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三国词比较研究

史秀洋

两宋三国词比较研究

史秀洋

从创作数量上来说，北宋三国词仅占10首左右，而南宋三国词则有150余首。从吟咏对象上来说，北宋三国词难掩太平盛世的奋发昂扬，而南宋三国词则流露出动荡年代的沉重抑郁；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前者流露出生逢盛世、海内升平的自信和洒脱，后者则是面对山河残破、国势日衰的血泪悲歌。

宋词 三国 比较 创作数量 感情基调

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三国人物已经从历史真实演变成文学意象和审美意象，而为历代文学作品所抒写、传颂。从南北朝时《搜神记》《世说新语》等所记载的汉末三国的野史传说、逸闻轶事，到隋唐时期三国诗的大量涌现，三国人物一直与时代同进，成为一个个内涵丰富的典型意象，体现出颇具张力的文化价值。而有宋一代，“说三分”的出现，说明三国故事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宋词广为涉及到‘三国’的人物、故实，可以说是一部词演‘三国’”[1]，三国时期的历史遗存、历史人物与宋代社会背景有诸多相合之处，这使得宋人对三国题材独有青睐。人们常常借用三国典故，或抒发怀抱，或议论时局，或表达对某些事物的感慨和见解，留下了很多感人肺腑、寄托遥深的优秀词篇。“历史的回顾，往往包含着现实的动因”[1]，咏史的目的多在于喻今，“不同时代的作者面对不同的社会现实立论角度也往往不同，不但会融入自己的感情和见解，而且必然会带上时代色彩，表现出作者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和评判”[2]。由北宋到南宋，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等的一系列变迁，必然会使两宋三国词的创作数量、感情基调等呈现出一定的时代差异性。

一.娟娟细流与滚滚波涛——创作数量的不同

据笔者统计，两宋三国词共有160余首，其中北宋仅占10首左右，而南宋约有150余首。数量上巨大差距，一方面是由于词体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则是社会历史背景变迁的结果。北宋时期，词这一文体自身的发展尚不十分成熟，文人在创作过程当中，对词也多以娱情遣兴的“艳科”、“小道”目之，因此，北宋三国词的数量相对较少；而南渡以后，词人们对北宋苏派豪放词进行了不断地开拓和发掘，并使之最终走向成熟，咏三国词也随之多了起来。此外，北宋时期虽然也是内忧外患不断，但表面上仍维持着一个泱泱大国、太平盛世；而自靖康之变后，南宋偏安一隅，国势衰微、佞臣当道，仁人志士报国无门，只能借词托志、咏史鉴今，三国英雄们自然成为他们追慕的对象，三国词也相对兴盛起来。

二.盛世琼音与衰世悲歌——感情基调的不同

除却数量上的不同，由于时代特征的差异，两宋三国词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情感基调。比如同样是对三国英雄孙权的描写，北宋和南宋词人所寄予的思想感情就有着明显的差别。

生活于北宋太平之世的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一词中以孙权自比，狂放潇洒、酣畅淋漓，气魄雄浑豪迈：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3]146-147

一介文士的苏轼却意欲效仿孙权，施展武艺，搭弓射虎，其气魄与勇力比起古代英豪来亦当仁不让；不仅如此，词人更志在效力疆场，扫除边患，建功立业。他跃跃欲试、意气风发、豪情万丈，全词洋溢着高涨饱满的爱国热情和自信昂扬的时代精神。

南宋辛弃疾《满江红·江行，简杨济翁、周显先》一词则表达了对雄踞东南、奋发有为的一代英主孙权的无限追慕和渴望，然而英雄远逝、功业无存，词人由此感到深深的无奈与悲慨：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4]50

抗金英雄辛弃疾眼见山河沦陷、朝廷苟安而恨不能使雄主孙权再生，大展经纶、扭转乾坤，然而词人很快意识到这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与自我慰藉罢了。实际上，词人壮志未酬而老态渐显，只能对命运无常、人事多乖发出一声无奈叹息。英雄之词而作悲音，低徊哀婉、沉郁悲凉。

再比如同样是吟咏三国人物小乔，北宋词人有着太平盛世的闲情雅致，南宋词人则透露出动荡年代的沉痛抑郁。

北宋贺铸《试周郎·诉衷情》：

乔家深闭郁金堂。朝镜事梅妆。云鬟翠钿浮动,微步拥钗梁。情尚秘，色犹庄。递瞻相。弄丝调管，时误新声，翻试周郎。[5]542

小乔是这般端庄秀丽、妩媚雍容，她弄丝调管，故意弹错，只为求得周郎一顾。才子佳人在乔家华堂里邂逅相遇，气氛轻松愉悦、悠闲自得，体现出承平之世才会有的怡然自若、奋发昂扬的心态与情调。

