是权宜之计，等国家强大起来再和对方叫板。幸亏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唐朝那段历史不熟，没读懂杨宪益此诗的“微言大义”。否则，这首显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的诗作，恐怕够他喝一壶的。但杨宪益当时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对苏联有任何不敬之处，他曾问一位老朋友：“我国什么时候才能赶上并超过苏联的成就呢？”对方大吃一惊，反问：“我们怎么能想要超过苏联的成就呢？难道莫斯科不是世界的革命中心吗？”杨宪益这才意识到，自己对苏联的看法与正统思想也不相符。

当一个人的言行总是跟不上时代，挨批也就是早晚的事了。

南京刚解放时，杨宪益在报上看到一则报导，称英国战舰“紫石英号”穿越长江时，向一艘中国帆船开火，造成人员伤亡。杨宪益觉得此事十分蹊跷。因为当时英国政府并不支持国民党政府，不太可能随意开火。几天后，杨宪益在英国报纸上看到此事报道，说是中国帆船先开火，“紫石英号”才还击的。杨宪益觉得这种说法更可信，就把报纸给同事看，并说出自己的分析。同事立即批评他说：“你为什么不相信我们自己的报纸，却相信外国帝国主义报道。”

四十年后，那艘中国帆船的船长撰文承认是他下令先向“紫石英号”开枪的，后来知道闯祸了，又不敢说出真相。四十年后，杨宪益的看法得到证实。但当时的他却为此挨批。

加拿大使馆撤出中国时，在使馆内发现一箱无主货物，里面全是甲骨碎片。主管人员和杨宪益认识，就让杨宪益全权处理这些碎片。杨宪益就与博物馆联系，请他们鉴定这些碎片是否有价值，如有价值，博物馆可收藏。经鉴定，这些碎片全是商朝甲骨，非常宝贵。博物馆工作人员打电话向杨宪益道谢。可杨宪益的某位同事，却严肃地批评了杨宪益，说：“你和博物馆联系时，为什么不先向政府有关部门请示？”这位同事还将此事报告给了统战部。统战部某位官员委婉地批评了杨宪益，说他让帝国主义间谍钻了空子。这位官员还指责那位加拿大使馆工作人员是在挑拨共产党政府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

杨宪益并未吸取教训，依旧坚持独立思考，并勇于表达。此后，他犯的“错误”就越来越大了。

杨宪益曾将一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翻译成英文。这本简史的作者是山东的某教授。他模仿苏联官方的《联共党史》的写法，每一章结尾都整段整篇地引用毛主席的话，证明此书在政治上毫无瑕疵。杨宪益认为这种写法不适合外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就将结尾引用的名言删除了。审查书稿时，出版社的领导发现了此事，在群众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杨宪益：“杨宪益这个家伙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来！真是胆大妄为！翻译的本职工作不就是翻译吗？他怎么能插手编辑工作？”

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言辞犀利抨击了斯大林，提出新的苏共路线。但中国却视赫鲁晓夫为修正主义。杨宪益写了几首诗，为赫鲁晓夫辩护，并故意把诗放在办公桌上。有人如获至宝，将其抄录，虽当时并未说什么，但文革爆发后，这几首诗上了大字报，成了杨宪益一大罪状。

在敢想敢说方面，杨宪益和戴乃迭可谓志同道合，夫唱妇随。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挨批，这在当时是党内机密，但戴乃迭在外国报纸上看到这消息，立即写信向上级抗议：“彭德怀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也是人，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1965年左右，中国的个人崇拜达到巅峰，可谓是全国江山一片红。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为了迎合形势，也刊登了各种颂歌。戴乃迭奉命翻译，在译稿后，她忍不住用英文写道：“Childish！”（幼稚！）

1966年，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炮制出一份“文艺座谈会”纪要。戴乃迭奉命翻译了这份臭名昭著的“纪要”。译罢，她向领导汇报她对这份“纪要”的不满：“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掘自己的祖坟，那是他们的自由，可是掘外国人的祖坟（指‘纪要把西方文艺都打成‘资产阶级黑线），还要在对外刊物上，向外国人宣传，是非常愚蠢的。”

