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延宕性格与高觉新矛盾性格比较分析

王云江

哈姆莱特延宕性格与高觉新矛盾性格比较分析

王云江

忧郁沉思的哈姆莱特和懦弱顺从的高觉新在时间和空间上隶属于中西不同文化圈，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思想信仰、人生追求。他们二人一方面接受了社会进步思想，具有超越同时代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乐观向上的先进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受旧思想、旧道德及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的保留着本阶级所具有的共性弱点。在“新与旧”、“爱与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哈姆莱特和高觉新以个人的力量和方式与这个黑暗的社会和家庭进行抗争，毁灭了自我。透视特殊历史环境中的哈姆莱特与高觉新两个悲剧人物性格的相似性，反思其性格与命运病因，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意义，有助于现实中的人们认清在历史“十字路口”我们每一个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所存在的延宕与矛盾缺陷。

哈姆莱特 高觉新 延宕性 矛盾性 性格分析

莎士比亚所处的时代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接受的主要思想是人文主义。巴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接受的主要思想是人道主义。可以说这两人都处在新旧社会制度变革的交替时代。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两位大师创作的《哈姆莱特》和《家》在中外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为我们塑造了哈姆莱特和高觉新两个经久不衰的文学典型。理论界单独研究这两位大师及其作品的文章很多，但将其作品中的两个人物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研究的文章相对较少。哈姆莱特与高觉新二人虽然在时间和空间上隶属于中西不同文化圈，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思想信仰、人生追求，站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面对“新与旧”、“爱与恨”、“现实与理想”的艰难选择时，这两人身上的延宕性和矛盾性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研究分析他们性格特点及其相似性存在原因，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作者的创作思想和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意义。

一.人道主义者的延宕性悲剧——忧郁沉思的哈姆莱特人物分析

《哈姆莱特》是英国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创作的反映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革命的悲剧。作者以深刻丰富的思想内容、动听悦耳的诗歌语言塑造了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哈姆莱特形象。这一人物形象因其忧郁、沉思的性格特点，成为后世几百年来人们争议最多的延宕性悲剧人物。

少年时的哈姆莱特乐观开朗、无忧无虑、聪明机智。在威登堡大学上学期间忽然接到父亲病故的消息回国奔丧。昔日的皇宫大院发生了骤然巨变：在父亲去世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母亲急促改嫁叔父，叔父快速继成王位。这一系列有背常理的变故让沉浸在丧父悲伤中的哈姆莱特无所适从，也无法理解其中的缘故，变得悲伤、沉思、多虑。而哈姆莱特长时间的忧郁悲伤、沉思多虑引起了他叔父及周围亲人、朋友的不满：首先是温柔贤惠的母亲劝他要把父亲的死亡看成是一个普通人的生、老、病、死的正常事件，让他抛开阴郁的神气，从忧郁悲伤中走出来，尽快接受舒适安宁的王子生活。其次是刚刚继位的叔父克劳迪斯认为他一味沉浸在父亲去世的阴影中不能自拔的过度悲伤是一种逆天悖理的愚蠢行为，与丹麦堂堂王子身份不符。最后是狡猾势力的御前大臣波洛涅斯鼓动教唆自己的女儿奥菲利亚远离悲伤、抑郁、孤独的哈姆莱特。面对亲人、朋友、大臣们的种种规劝、责备与远离，哈姆莱特陷入了绝望的悲愤。当父亲鬼魂出现并告知他叔父就是弑兄篡位的凶手时，哈姆莱特突然感到表面反繁荣昌盛的丹麦王国犹如一座即将崩溃的地狱，朝臣们为了自己的私利阿谀奉承、颠倒黑白、腐化堕落，犹如泥土塑成的一大堆污浊的瘴气集合体。面对宫廷之外社会动荡混乱、民怨沸腾，宫廷之内阴谋重重、尔虞我诈的严峻形势，此时的哈姆莱特头脑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他清楚地意识到他的责任已不再是单纯地为父报仇，而是要通过复仇实现重振丹麦王朝乾坤，改变颠倒黑白的社会风气。然而，对手如此强大，忧郁悲愤的哈姆莱特只能以装疯卖傻来麻痹对手，伺机寻找确凿证据与报仇机会，这思想使他在行动上表现的越来越优柔寡断，一次次地“延宕”使他坐失了一次次复仇良机。当对手要致自己于死地的时候，哈姆莱特在万般无奈地情况下绝地反击，与对手同归于尽，完成了为父王报仇的计划，却没有了重整丹麦王朝历史乾坤的机会。

