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运作的场域
——世界博览会的政治学

利炳详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100084）

在当代，“看展”似乎已成为习以为常的活动，我们也很熟悉会场上人山人海的场景，例如当年上海世博当年的盛况。然而，媒体报导世博活动者多，但批判或探讨世博所代表的意义者少。以致一般人只看到或只想看到世博会炫目的一面，未能深究其深层意义。厘清、挖掘世博会背后的政治性意义如何运作，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世博会的本质与目的，也有助于探讨世博会的未来发展。

一、世博会的政治性意义

19世纪英国开办了第一次的世界博览会（当时称做万国工业博览会），这场世界博览会的举办见证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辉煌，但博览会原本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促销商品。英国在18世纪通过工业革命，成为第一个迈入工业化生产的国家，然而对于欧洲大陆而言，这种用机器大量生产的产品，有着品质上的顾虑，因此英国希望透过举办博览会来宣传英国的货品是值得购买的。维多利亚女王宣布成立筹备世界博览会的委员会，并盖了“水晶宫”，让英国生产的高速汽轮船、起重机、织布机、厨具用品以及收割机在水晶宫内展览。由于博览会的成效很好，各国便纷纷效仿，1853年都柏林和纽约也相继举办世博会，法国在 1855年也举办了一次。在多国纷纷举办世界博览会后，以及有鉴于世博会可为主办国带来庞大的产业与经济效益，31个经常参与或举办世博会的国家于1928年签署国际博览会条约，并成立负责规范管理世博会的国际展览局。世界览会的主题也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呼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主要以“和平”为主题；20世纪末期则是以环保为主。

针对世博会自古以来的发展，吉见俊哉①在著作《博览会的政治学》中跳脱技术、设计与工业发展史的讨论框架来探讨世博会所隐含的政治性意义，吉见俊哉借由福柯（Michel Foucault）对空间、视觉、权力与知识的洞见，通过微观政治学分析丰富的博览会史料，将博览会置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的脉络中，拓展出博览会作为“现代”标志的概念，并描绘博览会袭卷全球的历史过程。

《博览会的政治学》扣合了几条线索：城市的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文化政治。吉见俊哉指出了：在世界博览会这个展示仪式当中，其实与西方知识体系的建构密不可分。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方国家对“异域”（如“黑暗大陆”非洲等）事物深感兴趣，在此过程当中，带回了大量动物、植物等“异域”珍奇异物。有趣的是，为了放置这些动植物，动物园与植物园也因此产生。此外，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珍奇异物也成为知识体系的分析对象，当时法国的百科全书学派的知识运作逻辑就是搜集与分类，他们要将这些珍奇异物放置在不同的分类谱系当中。

吉见俊哉的意思是，博览会是帝国主义的展示场，博览会时代也就是帝国主义的时代。通过博览会，帝国的扩张与科技的发展结合为一，令参观者为之惊叹，对这些帝国拥有的广阔疆域感到赞佩。从伦敦首届世界博览会就已看出端倪，殖民地展览馆此后成为主办国必设的成果展示场，展示品也从最初殖民地出产的原料或产品，进而扩及文化层面。在1898年，世博首次出现“人种展示”，巴黎会场把殖民地的原住民带场内，让他们在栅栏里模拟聚落中的生活，场景宛如“人类动物园”。原住民成为展示品，充分显现博览会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被殖民者是以被观看的他者(the other)身份存在于帝国的知识系统中。当这种“真人秀”表演，从人种到居住环境，以野蛮而未开化之姿呈现在世人面前，等于为帝国殖民行为取得正当性。例如20世纪初，美国势力掘起，打败西班牙，并吞菲律宾与夏威夷，跻身帝国之列，便借着博览会形式向国人分享帝国意识，美国所展示的菲律宾人生活，看起来落后不文明，让美国人将有色人种世界视为野蛮幼稚的看法得到确认。

除了与帝国主义的联结，世博会的运作逻辑与展示仪式也孕育了崭新的消费空间。1930年代流亡巴黎的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关注的拱廊街曾是中上阶级的消费空间。然而，在1851年首次世博会举行之时，漫游在水晶宫的600万名群众有绝大部分是下层中产阶级及劳工阶级，这是因为工厂的机械生产和海外殖民掠夺造就大英帝国的丰饶，也提升了劳动者的物质生活，劳工大众意识到自己已成为跨越阶级界线的消费者。后来，法国巴黎出现了全球第一家百货公司玻马舍百货(BonMarche')。玻马舍百货的卖场采用了接近水晶宫的铁架玻璃式巨大空间设计，玻马舍百货变成了永恒的祭典，制度，幻想的世界，巨大规模的景观。玻马舍百货甚至每天都有一场店内导览的行程。经营者薄希可曾将百货公司内的大特卖称为“博览会”(exposition)，这也凸显了万国博览会或百货公司的景致都不是地方性或崇拜性的，而是以环景性和展览性的方式被经验。更重要的是，百货公司建立了对商品搜集、分类、展示的逻辑，19世纪中期是工业持续快速发展的世纪，也是帝国力量不断扩大的时间点，世界博览会的基本逻辑“搜集、分类、展示”不仅被运用在帝国主义的文化政治当中，也被挪用至现代消费模式之中。