由于两人的思想总是与时代不合拍，还堂而皇之公开表达出来。1968年，新账老账一起算，夫妇俩同一天晚上，双双入狱。

他俩身陷囹圄，主要原因就是独立思考后发出的声音，不能融入时代的合唱。

历尽沧桑人未老

二十世纪可谓风云激荡，狼烟四起，杨宪益身逢其时，他的一生历经坎坷，险象环生，虽跌宕起伏，却也多姿多彩。

1934年杨宪益中学毕业，在家人的支持下，他决定去英国留学。当时，他的一位英国老师也要回国。这位老师很喜欢杨宪益，自告奋勇带杨宪益去英国。不过，这位老师打算先去美国游览再从那里回伦敦。这样，杨宪益就随着老师先去了美国。

在美国游览时，一天早晨，杨宪益起床早就去旅店旁边的一个公园散步。没想到，一个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突然走到杨宪益旁边，摆出拳击的姿势，仿佛要击打杨宪益。杨宪益情急之下，也纂紧双拳护着自己的脸。没想到对方突然笑了，放下拳头，对杨宪益说：“老弟，你正是我要找的人。我对你提个建议，如何？”杨宪益余悸未消，壮着胆子问：“什么建议？”

原来，此人是拳击经纪人，他安排了当晚一场轻量级拳击赛，一位黑人选手挑战一位白人选手。没想到，黑人选手病了无法参赛。经纪人一筹莫展，恰好看到一位黄皮肤的亚洲人，就想试试对方是否懂一点拳击，现在，他从杨宪益的反应中感觉这位年轻人可以试一试。他告诉杨宪益，他愿意支付200美金，只要杨宪益答应晚上和那位选手打上几个回合。在当时，200美金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但杨宪益出生富家，不缺钱，而且他也没练过拳击，就断然拒绝了对方的建议。后来，杨宪益这样解释他的“临阵逃脱”：“我总不能被打得鼻青脸肿去见我的老师吧。就这样，我错过了在美国参加一场拳击比赛的机会。”

后来在英国，杨宪益又多次经历这样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如果这些插曲只能让人付之一笑的话，那么，杨宪益回国后的一些经历，就足以让人惊心动魄了。

杨宪益回国和戴乃迭结婚后曾应邀赴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家宴。那天晚上可谓高朋满座，贵客云集。杨宪益夫妇是当晚仅有的没有官衔的客人。宴会结束，夜已深了，杨宪益夫妇就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没想到，半夜有警察查房。杨宪益告诉对方自己是中央大学教授。警察看到他身边躺着一个外国女人，觉得这两人非常可疑，就大声咆哮：“这外国女人是谁？”杨宪益答：“我太太。”警察继续追问，两人何时何地结婚？因为头天晚上喝了酒，再加上刚刚睡醒，两人根本不记得结婚的具体时期和地点。警察得意了，就冷笑一声，说：“同志，我怕是必须让你跟我到警察局走一趟了，也好把问题搞搞清楚。”杨宪益意识到问题严重了，因为当时国民党警察，只有在怀疑对方是共产党时才会说“同志”。于是他只得说自己认识教育部副部长杭立武，当晚就是从他家出来的，又说了其他几位国民党高官。警察迟疑了一下，迅疾改变了态度，对杨宪益夫妇敬了一个军礼，说：“没事了，先生。刚才你没说清楚。”

杨宪益很庆幸这一次的转危为安，他知道，一旦自己应对有误，被秘密拘捕，到时候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杨宪益夫妇在贵阳师范学院任教不久，戴乃迭去了成都待产。一次，杨宪益先去重庆看望母亲，再从那里赶往成都照料妻子。战争时期，交通不便。杨宪益费尽周折，只找到一辆运送邮件的卡车。杨宪益爬上卡车后部装满邮件的行李架，高踞邮包顶端。杨宪益把自己和邮包捆在一起，这样就不会从车上摔下来了。当晚，司机在情妇家喝酒打麻将闹了大半夜。为赶路，天不亮就出发了。没想到，半路上轧死了一个睡在马路上的士兵。士兵的伙伴们大声喝令：“停车，你轧死了人！”司机不敢停车，反而加大了油门。后面的士兵拉动枪栓，发狂地喊叫：“停车！再不停，就开枪！”杨宪益位居邮包顶端，士兵开枪，他首当其冲。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司机停车了。杨宪益这才捡回一条命。

