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阳学法
——米芾书学学法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中之可行性探索

杨健君/Yang Jianjun

导言

自近代西学东渐，中国现代教育体制才逐渐形成，不过百余年光景，而现代高等书法教育起步更晚，最早者如20世纪60年代之浙江美院，亦仅仅五十余年，其后又多中断；洎乎改革开放以来，随国势复兴，书法潮起，开设书法教育之高等院校乃随之增多，以至现有一百余所；然其设立，也多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不过一二十年而已。是以初创，筚路蓝缕，无章可循，甫在探索阶段。

中国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古今中外，皆少范式可依，故而探索一套行之有效之教育教学方法，信属当务之急。高等书法教学之至为关键者，在作为主体课程而居于核心地位之临摹与创作课程。而其重点在创作课，其难点在由临摹到创作之转化即临创转化。此中，要须特别澄清创作观念与方法之古今异同。

创作之意，《广雅》有云：“创，始也。”“作，始也。”颜师古《汉书注》：“创，始造之也。”《广韵》：“作，造也。”盖古之所云创作者，始而造之，首创也。今之创作，亦乘此而来，乃融自我之生活、思想、性情、修养，以作有个性特征之复杂精神劳动，且将敏锐之感受力、深邃之洞察力、丰富之想象力、充分之概括力涵于一体，而成一审美创造。于书而言，为有所开创，自成一家者也。顾其难矣，非常人所能，故而明人李东阳《怀麓堂诗话》中尝叹曰：“信乎，创作之难也！”①

以此创作之旨，创作之难，历代书家常以晚年乃成。譬如书圣王羲之，尚且“末年多妙”；其余众人，若欧虞颜柳、苏黄米蔡，以至于今人沈尹默、林散之、沙孟海、启功等，无不是成于“人书俱老”之际。然而，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之主体，本科、硕士、博士，乃近二十而至三十岁左右之青年，何能望此创作之境，成功之美（年长博士不在此列）？是为年龄与能力之客观条件所不许也。

是故，立足学生实际，当代高等书法教学之创作课非指于彼真正之创作，是乃以彼为高标，而退求其次：只在基于所传承，而能独立完成形式完整之书法作品，隐含抑或初见个性审美创造之端倪即可。是之为高等书法教学创作课之基本课程目标也。故其意不在创造之“创”，而在完成之“作”。

由此，求诸今日大学本硕博学生创作之教法学法于古人之中，诚哉难矣。以古之大家，自成风貌，于书虽有创作之成果，但每信手而为，初不经意，几无手段可寻。此古今之大不同也。

其一，古代未尝不有书法教育，然以字学为主，主于实用。如《周礼·地官·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五曰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②《新唐书·选举志》：“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③《宋史·选举志》：“书学生习篆、隶、草三体，明《说文》、《字说》、《尔雅》、《大雅》、《方言》，兼通《论语》、《孟子》义。”④今日教学虽有兼顾实用而面向中小学之写字教育者，但主流则以艺术求之，期于将来之个性发展与审美创造，是以其目的有实用与艺术之不同。

其二，古人之功业，在立德、立言、立功，于书常在主业之余，旁而及之。盖以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譬如《颜氏家训》即说“此艺不须过精”，“慎勿以书自命”。⑤黄道周亦云“钓弋余能”，“第七八乘事”而已。⑥是以历代书家，主攻者寡。而今日高等教育之书法是在聚精于此，专业为之。此乃时代分工细化所致，社会发展使然。是以其特性有专业与业余之不同（此与艺术成就大小无关）。

其三，古人学书，一生以之，学无定法，温火慢炖，晚年始成，乃属渐进式；今之高校，期于本科四年，抑或研究生三五年内，以一定之学法，急火强攻，而能有所成效，务在时效性。是以其效率有渐进与时效之不同。

此目的、特性、效率之种种差异，盖古今历史背景、思想观念、文化机制等深层缘由之所致也。是故，有此三端，而求当代高等书法创作教学法之艺术性、专业性、时效性于古人之中，着实多有抵牾，无有助益，而鲜借鉴价值。

然而，宋代杰出书家米芾却是一个例外。

一、襄阳学法之提出

米芾（1051—1107），字元章，湖北襄阳人。书法成就卓著，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有云：“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⑦

