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过“生门”的早产儿

毛亚楠

纪录片导演陈为军到了“知天命”的年纪，想要拍一部“老百姓喜欢看的纪录片”，并打算将其“推到影院”。在这之前，他拍的片子虽在纪录片圈子里如雷贯耳，却从未在国内正式发行过。人们大概只能在国内卖盗版碟的店里找得到他的那部入围了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或是他2004年拍摄的为他赢得国际声誉的、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纪录片成了只有少数人能看到且越来越‘高大上的东西”，这不是他这个“始终关注普通人生活状态”的纪录片导演所愿意看到的事情。

于是，陈为军和他的制片人戴年文想到了去医院这样的场所寻找与大众接轨的拍摄题材，“因为医院里发生的‘生老病死是与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特质息息相关的”。2013年初，他们找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宣传部门，决定以“产科”作为拍摄切口展开记录。

“产科的特殊性在于我们能把社会所有的信息都捕捉到。”陈为军观察到，一个孕妇待产、进入到产科里面，顺利的话大概是7天，7天里有50多张床是满的，而将近7天后所有的孕妇会再换一遍，“这里每天都有不同的故事发生，每个病房都有各自的喜忧哀乐和生死离别”。

但电影拍出来却不是单纯“生育”的主题，而是围绕生育所附加的更为复杂的现实困境。陈为军选择了4个非典型家庭的故事作为电影的主要部分，这4位产妇都是高危产妇和早产产妇，这样的情况意味着生育行为背后高额的治疗费用及游走在生死边缘的剖腹产手术。很显然，故事的指向是贫困和苦难，关注的是“生门”内外挣扎在阶级底层的那部分群体。

12月17日，在电影《生门》上映第二天的一次观影交流环节，观众纷纷向主创们表达了通过电影认识到的有关医疗制度、医患关系、阶级苦痛及伦理选择等深层次社会性话题。这样的反馈让主创们欣慰，戴年文是“生门”题目的贡献者，起这个名字时，他是想到了老子《道德经》第六章里讲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由此我们派生出‘生门一词，用这些产科里发生的故事揭露现实意义。”戴年文说。

医患之间过命的交情

“我每月32号休息”“这辈子，你忘不了我，我也忘不了你”……《生门》男主角李家福在电影里的这些金句，几乎承担了整部电影的全部笑点。

李家福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产科主任，55岁的他有着30多年的妇产科从业经验，被患者誉为“最有人格魅力的产科男神”“中南一把刀”。男神的工作十分繁忙，他称自己“每月32号休息”一点也不夸张，“每星期主刀高危手术3至5台，最多的时候一天做大大小小近20台手术”，所以当陈为军向他征求拍摄意见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拒绝的，“怕摄像机的存在影响手术进行”。

陈为军向他保证，机位的安排听从医生意见，碰到医护人员或患者说不准拍的内容，一律不会拍摄。李家福也想通过拍摄“反映反映产科医护人员的辛苦，加深医患之间的理解”，就答应了拍摄。如此，观众才能在影片里看到：护士们每天事无巨细地记录并更新着病例；病人手术成功了，一屋子医护人员却满脸倦容；李家福在办公室里给植物浇水，因为疏于管理，有两棵已经变干发黄——他把“妙手回春”都给了产妇。

长达2年的跟拍，陈为军掌握达500个小时的素材量，并拿到了拍摄对象授权的40个完整的故事。最后他决定从拍摄素材中挑选4例做成电影，这4例都是经过紧张救治的早产儿。

李家福认为，通过拍早产儿问题，反映人性方方面面以及磨难背后的人间真情，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价值所在。随着二孩政策的放开，二胎孕妇年龄普遍偏大，他处理过太多早产儿的病例，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最容易把人性逼到一个极端的环境里。

产妇夏锦菊一开始就被诊断为“凶险性前置胎盘”，她的胎盘长在了上一次剖腹产手术的切口上，胎盘穿过子宫基层到了膀胱里面。手术台上，她的二胎宝宝顺利诞出，但她却遇到大出血，血都流到了地板上。如果想要活命，李家福建议她取出孩子后就摘除子宫，但夏锦菊不同意，“李主任，能不能不切啊，我才只有33岁”。

是保命还是冒险保留子宫？难题劈面而来，对于李家福来说，眼前病人这个以每分钟500CC大出血的子宫如果不及时摘除，就是个会随时引爆的“炸弹”，但夏锦菊坚持着，请求他再试一试。