一番交涉，士兵的长官提出要司机赔200大洋。司机答应，但他手边没有这么多钱，得回情妇家去拿。长官不放心，说：“我放你走，你一去不回，我怎么办？”司机看到杨宪益，提出一个办法，说：“这位先生是大学教授，我把他留下来作抵押。这下你该相信我肯定会回来吧。”就这样，杨宪益留下当人质，司机回去取钱。在等待司机取钱的那段时间，长官和杨宪益都很紧张、焦急。杨宪益知道，一旦司机有去不回，士兵们恐怕会拿他出气的。在焦急的等待中，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万幸的是，司机吃中饭时带回了200大洋。长官也没想到这么顺利就能拿到一大笔钱，很高兴，还请了司机和杨宪益大吃一顿。分手时，大家亲热得仿佛是老朋友一般。

高踞邮包顶端，成为众矢之的，只要司机慢一秒停车，杨宪益就会死于枪林弹雨。后来对朋友们谈起这次死里逃生，他说：“那么多枪瞄准我，我没有一点害怕。”这并非虚言，也未夸张，因为早在1932年，作为一个高中生，他就在诗歌《死》中表达了对死亡的无所畏惧：

生死为昼夜，铸毁不知倦。

生时同交欢，死后不相见。

如梦幻泡影，往来如驿传。

儿生人庆幸，老死人吊唁。

实则生与死，无忧无欢忭。

死亦不足惜，生亦不足恋。

1946年夏天，杨宪益一家跟随编译馆搬迁至南京。编译馆为全馆员工雇来一艘木帆船。船上空间小，客人多。所有人只能躺在狭小的空间中，难以动弹。船上没有盥洗设备，孩子身上都长满了疥疮。船在三峡附近时，有人说，此地强盗出没，有绿林好汉会从山上下来抢东西，好在这一幕并未发生。船过三峡时，有船员警告，此间水深浪急，一不留神，就会船翻人亡。过三峡时，大家屏声敛气，躺在铺位上，一动也不敢动，终于平安度过。但这艘船后面的那艘装满行李货物的船，却因起火而沉没了。杨宪益大量的书籍和行李就放在那艘船上，付之一炬。书籍和行李烧毁了固然可惜，但万幸的是，杨宪益一家不在那艘船上。身逢乱世，命悬一发。这样的险境，杨宪益多次遭遇。

1958年，一位神秘的年轻人突然造访杨宪益寓所。他告诉杨宪益，他知道杨宪益解放前曾为地下党工作，接触过一些特殊人物，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党组织希望杨宪益能恢复和那些特殊人物的联系，继续为国家获取情报。这位神秘的年轻人还为杨宪益提供了一个更好更方便的住处，他说他一个朋友在北京东城有一处房子，朋友出国了，杨宪益夫妇可以去那里住。那是一处带有庭院的旧式房子，独门独户，安静舒适。杨宪益夫妇在那里住了三年，其间也向那位神秘的年轻人汇报过工作，但年轻人对他提供的情报似乎不感兴趣。

1960年的一天，年轻人突然邀杨宪益夫妇晚餐。餐桌上，菜肴丰盛，气氛热烈而友好。席间，年轻人突然问杨宪益对曹操有何看法？杨宪益如实回答：“曹操不同一般。我喜欢他，因为他钟情于美酒、女人和诗歌，而且天分很高，才华横溢。”年轻人突然变脸，说：“我早料到你喜欢曹操，因为他老奸巨猾，诡计多端。你的性格和他类似。”杨宪益发愣之际，这位年轻人又转移话题说：“我听说解放前你曾对朋友说，你喜欢‘狡兔三窟这个词，有这回事吗？”杨宪益答：“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因为当时谋生难，我不得不从事好几份工作，翻译，教书等等。”年轻人打断杨宪益的话，说：“不过，这话也可能有别的含义，不是吗？‘三窟可能是指国民党、帝国主义和共产党。你是不是同时在为三个方面工作？”

听到这里，杨宪益全明白了。原来对方以为他是双重间谍，说是让他工作，其实是在考验他。杨宪益当即站起身，拂袖而去。第二天，有人给杨宪益送来一大叠纸，让他写交代材料。杨宪益只写了两行字：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又过了几天，神秘的年轻人再次出现，客气地向杨宪益夫妇下了逐客令，说是那位朋友已回国，房子要收回。杨宪益夫妇又住回原来的寓所。