二.人文主义者的矛盾性悲剧——懦弱顺从的高觉新人物分析

《家》是我国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巴金创作的反映家庭问题和人道主主义思想革命的长篇小说。作者以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简约明快的语言文字，塑造了鲜活复杂、丰满感人的高觉新形象，这一人物形象因其懦弱、顺从的性格特点，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争议较多的矛盾性悲剧人物。

年轻的高觉新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阅读过《新青年》，接受了人道主义新思想，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新一代。他幻想能去北京和上海等大地方学习更多的新知识，甚至还幻想自己能有一天到国外去留学。同时，在他身边还有一批年轻女性安慰他、爱护他，比如两小无猜的梅小姐。他所处的这一房是高家的长房，而他又是这一长房的长孙。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特殊的长房长孙地位决定了他的命运不能由他自己来左右。遵循父命，他放弃了自己走出去留学的美好梦想，辍学回家，担负长房长孙的养家重担，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梅小姐，迎娶瑞珏，承担起传宗接代的家庭责任。父亲去世后，他这一长房长孙的责任更大，担子更重。为了高家这个腐朽没落的大家庭表面的和睦与兴盛，他痛苦地在父辈与兄弟之间被动周旋应酬，依靠“作揖主义”和“无抵抗主义”来寻求暂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安无事与片刻安宁，结果是两头受气，两头不落好。高觉新一辈子委曲求全，付出了自己所有的爱，包括自己心爱的瑞珏、梅小姐，却没赢得众人的好评，父辈们责怪他，弟妹们嘲笑他。在旧的封建家庭生活环境中，高觉新违心地将身边的一个又一个无辜者推入到无可挽回的深渊，在一次又一次良心谴责下，他又一次又一次积极设法帮助他们逃离火坑。高觉新就这样苟延残喘生活着，在“新”和“旧”的矛盾中徘徊，在“从”和“逆”的选择中犹豫，成为在两难之中无法做出抉择的矛盾性悲剧人物。

三.哈姆莱特与高觉新性格成因分析

性格是一个人对待现实的态度及其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哈姆莱特和高觉新两个人物从表面看在时间和空间上隶属于中西不同文化圈，有着各自不同的家庭背景、文化教育、思想信仰、人生追求，似乎没有什么可比性，但在“新与旧”、“爱与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两个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延宕与矛盾性格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反映了在新旧社会过渡时期人们所面临的艰难抉择与人性矛盾。从两部作品反映的内容来看，哈姆莱特和高觉新的家庭出身、文化教育、社会责任、生存环境及人生轨迹是其延宕和矛盾性格形成的主要原因。

1.人生的成长经历与文化教育相同

哈姆莱特出身高贵的丹麦帝王家庭，高觉新出身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两人都在旧的封建家庭中长大，都接受了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教育，同时，都接受了当时社会上的新思想、新观念。受新思想的熏陶感染，他们两人对社会、人生、爱情、友情又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热情。哈姆莱特留学德国威登堡大学，接受了欧洲当时新兴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想，高觉新与两个弟弟在新式学校接受过西方文化知识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熏陶。不幸的是两人并没有按照新思想为他们设计好的道路一路前进，而是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有的社会制度的起点。哈姆莱特在父亲去世后回国奔丧，看到家庭变故，自己又回到原有家庭和旧社会制度中。高觉新因其长房长孙的家庭地位，放弃学业，同样回到了封建大家庭，成为旧礼教忠实的践行者。可以说，两个人的人生成长轨迹都是从起点又回到了原点。即从旧家庭、旧制度起点走出去，在新学校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接受了新思想，有了自己炫丽的梦想，可最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们还是不得不又回到旧家庭、旧制度的原点。