米芾之借鉴价值，在其书法学习之所成，具有一般性而同于古人，又具有特殊性而契合当代。要之米芾学书，有艺术之自觉。盖其人不偶于俗，以迈往凌云之气，作超迈入神之字，而求“意足我自足”之性。复以米芾一生官职低微，素无经济之志，得以数十载专心书道，心无旁骛，一意痴狂，系之以命，不惟笔上成就斐然，亦且富收藏，精鉴裁，并有书论传世，后乃以为书学博士，故而虽无书法专业之名，而有书法专业之实。更为可喜者，米芾有其鲜明而独特之书学学法。其学法全从自己孜孜实践中得来，实属真知灼见，且具可操作性而颇见实效，尤能回归指导实践中去，对今日之高等书法教育良多裨益。

米芾之书学学法，如其《海岳名言》所云：

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⑧

是之谓襄阳学法。盖因米芾原世居太原，其父徙家襄阳，因谓襄阳人，自号襄阳漫士，尚有自署“襄阳米芾”“襄阳野老”等。

襄阳学法，乃以宋代书家米芾书学学法为基本框架，而进行解读、调整、丰富、延伸等现代诠释，以期尝试与探索能适应当代高等书法教育实际之教学方法。

襄阳学法之当代教学方法之可行性探索，意在主要解决临摹课和创作课，尤其是临创转化之教学难题。概而言之，襄阳学法，其基础在“心既贮之”之临摹能力；其核心在“集古字”之运用能力，要之“取诸长处，总而成之”；其目标在“始自成家”，即自成一家之创造能力。请余申而论之。

二、襄阳学法之基础：心贮背临

襄阳学法之基础，与通常无异，皆始于临摹能力之培养；而所不同者，在其标准更高，即所云“心既贮之，随意落笔，皆得自然，备其古雅”是也。此中“心既贮之”四字最为紧要。“贮，积也。”（《说文》）心，脑也。其意可解读为：临摹之际，须将所学之书迹，一点一画，一字一势，乃至行气章法，并其所书内容，运用大脑记忆，以视觉形象存贮心间，然后书之。即今日所谓之背临，或曰默写。余称之为心贮背临法。

心贮背临法，是在一般对临中“眼”之观察能力和“手”之书写能力前提下，对“心”之记忆能力着力培养，更强调大脑之积极参与，提高临摹能力之稳定性与持久性，以期学以致用，自由发挥于集字创作之中。

教者常见一种现象，学生眼手能力极强，对临效果甚佳，然当其自运，却一塌糊涂，几不成字。原因就在于腕底之肌肉记忆尚未形成，书写痼疾未除，手底茫茫，腹里空空，是以所临不能致用。此与记忆方式攸关。

记忆粗分之，有肌肉记忆与大脑记忆之部位不同，有瞬时记忆、短时记忆、长期记忆与永久记忆之时效之别。以书法而言，指腕之肌肉记忆属长期或永久记忆，为书家终极所求，以其出之自然，随心所欲，历代前贤基本如此，然其不足在于时效太长，进步缓慢。学生对临极佳而自运恒差，亦在于此。故此务须以心贮背临法而行大脑记忆。

事实上，心贮背临法与传统对临法皆有大脑记忆之参与，所不同者在时效长短之不同。对临之中，眼亦未尝时刻不离原帖，当手眼书写之际，大脑之瞬时或短时记忆业已参与其间。而背临之中，只是将此记忆时效拉长，由几秒、几分、几时、几天，以至几月、几年，从而形成长期记忆；所写之时，字帖不在，而临摹之性不变。故此对临与背临，内有记忆时效长短之别，外有字帖在否之异；而实质上，对临不过大脑短暂记忆之背临，背临亦不过大脑长期记忆之对临而已。

至于心贮背临能力之培养，教者常施以“四+临写法”，限于篇幅，不再展开。所要特别强调者，背临法尤在用心，更须毅力，倍下苦功，有如背英语之单词，亦如啃难通之古文，严格要求，克服惰性，方可提高时效，事半功倍。