李家福倾其所能，为了止血，医生们不断用纱布堵住血口，直至填满了她的整个腹腔。一台手术输血13000毫升，相当于全身换血四遍。镜头见证了夏锦菊在手术室两次心脏停搏的生死时刻，心电监护仪上那条微弱的横线、医生在病人身上的按压、电击以及手术室外夏锦菊父亲的无助和掩面痛哭，画面震撼人心。

夏锦菊最终还是摘除了子宫，九死一生的她总算命大挺了过来。住院期间，李家福去病房探望，夏锦菊告诉他，自己恢复知觉的时候听到他鼓励自己的声音，还记得他那天所穿衣服的颜色。李家福就笑说：“这辈子我忘不了你，你也忘不了我。”——二人有了过命的交情。

夏锦菊出院那天，她过去找医生们合影，站在“再生父母”的一边，她露出了劫后余生般的笑容。

一个生命的性价比

可就在夏锦菊拼尽全力、即使自己死掉了都要把孩子生下来时，另一个产妇李双双的家庭正面临着“生还是不生”的伦理抉择。

李双双的宝宝快满30周，因为胎儿有指标不合格，被优生科判断“孩子出生后可能会有先天缺陷”，建议她引产，但李家福所在的妇产科却持不同的意见：胎儿超过28周已经是一条完整的生命，现在剖出来还可以存活，如果这个时候将小孩“打死”引产出来，既不符合人道也违反相关医疗法规。

“但是孩子拿出来之后，医生不会想这条生命以后好不好走，也不会想作为监护人的我们以后怎么走。”这是执意要对胎儿进行引产的产妇家庭的立场。

镜头前，拍摄者的道德性受到了拷问。在医生的劝解下，李双双的儿子顺利被剖出，可他一出生就被送进了ICU。这个家庭没有半点对初生孩子的喜悦，几个大人围在抱着孩子的护士身旁，满脸愁容。孩子出来了，意味着他们有更多的选择题要做。光是剖腹产的手术费用就是5万元，早产儿出生后要进保温箱，后面还有高达数十万元的费用在等着他们，况且这场生育很有可能最后是“人财两空”的结局，“救还是不救”，每个家庭成员的心里都在权衡。

很快，年轻的爸爸被告知男孩出现了窒息现象，情况危急，女医生要求他在短时间内做出“是否接受治疗”的决定，同意治疗的话，签字后须先交1万元钱。两位家长面露难色，如果救了，可能会是一辈子的负担，对孩子和父母都不公平；不救的话，心里又过不去那个坎。

女医生告诉他们，这种情况是所有早产儿家庭都会面临的，除了家长要花很多钱之外，还要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她建议他们先同意治疗，也让医生们缓冲一下再观察观察孩子的情况，“否则生下来的孩子不救，心里会很难受的，总要试一下，毕竟是一个生命。”

产科是一个无法掩饰的地方，镜头真实记录了这个家庭“连用一支药都要小心计算着这个数字究竟值不值”的犹豫和纠结。一旁的女医生直接急了：“我知道你们就是想让我向你们保证，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救好，你们总得给我时间看一下呀，我不是个神，我是个人。”

“这一段描述得太好了”，看过《生门》的点映，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王一方说：“这里面交织着太多的东西，既有对财富的考虑，又有对生命的眷顾，同时还有那种犹豫，也就是对医学的不理解、不确定性的那种张望……”

王一方表示，医疗领域的纪录片本身就很难以拍摄，因为它是复杂的、多条线索的交织：“首先，医疗场面要真实，比如，医生实施抢救的环节，包括医生用什么药、医生的站位、麻醉师的站位，都很重要；第二，就是它必然涉及伦理问题及当下社会矛盾。而《生门》在这两个环节做得很到位。”

“恭喜什么呀，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陈为军将《生门》看作是一个“高度浓缩了的滚滚红尘”。从电影选择展现的4个故事中可以看出，他着重强化的是女性生育过程中那些容易被人模糊的现实因素。这些现实因素在经济尚可的城市族群身上不那么明显，却在挣扎在阶级底层的群体里尤为突出。

比如，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许很少能碰见像产妇陈小凤这样的家庭。农村产妇陈小凤怀上了双胞胎，本来全家人都很开心，但却被诊断为前置胎盘加糖尿病，手术的难度一下子增加了。在镇医院治疗，孩子保不住。被当成疑难杂症转到省医院来治，则处处都要花钱。

陈小凤随时都有可能大出血，手术费用得5万元，他们家却连5000块都拿不出来。女医生找小凤丈夫谈话，老实巴交的农人为拿不出治疗费低头落了泪，但很快，他拭去泪水低身拧毛巾为妻子擦身，这是他眼下为保住3条人命唯一能做的事情。