2.既定的家庭身份与社会责任相同

哈姆莱特与高觉新他们二人都是其所在家庭的第一继承人，特殊的身份与承担的责任是相同。哈姆莱特出身高贵的丹麦帝王家庭，作为王子，无论何时、何地，他都有义务和权利继承王位，匡扶正义，担负振兴国家这一历史责任。这是家庭和国家赋予他的权利，也是他必须要履行的义务。父王让他去德国威登堡大学求学，其目的就是培养他成为未来丹麦的国王。高觉新处在高家长房长孙地位，同样是一个十分特殊身份。尽管他还是一个孙子辈人物，但在中国传统封建社会里，长房长孙是一个名望大家族法定的继承人。为此，他被要求早早地放弃学业，安排在西蜀实业公司事务所上班，父亲去世后自然而然地成了高家的接班人，承担起了振兴高家祖业的全部责任。可以说，两人的出生决定了其特殊的家庭身份，而特殊的家庭身份又决定了其必须承担特殊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3.遭受的亲人误解与承受压力相同

哈姆莱特回国后，仁慈的父王突然去世让他感到无比的悲痛，叔父的快速即位剥夺了他合法的王位继承权，母亲匆忙地改嫁更让他无法接收叔父变继父这一残酷的现实。温馨和睦的家随着父亲的去世和母亲的改嫁而不复存在。家的崩溃瓦解，使得哈姆莱特以前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利也被剥夺了。新国王克劳狄斯对传统的王位世袭继承制度的批判就是最好的证明。贤惠的母亲不仅没有帮助他实现合法地继承王位，而且站在继父克劳迪斯一边让他放弃原有的一切。原来的朋友和大臣们也因哈姆莱特王位继承权的丧失而势利地有意疏远他。自己心爱的女朋友奥菲利亚也被其势力的父亲波洛涅斯作为刺探自己复仇计划的政治交易工具。面对至爱的母亲、未婚妻及周围亲人的不理解与背叛，哈姆莱特只能以装疯卖傻来承受外在巨大压力，用自己延宕近乎发疯的状态来麻痹敌人，以便完成为父王报仇，重整大业的历史使命。高觉新遵循父辈的命令放弃现代学业无奈地回家。作为高太爷的长房长孙，从名义上和道义上他是高家的合法合理接班人，必须承担起长房长孙的历史责任。但实际上高家其他各房内心并不认可，叔婶长辈们故意刁难、设计陷害，他在这个家中显得孤立无援。而激进和革新的觉慧、觉民、琴等兄弟姐妹同样不理解他，挖苦、嘲讽、责备他。在这样一个进退两难，陷阱重生的高家，作为兄长，从亲情出发，他必须保护他们不受到伤害，只能违心地以“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人生哲学周旋于长辈之间，讨好身边的每一个人，宁愿牺牲自己的幸福和利益，宁愿让自己的亲兄弟误解和责备，也要维护高家表面的繁荣昌盛和自己亲兄弟、亲姐妹在这个封建大家庭中的人身平安。

四.哈姆莱特与高觉新两个悲剧人物的典型意义

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初步确定哈姆莱特和高觉新这两个悲剧人物性格特点及其悲剧成因之间具有一定的相互关联性，他们身上均具备新与旧过渡时期先进人物所具有的思想与行动脱节特点：一方面他们接受了社会进步思想，具有超越同时代一般人所不具备的乐观向上的先进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受旧思想、旧道德及自身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的存在本阶级所具有的共性弱点。

有人说哈姆莱特和高觉新这两个悲剧人物由于思想与行动的不一致，而表现出来的“延宕”和“矛盾”不是其软弱犹豫和懦弱顺从的性格所致，而是其所处的外在客观环境所致。当然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他们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一个既充满希望又布满荆棘的新旧交替时代，新思想孕育出的新生命具有无比强大的生命力，但在强大的封建旧势力面前仍然显得很脆弱。如果我们把视觉放到他们二人生活的具体环境，就可以发现他们确实处在一个封建旧势力占绝对优势的小天地。一个是等级森严的高家，一个尔虞我诈的丹麦宫廷，险恶的外在环境限制了他们原本美好的种种行动，一个为了自身的生存，一个为了别人的幸福，他们二人才出现了思想与行动的矛盾延宕。

