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与写实
——徐悲鸿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

孟雷

求真与写实
——徐悲鸿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

孟雷

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徐悲鸿是一位杰出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是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是在20世纪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在众多美术教育先驱中，当以徐悲鸿的成就最为显赫。他借鉴外国美术教育的实践经验与中国当时的具体国情相联系，提倡写实主义，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

一、徐悲鸿美术教育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近代中国国势衰微，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学大量涌入，中学衰微。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大背景下，引起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东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从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推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五四”新文化运动注重理性，提倡民主、科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新艺术，以及人道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传播。在美术领域，吸收了西方的科学精神，表现为对于西方写实主义的攫取。康有为、陈独秀、蔡元培等都提倡以西洋之写实精神来改良中国画。徐悲鸿的美术教育思想产生于这样的一个历史大背景下。

徐悲鸿（1895—1953），出生于民间画师家庭，父亲徐达章擅画肖像，而肖像画状物逼肖的要求从小影响着徐悲鸿。早期临摹吴友如表现现实生活和时事的作品，也帮助了他写实主义的形成。徐悲鸿以逼真的肖像画博得了康有为的青睐，并成为康有为的弟子，“得纵观其所藏，如书画碑版之属，殊有佳者，相与论画”。康有为“卑薄四王，推崇宋法，务精深华妙，不尚士大夫浅率平易之作”，“取欧西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等艺术主张对徐悲鸿的影响深远。

二、徐悲鸿的美学思想及美术教育思想

（一）论“天才”

徐悲鸿认为艺术之事乃工力所诣，无所谓天才。天才是人有特殊的领悟力。成就天才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考究和极丰润的灌溉培养，具备三个条件：1．须具极精锐之眼光与灵妙之手腕。2．有条理之思想。3．有不寻常之性情与勤勉。

（二）论美与艺术

徐悲鸿说：“吾所谓艺者，乃尽人力使造物无遁形；吾所谓美者，乃最敏之感觉支配、增减，创造一自然境界，凭艺传出之。”美与艺是相辅相成的。“艺可不借美而立，美必不可离艺而存。”“若夫光暗之未合，形象之乖准，笔不足以资分布，色未足以致调和，则艺尚为成，奚遑论美！不足道矣。”“艺术乃智之体现。智慧之作用尤在于能观察，能剪裁（即切取）。观察精，自能得色之和。能取景，则不特尽象之用，且无处无画，应用莫穷。”徐悲鸿认为善于观察、截取，加上有卓越的技巧，自然能够使观赏者惊心动魄，是为陶情赏心之药。

徐悲鸿认为物象的美或在其性，或在其象。象可以观察而得，性则以感觉而得，其道与德有时合而为一。美学与道德是一对孪生兄弟。美术上有理想与写实两大流派。“写实主义重象；理想派则另立意境，唯以当时境物，供其假借使用而已。但所谓假借使用物象，则其不满所志，非不能工，不求工也。故超然卓绝，若不能逼写，则识必不能及于物象之上、之外，亦托体曰写意，其愚弥可哂也。昧者不察之，故理想派滋多流弊，今日之欧洲亦然。中国自明即然，今日仍特甚，其弊竟至艺人并观察亦不精确，其手之不从心，无待言矣。故欲振中国之艺术，必须重倡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

（三）学艺的方法

徐悲鸿强调学画要以造化为师，要细致观察事物的状貌、动作、神态，务求扼要，不要琐碎。提出对镜自写等方法。写象的功夫要在幼年时期打好基础，其他自可迎刃而解。艺术家能精于素描，则已过第一种难关，往往自身即成卓越之作家。他认为建立新国画，既非改良，也非中西合璧，而是直接师法造化。

此外，徐悲鸿认为人类知识之营养以自成。知识的获得并非一种途径，绘画是通过视觉而得的知识。美术之目的与人生之目的相同，都是“止于至善”。“吾国古哲所云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者，其百世艺人之准则”。他把学画的步骤分为七步：“一曰定物位，二曰正动作，三曰察明暗，四曰求精神，五曰研结构，六曰得其和，七曰求作法。”在《画范》序中提出新七法“位置得宜、比例正确、黑白分明、动态天然、轻重和谐、性格毕现、传神阿堵”。

（四）中西融合，将写实主义引入美术教育教学

徐悲鸿最突出的美术教育思想即写实主义。徐悲鸿早在青年时代就深深地感受到当时中国美术发展的颓萎，旅日、旅法的学习经历更坚定了他以写实主义来改良中国的国画及油画的信心。他厉声疾呼：“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提出“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者融之”，后来又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些主张对中国美术教育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徐悲鸿的美术教育实践