米芾行心贮背临法，后世亦有论之，可作旁参。赵构《翰墨志》：“详观点画，以至成诵，不少去怀也。”⑨赵宧光《寒山帚谈》：“藏之胸中，掩卷记忆。不能记忆，更开卷重玩，必使全记不忘而后已。”又：“阅古帖，逐字掩卷如在目前，想见此帖佳书在我笔端，方能不失。”又：“逐笔逐画，依曲效直，详细描写，一字不似不已，一笔不似不已。如是数过，字字记忆，笔笔不忘。”⑩论之尤详。宋啬《书法纶贯》：“书指曰：取古人之书，反覆熟观，闭目而索之，心中若有成字，然后举笔而追之，字成，复细心比勘。”⑪

故此，心贮背临法以记忆长久之效，贮之积之，而能心准目想，成竹在胸，如在目前，历历可见，故脱帖临摹，不失法度；自运之际，尚可成篇，是以致之以用，实已近于集字矣。

三、襄阳学法之核心：集古字

（一）集古字之提出与定位

既能心贮背临，襄阳学法乃进入其核心阶段，是为“集古字”，或曰集字。米芾云：“壮岁未能立家，人谓吾书为集古字，盖取诸长处，总而成之。”

集古字，简言乃集取古人书迹之字，汇聚成篇，以为形式完整之作品。米芾为之，以作学习书法之手段，其初未尝自名之，是乃“人谓吾书”，大抵时人所称。究竟何人，已不可考。然米芾亦必认可，是为学书写照，故而记之。

考之书史，集字古亦有之。唐人李绰《尚书故实》有云：“梁武教诸王书。令殷铁石于大王书中拓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纸，杂碎无序。武帝召兴嗣，谓曰：‘卿有才思，为我韵之。’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而赏赐甚厚。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江南诸寺，各留一本。”⑫是童蒙所学之《千字文》，即为集字所成。若以文章而言，《千字文》为南朝梁周兴嗣一人所撰；然若以书法学习方法之考量，《千字文》之集字乃成于三人之手，即殷铁石之选字，周兴嗣之成文，智永之作书。其目的在学王羲之书。

然而，襄阳学法之集古字在于统选字、成文、作书于一人，而为学书之法。其先乃从所学之书法中遴选单字，复而汇集以成文句，此文句或如周兴嗣之自撰，或就前人诗文中攫取，终以自书而成，形式完整。是为千载以前米芾集古字法之当代发展与应用，由此可见襄阳学法之意义。至于唐咸亨三年（672年）长安弘福寺僧怀仁之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开元九年（724年）大雅之集王羲之书《兴福寺碑》与大和六年（832年）唐玄序集王羲之书《金刚经》，虽后人多以为法，然其始所动意者，并不在书，而在其文，自与襄阳学法不同。

襄阳学法集古字之可贵，首在深契于当代大学生学书阶段性之实际。米芾云：“壮岁未能立家。”“壮岁”，即壮年，壮盛之年，多指三四十岁。今日高等院校大学生，一般十八岁，已是成人，本科入学，四年；硕士，三年或两年；博士，四年。是此十八岁至三十岁左右之年龄阶段，正值年富力壮，精力充沛，求知欲强，故与米芾同为壮岁，或曰壮岁之前期。而其书法之修习，亦必正处于“未能立家”之探索阶段。如前所言，书法虽为末技，然欲大成，断不能一蹴而就，须以数十年内外积淀方可，书圣羲之尚且如是，遑论他人。今日之大学生，以其年龄之限，势必门户未立，风格未成，而“未能立家”。如果度越学生阶段性实际，一味让其成名成家，特立创新，只会揠苗助长，适得其反。所要者，在让学生有立大志、成名家之高标，又能量体裁衣，审时度势，不激不厉，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来。故此，集古字正是立足学生实际而来，而独具针对性。

要之集古字之本质，其意在继承，而非创造；其意在学古人，而非树自我；其意在阶段性手段，而非长远性目标；然其最终归宿却在创造、在自我、在长远。不是个性不发，总被前人缚；只是未到时候，潜龙蛰伏。是以集古字法作为当代高等书法教育之阶段性手段，必须给学生以正确之思想定位，即强调其阶段性特点，并非终极所求，是为终极所求之必由之路。既要安心于此，又须放眼将来。有鉴于斯，集字法教学必须具备近期之成效性与长远之可发展性。是为教者所谨记。