莫名其妙住进一所庭院，莫名其妙又搬回原来住所，这真真切切的三年，看上去又显得那么魔幻。突然出现的年轻人，又突然消失，这侃侃而谈的年轻人，那么有血有肉又那么虚无缥缈。杨宪益感觉自己仿佛走进一篇虚构的小说，在命运这个作者的安排下，忽而在宴席上豪饮，忽而在斗室里品茗。懵懂间，仿佛后背被猛击一掌，眼前一亮，又回到人间。

1968年，杨宪益夫妇双双被捕，四年后，夫妇俩又相继出狱。境遇忽好忽坏，角色忽正忽邪，但杨宪益却能以不变应万变。任你世事如何变幻，我自优哉游哉稳坐钓鱼台。穷时扫厕所，达时忙翻译，把时间“浪费”在劳动中，生命就不会没有价值！

1976年，“四人帮”垮台后，杨宪益高兴之余，赋诗一首：

兴来纵酒发狂言，历尽风霜锷未残。

大跃进中易翘尾，桃花源里可耕田？

老夫不怕重回狱，诸子何忧再变天。

好乘东风策群力，匪帮余孽要全歼。

可谓无所畏惧，豪情满怀。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1934年，杨宪益跟随老师去英国留学，1940年学成回国时，他身旁多了位金发碧眼的英国姑娘——女友戴乃迭。

杨宪益的一位同学介绍他认识了戴乃迭，这位同学和杨宪益同时爱上了这个聪慧善良的英国姑娘。戴乃迭选择了杨宪益。戴乃迭后来对人说，杨宪益对祖国的感情深深地打动了她。结婚后，这位“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的英国女性一直把丈夫的祖国当做自己的祖国。和杨宪益结婚后，戴乃迭经历了动荡不安的一生，饱经战乱之苦，惨遭丧子之痛，蒙受不白之冤，但她从未后悔自己的选择，也从未改变自己对中国的感情。

杨宪益和戴乃迭都喜欢朋友，家里总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戴乃迭喜欢端一杯酒坐在一旁听朋友们聊天，偶尔也插一句话活跃气氛。一次，大家谈到大跃进时，戴乃迭说：“领导当时也要我翻一翻（番）。”一句巧妙的双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不过，倘或有人言语间伤害了中国，戴乃迭会先于杨宪益反戈一击。某日杨府宴席上，一位外籍华人谈到台湾时用了一个词“Formosa”。这个词来自荷兰海盗，带有贬义。戴乃迭立即正色训斥这位友人：“你回国已多年，怎么还如此反动！”这位友人被训得灰头土脸，终席闷头饮酒，一言未发。

戴乃迭入狱后，看守让她揭发杨宪益的罪行，她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没有罪行，我非常爱他，怎么能揭发他？”

在写于晚年的未完成的自传中，戴乃迭再次表达了对杨宪益的爱，她说：“不同于许多的外国友人，我来中国不是为了革命，也不是为了学习中国的经验，而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

杨宪益非常喜欢古希腊文化，曾立志做一个研究古希腊的学者，但为了妻子他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因为戴乃迭喜欢翻译，杨宪益便协助她从事这项工作。两人联手将中国的数百种古典、现代作品翻译成英文。有人称誉为“翻译了整个中国”。

1993年香港大学授予杨宪益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但他对此却了无兴趣，因为当时戴乃迭已身染沉疴。当校方特地将他穿的那件博士服寄给他后，杨宪益以诗作答：“多谢斑斓博士衣，无如心已似寒灰。”

1999年，戴乃迭去世后，杨宪益以一首诗抒发了内心的哀痛：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作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

在一次记者访问中，杨宪益承认，自己的人生已没有意义。记者问：你这样想，是因为夫人不在了。杨宪益答：是。记者又问了一句：“如果她还在你身边的话，你会怎么想？”杨宪益答：“那我会愿意再活100岁。”

第二年，这个记者再次采访杨宪益，问戴乃迭有没有坟墓，杨宪益回答：没有。记者问：那骨灰呢？杨答：扔掉了。记者问：您没有保留？杨弹了弹烟灰，说：骨灰就像这香烟灰，留着有何用？记者不解，再问：若到了戴先生纪念日那天……？杨宪益明白对方的意思，立即回答：我哪一天纪念她都可以，我用不着费那个事记着什么纪念日。

