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笔谈》《阅微草堂笔记》对时下文艺批评的启示

2017-02-08 17:49谢端平
粤海风 2016年6期
关键词:批评家

谢端平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一向被当成科技著作,其实内容非常庞杂,文学性相当强,当成文学类著作可能更恰当。其中卷十四至十七(“艺文一”“艺文二”“艺文三”和“书画”)论艺文和书画,细细品来,对如何进行文艺批评很有启发作用。

一、枣与棘:批评家的两种结群方式

卷十五“艺文二”《枣与棘》分析“枣”与“棘”字的字形,朿是古“刺”字,“枣”与“棘”都是“朿朿”的会意字。“朿而相戴立生者枣也。朿而相比横生者棘也。不识二物,观文可辨。”两个“朿”向不同方向组合,构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字。枣修成正果,而棘不仅毫无用处,反而碍道并令人憎恶。浑身是刺的文艺批评家也有两种,一为枣式一为棘式。“枣独生,高而少横枝;棘横生,卑而成林。”那些追求高处,卓然独立的批评家如枣。那些向旁横生、簇拥而居的批评家如棘。

鲁迅《秋夜》里写道:“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后园里耸立的两株枣树象征着与黑恶势力抗争的进步力量,鲁迅本人就是一株巨大的枣树,向上生长,孤独战斗,犀利的批评砥砺过很多文艺家。枣树虽然浑身是刺,也有点高不可攀,但果实具有补气、养血、安神等多种功效,还能润肺健脾,使食用者面色红润。枣树式批评家以挺直的腰杆展现文学的至真至善至美,被批评者如果虚心接受恰当的批评或者坦然面对错误的批评,定然会面色红润,俨然也具有大家风范。

如今很多酷评式批评,大抵就是按照棘的形态存在,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网络上的口水式甚至“泼粪”式点评,只从个人好恶出发,缺乏专业分析,也毫无章法;另一类是某些批评家结群进行诋毁式批评,滥用诸如“垃圾”之类情绪性、“文革”式语言。对那种丛生的荆棘式批评家,作家们最好还是躲远点,荆棘之刺往往有毒。

二、某些美女作家就是毗陵女子

一些美女作家笔下的所谓女性解放,其实只是身体的解放,就是不看男人和世俗的眼色行事,敢于追求肉体快乐,称为“豪放女”也未尝不可。卫慧小说里的主人公极度放纵,“我”从小深受儒家思想熏陶,在女洗手间被强奸后,一把推开强奸者德国人马克,从他屁股口袋里拿出内裤穿上,整理了一下裙子,宣布没有人可以强奸“我”,并冲他低低地吼了一声。在男性依旧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在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的国家,“我”不应该是这样的。

卷十四“艺文一”《毗陵女子诗》记载,毗陵郡有个十六岁的女子,颇能作诗,甚有佳句。该女子的《拾得破钱诗》诗云:“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时,买尽人间不平事。”《弹琴诗》诗云:“昔年刚笑卓文君,岂信丝桐解误身。今日未弹心已乱,此心元自不由人。”沈括批道:“虽有情致,乃非女子所宜也。” 毗陵女子之诗比卫慧小说斯文、含蓄,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该女子所思所想并不太过。不知一千多年后,卫慧的作品还会有人提及么?如果某位学者在故纸堆里翻到她的《上海宝贝》之类大作,是否会惊呼:古代女人可真开放!

顾彬曾尖锐批评卫慧等“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而是“垃圾”,“她们把‘身体写作混同为文学。”很多文坛中人断章取义,称顾彬批评了中国文学是“垃圾”,不知他们用心何在,是要包庇美女作家呢,还是想浑水摸鱼“偷鸡”一把?卫慧小说读来有些“情致”,然而情节终究“非女子所宜”,这样的小说也终究不是女作家,特别是年轻女作家所应该写的。如果读者用“文如其人”来评价卫慧,不知她会作何感想?