集古字法与当代高等书法教学创作课之基本课程目标相适应。集字法教学之运用，发挥于临摹课与创作课之中，重在解决临创转化之难题。临摹课中，集字可为其高级阶段，以解随学随忘、不见成效之失，而见学有所用、记忆持久之功；创作课中，集字是为经常手段，以矫任笔为体、粗制滥造之弊，而使有本可寻，有法可依，正道是行。是故以集字之手段，将临摹与创作彼此生发，融通无碍，自然游弋于临创转化之间，而能学以致用，时效显著。

（二）集古字之原则与阶段

若要从容运用集字于临创转化之间，关键在于准确把握集字之原则。所谓集字原则，即米芾所云“取诸长处，总而成之”者是也。此八字原则，简以言之，萃取所学前人书法之长处，汇总笔下，借以成篇；而深层之中，要存精鉴能力，而有优劣识见，知其“长处”而后为；更须在离与合、形与神、似与不似之间，因人而异，适时而用。是以所涉乃多，而尤关乎集字学书之阶段与层次之别。

集古字法在临摹与创作之间伸缩幅度较大，发展空间较广，其间层次互差，阶段亦别。针对在校大学书法生而言，集字学书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初级集字，乃是针对本科初来而基础薄弱者，或也适用于大学之前而习书者。当其临书，不佳不似，毛病未除，法度未备，离形离神而不能合；至于集字，内容短小如二十八字之七绝，心存寡寡，尚需字字查阅，笔笔检视；有时裁选失当，而取粗去精；章法之间，亦常运用未周，较之“取诸长处，总而成之”，为道尚远。所须加强背临，深化基础；然后反复参阅，详其优劣；后乃大量集字，反复调整，精严法度，务求形似。以集字提高临摹之质，以临摹夯实集字之本。此时集字，不过变相临摹而已。如此直追，庶几可进也。

中级集字，乃是面向在校大学书法生主体之普遍要求与长期任务，社会青年也可参用。其旨在对传统古法精准、全面、深入之继承。值此际，学生于集字之法已熟，要在从容驾驭，形神俱似，以似而求合，于笔精墨妙之中，尽成形式完善之作。诸如中堂、条幅、横幅、对联、斗方、扇面之幅式，少字与多字，大字与小字，行式与章法，款识与钤印，拼接与装裱之种种，调度有方，运用得体，充分施展于集古字之广阔舞台。

此时特以能于一家一体之外，兼善两（或三）家两（或三）体。当然不宜过多，人力毕竟有限。盖此时学业课程种种，驳杂必不能专精。若其毕业之后，时间允许，不妨多多益善。至于一家一体之集，亦乃太少，只缘专注一体，精则精矣，最易固守不放，作茧自缚。是以大学时候，两三家（体）为最宜，而须各个精能，深入骨髓。心眼并用，精准为能，于各家（体）之优劣，深谙于心，如数家珍，是以取其所长，集以成篇。当集字甲某，必不为乙某所扰，一派本家风貌，半点不杂，血脉纯正。只有判然而分明，才能凛然而深刻，此为本阶段之必须，亦能大有备于将来之贯通。此为蓄势待发之候也。今日蓄势愈足，明日所发愈远。而书法传统之承继，随之愈准、愈深、愈广。中级集字者至此地步，相较大学书法学习之要求，已到得中上乘境界，几近于米芾之集古字矣。故此阶段为大学书法教育之基本任务，亦须毕业之后，延伸校外，长期为之。

高级集字，乃是瞩目少许在校书法生之优秀者，当其微露自我之新意，稍有个性之萌发，乃促其创作力之良性发展。古人有云：“妙在能合，神在能离。”⑬盖形神相合乃中级集字之基本目标，而合而能离则为高级集字理想境界之所在。此合而能离之境，即似后之不似，乃书家数十年孜孜矻矻，自成一家，终极之所求也。然而即使出类拔萃之优秀学子，亦不足以至此，其所谓合而后离，似后不似者，乃在端倪初露，芽孽始萌者也。