情深如此，夫复何言！

戴乃迭天性善良，气质优雅，谈吐风趣，而且像爱母亲那样深爱着中国，即使身陷牢狱，也不改初衷。她去世后，杨宪益妹妹杨敏如写了一篇题为《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的文章，深情怀念这位高贵的嫂子：“我的畏友，我的可敬可爱的嫂嫂，你离开这个喧嚣的世界安息了。你生前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谢谢，甚至‘文革中关在监狱，每餐接过窝头菜汤，你也从不忘说‘谢谢。现在，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

诗人邵燕祥也为这位漂洋过海，扎根中国的女士赋诗一首：

归来，处处是海角天涯——

云水分涛趱行一万里。

异邦的城郭，小小的家——

你已横流了半个世纪。

桅灯？台灯？雾里的光芒——

日夜兼程而不知疲倦。

停泊时遥听哒哒声响亮——

为下回远航在钉打船板？

海般的岁月，浪般的忧愁——

生命的犁啊吃水深深。

酒浓于梦？情浓于酒？——

辛勤与散漫，旷达与深沉。

恶良为之惊骇：五十年补丁迭补丁，

阳光下舒展傲岸的帆篷！

有酒有烟吾愿足

杨宪益一生有三爱：祖国、妻子与美酒。痛快时，一醉方休；痛苦时，以酒浇愁。好友吴祖光曾赐他一幅对联：

如何一醉便成仙，

毕竟百年都是梦。

杨宪益则回赠一首诗：

漫劳知己赐佳联，过奖身如上九天。

一向烟民常短命，从来酒鬼怕成仙。

无才岂是真名士，缺德难希古圣贤。

盛世不宜多讲话，只愁糊口少铜钱。

晚年，妹妹担心哥哥的身体，劝杨宪益说：“你别喝酒，做‘酒仙啦。”杨宪益立即回答：“那就做酒鬼。”可见，酒，是须臾不能离的。

杨宪益这辈子，与酒之缘，虽然不比与戴乃迭之缘更深，但肯定更早。中学时代，杨宪益就写下这样的诗句：常置一壶酒，可以守吾真。而在人生暮年又留下这样的自画像：

少小欠风流，而今糟老头。

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

恃欲言无忌，贪杯孰与俦。

蹉跎惭白发，辛苦作黄牛。

对杨宪益来说，人生没有酒，就像大地没有鲜花，夜空没有明星那样大煞风景，难以忍受。不过，酒，既没有消磨他的意气，也没有麻木他的神经。相反，对他来说，入口酒常化作热心肠：酒酣耳热之际，正是挥斥方遒之时。痛饮之后，佳句迭出：“千金一掷豪门宴，川北江南正断粮。”“举世尽从愁里老，此生合在醉中休。儿童不识民心苦，却道天凉好个秋。”

苏东坡是“一蓑烟雨任平生”，杨宪益没有那么风雅，他自谦不会写诗，只会饮酒。对他来说，这句话也许要换做“一杯美酒任平生。”

李白斗酒诗百篇，而杨宪益斗酒后留下了一颗颗“银翘解读丸”——他曾如此戏说自己的“打油诗”——“早无金屋藏娇志，幸有银翘解读丸”。

他的这些酒后“解毒丸”，虽然并未全部发表，但却在朋友间流传不衰。这里仅录两首，读者或可借此管窥蠡测：

千家驹兄邀游深圳

西丽湖图一梦中，南游深圳太匆匆。

五粮液够五天喝，百丈楼高百姓穷。

避席畏闻神女疾，出门幸免圣婴风。

剧怜满座无双士，治国空谈特异功。

无题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木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杨宪益写于上世纪九十年初的那首《无题》更是不胫而走，流传甚广：

母老妻衰畏远行，劫灰飞尽古今平。

莫言天意怜幽草，幸喜人间重晚晴。

有酒有烟吾愿足，无官无党一身轻。

是非论定他年事，臣脑如何早似冰。

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就连身居象牙塔里的钱钟书读后也不禁颔首。

淡泊如同陶渊明，达观不让苏东坡，豪放堪比李太白，而爱国爱民忧时伤世则一如杜子美，这样的杨宪益，能不让人可亲可爱更可敬？难怪文化界有这样的说法：“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杨泗州”（杨宪益祖籍安徽泗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