1917年，徐悲鸿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偕夫人蒋碧薇乘船赴日本短期考察美术。使他认识到在西方思潮影响下的日本美术“渐能脱去拘守积习，而会心于造物”，促使徐悲鸿以写实改良中国画的主张，旅日归来大力提倡“惟妙惟肖”“摒弃抄袭古人之恶习”等做法。1918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聘为北大画法研究会导师。蔡元培主张采用西洋画之长，从实物写生入手倡导中国画。这与徐悲鸿提倡的写实主义志趣相投。徐悲鸿负责教授人物画和水彩画。他将在日本间接了解到的西方写实主义美术与中国人物画的训练和示范自然结合。他特别喜欢日本浪漫主义画家，该派借鉴了西方的透视学、解剖学和色彩学等来表现东方的内容。后来创作的历史题材的作品如《田横五百士》《徯我后》，就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日本画家的影响。

1919年至1927年徐悲鸿在欧洲留学的八年，更坚定了他的写实主义观念，法国的学院教育使他依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忠实于描绘客观物象的艺术教育方向，并掌握了娴熟的写实技巧。

1928年，徐悲鸿留法回国后与田汉、欧阳予倩在上海创办南国艺术院。徐悲鸿主持画科，在教学中徐悲鸿借鉴西方的美术教学方式，紧紧围绕写实主义的美术教育思想，以素描教学作为提高造型水平的基础。同年3月，徐悲鸿受聘为国立中央大学美术教授。1928年11月15日，应北平大学校长李石曾之聘，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院长。在学校教育改革中，因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而辞职。继任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徐悲鸿长期执教国立中央大学，对当时的美术教育及课程设置等方面起到很重要的影响。当时的课程设置是走中西融合的改良道路。国画教学是中西融合，西画教学则是移植西方写实主义。1943年徐悲鸿指出：“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今已渐渐稳定，此风格再延长二十年，则新艺术基础乃固。”

1929年4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普育堂召开。展览期间出版《美展》。这是首次全国美展，引起了美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批评。徐悲鸿与徐志摩围绕现代艺术风格展开了一场大论战，这就是有名的“二徐之争”。徐悲鸿在《惑》中指出塞尚、马蒂斯等人的作品是无耻之作，导致“美术之尊严弊蚀，俗竞趋时髦”等等。在遭到徐志摩文章《我也“惑”》的批评后，徐悲鸿又撰写文章《惑之不解》，表述了他的主张“形既不存，何云乎艺？”“弟惟希望我亲爱之艺人，细心体会造物，精密观察之，不必先有一什么主义，横亘胸中使为目障”。著名画家李毅士也撰写文章《我不“惑”》，称赞徐悲鸿抱持真正艺术家的态度。这实际上是一场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学院派”和以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派”之间的论战。最终是以写实主义胜出，为徐悲鸿写实主义体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通过这场尖锐而激烈的论战，不仅反映出近代艺术思潮的波澜，而且也反映了徐悲鸿主张在中西融合的道路上走写实主义路线的坚定信念。

徐悲鸿在美术界建立起以写实主义思想理论为主导的同时，也在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践行着自己的教学理念。徐悲鸿通过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确立了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1945年日本投降，教育部决定恢复北平艺专、杭州艺专建制。教育部任命徐悲鸿为北平艺专校长。1947年徐悲鸿提出“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并强调“直接师法造化”。遭到了秦仲文、李智超、陈缘督三位教授的反对，提出罢课。同年，徐悲鸿先后发表《新国画建立之步骤》和《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逐步建立起系统的写实主义美术教育思想。

徐悲鸿的教育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国美术界。1949年之后，他的教育主张和从延安鲁艺带来的革命传统相结合，并吸收苏联美术教育的经验，逐渐形成较为完备的体系，这就是现在运转的体制和方法。邵大箴先生归纳为：在注重基础训练的同时，进行文化教育；在强调写生的同时，引导学生尊重和研究传统（包括国画系通过临摹的方法，掌握传统精神和造型方法）。引导学生关注现实和深入生活则贯穿整个教育过程。教育的宗旨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美术人才，是培养既有扎实的造型基础，又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新型艺术家。

徐悲鸿对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贡献不在于拿来，而是在于他能够根据现实国情来灵活地加以运用。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培养具有创造能力的艺术家为目标。强调学生扎实的写实造型能力，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强调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多方面的修养。他看到了民族艺术的衰微，文人画的颓败，继承法国学院式的传统，传播、提倡写实主义，对于扭转当时画坛不求师法自然、闭门造车的颓败画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内忧外患，救亡图存的历史大背景下，徐悲鸿大力提倡写实主义，主张“艺术救国”，对宣传革命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教学思想体系，统领着中国的美术教育界，改变了中国画的格局和面貌，不仅为新中国现实主义美术的兴盛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孟雷，天津财经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本文系天津市文化艺术科学规划《二十世纪天津花鸟画研究》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E14002）