为师者首先当以慧眼辨其不似之准，后乃因材施教。盖集字而不似者，又有优劣之别。任笔为体，漫不用心、纯是自家毛病之不似，乃初级集字之阶段，要须矫正与督促，是为不似之劣者。若能于精准深入多家（体）集字之后，或有突出一端之强化，或有参纳别家（体）之融化，或有一意属之之变化，而呈微妙之显露，皆至于可喜之取向，集而有化，若破茧将出，灵光乍现，其意微微然似有出于米氏“取诸长处，总而成之”之外矣，是为高级集字之所为，乃不似之优者。学者至此，始可言妙处于似与不似之间也。当此之际，为师者务须明之辨之，鼓之舞之，呵之护之，导之引之，发掘个性之潜能，培养创造力之发展。断不可固守古法，僵化不变，而扼天才于摇篮，泯个性于萌芽，失书道之本旨。然亦断不可操之过急，脱略太早，揠苗助长而适得其反。其大段仍是前人，主体依旧古法。至于抛却古法，尚无以自立；而脱略前贤，终难以独行。盖时所不能也，势所不能也。终须秉承集字一贯之方，探讨前贤，研求古法，小心培育，精心滋养，以其固本培元，根实苗壮，至于远道。高等书法教育创作课程至此，大功已成，硕果乃结，入得最上乘之境。

笔者所在之高校，即常以此为教，于临摹课、创作练习课与毕业创作课中，根据实际，循此阶段，一脉相承，有序推进，而效果显著。

是故，于高等书法教学中秉此襄阳学法之集古字，以“取诸长处，总而成之”之则，循序而来，层层深入，乃能谙古法于胸襟，铸传统之鸿基，成时效于当下；孕新意于端倪，导创新之源泉，孕发展于将来。集字之法，功莫大焉。

（三）集古字之更高层次

然而，襄阳集古学法之教岂止于大学生在校之内，短则四载，长则仅仅十载之间？是以毕业之后，走出校园之外，集字之法尚于将来之发展大有可用。其间层次又有不同，而为师者，教在长远，当不止于三尺讲坛之内也。

将来集字之用，以准书家之层次，又与大学生之层次不同，于是更须留意。其根本者，在目的不同。大学生之集古字在技法学习，是以承传统、学古人，共性之把握；准书家之集古字在审美创造，是以昭时代、树自我，个性之显现。于是集古字之所集者不同。大学生者按照课程所设，依托经典，深入所集，各个击破，不杂主见；准书家者依据主观追求，或是别有视角，阐述经典；或是独具慧眼，另辟蹊径，集他人所不及，成一己之新貌；抑或凡与自家审美追求相关者，真草篆隶，汉晋唐宋，无不取集，玉汝于成。至于形神、离合之所取，亦不为所拘，擒纵自得。当乎此际：自我，由幕后渐次走到台前；古人，由台前逐渐隐到幕后。是故终极集字，不见集字痕迹，微存某家某体影子而已，而精神体骨，皆是自家本色。

或曰，准书家之层次何必集字，受其所缚，但凭多年积淀，放笔而行，岂不更好？诚然，书史之上，亦不乏由此而成功者。然而，更多准书家往往行百里而半九十，只缘脱略古人，任笔为体，竟乃彷徨中流，功亏一篑，终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鉴于此，更须久久陶养古人之间，其意非为笔墨是求，但受精神滋养，于是以集为创，亦集亦创，离合之间，尽得其妙。求之古来书法之有成者，恒多如此，只是显晦不同而已。

譬如晚清之康有为、吴昌硕，最善集字之道，卓然大家。南海坐镇《石门铭》，以为“飞逸浑穆之宗”，位居神品；⑭缶翁盘踞《石鼓文》，“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⑮而二家之前，二石为人绝少关注；而二家之后，二石天下皆知，大开临仿之门。是以康吴二家集字取法之选，只眼独具，而有开辟之功。至于两家之所集，康氏人所常见者在“开张天岸马，奇逸人中龙”一联，虽有陈抟之迹，而实是《石门铭》中集来，再三书之，世有多本。而吴氏不惟《石鼓文》之临作传世甚夥，且集字对联，以集以创，斟酌其间，尤为常见；更有篆刻之作、花木之笔，沉雄老辣，皆从此出。是以二人形有所托，神有所立；形神兼得，自铸伟词。另有民国大家于右任，尝有诗云，道其甘苦，曰：“朝写石门铭，暮临二十品。竟夜集诗联，不知泪湿枕。”⑯故此数人成就之斐然，莫不得于集字之鼎助。