三、耳鉴与“揣骨听声”要不得

藏书画者多取空名,偶尔有人传是钟繇、王羲之、顾恺之、陆探微四人的作品就争相购买,这是“耳鉴”;而观画以手摸,相传色不隐为佳画,这是“揣骨听声”。卷十七“书画”《鉴赏书画》指出的两种鉴赏书画的错误方法在时下文艺批评中司空见惯。

如今的文艺批评,特别是媒体批评钟情于“耳鉴”,谁有名气就争相关注,所谓批评往往言而无物,尽是宣传炒作的泛泛之谈。一些学院派不主动阅读作品,而由学生或同行推荐书目,走马观花读读摘要、介绍、序言、跋或概要等,凭感觉和印象判定作品好与不好,他们做的都是“揣骨听声”的活儿。如果说耳鉴毕竟还有些依据,但凭感觉和印象来判断,所谓批评也就值不得几文。

如今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成为很多批评家的批评策略,他们在谈宏观文学现状时,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表现出义愤填膺,而一谈到具体作品,尤其是名家新作,则完全转换成另一套话语,几乎全是溢美之词,这是典型的“耳鉴”和“揣骨听声”。

四、欣赏应该有一定的距离

有些文艺批评家不能调整阅读距离,常常产生误判,建议研读卷十七“书画”《赏画常识》。南唐董源擅长画秋天山林烟岚远景,大多是江南山水的写真,不用奇特险峻的笔法;后来的建业僧人巨然继承这一画法,达到了很高超的境界。两人的画都宜远观,用笔简朴,近看几乎什么也不像,远看则景物鲜明、情思深幽,仿佛看到另一个天地。董源和巨然的水墨山水画真不适宜近看,如果太近了,只能看到一堆墨迹。欣赏油画也这样,太近了只能看到一堆油墨。

《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是现实主义作品,越是近看越是觉得细节真实,并为作者匠心独运而叫奇。但如果近距离看《兄弟》下部和《第七天》,会觉得细节失真。批评合著《给余华拔牙》一书内,有文章称《兄弟》“简单倒是真的简单,简单到以为读者只有一双敏感的泪腺。”有文章断言只是“虚伪的先锋写作”“狼狈的华丽转身”“拙劣的十年磨剑”。有文章干脆称就是一堆文字垃圾,“上部让人感觉虚假,看完下部简直要骂人。”文艺批评应该讲道理,粗率而武断地下结论实在不该是批评家所为,如果出自大牌批评家之口则有失风范。

《给余华拔牙》一书中除少量文章建立在文本基础上做理性分析外,大多数文章围绕诸如厕所偷看女人的可能性、李光头与林红之间的乱伦等细节的合理性与真实性展开批评,其实忽视了余华作为距离中国现实最近的作家,运用超现实的手法,借鉴拉伯雷怪诞现实主义形式,表达对文革和改革两个动荡、巨变的时代精神之荒诞性的体认。对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小说可以近看,而对非现实主义作品,特别是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只能远观。

五、最难医的病是“三俗”

卷十四“艺文一”《论小律诗》称,小律诗(三韵六句)难工,但知音亦鲜;而《折杨》《黄华》等俗曲语意掞丽,但细论无功,景意纵全,一读便尽,更无可讽味,最易为人所激赏。沈括用楷书比喻这种俗曲:“不可谓不精不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李白在《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中也感叹:“《折杨》《黄华》合流俗,晋君听琴枉《清角》。《巴人》谁肯和《阳春》,楚地犹来贱奇璞。”好诗无人读,俗诗大畅行,真有点黄钟废弃瓦釜雷鸣味道,时下纯文学报刊上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正处于这种状态。纯文学杂志不可谓不多,每年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无法计数,但情节雷同、细节相似。即便翻阅权威文学期刊上发表的一些著名作者的作品,也很难发现哪篇小说有什么特别的风格,尤其是语言风格。那些相似度极高的小说,用同样的语气,借助于同样的人物讲着同样俗套的故事。编辑们开口闭口就是要求小说好看,追求好看本无过,但如果将好看当成低俗、庸俗、媚俗则变得可怜乃至可恶。