南宋王质《八声甘州·读〈周公瑾传〉》：

事茫茫、赤壁半帆风，四海忽三分。想苍烟金虎，碧云铜爵，恨满乾坤。郁郁秣陵王气，传到第三孙。风虎云龙会，自有其人。朱颜二十有四，正锦帏秋梦，玉帐春声。望吴江楚汉，明月伴英魂。浥浥小桥红浪湿，抚虚弦、何处得郎闻。雪堂老，千年一瞬，再击空明。[5]1646

动荡的时局使得“正锦帏秋梦，玉帐春声”的英雄美人忽然间天各一方，“抚虚弦、何处得郎闻”，斯人已逝，何人顾曲，小乔独自抚琴，孤独而凄凉。词人身处乱离之世的沉痛悲怆，隐隐可见。

从吟咏对象上来说，北宋词人多集中在三国时期文人雅士们的风流趣事，如刘伶“幕天席地”——“恣幕天席地，陶陶尽醉太平，且乐唐虞景化”[5]31，嵇康“玉山倾倒”——“金谷繁华春正好。玉山一任樽前倒”[5]343，孔融“尊酒不空”——“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得闲中趣”[3]572。即便是写英雄豪杰，也较多地关注他们的逸闻轶事，如曹操“望梅止渴”——“入鼎调羹，攀林止渴，功业还依旧”[5]270，刘备“求田问舍”——“求田问舍笑豪英。自爱湖边沙路、免泥行”[3]368，曹丕“消夏宴游”——“以文会友，沈李浮瓜忍轻诺”[5]45，周瑜“周郎顾曲”——“且共周郎按曲，音微误、首已先回”[5]415。词人们并非十分感怀那段烽火连天、群雄相逐的动荡历史，而是借三国意象以增添宴饮游赏之乐，抒发狂放洒脱之情，感情基调整体上是恬然自适、弘旷达观的。而到了南宋，词人们更多地关注三国英雄们志在一统的雄才大略——“收拾周黄策略，成就孙刘基业，未信赏音无”[5]2516、“叹息曹瞒老骥诗，伏枥如公者”[4]402，呼唤文武兼备的匡世英雄的横空出世——“叹孟德周郎，英雄安在”[5]3528、“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5]3079。对于具体战争的描绘，则少了“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3]398的浪漫和洒脱，而是在雄浑壮阔的场面中蕴含着几许悲壮沉重——“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5]1580、“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5]2303。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里，词人们的感情常常是无奈愁苦的——“欲问紫髯分鼎事，只有荒祠烟树”[5]1465，悲愤失望的——“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5]3079，颓唐伤感的——“却笑千年曹孟德，梦中相对也龙锺”[4]533。与北宋相比，南宋三国词更多歌咏英雄的豪放词章，却处处折射出时代的忧患与悲凉。

三.太平盛世与偏安王朝——不同感情基调的形成原因

两宋三国词在感情色彩上呈现出显著差别，从根本上来说，是源于两宋社会政治背景的巨大差异。尽管北宋在对外战争中频频失利，但对国家尚未构成严重威胁，词人尚未感到“西北望，射天狼”[3]147的紧迫性。虽然国域的日渐萎缩也带来泱泱大国某种心理上的难堪，但表面上仍然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大一统的国家。南宋则不同，靖康难后，南宋朝廷避居江南，失去了民族视为心脏的北方大片沃野，开始了长达百年的山河残破、国运难兴的困厄局面。强盛的治世与衰颓的乱世的巨大差别，使得两宋词人有着截然不同的精神状态，作品所蕴含的情感基调也自然不同：北宋词人即便是抒发个人的失路之悲、愤激之情，亦难掩生逢盛世、海内升平的自信和洒脱；而南宋词人在表达自己无路请缨、有志难伸的压抑苦闷之余，却眼见山河动荡、国势日衰而无所作为，只能将一腔愤懑化作一首首动人心魄的血泪悲歌。

综上，北宋三国词数量尚少，却洋溢着太平盛世恬然自适、奋发昂扬的时代精神；而南宋动荡沦陷的社会现实，激起了人们对三国英雄的强烈追慕和急切渴望，三国词也随之多了起来，总体上流露出乱离之世沉痛抑郁、无奈悲凉的感情基调。

[1]吴功正.宋词与三国[J].南京社会科学，2007（4）.

[2]陈武英.南宋三国词的时代特色[J].学术交流，2006（1）.

[3]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4]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5]唐圭璋.全宋词[M].北京：中华书局，1965.

（作者介绍：史秀洋，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2015级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LGYCX1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