若夫明末之董其昌、王铎，虽集字之象愈隐，而集字之功不泯。今日所见二人临摹之作传世尤多，大抵离乎形质，任于胸臆，绝非亦步亦趋之所为，皆属晚岁之作，是以终生浸淫古人之间。想其早年，必从规矩中来，坐享集字之成。

上溯陈隋之智永禅师，以目前资料所见，可谓集字有成之第一人。禅师退笔冢，铁门限，数十载登楼不下，孜孜研求周兴嗣所集王羲之书《千字文》，乃书八百本，分浙东诸寺，是以存王氏典刑，而为百家法祖。此集字而得其大功者也。然精熟过人，惜无奇态，如项穆《书法雅言》所云：“智永专范右军，精熟无奇，此学其正而不变者也。”⑰是乃集字而不知集字之准也。盖集字但为方法，不是目标，固守一人，专集一家，最易作茧自缚，不能自树。学者于此，尤宜慎诸！

至于襄阳学法之主人，有宋一代杰出书家米元章，传世之书作，尚可模糊辨其所集之宗主，以王献之为多，兼有王右军、颜鲁公、褚遂良等前人之踪影。亦可从其临摹作品之中，诸如右军之《王略帖》《大道帖》《褚本兰亭序》，大令之《中秋帖》《鹅群帖》《鸭头丸帖》《东山帖》，鲁公之《湖州帖》等，察其所来自远。是以米氏集字踪迹之杳然，在于其乘此集字之深功，而有所更进者，以至“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

四、襄阳学法之目标：自成家

最终，襄阳学法之目标，在“自成家”。如其所云：“既老始自成家，人见之，不知以何为祖也。”自成一家，乃襄阳学法之所极，而历代书家之所望也。以米芾之成就与影响，更显襄阳学法之简便易行。至于“不知以何为祖”，非为后人不知，是其渊源宗祖不能尽泯，终乃自立门户，别开生面，风貌丕著，迥不犹人，故其意在此不在彼也。其余不再多言，要须强调者三：著高标，富学养，行大道。著此高标，方知法之所用，意之所求，不执不迷，决绝而往；富此学养，才能陶书以情，养己之性，发于文心，成乎艺品；行此大道，乃可澄怀观物，澡雪精神，净化心灵，教化大方。《礼记·大学》曰：大学之道，止于至善。⑱是以书法教育之根本，亦在于此。其道漫漫，求索不已，为师为教者，敢不勉旃！

结语

总而言之，襄阳学法为千年以前米芾之所发越，而于千载之后，尤显其与时偕行之时代价值。它以心贮背临之法为基础，而以集字成篇之法为核心，终归于自成一家之高标。其中集字之法尤于当今大学书法临摹与创作课程之临创转化，裨益多多，诚可鉴借。教法所求，师责所在。是以襄阳学法之于当代高等书法教育教学，或有不足，终则有用，乃不失为一积极而有益之探索与尝试。

注释：

①〔明〕李东阳著，李庆立校释：《怀麓堂诗话校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②吕友仁：《周礼译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

③〔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选举志》卷四十四，中华书局，1975年，第1160页。

④〔元〕脱脱等：《宋史·选举志》卷一百五十七，中华书局，1977年，第3688页。

⑤〔北齐〕颜之推著，檀作文译注：《颜氏家训》，中华书局，2007年，第310、311页。

⑥〔明〕黄道周：《石斋书论》，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515页。

⑦〔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43页。

⑧〔宋〕米芾：《海岳名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60页。

⑨〔宋〕赵构：《翰墨志》，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366页。

⑩〔明〕赵宧光：《寒山帚谈》，见崔尔平：《明清书论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310、320、321页。

⑪〔明〕宋啬：《书法纶贯》，见卢辅圣：《中国书画全书》六，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第414页。

⑫〔唐〕李绰：《尚书故实》，见《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70页。

⑬〔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47页。

⑭〔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827页。

⑮〔清〕吴昌硕：《手稿别存·戊申秋临石鼓全文》，见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⑯于右任：《十九年一月十日夜不寐读诗集联》，见王澄、李义兴：《中国书法全集82·于右任·于右任书论选注》，荣宝斋出版社，1998年，第306页。

⑰〔明〕项穆：《书法雅言》，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525页。

⑱〔宋〕朱熹：《四书章句·大学》，中华书局，1983年，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