如今没有几篇小说的语言能够出彩,因为小说家追求的不再是语言艺术,也不再是情节构建、细节推敲,而是粗俗的画面冲击效果,又以情色为首要的冲击方式。某打工作家写过一部北漂中篇小说,写了三个情爱故事,除女性姓名和衣着打扮不同、工作单位和工种不同、求爱和做爱方式不同外,其他几乎均相同;如果写十至十五次恋爱,则可以拉出一部长篇小说来。杂志编发这样的小说,是希望通过通俗性来攫住读者,其实不过是一厢情愿。如果想读通俗作品,读者尽可以去读《故事会》或者一些黄色书刊,或者干脆上网找个视频。真正订阅和购买纯文学杂志的还是文学爱好者,他们都会是好小说的“知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对于小说艺术审美具有很大的抱负,他们的风格那么强烈而明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涌现了大量中短篇佳作,并有经典化的趋势。如今很难读到《受戒》《哦,香雪》这样的佳构,这是纯文学期刊的悲哀,是当代文学的悲哀。如果放任中短篇小说“病”下去,必定如扁鹊诊断蔡恒公之病时所言的由腠理到肌肤再到肠胃最后到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

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谈狐论鬼,其实写的全是人事,关于文人、作文的那些篇章发人深省,又令人忍俊不禁,也对时下文艺创作与批评很有启发作用。

一、是光芒万丈还是黑烟笼罩

学究夜行遇到冥吏,同行至一破屋旁,冥吏说是文士庐并见到屋顶上的光芒,解释道:“凡人白昼营营,性灵汩灭。惟睡时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读之书,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窍而出,其状缥缈缤纷,烂如锦绣。”读至此,笔者不禁欣欣然,如今社会熙熙攘攘,很多文士为了营生而忙忙碌碌无瑕专注学问,但胸中有书气自华,一念不生、元神朗澈之时,所读之书即散发光芒,而且缥缈缤纷、烂如锦绣。这真是绝妙的读书励志故事。

冥吏进一步解释,文士的光芒有的上烛霄汉,与日月争辉;有的数丈、有的几尺,以渐而差,极下者亦荧荧如一灯,照映户牖。该文精彩之处还不是关于文士光芒灿烂的论述,而是学究因学问而产生的黑烟:“胸中高头讲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经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为黑烟,笼罩屋上。”原来纪文是要讽刺学究的学问不过是乌烟障气!

“学究”曾是个褒义词,作为书生的美称在民间广泛使用。唐代科举的明经科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几种,应科举考试的人可以应五经考试的,叫做“学究”。据《谷山笔麈》记载,宋神宗改革科举制度,应进士考试经义论策,取中的分为五等,最后一等为“赐同学究出身”。后来“学究”一词渐渐产生贬意,纪文中已经不是什么美称了,如今人们把食古不化的人称为“学究”。其学问对学生们毫无用处:“诸生诵读之声,如在浓云迷雾中,实未见光芒。”

那么,学问如何才避免黑烟笼罩并产生光芒呢?刘奇葆开过一个“药方”:广大作家要树立文化自信、保持文化自觉,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守对文学价值的信念,坚定文学创作的信心,在市场大潮中保持定力,在名利浮躁面前不忘初心,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用文学的光芒照亮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用文学的光芒照亮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求是》2015年第20期)

二、求胜于古人与性识之所根

卷一“滦阳消夏录(一)”分析了汉儒、宋儒及清儒对待儒学的方法。汉儒离孔子还不算太远,通过对经书字义的解释,能够明白先圣的心意;他们比较单纯朴实,没有结帮争名的习气,各自教授教师传授的学问,讲究老老实实地追源溯本。宋代的学者只是全然的诋毁排斥汉学,“概用诋毁,视犹土苴,未免即成大略,追斥椎轮;得济迷川,遽焚宝筏。”于是攻宋儒者又纷起,“宋儒之攻汉儒,非为说经起见也,特求胜于汉儒而已。后人之攻宋儒,亦非为说经起见也,特不平宋儒之诋汉儒而已。”“世儒(指与纪昀同时代人)于此十三部(注疏),或焚膏继晷,钻仰终身;或锻炼苛求,百端掊击,亦各因其性识之所根耳。”