哈姆莱特面对的是已经登上王位，且娶了自己母亲的克劳迪斯。克劳迪斯不仅拥有合法的王权，而且还拥有合法的父权，从国家法律和家庭道义都可以随时随地向哈姆莱特发号司令。从这一点来讲，哈姆莱特首要任务是保命，只有保住自己的性命才有可能实施自己伟大的复仇计划和重整乾坤的历史使命。当哈姆莱特得知自己中毒之后，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舍弃自己的生命杀死了奸王，完成了复仇大业，给人留下无限的遗憾与沉思。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哈姆莱特没有中毒剑，他一定还会继续延宕犹豫，寻找更好更合适的复仇机会，绝不会这么草率的复仇。因为他的复仇计划与重整丹麦乾坤计划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宏大计划，他最后的拼命反击虽然完成了复仇计划，但没有机会实现振兴丹麦国家的愿望。哈姆莱特临死之前向好友交代后事这一情节足以说明他对自己这一复仇结果是不满意的，带着遗憾离开了这个让他既痛心又留恋的世界。我们还可以假设：如果哈姆莱特仅仅是为了完成替父亲报仇这一单一任务，他也许会早早地就付诸实施了，绝不会这般的延宕等待、再等待，贻误战机而抱憾终身。

高觉新同样也是处在一个高老太爷说了算的封建家庭，自己作为孙子辈是这个家中最年轻的一代，父亲和母亲的相继去世，让他的处境更加孤单，而肩上担子却变得异常的沉重。除了自己的弟妹，周围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他的长辈，也都是忠实的封建礼教的维护者和实施者，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他吆三喝五地发号司令，他却只能唯唯诺诺顺从。他无法改变这个令人窒息的家庭环境，为了自己这一房不遭受其他房的歧视，为了父亲临终的嘱托，为了弟妹不遭受谴责，他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适应这个虽然不满意但又必须生存的家庭环境，成为了在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矛盾者。按照巴金的观点，高觉新的原型是他的大哥，在现实生活中，他大哥不堪忍受这种夹缝中的生活而选择了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是摆脱苦难的一种解脱办法。但巴金在其作品中没有让高觉新结束生命，而是让他身边的一个个至亲的亲人离他而去，这其间的原因除了巴金太喜爱他大哥而不愿意让作品中的大哥离去这一原因之外，我想作者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让人们体验一个这位思想巨人和行动矮子的矛盾性格冲突，使其遭受的痛苦更加令人痛惜悲叹，其悲剧意义也就更加具有广泛性。

除了险恶的外在环境之外，他们二人在思想认识及潜意识中都有宗教神学思想和封建儒家思想在左右着他们的行动。哈姆莱特虽然接受了人文思想，但在其思想深处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封建宗教神学思想随时随地左右着他的行动，导致他在行动过程中瞻前顾后。而高觉新同样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儒家思想践行者，新的文化思潮并没有洗刷掉他自小所接受的封建思想，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按照封建宗法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标准来衡量，对这个家中各种不合理做法，尽管他自己内心十二分的不愿意，但在行动上却还是机械地服从，并用封建思想那一套理论来为自己寻找合理存在的理由，封建宗法礼教将高觉新逼上了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从这一点来看，哈姆莱特悲剧就不仅仅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者的悲剧，高觉新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悲剧，而是整个人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发育不足的悲剧。

著名作家通过其作品及其塑造的人物形象把握社会的多样性、挖掘人性的复杂性的程度远比我们一般人深刻得多。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巴金的《家》，我们可以为他们二人的不作为行为而愤怒，甚至嘲笑、谴责他们的软弱，叹息他们没有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勇敢地去拼搏、去奋斗，种种抱怨与不满会一股脑涌上我们心头。如果放眼再审视一下我们周围的现实生活，便会发现我们周围还有许许多多类似哈姆莱特和高觉新这样的延宕者和矛盾者，他们在新旧思想的冲击下知名或者不知名的生活着，成为一个又一个的牺牲品。哈姆莱特和高觉新这类悲剧人物身上所具有的缺陷与不足，能使我们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身上所具有的这种“病态”性格。从现实出发，反思哈姆莱特和高觉新身上病因，揭示整个人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发育不足才是莎士比亚和巴金两位伟大作家留给我们后人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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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王云江，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文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语言文学及职业教育研究）

陕西省2015年科学研究项目“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体系建设研究与实践”（编号：15JK1845），2016年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质量工程项目“高职院校通识课程教学改革与研究”（编号：16GJ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