简单来说，世博会是产业的景观展示，百货公司则是商品景观展示，百货公司效仿了世博会的逻辑与景观设计，进而建构了现代消费机制，在此过程中，革命的群众在经济条件的变化下已经转变成消费的大众。

二、博览会时代的终结——世博会该何去何从？

从吉见俊哉对世博会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世博会最初其实是在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脉络下蓬勃发展。然而世博会发展至今，已产生许多转变，从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争议中可见端倪。

原于2009年进入米兰世博总体规划小组的瑞士知名建筑家Jacques Herzog，在世博会开展前一个月接受柏林建筑杂志《Uncube》专访，他失望地认为米兰世博将一如往常地虚华。他感叹米兰世博的主题正是一个能重新诠释与翻转164年来世博观念的良机，可惜主办方和145个国家馆都还没准备好。Herzog说明：“世界博览会是从上世纪型态发展而来，概念已经过时。我也曾参观几次世博……我确切感受到这些大型博览会已经变成只是为吸引观光客的大型秀场，布满巨型场馆的特区，总是一个大过一个。多么无趣又浪费金钱和资源的行为！”②最后，2015米兰世博于抗议声、催泪弹烟雾中开幕。米兰街头出现上千名群众高举“求救，不要世博会（MayDay，NoExpo）”旗帜游行，抗议世博会带来的社会不公，包括世博会让米兰债台高筑、经济未见起色、失业率偏高等问题。世博会开幕时刚好适逢国际劳动节，示威民众也抗议世博的免费志工遭到剥削利用。示威者在开幕当天高喊：“不要世博，要吃饱和富裕！”等口号，并控诉世博会主办当局浪费公帑、纵容官商勾结的腐败弊案。

当代的世博会已逐渐与现实脱节，世博会不得不开始面对其自身性质的转变。这促使我们开始思考世博会该如何存续？该如何转型？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古典世博会的时代脉络与当代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时代是资讯流通缓慢的帝国主义时代，当代则是数位时代、互联网时代，我们有多元化的资讯接收管道，世博会展示最新科技的功用早已被新媒体广告取代。在帝国主义时代的退位下，当代世博会的宣誓性与象征性意味更加浓厚，逐渐成为嘉年华式的秀场。对此，吉见俊哉认为1992年以“纪念新大陆发现五百年”为名而开办的西班牙塞维亚万国博览会，是“博览会时代”结束的象征。之后汉诺瓦万国博览会的大笔赤字、爱知万国博览会的混乱一场，其实都是时代潮流的大势所趋。帝国主义的终了，就是“发现的时代”终了，也是“博览会时代”之终了。

2015米兰世博已写下欧洲举办世博会史上争议的一页，那么，在吉见俊哉所说的“博览会时代”终了的现今，我们还需要世博会吗？或者，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世博会？世博会的未来发展需要更积极的寻求转型之道，使百年来的古典传统转化出积极的当代意义。Jacques Herzog的尝试是一个具启发性的开端，然而短时间内仍会遇到许多阻力，这也体现了吉见俊哉的观点，世博会不仅是单纯的科技与工业发展的展示场，更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力折冲，是一个权力往复运作与角逐的场域。世博会在当代的政治实践过程中，如何满足不同利益团体与不同国家的需求，找到平衡点，发展出一个公众的世博会、一个当代的世博会、一个公民参与其中的世博会，这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注释：

①任教于东京大学的吉见俊哉是日本媒介与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社会学出身的他，不断挑战媒介研究的临界点，在他的著作当中，我们会看到他多重的研究路线：对城市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注，如1987年的《城市的演出：东京娱乐空间的社会史》，从大量的社会史与文化史数据拉开媒介研究的新面向，如1995年的《“声音”的资本主义：电话、收音机、唱机的社会史》。此外，他也从战后日本流行文化的角度讨论日本与美国之间复杂的政治纠葛与依赖关系，如2007年的《亲美与反美：战后日本的政治无意识》。

②原规划小组所提出的设计，取用古罗马以东西、南北轴向发展城市的做法，建构出均质、去中心化的世博，在巨大白色篷顶下，每个国家、每个参展单位所分配到的面积是一样的，“国家馆”不存在，他们鼓励参展者把它当作农园看待，专注于参展内容，用不着在展馆本身费尽心思。即便一开始主办方接受此般颠覆的想法，然而却无法说服各国家馆放弃独立设计。最后，小组人员在失望之余，全于2011年离开。

[1](日）吉见俊哉. 博览会的政治学[M]. 苏硕斌，等译. 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

[2](德）瓦尔特·本雅明. 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 张旭东，等译. 台北：脸谱出版，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