所幸小凤丈夫有个仁义的亲大哥，为了帮弟弟借钱整日在村子里奔走。陈为军团队一路跟着大哥到处借钱，看他从100块借到2万块，“能借的都借了，还不够”。

好心人提醒他们，可以走申请医疗贷款这条路，但是大哥借贷的过程令人啼笑皆非，他直接拿着户口本走进了农村信用社。信用社的小哥笑着无奈地向他解释：户口本是借不到钱的，想借得用房子作抵押，还要满足相关条件走正规的程序。这家人不明白了，“医院里没钱不发药是制度，银行借不到贷款也是制度，两个制度为什么就不能宽松一下，国家的政策不是‘以人为本嘛。”

靠着民间高利贷补齐款项，陈小凤的早产儿双胞胎总算是来到这个世界。摄像师由衷地对小凤丈夫道了声“恭喜”，这个男人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恭喜什么呀，我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后面还有好多事。”后面的事是两个早产儿十几万元的治疗费，是孩子将来生活所有的开销。

同样纠结的还有产妇曾宪春的家庭，为了不被村人嘲笑，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同样经济困难也执意要第三胎生个男孩，这家可以说是乡村落后生育观念的代表——“我们农村和你们城里不一样，如果家里没有一个儿子，一定会被看不起的，他们甚至还会骂你、欺负你。”

“人穷了还是不要生孩子的好”，有观众看后总结道。一个孩子的诞生看似简单，但不知背后有多少人为他努力推开了那道生门，而新生命到来的那刻，又有多少人因为冷酷的现实在一瞬间被抹去所有的尊严。

记录是有距离的陪伴

因为情节的抓人，节奏的紧凑，《生门》刷新了观众对纪录片电影的看法，而这归功于陈为军从台湾请来的、有20多年剧情片剪辑经验、同时担任过金马奖评委的剪辑师萧汝冠的加入。萧汝冠认同陈为军“让片子拥抱观众的决心”，将4个故事以类型片的形式展现出真实生活的戏剧张力。

“我们看过故事片，不缺故事，但是却不好看，因为没有生活；而很多纪录片不缺生活，却依然不好看，因为没有故事。而《生门》是两者的结合”。著名纪录片学者张同道如是说。

但因为纪录片在院线排片上弱势，《生门》毫无悬念地进入纪录片电影制映之殇的死循环，即使它在上映后收获了众观影人的美誉及豆瓣8.5分的高分，仍有大部分想看它的观众无缘观影。制片人戴年文表示十分无奈。

而与此同时，当人们看到电影里，当小凤丈夫因为凑不齐医疗费，陷入保大人还是保孩子的两难境地时，陈为军记录下了他无助的落泪，也跟着小凤丈夫的哥哥在乡间到处筹款奔走，最后眼见他不得不借了高利贷。“为什么你不去资助他们”——纪录片导演总也绕不开拍摄伦理的争论。

熟悉陈为军作品的人都知道，他一直是一个“冷静到冷酷”的导演，表现在镜头中的，是他从不悲天悯人的立场和从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看人。对于所拍摄对象，陈为军有着极强的把控能力，他一方面和他们平起平坐，另一方面与他们保持一种有距离的陪伴。

《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陈为军拍下雷妹去世前的一个镜头，就曾引起这方面的批判。陈为军拍下了意识恍惚的雷妹，有苍蝇停在了她的脸上，他没有去帮她驱赶，任凭她被叮咬。有人还因此将他与当年拍摄《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的摄影师凯文·卡特做对比。

但陈为军认为，纪录片导演和所拍主人公之间应该是一种“陪跑”的关系，这是尽力去保持一部纪录片客观与真实的前提。他也曾做过一些事情，拍完《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那段时间，因为一些反响，有些得了艾滋病的人来找他，他尽他所能地去帮助过他们，也募集了一些资金给那些贫困的家庭。但是后来，陈为军发现自己做不了那么多事情，“我就算是心理医生，也解决不了这些刚刚被查出来得了艾滋病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生门》拍摄完，陈为军没有和那40多个家庭再保持联系，留下的只有这部电影，这段被电影画面封锁起来的人生时刻。陈为军并没有因此成为一名“妇产科专家”，被拍摄者的人生轨迹也并未改变。作为制片人的戴年文认为，陈为军在这部片子里作为导演的天职已经完成，剩下的是《生门》的传播效应的问题。如果真正想要帮助这些困难的人，唯一的办法是让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具备真实力量的电影，希望它的传播可以唤起更多的关注，为需要的人争取到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