某些人对先贤颇为苛刻,鲁迅即被百般诋毁、辱骂,甚至千古圣人孔子也被消费。率性改编、改写、解释经典也是一种破坏,是对先贤的不尊重。某些图书和网络文学把许多文学经典篡改得面目皆非,一塌糊涂,最终糟蹋成庸俗不堪的闹剧和笑料。究其动机,无非是表现自己、求胜于先古人;究其源由,还是性识之所根。纪文中经香阁散发的书香并非所有人都能闻到,“然必传是学者始闻之,他人则否”。今之作家、批评家不能闻到先贤“香气”,是因为没有得到真传,就两个字:不懂。其实,对那些经过历史考验的先贤,我们必须怀着敬畏之心,实在欣赏不了,起码也要遵循“勿毁圣贤”的古训。钱穆在《中国历史名著》中讲到人们骂孔子《春秋》时道:“我们最好不要随便批评古人,因古人已死久了,我们批评他,他也无奈何。”“五四”前后“打倒孔家店”口号风靡一时,钱穆即坚决反对。胡适之、鲁迅等认为应当学英美、学苏联,但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要彻底否定儒家学说和学问,故他们不是追斥椎轮、遽焚宝筏者。

卷十六“姑妄听之(二)”写了一个“性悖妄,诋訾今古,高自位置”的书生,“有指摘其诗文半字者,衔之次骨,或到相殴。”越是喜欢批评别人的人,往往越是嫉恨被反批评,如今网络上的“砖家”正是如此,谁提出反对意见,定然要千般反驳,争吵、辱骂是家常便饭。对这样的“砖家”,我们应该按纪文所主张的方法去对待,即缄口,惹不起还躲不起么?只有一人敢与该书生辩论,连抵其隙,原来是个死人——“仆如不死,敢捋虎须耶?”如今的“砖家”该有所收敛了,惹得死人都爬身反驳,那才闹出笑话呢。

三、老儒何需解世法

应实是求是,有好才说好、有坏才说坏。如今这起码的伦理已经被某些批评家摒弃,他们歪曲事实,动辄以“泼粪”式词语贬损他人,或者无原则地吹捧,被称为“棒杀”或“捧杀”。强烈建议他们学习此书卷十七“姑妄听之(三)”。

一鬼因与另一鬼赌小酒食而向老儒乞温庭筠的《达摩支曲》,恳请将“邺城风雨连天草”中的“连”改为“粘”。老儒毅然将温集投之墙外,此鬼输了酒食后兴风作乱,老儒义正词严道:“因改字以招怨,则吾词曲;因其本书以怨,则吾词直。听尔辈狡狯,吾不愧也。”老儒行得正坐得稳当然无愧,不过这鬼读了些书,明白些道理,立即停止了作乱。如果纪文在鬼停止作乱而结尾,则境界不会太高,纪文接着续上一问一答,意旨立即升华。问:“老儒不出此集,不更两全乎?”答:“君论世法也。老儒解世法,不老儒也。”作为一个独立知识份子,老儒断然不屑于解世法。

所谓世法就是庸俗化。创作与批评本来是并驱齐驾,但如今沦为从属关系或“主仆”关系。90年代以后,特别是新世纪以来,文艺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弱,逐步形成了“文艺表扬”。而与表扬相对的是另一个极端,即“泼粪”式、“文革”式批评,口水与板砖横飞,漠视与蔑视同行。老儒如果善解世法,就会讨好读书鬼,结果是读书鬼获得一顿酒食,,说不定也能给老儒一点什么好处,但《达摩支曲》被误传一次。所幸的是,如今文艺批评虽然有诸多诟病,但尚有不少“老儒”不落俗套,顶起了文艺批评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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